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朝鲜拥核的风险决策心理论文

论朝鲜拥核的风险决策心理

李敦球 薛美芳

摘 要 朝鲜半岛的安全结构复杂,并且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联动性特征。(1) 韩献栋. 朝鲜半岛的安全结构[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 当半岛缺乏一个多边安全机制来有效约束该地区国家间行为时,半岛上的各行为体间将始终处于一种势均力敌状态。朝鲜“拥核”决策是美朝不对称威慑情势下“以核止核”的最高形式,加之近年来,处于大国夹缝中朝鲜的战略空间不断遭到挤压,由此产生国家存在危机感也在情理之中(2) 常浩,王毅. 朝鲜拥核战略选择的重新评估及第五次核试验的影响[J]. 战略决策研究,2016(6):84. 。就如何解除制裁与实现无核化之间激烈的博弈一直是困扰美朝谈判的难题,也是阻碍美朝关系改善与发展的直接原因。三次“文金会”的召开也平行推动了两次“金特会”的如期而至。目前美朝尚且处在一种缩小美韩联合军演与暂停核导试验的克制状态。通过对过去历史研究可发现:朝鲜越是深处国际制裁或军事威胁的损失局面下,就越倾向寻求“风险决策”,通过强化“拥核”路径来摆脱美国的威慑和施压。本文将试图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出发,探析朝鲜领导人在研究和制定拥核决策时产生的心理成因、过程和结果,并探讨解决朝核问题的可行性思路。

关键词 恐惧 自我预言 国家安全 风险决策

一、引 言

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认为,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唯一的理性假设就是:它们的首要目标是为了生存,求生存本身是一个绝对无害的目标。(3)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 大国政治的悲剧[M].王义桅,唐小松,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5. 朝鲜长期作为历史上东北亚的一个弱小国家,自古深处大国环伺下的亚太地缘竞争的漩涡中,后冷战时代金正恩的“拥核”战略难道真的是一种非理性行为吗?关于朝鲜真实的拥核目的,目前在国内学术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一类学者认为朝鲜拥核更多是出于主动意愿,通过核武研发强化其国际地位,以此换取经济援助,因此这是一种典型的“核讹诈”行为,他们是对朝持强硬立场的代表,甚至要求中国实行断油来迫使朝鲜完成弃核;另一类学者认为朝鲜拥核是一种对自身安全关切的被动反应,拥核仅是为实现朝美关系正常化和维护国家安全目标的一种手段,而非终极目标。他们坚持朝核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核”,而在于“安全”,即为朝鲜“提供安全保障”,最终“建立安全机制”。(4) 白洁. 朝鲜半岛观察笔记[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274. 笔者认为还存在第三种可能,朝鲜利用“核手段”可成为东北亚独立的一极,来避免自身沦为大国博弈下的牺牲品。历史上,朝鲜曾是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中国与日本、美国与苏联、中国与美国等多股强势力的争夺对象。可以说拥核决策就是其本身安全脆弱性所表现出的另一极端。而这一切皆源于政治心理学中有关对被灭亡的“恐惧感”。

总体而言,朝鲜拥核是其对自身安全处境担忧的产物。国家安全心理的核心是恐惧(5) 何伟鹏. 恐惧:国家安全的心理分析[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2):25. ,精神分析学家齐尔伯格(G. Zilboorg)在《对死亡的恐惧》中指出,“恐惧作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最经常的是被无知,说到底是被死亡所激发的”,表面从政治学角度诠释朝鲜的“核现象”是因“安全”的缘故,倘若从政治心理学视角出发,朝鲜不情愿“弃核”,则是因为“恐惧”。

一、关于朝鲜“拥核”意识的心理剖析

(一)朝鲜恐惧心理的形成原因

“自助是什么”,自助是指当自身受到外界侵犯,而没有其他求助对象,被迫通过自身拯救自身而获得生还的无奈选择,也就是霍布斯笔下的“天助自助之人”的现状。在大国政治的丛林法则中,不少历史上的小国是在大国庇护下实现生存的,如冷战时期的北约和华约集团下的成员。从政治均势理论所观察到的朝鲜“拥核”动机,始于后冷战时期,因原苏联势力瓦解所导致的半岛结构的不对称性。那么从心理学角度看,朝鲜歇斯底里的“恐惧”寒冰又从何时堆砌的呢?学者萨缪尔·金认为,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平壤的核战略很大程度上成形于它对美国核存在威胁的感知,预示着朝鲜寻求一种自力更生的核威慑力量。(6) Samuel S Kim. US-China Competition over Nuclear North Korea[J]. Insight Turkey, 2017, 19(3):121-137. 1956年2月28日, 朝鲜与苏联签署了《关于联合组建核研究所协定》,这是有关朝鲜试图进行核技术开发的最早记录。(7) 詹欣. 美国与朝鲜问题的历史分析[J].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27. 换句话说,这也就是美朝在半岛所形成不对称威慑的缘起。

