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再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5期上发表《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 论》(以下简称《评论》一文，针对王雨辰同志的相关观点进行评论以后，他又发表《 我们到底应当怎样认识和评价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2年第2 期，以下简称《怎样》。虽然此文远没有像王雨辰自称的那样，对《评论》所“涉及的 几个主要问题作系统的回答”，但却在一些方面吐露出他以前一直极力掩盖和模糊的真 正看法，这就为把关于“到底应当怎样认识和评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推进一 步提供了条件，所以，我特在这里再就他的真正看法作一些评论。
一、“必要补充”论是跪着造反的幌子
事情的起因是我在1982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对这 一思潮的界定。我在那里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时，指出“它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 后，在十月革命胜利而西方革命相继失败的背景下，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产生出来， 既反对第二国际的新康德主义，又反对共产国际的‘机械唯物主义’，在对现代资本主 义的分析和对社会主义的展望，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等问题上，提出了不同于列宁主义 的见解，在哲学上，则提出了不同于恩格斯和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所阐述的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要求重新发现马克思的原来设计，主要表现为‘左’的意识 形态。”(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23页)尽 管我在这个界定中，作出的只是一个事实判断，如实地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政治 上和哲学上“不同于列宁主义的见解”、“不同于恩格斯和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所阐述 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这一客观事实，而并没有作出价值判断去指责 和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缺点或那个弊端，可还是引起了王雨辰的强烈不满。 他在《江汉论坛》1997年第9期上发表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之我见》(以下简称 《我见》)一文中指责我在这个界定中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对立起来“缺乏根 据”；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1期上发表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若干 问题的辨析》(以下简称《当代》)一文中，他又以首先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柯尔 施的观点为例，强调“列宁的哲学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主流，西方马克思主 义则是其必要补充”，以此来否证我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和哲学上提出了 “不同于”列宁主义的见解的界定。
我因为对王雨辰把同列宁主义泾渭分明地划分开来和对立起来的柯尔施的观点说成是 对列宁主义“必要补充”的做法感到莫名其妙，实在无法理解，因此，在《评论》一文 中特地详细揭示了清楚地体现在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同列宁主义的对立以及这种对立的性质：
第一，柯尔施把列宁主义同考茨基新老正统派作为一方，同以卢卡奇和柯尔施本人为 代表的“今天的无产阶级运动中一切批判的和进步的理论趋向”作为另一方，在“一切 主要的和决定性的问题上”明确地划分开来和对立起来。这就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 同列宁主义的对立以及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异端”地位，并不是别人强加给它的 ，而是其创始人之一的柯尔施自己安置的；
第二，柯尔施宣称“列宁非常认真地要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却还是一个黑格尔派 。据此他就嘲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革命发展开始时就建立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其表现就是“列宁认为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过渡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 主义，无非是一种替换：作为黑格尔的辩证方法的基础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被一种不再 是‘唯心主义的’而是‘唯物主义的’新的哲学世界观所代替。看来他没有注意到对黑 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的这样一个‘唯物主义的颠倒’，至多只是包含着用被叫做‘物质 ’的绝对去取代被叫做‘精神’的绝对这样一种单纯术语上的变化罢了”。由于把唯物 辩证法同唯心辩证法之间的本质区别首先归结为唯物同唯心的不同，归结为以物质还是 以精神为世界本原的不同，这并不是列宁的发明，而是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第一卷 第二版的《跋》中、在1868年3月6日致库格曼信中的多次阐述，因而柯尔施的上述言论 就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的分歧，并不限于对西方革命的具体道路的不 同意见，而是关系到到底是坚持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还是转向唯心主义的哲学世界观的问 题；
