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社会主义”思想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张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东荪（1886～1973），字圣心，浙江杭州人，我国现代著名的资产阶级哲学家。他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回国后历任中国公学、国立政治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教授，在长期进行哲学研究的同时，积极参与过一系列重要政治活动，尤其是五四时期、30年代上半期、40年代下半期分别宣传过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从而形成一套较为系统的社会改良理论，在当时思想舆论界产生过一定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对他这方面的研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本文拟对三个不同时期张东荪提出的“社会主义”思想做一初步述评，以为引玉之砖。
一
五四时期，张东荪在时代潮流和舆论大势影响下，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与宣传，提出了以基尔特社会主义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改造思想。
张东荪自1917年起主编上海《时事新报》，并于1918年创办该报副刊《学灯》，开始全面传播西方各种新思潮。1919年9月， 他又创办《解放与改造》半月刊，更明确地谈论社会主义。张东荪连续发表了《解放与改造宣言》、《第三种文明》、《罗塞尔的“政治理想”》、《奥斯的社会主义与庶民主义》、《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等文章，一时间成为上海公认的著名社会主义者。此时在上海的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他也往来密切，并经常在一起聚会，讨论中国社会改造问题。1920年初，共产国际代表魏经斯基来华后，亦与张东荪建立了联系。但1920年12月，张东荪抛出《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正式挑起了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社会主义论战。他发表《现在和将来》、《一个申说》等文章全面阐述自己的观点，但遭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猛烈反击。至1922年秋，他不得不暂时中断他的“社会主义研究与宣传”活动。所以，整个五四时期，张东荪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是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精神主义和“浑朴的社会主义趋向”论。张东荪认为：人类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或称三种文明，即封建时代的文明、资本主义时代的文明和社会主义时代的文明，当今的时代，第一、第二种文明均已过时，第三种文明正在勃兴，此后的世界必是依第三种文明的原则来改造。但是，面对中国现实时，张东荪又要求人们不得不承认：“大多数人仍逗留在第一种文明与第二种文明之交，不但没有第三种文明的资格，并且也没有第二种文明的陶养。”（注：张东荪《第三种文明》，《解放与改造》，1卷1号，1919年9月。）因而， 我们只能努力开展文化运动，“应该专从第三种文明去下培养工夫。要提倡互助的精神，要培植协同的性格，要养成自治的能力，要促通合群的道德。”（注：张东荪《第三种文明》，《解放与改造》，1卷1号，1919年9月。 ）也就是说，现在应该采纳社会主义的精神、原则来改造人们的思想道德，首先进行精神革命，这叫做“精神主义”。强调此种精神主义正反映了张东荪对社会主义含义的独特理解。他认为：首先，社会主义这四个字是“包括的”，既包括各种各派的社会主义，又包括着多方面的内容、多方面的问题，而非单纯的经济问题、生活问题或阶级问题；其次，社会主义乃是一个“浑朴的趋向”，乃是一种逆现社会的新文明运动，比如“现社会是寄生生活，这个趋向便倾向于共同生活，现社会是偏重资本，这个趋向便倾向于普遍劳动”。（注：张东荪《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解放与改造》1卷7号，1919年12月。）由此可见，张东荪当时所讲的社会主义，是很含糊的，缺乏确定含义的。正如当时有人所指出的，“据那篇文章看，张东荪先生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原只是一个浑朴的趋向和一个特别的境地，是毫无内容的。”（注：李汉俊《冤哉枉也》，《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8月14日。 ）至于他的精神主义倾向，则是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潮流的反映，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们都明确表示只从事思想改造，而不过问政治改造，张东荪自然深受这股潮流的影响。