“恐惧是什么”,奥地利精神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把恐惧称为焦虑,认为“恐惧作为一种焦虑来自自我对威胁的反应”。(8) 杨鑫辉. 心理学探新论丛1999[C].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54-256. 其形成的主客观条件是先天遗传因素与后天学习经验的两部分之和。从国家恐惧心理的定义可知,国家恐惧可分为天然性恐惧和经验性恐惧。(9) 何伟鹏. 恐惧:国家安全的心理分析[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2):26. 根据行为主义理论,可将国家的“恐惧来源”分为两种途径:条件反应和后天习得。根据俄国心理学家巴甫洛夫·伊凡·彼得罗维奇(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Павлов)的条件反射理论,又可将国家“天然性恐惧”诠释为:刺激——条件反射——重复刺激——强化反应——形成恒定的恐惧状态。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对朝鲜内心所造成的刺激成了朝直接拥核的“应激防御反应”。也就是说,新情景、人或物会引起情感反应,因为它们与以前曾与产生恐惧或喜悦的刺激有联系。(10) [美]威廉·F·斯通. 政治心理学[M].胡杰,译.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73. 而当美韩联合军演的频率不断增加时,朝鲜“条件反射”下的拥核意识也就会固化,进而形成一种深层次的“恐惧感”和“危机感”。由于历史上的朝鲜因国力虚弱曾三次遭受(日本)海洋国家的蚕食和掠夺,最后一次还引发了近代的中日甲午战争。像这种带有“殖民创伤”的国家在未来面临相似外界刺激时,就会变得敏感,并对潜在危险源产生“识别”,进一步唤醒对安全的“本能反应”。

第二种途径源自国家经验性恐惧,即通过对国际类似个案的间接学习所获得的经验。在这种学习过程中,学习者无须直接做出反应,也不必亲自体验,只需通过观察他人接受强化而进行学习。(11) 王颜芳. 班图拉的认知观述评[M]. 心理学探新,1991:7. 可以说,这种后天习得的方式比先天遗传的本能反应对本体的认知影响更为强烈。朝鲜拥核意识是从伊拉克、利比亚与叙利亚的反面教材中不断被强化的,尤其是奥马尔·穆阿迈尔·卡扎菲(Obama Mouammer al Gaddafi)在弃核后西方未兑现当初承诺而表现出的懊悔的先例。经济制裁是促使利比亚决定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的重要因素,(12) 吴晶晶. 朝鲜核问题经纬[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129. 但当利比亚领导人2003年12月在英美斡旋下同意废除核武和生化武器仅8年后,2011年3月美国总统小布什与北约就以内乱为借口对利比亚直接进行军事干预。事后朝鲜和伊朗均表示:“我们不会效仿利比亚的做法,因为利比亚放弃了核计划,却没有得到任何补偿。”(13) 卡扎菲:我们弃核未获补偿[N]. 天府早报,2007-3-04(12). 美国对无核后利比亚的颠覆性行动间接增强了朝鲜先军政治中的“拥核”决心。2018年5月8日,特朗普单方面撕毁《伊核协定》(Iran Nuclear Treaty)不仅让朝鲜倍感口头承诺和书面协议的脆弱无力,也将在未来难以消除对有关美国“战略诱骗”的担忧。美国换届选举所带来的对朝政策的易变也客观造成了美朝难以突破的信任困境。这也是金正恩为何在2019年2月27-28日越南河内峰会上无法就美国追加的选项做出妥协的重要原因。美国著名的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mings)曾写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诚然未必是一个好地方,但它是一个可以被理解的地方,是一个从日本长达半个世纪的帝国主义统治、从接下来另外半个世纪与霸权国家美国以及远比自己强大的韩国相对抗过程中产生的反殖民反帝国主义国家,它的身上带着所有可想而知的疾病以及对一切侵犯主权之行为的极端敏感。”(14) [美]布鲁斯·卡明斯. 视差:美国与东亚的关系[M].李茂增,译. 北京:三联书店,2016:207. 而这恰恰验证了那一点,朝鲜先天性的殖民经历与后天性的间接学习等因素综合决定了朝鲜对自身安全担忧、恐惧和防范的决策心理。

