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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天生具有实践品格
“科学社会主义之父”恩格斯，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和发展方面具有独到的建树和杰出的贡献。他在《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中，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丰富论述，深刻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始终具有实践的品格和发展的天性。
1、学说命名凸显惟一“科学”
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早使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概念。1873年，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最先使用了“德国科学社会主义”提法。他认为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学说，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惟一的科学社会主义”。他指出：“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①。科学社会主义主要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区别，才在社会主义之前冠以“科学”。“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②
由此可见，科学社会主义自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现实性的特质和发展品格。社会主义的科学本色，在本质上体现为社会主义的实践性和发展性。这一发展性质和科学本色，已经深深地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品质和实践形式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形式。
2、研究对象突出时空“条件”
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发展规律的科学。恩格斯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发展和斗争需要，曾经多次概括过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1847年，他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共产主义原理》等著作中，明确提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③其后在《反杜林论》中，他针对各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篡改工人运动性质的企图，强调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和性质的学说。他指出：“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④1885年，他针对只图眼前利益，放弃无产阶级最终奋斗目标的机会主义思潮，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的学说。这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表述。
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性质”，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阶级性；“条件”就是“消灭阶级”，包括消灭阶级的途径和手段；“一般目的”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其中最重要的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条件。“条件”是链接“性质”和“目的”的关键点，它既反映性质，又决定目的。弄清楚了这个“条件”，就能更好地认识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性质和一般目的。因此，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条件”，是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对象中最具有实践品格、发展特性的内容。这为我们当前从当代中国和现今世界特定条件出发，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形式提供了强有力的学理依据。
3、学科界定聚焦实际“行动”
社会主义一旦成为科学之后，就要求人们把它作为科学对待。马克思、恩格斯曾经一再强调，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者关系中，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落脚点，如果没有科学社会主义，就不能显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前所未有的历史作用。正是建立在这一学科界定基础上，我们才可以说“现代的唯物主义，它和过去相比，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其理论终结的。”⑤恩格斯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直接指导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科学，是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并称其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步实际行动，远胜于一打纲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之后，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使社会主义付诸实际行动，探寻实践形式。同时，社会主义“行动”的实践形式，必须从当下现实世界和本国国情出发，适应形势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七篇序言中，立足“当代”现实，频繁使用具有“当下”属性的一系列措辞，如“最近”、“现在”、“今天”、“现今”、“目前”、“近来”、“当今”等等。他们认为《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⑥
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学科要求，聚焦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形式，有利于我们站在当今世界和中国的现实基础之上，不断完善中国“发展道路就发展模式”。
二、当代社会主义进到“一切都在于实践”的历史关头
十月革命以后，社会主义由科学理论成为现实制度，使列宁第一次得以用实践验证并科学认识社会主义。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群众性的实践经验为列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提供了广阔的领域和丰富的素材，为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创造社会主义新的实践形式，提供了新的契机。
1、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
列宁认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他强调，根据书本知识来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当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以后，我们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重点，应从革命转向建设、从一般转向特殊，深化具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发展模式的探索和认识。列宁根据新的实践最早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落后国家“开头容易，继续困难”，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开头困难，继续容易”的规律。在用“直接过渡”失败后，列宁努力探索社会主义的新形式。列宁实现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历史性转变，可以看作是苏联党和政府对社会主义实践形式和发展模式的最初尝试。
2、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
列宁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他能正视错误、承认错误，勇于修正错误，并籍纠错契机对传统社会主义进行深刻反思，冲破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大胆提出社会主义新认识，探索社会主义实践新形式。列宁经过深刻反思和实践检验之后，把过去对社会主义的误解、曲解和某些错误做法改正了，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对现实社会主义提出了“新经济政策”等许多有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和实践举措，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大大改变了列宁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因此他强调：“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⑦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是：“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⑧
列宁对社会主义整个看法根本改变和实践形式的创新发展，涉猎内容十分广泛，除了上述主要内容之外，列宁还提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的策略、提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只有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科学技术成果，并且大胆借鉴和利用西方发达国家一切文明成果，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提出实现共产主义电气化战略设想等。这表明科学社会主义是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它在本质上是开放性的体系、发展着的真理；它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自然历史过程，并且始终在社会主义实践形式中拓展思想理论的广度和深度，寻求认识上的重大突破和创新。处在伟大历史转折和深刻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立足当下，解放思想，对社会主义整个看法根本改变和实践形式创新是一种常态，社会主义实践形式的变化是绝对的，不变则是相对的。