第三，柯尔施指责列宁坚持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路线，就是“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 间的整个辩论拖回到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所已经超越的历史舞台上去了”， 是回到了“关于‘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绝对两极性去了”。由于把在 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两极中以哪一个为世界本原，看作是划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 义的分界线，这也不是列宁的发明，而是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中提出的著名论断，因此，柯尔施对列宁的上述责怪说明了，问题的实质在于柯尔施压 根儿就反对把物质还是精神看作世界的本原来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界线，反对 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不同来区分唯物辩证法和唯心辩证法；
第四，柯尔施认为，把思维和存在对立起来、并把思维看作是存在的反映，是一种形 而上学的二元论，只有正统的资产阶级常识的天真的形而上学观点才认为思维独立于存 在，并把真理定义为思维同外在于它并对它“镜子式的反映”的对象相符合，因此，他 指责列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就是摧毁了存在和意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相互 关系，就是用倒退的方式修正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而赞赏康德主义的二元论 ；
第五，柯尔施还指责列宁把其唯物主义哲学变成评价各门学科发现的“最高司法权威 ”，造成了“特种的意识形态专政”。
根据上述事实，我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的不同，早已发展成为在哲 学的基本原理和路线上的根本对立，因而这是两种理论思潮的不同；并质问王雨辰把“ 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这样泾渭分明的划分和相互对立，到底怎样“补充”到一 起去的，而且凭什么说这种“补充”还是“必要”的呢?批评王雨辰提出的“西方马克 思主义是列宁主义的必要补充”论，是在搞乱点鸳鸯谱的把戏。
奇怪的是，王雨辰在声称要对《评论》一文所涉及的主要问题“作出系统回答”的《 怎样》一文中，却完全撇开了这样一个主要问题，只字不提他所说的“必要补充”究竟 是什么意思、有什么根据，并以柯尔施对列宁的批评和指责为例，逐条论证“西方马克 思主义”到底是怎样成为列宁主义的“必要补充”的。相反地，王雨辰硬把我在对“西 方马克思主义”的界定中所作事实判断篡改成价值判断、乃至乱扣帽子，无中生有地责 问我“能否因为柯尔施对列宁的哲学提出了批评，就把他刻画成‘反列宁主义者’呢” ?我觉得王雨辰这是在转移视线，用一顶他自己捏造的什么“反列宁主义者”的帽子， 去转移人们对他硬把柯尔施对列宁主义的指责和批判颠倒黑白地说成是对列宁主义的“ 必要补充”的视线。
然而，沿着《怎样》一文继续看下去，我又惊奇地发现：原来王雨辰并非不知道柯尔 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的对立。不仅如此，王雨辰还说，出现这种对立的原因 在于“柯尔施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理念同列宁存在着差别”：列宁“这种模式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一种知识论模式的哲学，它注重的是如何认识整个世界的一般规 律和本质”，而“柯尔施以及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实践’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马 克思主义哲学”，“在这种解释传统中”，“自然条件的地理和宇宙的发展……并不构 成它的出发点”，“柯尔施由此批判马克思、恩格斯的后继者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 一理论特质，相反，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看作是一种脱离人类实践和历史、一般的 社会哲学或者社会学理论，并用这种哲学去论证马克思的历史和经济的科学。而柯尔施 认为这不过是多余地把他们自己哲学的落后性重新带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正是这种 哲学理念的差异，导致了柯尔施对列宁唯物主义哲学的批评”。虽然在口头上王雨辰讲 “这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正常现象”，但在实际上王雨辰却站在 柯尔施一边对列宁等马克思恩格斯的后继者“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看作是一种脱离 人类实践和历史、一般的社会哲学或者社会学理论”，“多余地把他们自己哲学的落后 性重新带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进行讨伐了，因而自然就不再要羞羞答答把“西方马 克思主义”装扮成是列宁主义的“必要补充”这一伪装了。
现在的问题是王雨辰明明知道柯尔施因为列宁把“他自己的落后性重新带入到马克思 主义理论中”而对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进行批判，他怎么还要把列宁主义同柯尔施等人 创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主流”和“必要补充”的关系呢?我原来猜想这是 由于王雨辰不了解柯尔施的观点而搞的乱点鸳鸯谱，现在看来不是这样，王雨辰的《怎 样》一文清楚地说明：他是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对立及其性质的，他在以前之所以要硬把 西方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对列宁主义的“必要补充”，完全是为了要掩盖和模糊这两者之 间对立，以便在“必要补充”的幌子下，把“西方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和列宁主义一样 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可是，这是在玩一种叫做“跪着造反”的极不体面的把戏。所谓“ 跪着造反”，指的是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边反对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可又不敢 或者没有能力公开、直率、坚决、明确地清算被他所反对和抛弃的列宁主义，还硬要混 淆是非、颠倒黑白地把“西方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列宁主义的“必要补充”，在这里， “必要补充”论实际上只是充当了王雨辰对列宁主义跪着造反的幌子而已。