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绿色转型视域下的生态资本效率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效率论文,资本论文,生态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资源能源、走生态化发展道路俨然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绿色大转型、绿色大变革、绿色大崛起的特殊阶段。近年来，国际社会一系列重大变化和发展趋势清楚地表明：在21世纪上半叶这一历史时期内，国际竞争逐渐从政治与军事冲突演变为资源和能源控制，国家安全日益从主权安全和领土安全上升为经济安全和生态安全，人类伦理正在经历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命中心主义”再到“生态中心主义”的时代变革，人类文明正在实现从“黄色文明”到“黑色工业文明”再到“绿色生态文明”的历史演替，世界生态文明时代正在悄然到来。尤其是2012年6月，倡导以绿色发展促进经济转型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成功召开，再次掀起了经济绿色转型研究的新高潮。本文将生态环境质量和自然资源禀赋视作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资本”，在对生态资本效率进行测度的基础上，探讨了生态资本投资对生态资本效率的影响，从而为国家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制定差别化的生态资本投资战略，促进生态资本存量与绿色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1 生态资本效率问题的提出
1.1 生态资本投资是经济绿色转型的根本动力
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里造就了经济增长的世界奇迹。然而，“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社会发展道路在中国同样未能避免，传统的以牺牲环境、破坏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已经给经济社会增添了巨大的生态环境压力。为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多次强调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绿色转型。尽管早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便首次提出“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然而直到目前，经济转型的成效仍然不能令人满意。依据广义资本禀赋结构理论，资本禀赋结构是一个经济体中物质资本、生态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存量的相对份额，而经济转型应遵循广义资本禀赋的比较优势原则。任何一个经济体的物质资本、生态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存量都是动态变化的，即其既可能因消耗而减少，也可能通过投资与积累而增加。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的存量都有了显著的增加，但生态资本却呈现出短缺的现状，其具体表现便是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当生态资本处于相对短缺的状态时，经济绿色转型的目标便是减少生态资本的消耗，同时通过生态资本投资来增加生态资本的有效供给。
1.2 生态资本的类型及其投资方式
生态资本是指直接进入人类社会经济生产系统，以生产要素形式投入经济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利用生态技术进行形态变化，通过生态产品或生态服务体现价值转换，依靠生态市场实现保值增值，与其他资本一道创造财富和价值的生态因素的总和，具体包括生态资源存量、生态环境质量和生态系统服务的整体有用性[1]。本研究所称的生态资本其实是指狭义的生态资本。根据其存在形式与投资方式的不同，生态资本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1)生态资源型资本及其投资方式。生态资源型资本是以生产资源状态而存在的一类生态资本，包括有形资源和大量无形资源，如光、热、水、土、气、能源、矿产等，每种生态资源都包括数量、质量、存量、增量及其组合变化，各种生态资源间又存在着结构、配比、丰度及其融合共生与耗用竞争关系，在特定生态环境中形成网络状的生态资源系统。生态资源型资本的投资方式主要是，采取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以及环境和社会可以承受的措施，通过洁净技术和洁净产品的生产投入，降低资源和能源的消耗。
(2)生态环境型资本及其投资方式。生态环境型资本是具备环境特征并以客观环境状态而存在的一类生态资本，包括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质、宜人的气候等，每种生态环境质量要素内部的品质、流量、变换速度与各种生态环境质量要素之间的结构与组合共同构成了生态环境质量要素系统。生态环境型资本的投资方式主要包括“三废”处理投资、污染控制设备投资、生态环境保护服务投资等。
(3)生态服务型资本及其投资方式。生态服务型资本是以生态服务流状态而存在的一类生态资本，包括栖息休闲、观光旅游、生活调节、生态体验教育、生态文化服务等，各种服务功能单独地或与其他功能一起形成服务流，这种服务流能够满足人们的高端生态消费需求，提高人们生活的愉悦程度和幸福指数。生态服务型资本的投资方式主要包括自然保护和生态建设投资，以及用于提高城市环境舒适性的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
1.3 生态资本效率提升是生态资本投资的重要目标
生态资本效率是生态资本满足人类需要的效率，是一种产出与投入的比值，可视作是由每单位生态资本所获得的物质资本服务量，即：