3、一切民族走到社会主义的实践形式不完全一样
列宁曾经指出：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具体走法和实践形式必然会表现出多样性。“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⑨这是社会主义发展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机统一、多样化与特色化并行不悖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列宁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实践形式的规律性认识。
列宁在著名的《论我国革命》一文中，一方面把俄国看成是介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方落后国家中的类型，强调俄国革命要有自己的特色，另一方面针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前途作出科学预测：“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⑩虽因列宁去世过早，未及见证，但列宁的思路十分清晰：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不能只走一条道路、只有一个模式；而是必须是一个国家就走一条道路，一种国情造就一种模式。
三、我们已经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崭新道路
中国共产党建立89年来，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中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道路。特别是在新的时期，无论是作为理论形态的社会主义，还是作为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都在新的实践形式中不断创新、发展和完善。
1、对“苏联模式”的深刻反思与殷鉴
1956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随着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的到来和苏联模式弊端的暴露，促使中国共产党吸取照搬苏联模式的深刻教训，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都是这种探索的集中表现。
毛泽东在前期探索有良好开端。当时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和确定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目标，并在理论认识和实践形式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和创新。如：规划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百年战略和宏伟目标；提出了走中国式工业化道路；初步形成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理论；制定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可以分为发达社会主义和不发达社会主义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设想等等。但在后期，毛泽东试图用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方式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发生“左”的严重错误，加上少数坏人推至极端，带来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后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领导人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邓小平在纠错中善于反思，拓展了社会主义实践形式的探索空间。首先确认“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闭关锁国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是建设社会主义、搞僵化的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等，排除了对社会主义的误解、曲解，然后在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中国特色道路论取得重大突破。
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回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和探索社会主义实践形式时，敏锐发现“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11)，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实践形式中，有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在延伸。从列宁到邓小平，我们可以发现，通过纠错机制更新社会主义认识，创新社会主义实践形式，是当代社会主义看法变化和实践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
2、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背景与毛泽东时期有极大的不同。这就为邓小平和党中央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开辟改革开放道路和社会主义实践形式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必然要求我们继承“走自己道路”的优良传统；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计划经济体制弊病的暴露，促使我们另辟新路；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引导我们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严峻挑战和难得机遇，要求我们选择一条又好又快的发展道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正处在低潮之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迫切需要探索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之道。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2年党的十二大之前，经过长达4年的拨乱反正，邓小平的所有探索，实质上是力图寻求一条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又不同于苏联一类国家的，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邓小平强调，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12)。“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怎么搞社会主义，“我们确实还缺乏经验，也许现在我们才认真地探索一条比较好的道路”。(13)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搞清楚之后，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和巩固的基础上，我们必须进一步搞清楚“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形式问题。
从社会主义实践形式视角来看，我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程及其认识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们“以苏为鉴”，探索“中国的工业化道路”，这是将中国由落后农业国变成先进工业国的特殊道路和过程，工业化是指机器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发展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过程；第二阶段，在20世纪70年代，我们比较多地使用“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提法，这意味着中国在实现工业化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现代科技的现代化，要瞄准当代世界先进水平实行新的赶超，其内容和层次均高于工业化。第三阶段，党的十二大以来，我们党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4)。它标志着“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15)。
3、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恩格斯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6)“经常变化和改革”，是由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品格和发展本质所决定的，是社会主义实践形式多样化和变通性的生动体现。
在冲破苏联模式束缚，探索中国道路的改革开放实践中，邓小平早在1979年11月26日就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7)，确认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基本价值取向。邓小平把以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的社会主义改革视为“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以后，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面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重要战略目标。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作出了全面的规划。
新时期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打开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局面，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特征，标志着社会主义实践形式的重大突破和创新。