第二，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只能“兴在将来”的阶段说。张东荪在社会主义论战中坚持认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多数人都还未曾过着“人的生活”（注：张东荪《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时事新报》1920年12月15日。），因此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增加富力、开发实业，而开发实业比较现实的途径只能采取资本主义的方法。因为一方面中国尚未形成有力的劳动阶级，“所有的只是原始生活的农民与人性变态的兵匪，此外工人商人都是很少的”，故“真正的政治集权共产主义如俄国劳农制度，决不能发生”（注：张东荪《现在和将来》，《改造》3卷4号，1920年12月。）；另一方面，用资本主义方法开发实业虽然从长远眼光看仍然有害，但“利在目前”，即可以收“速效”，可以“倒军阀”，可以收容“游民”（注：张东荪《现在和将来》，《改造》3卷4号，1920年12月。），使多数人过上“人的生活”。张东荪在坚持中国现在还不可能不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又标榜“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注：张东荪《一个申说》，《改造》3卷6号，1921年2月。）。 为此他郑重其事地告诫人们：“我们对于资本主义须把实际看得重些，而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须把理想看得重些；我们对于资本主义须把切近的目前看得重些，而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须把较远的未来看得重些。”（注：张东荪《一个申说》，《改造》3卷6号，1921年2月。）可见， 张东荪实际上坚持着一种先经过资本主义再转向社会主义的阶段说，把资本主义看成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梯了。这种认识显然是误解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是社会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在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当然，张东荪的这种阶段说思想也还包含着若干合理成分，其中不少见解蕴藏着独立思考意识和创新精神，留给人们许多值得深思的启迪，例如重视对国情的分析、反对“直接过渡”、不赞成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等等；甚至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也不应全盘否定，因为民主革命阶段，共产党人也在一定前提下提倡它的发展。
第三，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张东荪虽然以社会主义者自居，但他所主张和认同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基尔特社会主义。这是20世纪初出现于英国工人运动中的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思潮，亦称行会社会主义，基尔特是guild的音译，意即“行业联合”。 这种学说在五四时期作为新思潮输入中国，在某些知识分子中有一定影响，张东荪便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他认为：“现在各种社会主义都有缺点，不过，在我看来，基尔特社会主义比较上最圆满罢了。”（注：张东荪《一个申说》，《改造》3卷6号，1921年2月。）1921年9月，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开辟一个专门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专栏，公开宣称“我们怀抱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思想，竖起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旗帜”（注：张东荪《社会主义研究宣言》，《时事新报》1921年9月16日。）， 全面评介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他指出，这种学说的根本方针就是“职能的民主主义”，为贯彻这一方针，便形成了三项基本原则：（一）公共生活组织必依着职能或职业为基础，（二）基尔特必为自治的，（三）基尔特必为分权的；这些原则又是为实现两大纲领服务的，即“第一是产业自治，第二就是赁银制度的撤废”。（注：张东荪《社会主义研究宣言》，《时事新报》1921年9月16日。 ）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最高理想就是废除雇佣工资制度和实行产业民主自治。张东荪认为这是中国唯一的到“自由之路”。然而，我们都知道，基尔特社会主义并非科学的社会改造理论，本质上，它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工联主义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注：转引自《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高军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2页。）这种学说最主要的缺陷是忽视国家政权问题和主张和平改良。列宁说：“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注：《列宁全集》第25卷第357页。 ）而基尔特社会主义从来不谈改变国家政权性质，片面主张产业联合，企图从内部瓦解资本主义，这自然不过是学究式的天真幻想。
二
30年代上半期，张东荪提出了“国家社会主义”思想。早在1930年，他便在上海《时事新报》上著文宣传国家社会主义。1931年10月，张东荪与张君劢、罗隆基等在北平成立“再生社”，出版《再生》周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张东荪与张君劢共同起草的政治纲领《我们所要说的话》，全面阐述了以国家社会主义使中国“再生”或“再造”的思想主张。 1934年10月，再生社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国家社会党，继续以国家社会主义为旗帜。