而现在，他 之所以干脆抛掉“必要补充”论这个伪装，则是因为他感到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把“ 西方马克思主义”说成是贯彻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真精神，而把列宁主义说成是 脱离人类实践和历史、把自己哲学的落后性重新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去，王雨辰感到 这样的时机已经成熟，这就是说，在过去，王雨辰举起“必要补充”论的幌子，说“西 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一样都是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但列宁主义是主流，而西方 马克思主义则是列宁主义的必要补充；在现在，王雨辰抛掉了“必要补充”论的幌子， 说只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列宁主义则把自己哲学的落后性重新 带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之脱离人类实践和历史。
二、实践唯物主义，还是行动唯心主义
由于在《怎样》一文中王雨辰一再声称西方马克思主义“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唯物主 义哲学的真精神，高扬了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大旗，真正做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 论与实践的科学统一”，并把马克思的哲学说成是“一种以人的‘实践’为基础的实践 本体论”。这样，问题就远远越出了单纯地弄清楚什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 点、弄清楚“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不是列宁主义的“必要补充”的范围，而直接涉 及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到底是不是一种以人的实践为基础的实践本体论?什么是马 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真精神，“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不是理解和贯彻了这种真精神 ?
到底什么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什么是这种哲学的真精神?
马克思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第2版， 第54-57页)说明，马克思在哲学领域中实现的革命变革就在于，他在世界观领域中用新 唯物主义去代替了旧唯物主义。在这个《提纲》的第一、五、九条中，马克思批评旧唯 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而不是同时也从主体方 面，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在《提纲》第一条中 ，马克思还批评了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的，因此，它只是抽象地发 展了能动的方面。在紧接着这个《提纲》之后写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继 续发挥了他的这种新唯物主义或实践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马克思一方面强调“人类的感 性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 ，另一方面，又坚持说“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保持着”( 同上书，第77页)。所以，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具有两个基本点：既强调劳动实 践具有创造财富、改造世界的巨大历史作用，把劳动实践引进世界观；又始终坚持外部 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坚持劳动实践所受自然的制约性。这两个基本点都是不可或缺的， 因为抛弃了第一个基本点，就不能同旧唯物主义划清界限；而抛弃了第二个基本点，就 不能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显然，这两种情况都是不符合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世界 观的基本精神的。但是，这丝毫也不意味着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是一种二元本体论。这 是因为，所谓二元本体论，是指把世界归结为两种互相独立而又性质不同的本原，而在 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那里，虽然劳动实践被提升到世界本原的行列，但它并没有 因此而把物质从世界本原中排除出去，也没有使劳动实践成为独立于物质之外的另一个 独立本原，因为那样的劳动实践，将只是一个幽灵、一个抽象，就它本身来说，是根本 不存在的。劳动实践之成为世界本原，是以它物化在物质上面、改变物质的存在形态为 前提的，它不仅不能创造物质，而且还必须与物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在这里， 只有新唯物主义的物质——实践一元论。
王雨辰在《怎样》一文中，说我认为实践唯物主义“实质上不过是把原有的哲学体系 的逻辑起点从‘物质’范畴变成了‘实践’范畴，以为这就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 ’”。在这里，王雨辰又在歪曲我的观点了。关于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具有以上 两个不可或缺的基本点，这是十多年来我发表的有关文章中的一贯看法，这里哪有什么 王雨辰说的把马克思原有的哲学体系的逻辑起点从“物质”范畴变成“实践”范畴的半 点影子呢?!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指出人类的感性劳动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 之后，所说“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到底是什么意思? 仍然保持着优先地位的外部自然界，又是指的什么?