四、完善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实践方兴未艾
近年来，继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2009年中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回升远远领先于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2010年中国在上海首次举办世博会，以及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负责任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展现新的姿态等等，这一切都让世界的一双双眼睛紧盯着中国，外国学界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再掀高潮。到底有没有、提不提“中国模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胡锦涛在回应国内外“中国模式”热潮时，首次比较集中而明确地使用了“目标模式”、“制度模式”、“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等科学概念。
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实践形式的重大突破，集中表现在我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正确解决了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同时，“我们需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我们要“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18)。在社会主义实践形式视阈中，“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生动体现了社会主义实践品格，有利于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1、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已经确立
新时期我国反思照抄照搬“苏联模式”的深刻教训，决心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在走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中，我们高度重视解决事关我国改革和发展全局的“目标模式”问题。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2、中国国情决定“我们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一定的国情和文化造就一定的发展道路，本国政府和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当前，我们需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政治文明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是如此，推而广之，中国社会主义其他文明建设也必然如此。
3、世上没有普适和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在当今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处在和平、发展、合作的新时代，在多样化统一、和而不同的世界中，各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具有多样性、包容性和变通性。
4、“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和发展模式与当代社会主义实践形式创新发生矛盾时，我们既不能以现代眼光苛求于前人，也不能按传统理论否定现实；而必须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的实践经验，遵循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在探索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时候，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在继承中创新、在坚持中突破。我们要马克思主义“本本”，但不搞“本本主义”。“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
5、在新起点上“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在世界历史大视野的考量中，我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探索和创新才刚刚起步，初见成效。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形式的探索和完善，是前所未有、世所罕见的系统工程和艰巨任务。我们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社会主义实践形式多样化的趋势中，“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胡锦涛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重要思想，是对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研究热潮和基本概念的一个积极回应和正确导向。他向世人宣示：我们不否认中国正在探索自己的发展模式，但什么是“中国模式”、怎样建设“中国模式”？还要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经受检验和时间考验。同时他始终把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相提并论，旨在表明在“中国模式”概念的表述上，还有待于理论界在学术研究中进一步科学化；“中国模式”的探索和研究要与“中国道路”的创新和开拓结合，两者不可偏废、不可混淆、不可对立和割裂，要在实践形式中，加以整合研究，共同发展。这给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探索和发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留下了极大的发展空间。这既是一种实事求是、富有智慧的理性认识和科学表达，也是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的引领和导向。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形式，是一个包容性很强、开放度极高的科学范畴。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辅相成，体现了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中国道路和模式研究的当务之急，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从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两个大局出发，在宏观、中观、微观各个领域和层面上，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探索和完善。当前，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体现新时代新世纪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道路之下，我们还可以具体拓展为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具体道路，如：科学发展道路、和谐发展道路、和平崛起发展道路、改革开放强国之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新兴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精兵之路和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等等。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局面与探索完善“中国模式”的新创造，将交互发展，相辅相成，共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永无止境，社会主义实践形式的创新和完善也永无止境。同时，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形式，要求我们不仅要在全社会意义上探索和完善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而且要在不同地区探索和完善富于地域特色的具体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因为从现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来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形式上，由于特定的地理自然环境、历史文化习俗等条件不相同、各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不一样、它们在各自的地域内深化改革和推进发展的不均衡，必然带来各自具体的思路、举措、战略目标和具体步骤都会有明显的地域差异，由这些区别必然导致形成不同的地区发展模式。
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正处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一不断发展的生动实践和认识过程中。我们遵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中国特色研究范式，以积极而慎重的姿态和改革创新精神，不断完善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
③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24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73页。
⑦⑧⑩《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3、773、778页。
⑨《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4—65页。
(11)(14)(1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2—3、142页。
(12)(13)(1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250—251、231、236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43页。
(18)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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