确知自己是充气娃娃,在一个下午的酒后。幸福并且持久的床笫之欢让秦川呼呼睡去,戴菲儿却怎么也睡不着。似乎一个天大的秘密等待她去发现,她听到心脏“嘭嘭”跳动的声音。起身去书房,她愣住了——一向紧锁的保险柜竟然毫无设防地向她敞开。那是独属于秦川的保险柜,秦川告诉她,那里面都是非常重要的合同和文件。她坐在椅子上,喝掉一杯浓茶,又返回卧室,对秦川说,你该锁好你的保险柜。秦川翻身,嘟囔一句什么,又沉沉睡去。于是她重新来到书房,蹲下身子。她发现一个足以令她崩溃的秘密。

(二)霍布斯状态下的自助与恐惧

图1是根据试验台风室布置绘制的物理模型。风室的长度为5400 mm、宽度为800 mm,风室进口段长度730 mm、宽度400 mm、高度480 mm。本模拟所选锅炉主风室共有30个炉排调风门,取一半锅炉风室模型,因此本模拟的锅炉模型共有15个炉排调风门,分成5组。

霍布斯认为只有当对手同样面临“死亡威胁”(death threat)胁迫时才有可能被迫停止对权力的贪欲,那么,朝鲜的逻辑也是假定当自身核能力对美国本土造成威慑影响时,便就达成了胁美谈判的目的,这是为恢复朝美关系正常化和解除国际制裁反其道而行之的理性结果。鉴于朝鲜长期深陷国际复杂环境中并长期受到外来武力的压迫,在生存受到威胁的恐惧下谋求实现“自我保存”就成为最终选择,这并非源自人类对自然权力的贪欲,而是为了“止损”。根据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正是这种恐惧,而不是自我保存的理性原则,才是全部正义和随之而来的全部道德根源。(16) [美]列奥·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M].申彤,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21. 根据自然主义的论证,这条自我保存原则也为“首要的善”,那么,在自然状态里,任何一个行动,只要个人良知认为是为自我保存所必须,原则上就是可以允许的,从这个角度就可以判断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初衷或者诱因究竟是恐惧还是讹诈了?在区分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时,“在自然状态,何谓正义,何谓非正义,不根据行动来评价,而根据行动者的意图和良知来评价。迫于必然性的行动,出于和平努力的行动,为了保存我们自己而采取的行动,都是正义的行动。”(17) [美]列奥·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M].申彤,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29. 从国际法角度来看,朝鲜开发核武器显然违反了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不符合半岛和平稳定的要求。但从个别行为体生存的哲学角度来看,若朝鲜的意图是出于促美和谈或防御侵略而非进攻性目的,从霍布斯的人性层次来说,这个国家又似乎具备了行动的理由。

其次,情绪(41) 情绪主要包括肯定性情绪、中性情绪和否定性情绪。伊森(Isen,1993)认为,肯定性情感与情绪有助于改善问题的解决、谈判和政策的制定。肯定性情绪看起来可以发展人们的能力,而否定性情绪会降低人们感知其他群体中的变化的能力。愤怒是否定性情绪的显著代表,愤怒所产生的一个愿望是,恢复控制,消除障碍,如有必要,攻击伤害之源. 也会导致非本意结果的产生,特别是其中的愤怒,这是一种常常在政治行为中出现的情绪。(42) [美]马莎·L·科塔姆,贝思·迪茨-尤勒等. 政治心理学[M]. 胡勇,陈刚,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51. 当朝鲜领导人深处美国否定性情绪时,“拥核”自然就成为必然结果。因此需要美国改变对朝政策的负面“情绪”,因为美朝高度紧张的态势足以将彼此定位为“敌人”,并采取高压遏制手段。

二、朝鲜损失厌恶与风险决策的关系

(一)厌恶损失与决策风险的关联度

在前景理论与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中,卡尼曼和特沃斯曼研究发现:损失厌恶与风险寻求会随着损失的变化而变化。国际关系情景理论认为:当人们处于有利的条件(确定收益),为了保护现存利益和避免损失,其决策行为将更加谨慎(规避风险)。但当人们处于不利条件(确定损失),他们可能会选择风险行为,规避或恶化他们的损失。(19) Rose McDermott. Prospect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Gains and Loses from the First Decade[J]. Political Psychology, 2004, 25(2):294. 如表1所示。