按照张东荪的论述，“国家社会主义”就是“绝对的爱国主义与渐进的社会主义”之结合。所谓“绝对爱国”就是强调“民族观念是强于阶级观念”的，因此，对国家对民族的“爱”应当是绝对”的。所谓“渐进的社会主义”，就是主张渐进的社会改良，反对使用暴力手段改变现存社会制度，反对立即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注：张东荪等《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创刊号，1932年5月20日。）张东荪依据这一 套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结合当时中国的现实社会问题，具体提出了一套较完备的“再造中国”的政治纲领。
第一，在国家独立方面，提出树立“民族观念”，增强“民族自觉心”，反对“阶级观念”，反对阶级斗争。张东荪认为，要求得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只有消灭“阶级观念”，消灭阶级斗争，把“有民族自觉心的民众”组织起来。这是因为，“民族观念”是人类最强的观念，“阶级观念决不能与之对抗”，“凡民族利害一达到高度无不立刻冲破了阶级的界限”，“只有民族的纵断而能冲破阶级的横断，却未有阶级的横断而能推翻民族的结合”。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民族独立与自由只能从增强“民族观念”去求得，而不能从增强“阶级观念”去获取。（注：张东荪等《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创刊号，1932年5月20日。）张东荪的这种观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30年代上半期中国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增强民族凝聚力、实现民族团结的客观要求。但他主张在民族斗争过程中，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不能提出自己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认为进行民族斗争就应当消灭阶级观念和阶级斗争，这是十分错误的。
第二，在政治制度方面，提出必须建立一种一方面“在原则上完全合乎民主政治的精神”，另一方面“在实施上必须使党派的操纵作用不能有所凭借”的政治制度，这是一种“科学的民主政治”制度，它能够把西方民主政治的弊端“减去殆尽”，既没有一党专政，又没有多党纷争，“我们相信这样的制度不是不能创造的”，（注：张东荪等《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创刊号，1932年5月20日。 ）怎样“创造”呢？张东荪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其一，实行国民代表会议制，国民代表会议是国家权力机关，由公民选举代表组成，其职权是通过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大纲，监督政府；其二，建立各党派领袖一律参加的政府，中央政府互推委员长一人，对外代表国家，对内公布法令，其余委员分任各部会政务；其三，司法独立，法官不参加任何党派；此外，建立全国经济会议，作为国家经济计划之咨询机构；设立审计院，审核各级政府的决算，等等。张东荪设计的这种政治体制当然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的一种否定，事实上他创立国社党的动因就是“为了国民党的‘党外无党’一句话而激成”。（注：张东荪《理性与民主》，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5页。 ）但他的这种政治制度仍然不过是西方“三权分立”的一个翻版，所谓消除“党派操纵”完全是一句鬼话，不过是想让国社党也取得“党派操纵”的机会而已。
第三，在经济制度方面，主张建立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基本要点是：首先，确认公有财产，同时确认私有财产；其次，全国经济不论公有私有，都必须在国家制定计划之下，由国家和私人分担并贯彻执行之；再次，国家以公道与平和的方法吸收、转移私人生产或余值，以为扩充民族经济之资本，同时使私有财产趋于平衡普遍，消除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最后，谋求民族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平等地位，并促进世界经济问题之解决。张东荪认为，这种国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在于：“共产主义以阶级为立场”，而国家社会主义“以民族为分野”；前者“把政治与经济冶于一炉”，“牺牲了”“国内的一部分原气”，后者则没有这个缺陷；“共产主义还有两点是我们要反对的，第一是一切生产工具收归国有以后，势必都变为官营，第二是一切生产工具属社会以后则私产制度必是废除了”。（注：张东荪等《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创刊号，1932年5月20日。）在经济制度方面， 张东荪所主张的实际上仍是一种混合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的性质，归根到底，取决于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以及社会基本生产关系的性质。
三