所谓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不仅是指先于人类而存在的外部自然界是人类感性活动 的物质前提，而且也指在人类出现以后，虽然人类的感性活动是现存感性世界非常深刻 的基础，但是，当人类的劳动一旦对象化、物化在外部自然界上面以后，它就成了外部 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人类尔后的感性活动、对于下一代人来说，又作为预先存 在的外部自然界而出现，又作为他们的感性活动的物质前提而出现，从而对于人类的感 性活动具有着“优先地位”。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说，尽 管“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 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 同上书第91-92页)。
那么，马克思所说的这种外部自然界仍然保持着优先地位的状况，对于马克思的唯物 主义体系来说，是不是像王雨辰援引柯尔施的话所说的“虽然构成了不言而喻的科学前 提，但是，它们并不构成它的出发点”?
他们的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因为确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的思想，始终是马克 思哲学世界观的基石之一。
例如，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说：“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 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2页)；在《神 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说：“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 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第58页)；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指出：“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界本身 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中 ，还是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57页)；在《哥 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又强调“劳动所受的自然制约性”，而反对“给劳动加上一种 超自然的创造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5页)。
所以，王雨辰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说成是“一种以人的‘实践’为基础的实践本 体论”，这种认为实践包容一切、统摄一切，是事物的唯一源泉、不存在游离于实践统 摄之外的自然的观点，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谈。
事实是，马克思虽曾把活劳动说成是一种特殊的质，把工具和材料变成自己灵魂的躯 体，使之起死回生，并追加新的劳动量；马克思虽曾把劳动说成是一种赋予对象以新的 对象形式的创造形式的活动，是塑造形象之火、是酵母等等，但与此同时，马克思又着 重指出：劳动活动并不能无中生有，而必须找到材料和工具作为其客观条件，在同它们 的接触和联系中发挥作用。所以，马克思特别强调同物的要素分离的活劳动，无论“从 否定的方面来看”，还是“从肯定的方面来看”，都只是一种“主体的存在”、“纯粹 主体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52、253页)。据此，实践没有、也 不可能成为包容一切和统摄一切的世界本原，因为“既然它是使物质适应于某种目的的 活动，它就要有物质作为前提”，“使用价值总是有一个自然的基础”(《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13卷，第25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强调说：“种种商品体，是自 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如果把上衣、麻布等等包含的各种不同的有用劳动的 总和除外，总还剩有一种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质基质”，“因此，劳动不是它所生 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如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 财富之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57页)。
所以，在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体系里，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并不像柯尔施、 王雨辰所想象的那样，似乎只是一种“不构成出发点”的“科学前提”，而是必须时时 处处由此出发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抛掉了这个出发点，实践就会成为 一种无中生有的东西，这种哲学体系就谈不上是什么实践唯物主义，而只能是一种行动 唯心主义。在西方哲学史上，这种只讲人的行动的能动性，而不讲行动所受物质制约性 的哲学的典型，便是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所说的“行动的唯心主义”。杜威在《确定性 的寻求》一书中写道：“行动处于观念的核心，观念指导操作，而在操作产生的结果中 ，观念不再是抽象的、单纯的观念，而成为规定感觉对象的东西了”，所以，“真正的 知识对象便是在指导之下的行动所产生的结果”(杜威：《确定性的寻求》，1929年英 文版，第167-168，169页)。实用主义断然否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却又侈谈什么 “观念……规定感觉对象”，“知识对象是行动产生的结果”，杜威直言不讳地称之为 “行动的唯心主义”，而王雨辰却指鹿为马地硬要把它说成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 请问王雨辰：在马克思反复强调其新唯物主义哲学既强调劳动实践创造财富、改造世界 的巨大历史作用、又始终坚持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这样两个基本点的一贯论述面前， 你有什么根据把实用主义的行动唯心主义之类的货色强加于马克思，把马克思的哲学世 界观叫做什么“以人的实践为基础的实践本体论”?不，你鼓吹的这种实践本体论，绝 不是马克思主义，而只能是一种唯心主义，一种标榜行动、实践创造一切的唯心主义。