表 1风险态度及概率

资料来源: 肖斌:《制衡威胁——大国联盟战略的决策行为》,世界图书出版社2012年6月版,第36页。

一般决策可分为风险决策(risk decision)与非风险决策(non-risk decision)两种,在损失与风险这对关系中。因变量风险决策的概率大小会随着自变量损失代价的变化而变化。而且,认知心理学的方法认为人们相对于一个特定评估潜在的结果,他们的动机更多的是避免损失,而不是确保收益。(20) James W Davis Jr. Threats and Promises: The Pursuit of International Influence[M]. Maryland: The Johns Hops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本报讯 日前,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国家土壤环境监测网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监测工作方案(试行)》(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指出,开展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监测,健全全国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监测体系,提升监测预警能力和水平,是强化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监管的有效手段,是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具体举措,对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人类早期社会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安全”成为际社会的“稀缺资源”。具备进攻能力的人类彼此由于对各自意图的不确定,寻求“权力最大化”成为实现“绝对安全”的唯一路径。美国政治学家约翰·赫兹(John H. Herz)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与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bert Butterfield)提出的“霍布斯式恐惧困境”(Hobbesian fear)均源于这一哲学假设——霍布斯哲学下的无政府状态。由于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长期缺失,实现“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成为朝鲜最大诉求。虽然美国认为半岛上的延伸威慑战略(extended deterrence)是出于阻止朝鲜再次破坏现状的防御考虑,但区分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的是其拥有者所受到的刺激,而不是武器本身的基本性质。(15) [美]马莎·L·科塔姆,贝思·迪茨-尤勒等. 政治心理学[M].胡勇,陈刚,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430.

长期以来朝鲜在西方的政治封锁下一直处于“损失状态”,联合国框架下的制裁决议造成朝鲜内部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多重困境。就朝韩民族内部而言,自1975年朴正熙时代韩国国民生产总值(GDP)超过朝鲜后,两国的经济鸿沟便开始不断拉大。据美国中情局(CIA)发布的调查报告《世界概况》数据显示,2016年韩国与朝鲜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相差47倍,预期寿命相差12年。(21) 美中情局报告:2016年韩朝经济总量相差47倍[EB/OL].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7-03/10340997.html, 2019-03-15. 随着保守势力李明博和朴槿惠政府的上台,先后对朝展开“无核、开放、3000”和“信任外交”,试图以“吸收统一”来消除朝鲜的“威胁”。就外在因素美国而论,奥巴马时期的美韩联合军演的频繁威慑,让朝鲜深陷美韩“先发制人”(pre-emptive strike)的恐惧中,所以在此背景下,朝鲜更多呈现出一种寻求风险的姿态。因此,朝鲜拥核表现正是前景理论中有关主体长期处在损失状态下所做出的风险偏好,这完全符合前景理论中的逻辑假设。