在“满的世界”状态中，任何物质资本的增加都意味着放弃生态资本及其服务[2]。经济系统规模的不断扩大已经逼近甚至超过了生态系统的承载力，人类就不得不考虑如何以最少的生态资本消耗获取最多的物质资本服务，并将这种思想贯穿于经济系统生产和消费的整个过程。因此，生态资本效率概念的基本前提是：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获得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必须限制在其承载力范围内。由于物质资本的获得必然要消耗生态资本，要想保证生态资本存量的非减性，便需要对生态资本进行投资。随着可供人类利用的生态资本存量日益减少，通过生态资本投资来补充生态资本存量的做法已经难以为继，生态资本效率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其实，经济绿色转型的核心就是提升生态资本效率，其最终归宿正是高生态资本效率、低生态资本耗费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
2 生态资本效率的测度
2.1 基于SBM模型的生态资本效率测度方法
SBM模型由Tone提出，作为非径向非角度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SBM模型拥有DEA的一个最大优点——它依靠投入产出的数据得到相应的技术前沿以及各决策单元(DMU)相对于参照技术的效率测度，而不需要设定生产者的最优行为目标，也不需要对生产函数的形式做特殊的假定。传统的DEA模型大都属于径向和角度的测度，不能充分考虑到投入产出的松弛问题，测度的效率值因此也是不准确或者是有偏的。SBM模型，不同于传统CCR、BCC模型，它把松弛变量直接放入目标函数中。这样，一方面解决了投入产出松弛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解决了非期望产出存在下的效率测度问题。同时，SBM模型属于DEA模型中的非径向和非角度的测度方法，从而避免了径向和角度选择差异带来的偏差和影响[3]。其数学表达式为：
目标值：
2.2 生态资本效率测度指标和数据的选择
生态资本是一种特殊的新型资本，兼具“生态”和“资本”的双重特征，在资本形态上具有新颖性，在存在方式上具有广泛性，在实物类别上具有复杂性。本文将生态资本分为生态资源型资本、生态环境型资本和生态服务型资本三种类型[4]，而生态资本效率是生态资本满足人类需要的效率，因此在选择生态资本投入产出指标时应以此为标准进行。反映生态资本投入、产出的指标很多，在选取指标时，应选取一组具有典型代表、能全面反映这一综合性目标各个方面的指标体系。通过参考其他学者的研究[5－7]和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2003－2010年各省能源消费总量(万吨标准煤)、各省供水总量(亿m[3])、各地建设用地面积(万hm[3])为生态资本效率测度的投入指标，选取各省地区生产总值(亿元)为生态资本效率测度的合意产出指标，选取各省环境信访来信数量(封)为生态资本效率测度的非合意产出指标。为了客观衡量我国各省份生态资本效率的基本情况，并兼顾数据的可得性、可比性及科学性，样本数据均来源于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国土资源年鉴》、《中国水资源公报》，经计算整理而得2003－2010年我国大陆地区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集。考虑到西藏自治区特殊政治经济地位和资源禀赋条件，及研究方法对异常数据的敏感性，本文研究没有包括西藏自治区。
2.3 生态资本效率测度的结果分析
借助DEA—Solver pro软件，运用SBM模型对面板数据集进行处理，我国2003－2010年各省份生态资本效率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我国2003－2010年生态资本效率的省际差异较为明显；除河南、广东、贵州的生态资本效率出现过较大的波折外，其余省份的生态资本效率变化趋势较为平缓；总体上看，各省份的生态资本效率变化呈上升趋势。
按照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划分对样本进行归类，其中西部地区的省级行政区有11个(未含西藏)，分别是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中部地区有8个，分别是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东部地区有11个，分别是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东部、中部、西部与全国历年的生态资本效率均值变化如图1所示。
图1 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生态资本效率变化趋势示意图
从东、中、西三大区域来看，2003－2010年间，我国生态资本效率保持着平稳的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依旧偏低(全国平均生态资本效率水平仍然在0.5以下)，且区域生态资本效率存在明显差异。与很多文献的结论一致，东部地区生态资本效率较高，且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生态资本效率较低，而中部地区省份的生态资本效率处于中间位置；三大区域生态资本效率自东向西呈现出明显的“梯度递减”趋势；较之2003年，2010年的区域间生态资本效率差异在波动中不断扩大，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差异变化有很大区别，区域间生态资本效率的“收敛”趋势并不明朗，反倒呈现出了较强的分化趋势，出现了所谓的“俱乐部收敛”现象，即部分地区生态资本效率趋向于高水平均衡，另一部分地区则趋向于低水平均衡。
3 生态资本投资对生态资本效率的影响分析
生态资本效率是衡量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指标，从一定意义上讲，经济绿色转型的本质便是逐步提高生态资本效率，而生态资本投资无疑是生态资本效率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为进一步探讨生态资本投资对生态资本效率的影响，本文在通过采用SBM模型测度出各省份2003－2010年生态资本效率的基础上，以生态资本效率值作为因变量，以生态资本投资作为自变量建立面板回归模型。因为SBM模型测度出的生态资本效率介于0和1之间，即数据被截断，如果直接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会给参数估计结果带来严重的有偏和不一致。为解决这类问题，本文采用Tobit提出的截断回归方法进行分析，同时结合面板数据特性，建立如下的Tobit回归模型：