如果说马克思始终坚持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那么，怎么能够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 义同费尔巴哈等人的旧唯物主义区别开来呢?的确，从表面上看，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 和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都确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但其具体内容却是各不相同的 ：因为旧唯物主义把外部自然界看作是与人的实践不相干的、是排斥人的实践的；而马 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则认为，具有优先地位的外部自然界，在人类社会诞生以后，在越来 越大的范围内凝结着人类的物化劳动、对象化劳动，因而尽管它始终保持着优先地位， 其具体面貌却又是在人类历史过程中不断地变化着的。所以，事情完全不像王雨辰所说 的那样，似乎“高谈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就必定“依然脱离实践、脱离辩证法、 脱离人类实践的历史，站在旧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不，高扬劳动实践创造财富、改造 世界的巨大历史作用，又始终坚持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这样才能站在新唯物主义的 立场上，真正脚踏实地地观察和改造客观世界，否则的话，就只能生活在梦幻一般的世 界里，从事着像编织“皇帝的新衣”那样的活动!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中，我正是根据这样的理念来评价葛兰西针对马克 思主义哲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的严重状况，重提马克思在《提纲》中表述的新世界观，以 及他所阐述的实践哲学的。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的严重状况，是 指的1845年马克思的《提纲》这个被恩格斯称做“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 文件”，在尔后几十年的长时期中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遭到了忽略或者偏离。所谓忽 略，是说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事情说成似乎马克思只是把实践引进了认识论、历史观 ，而同世界观无关；所谓偏离，是说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对马克思在《提纲》中明白无 误的阐述作出偏离马克思主义原意的解释，其典型代表就是在一段时期里曾被称做是马 克思主义哲学正统代表的普列汉诺夫。正是针对着这种严重状况，葛兰西在《狱中札记 》中，以马克思的《提纲》为准绳展开评论说：“在实际上，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 的第一条提纲中批判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彼此片面的立场正在重复着，现在还和那 时一样，虽然处在历史的一个较为发达的时刻，在实践哲学发展的更高的水平上进行综 合还是必要的”；葛兰西还批评普列汉诺夫“滑到庸俗唯物主义里去了”，他“提出问 题的方式是实证主义方法的典型，并证明了他的思辩和编史的能力的贫瘠”(葛兰西： 《狱中札记(选)》，1971年伦敦版，第402、387页)。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葛兰 西的这段论述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他以有力的方式重申了在马克思主义几十年的发展进 程中长期遭到忽略和偏离的、马克思在《提纲》中表述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问题。
但是，与此同时，又必须看到，葛兰西并没有正确解决他所尖锐地提出的这个极其重 要的问题。这是因为，由于受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影响，葛兰西在力图按 照《提纲》精神展开的“实践哲学”的构想中包含有一系列的错误：一是葛兰西把唯物 主义混同于旧唯物主义。马克思在提纲中批判的，是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彼此片面的 立场，而不是葛兰西所说的唯物论和唯心主义彼此片面的立场；二是马克思在《提纲》 中提出的新世界观，并不像葛兰西所说的似乎是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彼此片面的 立场“综合”而成的，而是在批判地改造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并吸取其中有价值的 思想成分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新唯物主义而成的；三是葛兰西把马克思在《提纲》 中提出的新世界观说成是“实践哲学的更高水平”，也是不符合马克思的基本思想的， 因为马克思再三强调自己是唯物主义者，而葛兰西所说的实践哲学却要“超越作为过去 社会的表现的传统的唯心主义和传统的唯物主义”(同上书，第435页)；四是马克思的 新世界观不仅高扬实践，而且强调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保 持着”，而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所确立的，却是“实践一元论”，即“某种组织起来(历 史化)的‘物质’，以及与被改造过的人的本性具体地、不可分解地连接起来的人的活 动(历史—精神)中对立的同一性”，也就是使外部自然界依存于人，依存于人的实践， 使之成为实践内部对立的同一性中一方的实践一元论。以上数端，清楚地说明了葛兰西 的上述论述并没有正确解决它所提出的问题。相反地，他所提出的实践哲学，同样地偏 离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实际上对马克思的哲学作了一个和普列汉诺夫、苏联 模式方向相反的歪曲，而陷入到唯心主义中去了。