40年代下半期，张东荪是国内鼓吹“中间路线”的代表人物和主要理论家。1946年他在天津演讲《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将“中间路线”的主张正式公诸于世；随后又相继发表了《追求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我亦追论宪政兼及文化的诊断》、《敬答樊弘先生》、《关于中国出路的看法——再答樊弘先生》等论文，进一步论证中国应当走一条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道路的政治主张。1948年，张东荪著成《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试图说明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本是一物”，更为系统地阐发了他的民主社会主义观点。
张东荪认为，每种文化都有其基本的观念群或概念网，限定和规范着该种文化的特质。“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同是西方文化上的产物”（注：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1页。 ），其根本就在于自由、平等两个基本概念以及与之有关或派生的诸如理性、公正、人权、容忍、个人等观念，民主主义的概念基型是这些概念，而社会主义的概念基型也是这些概念。“所以二者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东西”（注：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26页。）。张东荪回顾了人类思想发展史，认为18世纪最大的思想贡献就是产生了旨在铲除社会不平等的种种学说。这些学说分成了两个方面：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前者意在消除政权导致的不平等，即独裁或专制；后者则意图铲除剥削所致的经济不平等。实际上，反对政治独裁与反对经济剥削本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但可悲的是，这两个方面却发展成相互分离以至于彼此对垒的运动，其原因在于理论家们偏重一隅、各执一词。结果民主主义在高扬个人自由时却摒弃了经济平等，而社会主义在追求其经济平等理想时却将民主扔到一边。历史事实已经表明：没有民主主义就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没有社会主义也不会有货真价实的民主主义。实际上，不应当将民主主义看成一个先于社会主义的阶段，也不应把社会主义视为和民主主义相异的东西。
张东荪之所以从理论上反复论证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同一个东西、抱着同一目的、向着同一方向运动，就是为了企图给政治纷争的中国指出一条新的出路，即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相调和，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张东荪说：“须知这是唯一的路，除此以外，并无第二条道路。这真是康庄大道，我愿全国人士彻底了解非走这条路不可之意。”（注：张东荪《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再生》周刊第118 期，1946年6月22日。）实际上， 他所说的这条路也就是抗战以来广大中间势力竭力追求的“中间道路”。它反映在内政上，就是要求建立介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国家，政治上民主主义，经济上社会主义。按张东荪的话说，“在政治方面比较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从消极方面来说，即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我们要自由而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斗争。不要放任故不要资本家垄断，不要斗争故不要阶级斗争。”（注：张东荪《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再生》周刊第118期，1946年6月22日。）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张东荪主张“要把他们中偏右者稍稍拉到左转；偏左者稍稍拉到右转，在这样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下，使中国得到一个和谐与团结，并由团结得到统一”。（注：张东荪《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再生》周刊第118期，1946年6月22日。）在外交及确立中国的世界地位方面，张东荪认为我们最理想的方针是：“以整个儿的中国作为美苏的桥梁。在东亚方面把美苏的冲突调和下来，借以谋世界的安定。”（注：张东荪《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观察》2卷6期，1947年4月5日。）总之，张东荪不但建立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而且提出了十分具体周全的走这条道路的方针政策。他的见解在当时主张走“中间道路”的人士中很具代表性。张东荪堪称40年代“中间道路”的重要代言人和理论家。