(1)阶段一。将外车车辆封闭,保证双向4车道处于通行状态,如图4所示,两侧加宽施工过程需要和桥段上钩预制工作同时进行。

随着2018年1月1日金正恩新年贺词的发表与2月9日至25日韩国“平昌冬奥会”之后朝韩关系迅速转暖,2018年的朝鲜半岛形势不但没有坐实所谓“高危震荡”的“神预测”,反而成为朝韩和解与走向和平的转折之年。随之而来的三次“文金会”(Kim-Moon summit)与6月12日的首次“金特会”(Kim-Trump summit)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朝鲜在半岛的外交困局,打开了美韩朝三方的对话窗口,从这点上看美朝对话本身对金正恩来说就是一种政治收益,朝鲜更多地表现为受益状态下的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为了维持这种良性状态,朝方在2018年做出了如下努力,据朝中社4月21日报道,20日召开的朝鲜劳动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从2018年4月21日起朝鲜将中止核试验与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试验。(22) 朝鲜宣布4月21日起中止核导试验[EB/OL].http://www.bjnews.com.cn/world/2018/04/22/484109.html, 2019-03-01. 5月24日,朝鲜在中美俄英韩五国记者的见证下,废弃了位于东北部的丰溪里核试验场。(23) 朝鲜废弃丰溪里核试验场,现场爆破画面曝光[EB/OL].https://news.sina.cn/gj/2018-05-25/detail-ihaysviy4391985.d.html?pos=3&vt=4,2019-03-12. 同时在美朝新加坡峰会(Singapore Summit)后,7月27日,朝鲜就落实朝美领导人签署的联合声明,移交了55具朝鲜战争时期的阵亡美军遗骸。(24) 朝鲜向美移交55具美军遗骸,特朗普推特感谢金正恩[EB/OL].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8-07/12592391.html?agt=16361, 2019-03-11. 其后在9月19日朝韩达成的《平壤共同宣言》(Pyongyang Joint Declaration)里表示,就无核化问题,朝鲜有意在有关国家专家的见证下,永久拆除东仓里引擎试验场和导弹发射基地。(25) 中国驻俄大使,朝鲜在无核化方面已做出重要行动[EB/OL].http://news.haiwainet.cn/n/2018/1226/c3541083-31468480.html,2019-03-10. 上述措施都表明朝鲜为维持现有“政治收益”与“经济止损”做出了暂时的“核冻结”,并试图在改善美朝关系中选择规避风险(risk aversion)。

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罗伯特·博尔顿(John Robert Bolton)一直以来是对朝鹰派代表,并持“完全的、可验证的、不可逆的”(CVID)去核思路。就在第二次金特会后,特朗普的首席谈判代表史蒂夫·拜根(SteveBiegun)也表示,华盛顿不会同意平壤方面倾向的分阶段无核化方案。面对美国的表态,次日文在寅的安全顾问文正仁在首尔的论坛发表看法,“若美国继续保持制裁和最大力度施压,并坚持唯一目标的方式,他们在谈判中取得突破的可能性就很低。”(26) 韩国:美国谈判立场无助于推动朝鲜无核化[EB/OL].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1849#adchannelID=5000,2019-03-16. 可见美韩两国政府的要员就有关朝鲜成功去核路径亦有各自看法。2019年2月27-28日,第二次金特会因美国在最后签署宣言之际未经协商临时额外加码导致了会谈预期成果的流产,在这场谈判中, 正如行为经济学家证明的那样,决策者更愿意为了避免失去已得到的东西去承担成本与风险,而不是为了获得尚未拥有的东西。(27)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How Unwanted Wars Begin[J].ForeignAffairs, 2018,(97):103-117. 朝鲜相对于未获得的“补偿萨拉比”下的“确保收益”,更关注美国制裁松绑现实下的“避免损失”。

(二)历任美国政府对朝外交与朝核决策风险回顾

表 2美国对朝方针与朝鲜拥核风险决策关系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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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政府执行的是一种对朝“胡萝卜+大棒”政策,当美方选择“经济援助”换“核冻结”有偿办法处理危机时,朝鲜自然就处于一种常态收益,为了保证既得利益,非风险决策下的合作模式成为金日成的首选。因此,美朝关系在克林顿任期得到了一时缓和。布什受保守主义的影响,采取的是一种“对抗遏制”的政策。(28) 王晓波. 布什政府的朝鲜政策——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视角[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06. 换届后共和党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 Bush)的对朝政策与前任形成了巨大反差,他不仅将前总统卡特与朝达成的核框架遗产无限期搁置,还利用联合国框架制裁将朝核问题国际化。无疑,小布什的“单边主义”(Unilateralism)做法和惩罚性措施将朝鲜处境由原来的“收益”倒回到“损失”,并进一步刺激朝方的铤而走险。平壤对华盛顿的认知转变为:美国从未建设在《朝美核框架协议》(The DPRK-US nuclear framework)中承诺的清水反应堆,签署协定后从未与朝鲜认真展开经济接触,从未致力于在外交上承认朝鲜,并且从未以任何方式减少瞄准朝鲜的大量武器。(29) John Feffer. The Asia Times[N]. Apr 15,2013. 因此当小布什2003年先后将朝鲜列入“邪恶轴心”名单和“先发制人”核打击目标时,同年朝鲜就第二次正式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NPT),并于2006年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小布什的遏制战略(Containment Strategy)反向推动金正日采取“不合作”下的“以牙还牙”。看似是一种报复——“风险决策”下的“恐怖平衡”,这实质上是一种战争抑制机制,在这一机制下,任何一方都不具备摧毁另一方的绝对优势。(30) 常浩,王毅. 朝鲜拥核战略选择的重新评估及第五次核试验的影响[J]. 战略决策研究,2016(6):85.