所以，王雨辰所谓“葛兰西实际上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真精神，高扬 了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大旗，真正做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与实践的科学统一” 云云，只是表明王雨辰完全不是从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高度来观察和评析葛兰西的实 践哲学，而是用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去曲解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在《怎样》一文中，王 雨辰质问我：既然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而当西方马克思主 义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实践唯物主义时，为何我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柯尔施以及西 方马克思主义者却成了“反马克思主义者”呢?对于这种逻辑，他实在难以理解。首先 需要重申的是我并没有像王雨辰所说的那样对葛兰西等人扣上什么“反马克思主义者” 的帽子，而只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歪曲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我之 所以要反复重申这一点，一是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自己从来没有像王雨辰乱说的 那样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实践唯物主义”，而只是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实践哲学” ；二是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实践哲学”对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 作了一个和苏联模式的哲学方向相反的歪曲，从另一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说“西方马 克思主义”者歪曲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其逻辑就在这里。这有什么“难以理 解”的呢?
三、“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只是为了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
我在《评论》中批评王雨辰毫无根据地把“西方马克思主义”说成就是马克思主义， 是在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王雨辰在《怎样》一文中指责我是在“随意地说这些不负责 任的话”。那么，事实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是“随意”吗?是“不负责任”吗?让我们 用事实来说话。
事情还得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界定说起：我在70-80年代开始，把“西方马克思主 义”思潮引入我国时起，就按照西方学术界的习惯用法，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 念去特指卢卡奇、柯尔施等人发轫的不同意列宁主义的那股西方理论思潮，而不是泛指 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思潮，更不包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西方国 家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为此，我在1982年出版的那本《“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特地 强调指出：“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在西方，但却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地域性概念 ，而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
王雨辰在《怎样》一文中质问我“凭什么把自己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体系自封为唯 一正确的，而责备别人“随意改变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内涵与外延”。事实的 真相并非如此：我只是按照西方学术界的习惯用法来界定和评价我所引进的这一思潮， 如果有人不同意西方学术界的这个习惯用法，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应该指西方所有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潮，那是他的自由，我无权也无意让他把思想统一到我的认识上来 。但那样，就必定要按照实际内容来重新界定这个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因为在西方 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潮中，既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西方共产党的思想 体系，又有不同意列宁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西方 马克思学”……。反之，要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它们搞在一起来个一勺烩，把它们统统 说成就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在西方学术界来说，这是没有根据地乱说一通，而在我们这 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学术界来说，这还是在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因为我们是以马克思列 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要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 位的。因此，如果说把上面所说的形形色色的思潮都说成就是马克思主义，那岂不意味 着要我们把不同意列宁主义、乃至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奉为指导思想?显然这是不能 容许的搞指导思想多元化。