张东荪关于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关系的见解应该说包含着若干合理因素。因为社会主义正是继承了民主主义的有价值成果，并加以发展而来，这两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确实存在着某些基本的、一般性的共同特质。但是，张东荪忽视了二者的本质区别，没有看到二者不同的阶级性，没有认识到二者属于人类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社会理想。至于对当时中国发展出路的设计，张东荪实质上仍然不过是主张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加若干社会政策而已。这条路已被实践证明在中国行不通，但在当时国共严重对峙、国民党蒋介石企图继续将中国带入独裁黑暗深渊之际，此种争取民主的主张仍有反对一党专政的意义。张东荪关于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观点，对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应该说具有一定启迪作用。此外，值得肯定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张东荪重新调整了自己的政治思想，放弃和修改了部分原来的政治主张，逐步倾向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他认识到“知识分子不足为社会的中坚”，提出中国今后的前途只有一个，即“新型民主”。（注：张东荪《一个提供大家参考的建国方案》，《正报》1948年10月18日。）此时，他所说的“新型民主”实际上与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是基本一致的。
四
张东荪的“社会主义”思想，无论是基尔特社会主义、还是国家社会主义、或是民主社会主义，本质上都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学说，而只是一些地地道道的社会改良思潮。从五四时期到40年代下半期，张东荪思想的这种基本性质始终没有改变，只是他的改良理论越来越系统，越来越更为成熟。总的说来，他在三个不同历史时期所宣传的“社会主义”思想具有以下三个共同特征：
第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暴力革命学说。张东荪一向主张“温情主义”，反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五四时期，他提出社会改造要“全体谐和”，认为俄国式的“劳农专制”在中国决不可能发生，如果硬要进行阶级斗争和劳农专制的宣传，只会在已有的许多内乱中再添一个内乱而已。30年代，张东荪更深入地研究了阶级问题，认为只有民族观念才是人类最强的观念，批评科学社会主义最大的缺陷就是“以阶级为立场”，牺牲了“国内的一部分原气”。40年代，他明确主张要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合作而不要斗争”，“不要斗争故不要阶级斗争”。至于暴力革命，张东荪从根本上是反对的，他表示：“改良生活虽有种种的方法，总以平和的渐进的为佳。”（注：张东荪《现在和将来》，《改造》3卷4号，1920年12月。）但他又多次表示对暴力革命的反对并不是绝对的，似乎如果绝对必需的话，他也能容忍革命。由于以上的分歧，使张东荪的“社会主义”思想基本处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虽然他本人多次表示自己所宣传的学说并不是专门针对马克思主义的，但实际上其反马克思主义性质十分明显，所以，马克思主义一直没有放松对张东荪的这些改良思潮的批判。
第二，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诠解社会主义。张东荪虽然常常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但实际上赎卖的基本上始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货色。张东荪是一位虔诚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一贯奉民主主义为人类的最高成就，或者说最理想的文化。五四时期他选择基尔特社会主义，正是因为认定这种学说以“职能的民主主义”为根本方针，是“民主主义思想的穷极”；（注：张东荪《社会主义研究宣言》，《时事新报》1921年9月16日。）30年代提倡国家社会主义时， 他设计了一套“科学的民主政治制度”；40年代他更充分地从理论上来论证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同一回事”，并明确提出“政治上民主主义、经济上社会主义”的路线。张东荪认定，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形式，而且是政治制度健康优良与否的标准。他正是拿这个标准来检验种种社会主义学说，认为俄国式的社会主义不符合民主原则，应剔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内容。所以说，张东荪仅仅借助了社会主义的某些名词以及与民主主义共同的某些最一般的特征，而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部阶级性、科学性和战斗性都被阉割得干干净净。在他那里，社会主义只剩下一些含混的没有丝毫火气的任何阶级都无须加以反对的文化思想、道德原则与社会政策了。
第三，由于以上两个特征，所以张东荪的“社会主义”思想在民主革命阶段具有两重性。一方面，这种假社会主义反对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政党、暴力革命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革命的敌人；而且它所指引的所谓不偏不倚、不左不右的“中间道路”并不存在，那种调和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想法完全是虚妄的。但另一方面，张东荪始终打出社会主义的招牌，这对于扩大社会主义影响、尤其是五四时期对于扩大社会主义初期传播的声势有一定积极作用；而他对民主主义的宣传与颂扬更具有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的进步意义，在民主革命阶段，民主是一面进步的旗帜，中国共产党也常常运用它来团结进步力量，打击反动势力；此外，更难能可贵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张东荪已经在修正自己的观点，努力向新民主主义思想靠拢。
收稿日期：1998—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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