生态资本投资面板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可见，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污染源治理投资的额度由东部到西部呈现递减态势；而自然保护区面积、当年造林面积则由东部到西部呈现递增态势。
由于本文选择了5个解释变量来指代生态资本投资，而这些变量有可能因存在多重共线性而造成模型解释误差甚或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因此，在进行Tobit回归分析之前，先用方差膨胀因子法检验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经检验解释变量的VIF值都小于1.5，变量之间共线性程度较低，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接下来使用Stata软件进行Tobit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分区域的Tobit回归结果表明，生态资本投资对生态资本效率的影响呈现出较大的区域差异。西部地区只有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对生态资本效率的影响通过了检验，且系数为正；中部地区只有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生态资本效率的影响通过了检验，系数也为正值；而在东部地区，只有自然保护区面积对生态资本效率的影响未通过检验。然而，有趣的是，在东部地区，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当年造林面积对生态资本效率的影响虽然通过了检验，但其符号却为负。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污染源治理投资属于“被动型”生态资本投资，即只有污染源越多，污染源治理投资才可能越多；而东部地区当年造林面积对生态资本效率呈现出负影响，其作用机制可能是由于近年来东部地区伴随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当年造林面积开始呈萎缩态势，因此才会在数据上表现出东部地区当年造林面积越大，生态资本效率反倒越低的结果。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生态资本是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物质基础，能否促进生态资本投资、提升生态资本效率，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绿色转型的进程。本文运用SBM模型对我国2003－2010年各省份生态资本效率进行了测度，并结合Tobit模型分区域探讨了生态资本投资对生态资本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①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资本效率高度相关，经济发达地区生态资本效率比较高；②较之2003年，2010年的区域间生态资本效率差距总体在扩大，特别是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一直没有缩小的趋势，三大区域间的差距对全国各省份生态资本效率总体差距的影响越来越大；③2003－2010年中西部地区生态资本效率的均值几乎全部处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说明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仍以生态资本消耗为代价，但中西部地区生态资本效率整体呈跨期波动上升趋势，说明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在向集约型转变；④东部地区的生态资本投资对于生态资本效率提升具有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生态资本投资的作用并不显著。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提升我国生态资本效率，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并发挥生态资本投资对生态资本效率的促进作用，本文得出三点政策启示：
第一，应高度重视生态资本效率这个衡量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指标。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某种程度上是工业化的演进和服务业的发展，这些会导致城市化的进一步提高，从而导致生态资本消耗强度的上升。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必须改变现行的以GDP为主要指标的单一的投入产出核算体系，采用能够反映生态资本损耗的生态资本效率作为辅助评价指标。
第二，不同的生态资本投资方式对于经济绿色转型的作用机制具有层次差异性。根据生态资本存在形式的不同，生态资本投资可以分为三种方式：生态资源型资本投资方式、生态环境型资本投资方式和生态服务型资本投资方式。较之生态服务型资本投资方式，生态资源型资本投资方式与生态环境型资本投资方式对于经济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但这丝毫不会减弱生态服务型资本在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层面的重要意义，其政策启示是应该认识到生态资本投资方式对于促进经济绿色转型的层次差异性，并引导和强化我国各省份树立生态资本投资的全局观。
第三，实施差异化的区域生态资本投资战略。经济绿色转型旨在使经济增长和生态资本效率之间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而且生态资本投资完全有可能成为生态资本效率提升的来源。然而，数据结果显示，生态资本投资对生态资本效率提升的作用，只是在东部地区较为显著，这就启示我们既要考虑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要综合考虑生态资本在区域间的合理配置[8]，制定差别化的生态资本投资战略，促进生态资本存量与绿色经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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