我之所以要在《评论》一文中，批评王雨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是在搞指导思想多 元化，其原因不仅在于他把显然不同于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西方马克 思主义”毫无根据地说成就是马克思主义，而且还采用了一种掩人耳目的迂回手法去达 到他的目的：一方面，他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西方共产党的思想体系说 成是他所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这样，人们就无法对他把西方马克思主义说成 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提出异议，西方共产党不是跟我们一样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奉为 自己的指导思想吗?这就叫“明修栈道”。可是，在把他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说成就 是马克思主义时，王雨辰却又以卢卡奇、柯尔施等发轫、与列宁主义相对立的“西方马 克思主义”作为他所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上的主要内容。这样，他就偷梁换柱地把 卢卡奇、柯尔施等发轫、与列宁主义相对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轻而易举地说成就是 马克思主义，这叫“暗渡陈仓”。在这两者中间，前者是口头上的、是手段，所以叫做 “明修”，而后者则是他实际上做的、是目的，因为做得偷偷摸摸，所以叫“暗渡陈仓 ”。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做法?显然，只能是为了搞指导思想 的多元化。然而，正因为明修的是栈道，而暗渡的却是陈仓，把两者不分青红皂白地搅 到一起，就势必搞出种种矛盾、冲突来，弄得连王雨辰自己都无法自圆其说。谓予不信 ，请看王雨辰自己编写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王雨辰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 阶段(20世纪20年代-40年代)，主要代表是卢卡奇、葛兰西和柯尔施，其主要特征是： “由于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教条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指导思想的束缚，他们的革命理论、 革命策略、哲学理论基本上照抄照搬前苏联，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王雨辰既然以 西方共产党的思想体系作为他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那么请问：为什么不 找一些体现这种思想体系的人物来作它的主要代表，而要找和这种思想体系站在对立地 位的卢卡奇等人作为主要代表?既然把卢卡奇等人当作了它的主要代表，又为什么不把 卢卡奇等人的思想特征当作这个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主要特征，而要把“照抄照 搬前苏联，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这样的话语强加于卢卡奇等人呢?要知道卢卡奇、 葛兰西、柯尔施发轫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其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在革命策 略和哲学理论上照抄照搬前苏联，提出具有自己的与列宁主义相对立特色的理论，才遭 到共产国际的谴责和处分的，王雨辰怎么能够把这样一些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东西分 派给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一阶段的主要代表和主要特征呢?很明显，王雨辰的这一段相互 矛盾和相互冲突的描述，是因为他把明修的栈道和暗渡的陈仓乱七八糟地搅到一起而必 然产生的驴唇不对马嘴。
王雨辰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阶段(20世纪40年代-60年代)里，关注的焦点是“工人阶 级革命意识的培养、革命力量的分化组合”，“这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体现得最为明显 ”。这又是一段因为把明修的栈道和暗渡的陈仓乱七八糟地搅到一起而产生的指鹿为马 的奇文。因为大家知道，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从40年代霍克海默、阿道尔诺的《启蒙 的辩证法》，到50年代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到60年代 马尔库塞的《单面的人》、哈贝马斯的《理论和实践》、《技术和科学即意识形态》等 著名代表作中“体现的最为明显的”，并不是王雨辰所说“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培养、 革命力量的分化组合”，而是刚好相反，极力渲染工人阶级没有革命意识，渲染无产阶 级已经“融合”进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在保存和改善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方面的凌驾一 切的利益，把现代社会最发达地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以前的敌对者联合了起来 。王雨辰怎么能把和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旨趣截然相反的“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培养”等 等说成是法兰克福学派体现的最为明显的关注焦点呢?应当说这个时期西方共产党人确 实关心西方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培养，但是要请问王雨辰的是：为什么不让西方共产党 人的代表，而要让在组织上同共产党绝缘，在思想上同共产党异趣乃至唱反调的法兰克 福学派去“最为明显地体现”呢?
为了掩盖由于把明修的栈道和暗渡的陈仓乱七八糟地搅到一起而产生的种种矛盾冲突 以继续推进其搞指导思想多元化的目标，王雨辰又制造了种种借口和说法：
一曰不应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几条凝固化的原理，以此作为评价和衡量西方马克思主 义的标准。因为这是一种撇开了西方具体的历史条件、文化传统、政治实践，而把他们 的具体理论观点同我们的教科书原理作简单对比的非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它会生吞活 剥地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侧重点、理论主题、哲学理论建构上的不同 ，看成是理论思潮上的不同和对立。
王雨辰的这个说法是不对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主义，包含有基本原理和由 此构成的科学体系，以及一些个别论断。我们要坚持并作为行动指南的，是马克思主义 的基本原理和由此构成的科学体系，既然要坚持，那就当然要弄清哪些是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原理的问题，因为正是它们构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质的规定性和与其他思潮相比的质 的区别性。否则的话，又怎么能够辨别它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呢?当然， 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把它凝固化是不对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点方法、基本原理却必须加以坚持。在用马克思主义评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的时候 ，当然要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它所由以产生的历史条件、文化传统联系起来，但它们所 说明的又终究只是产生这种思潮的背景和土壤，而并不提供判定思潮性质的依据，更何 况在相同的历史条件下和文化传统中，还可以孕育出在性质上完全不同的思潮来。所以 从思潮由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中是推断不出思潮的性质的，只有从基本原理、 基本观点的评定上，才可以判断一种思潮的性质。而当着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和评 定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时，我们就会发现它同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既不是历史条件、文 化传统的不同，也不是理论侧重点、理论主题、哲学原理建构上的不同，而是无产阶级 马克思主义同左翼激进主义思潮的不同。
二曰“一源多流说”。王雨辰认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突出特点在于：出现 了各种导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的多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发 展出现了自我分化和多样化格局”，“只有从这种一源多流的发展观出发”，“才能避 免那种唯我独马、唯我独革的独断做法，具体、科学、客观地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从 而在根本上推进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王雨辰的这个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这是因为，为了判定一种思潮的性质，仅仅看它 渊源何处，那是完全不够的，更主要的还得看它的基本内容、基本观点。例如，西方国 家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在第二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前，在纲领上绝大多数都以马 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为依据，但在那以后，其中的许多政党，却从实践到纲领地逐渐由 革命党变成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搞改良的党，充当起“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来了。难 道能够因为其思想体系在历史上也曾“导源于马克思”，而不顾其实践和纲领在尔后发 生的变化和当前具有的基本内容，而把马克思主义的桂冠强加给西方社会民主党吗?
三曰不能简单地以唯物、唯心来判断西方马克思主义，否则就不能真正理解他们的理 论论题。王雨辰的这个说法同样是不正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确实揭露和批评了第二国 际的新康德主义和苏联模式的机械唯物主义等弊端，但它们却并没有因此而站到马克思 的新唯物主义立场上来，葛兰西就是一个典型。葛兰西正确地批评了普列汉诺夫的实证 主义，但由于他所提出的“实践哲学”，并没有像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那样，在从主体 方面，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的同时，又坚持外部 自然界的优先地位，而是鼓吹一种使外部自然界依存于人和人的实践，使之成为实践内 部对立的同一性中的一方的实践一元论，这就使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原来打算反对的 、在唯心主义内部吸收马克思主义的一方。在这种情况下，用唯心、唯物的角度去评断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指出和肯定其批评旧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同时，又揭示其唯 心主义性质，以及它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区别和对立，又究竟有什么简单化之处， 而不能真正理解其理论主题呢?难道强调其历史条件、文化传统与别人不同，就能够把 其基本理论的唯心主义性质变成只是一个理论形态、理论主题的问题吗?显然不能。
归结起来，王雨辰提出的这三种“必要补充”论调，都是不能掩盖其明修栈道、暗渡 陈仓，以便搞指导思想多元化的实质的。请问王雨辰：这样来评论你的理论建构，到底 有什么“随意”之处，又究竟在哪里“不负责任”?王雨辰在他文章的标题中，不是提 出“我们到底应当怎样认识和评价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吗?我想，对于任何一 个矢志于当马克思主义者的同志来说，答案只能是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出发，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进行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析，一切不顾客观实际，只凭主观 臆想地信口乱说的做法，不论是什么“必要补充”论也罢，还是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的办法，去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都是错误的，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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