战略忍耐(Strategic Patience)是奥巴马上台后对朝政策的核心,实践过程中主要表现为重施压、轻接触的特征。朝鲜在奥巴马(2008—2016年)的8年执政过程中先后进行4次核试验,足以证明其对朝政策的失败性。对朝谈判的“高门槛”和严厉制裁法案的推行,倒逼它在拥核路上渐行渐远。2016年2月18日,奥巴马签署了旨在针对朝鲜2016年1月6日第四次核试验(氢弹试验)的制裁法案,同年9月9日朝以第五次核试宣示不满。可以说遏制行为让深处严重“损失状态”下的朝鲜采取“对抗模式”。“因为美日韩同盟(原文如此,应为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间不外乎提升的联动效应将使朝鲜面临更大的心理压力和威慑困境。”(31) 王晓波. 布什政府的朝鲜政策——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视角[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71. 而现在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采取“接触”与“施压”同步并进的双轨模式,本质上可被视为典型的两头下注。(32) 李敦球. 第二次金特会:症结与出路[N]. 中国青年报,2019-1-23(04). 金正恩的亲笔信外交与特朗普的不拘一格可为2018年“交易的艺术”下的最大亮点。2018年6月12日第一次金特会召开,为美朝对话打开了机会窗口,其中双方就归还美军遗骸、开启美朝新型国际关系、实现和平机制的转换、安全承诺等四项原则发表了《6.12联合声明》(6·12 protocol)。从大方向看目前双方领导人暂时处于收益状态下“损失厌恶”的风险回避心态。例如据《纽约时报》2018年11月13日报道,卫星图像显示,朝鲜虽然拆除了一个导弹发射基地,但实际上它仍在16个隐秘基地持续开发弹道导弹。(33) 《纽约时报》:朝仍持续开发弹道导弹美早就知道16个隐秘基地[EB/OL].http://www.zaobao.com/special/report/politic/korea/story20181113-907057, 2019-03-14. 当地时间11月13日特朗普在推特作出回应称,关于朝鲜正在开发导弹基地的消息是不准确的。报道中提及的基地我们都知晓,没有任何新的建筑,没有任何不寻常的事情发生。(34) 朝鲜仍在秘密建设导弹基地?特朗普:假新闻![EB/OL].https://www.chinanews.com/gj/2018/11-14/8676297.shtml,20, 2019-03-14. 还有当2019年2月27-28日的越南峰会(Vietnam Summit)上美朝就“去核”和“解除制裁”未达成预期的《河内宣言》(Hanoi declaration),特朗普仍然对金正恩表现出“极大的耐心”——“金正恩委员长昨晚向我承诺,无论如何,他不打算再进行火箭试射……我相信他”。对于特朗普个人而言,维持现有的美朝关系有利于巩固其既得的外交成果。但随着美国建制派及对朝政策保守势力的回归,如何应对这一局面是特朗普面临的一个不小的挑战。

要想让双方避免“风险决策”就需将双方“持久收益”的对话保持下去,而双方的“收益状态”能否维持下去又主要取决于“深水区”谈判的推进,这一方面或许需要文在寅在中间做一些斡旋工作,另一方面还要看特朗普所面临的国内政治环境是否允许。目前最重要的是维持美朝之间的对话窗口,也需中俄朝韩四国的协作,并创造机会,来落实建立美朝联络处,将美朝关系向前推进。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美国政府换届的不确定性,美朝有可能会回到原状或步入螺旋式逆流。

三、朝鲜拥核的心理决策过程

(一)认知——激励——行为

本文试图以运用政治心理学的理论去剖析金正恩在美朝博弈过程中的拥核心态,从微观层次去感知每个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政治中所面临的潜在“危险源”,和“非本意结果”的产生可能。就美朝而言,无核化“交易”更像是一场心理政治博弈游戏,笔者认为美国在消除朝鲜“恐惧感”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长期以来美国对朝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即“认知相符现象”(cognitive consistence)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主要表现为习惯性吸收符合自己的认知片段,对新信息的觉察则处于闭屏状态,长此以往还会形成某种执念,并以消极方式期待对手以类似的态度进行回应。即“不了解”—“不理解”—“不信任”。这种认知偏差经过强化后还会形成某种执念。敌对的国家同样会把自己看作受到了侵略,并且会形成一种敌人意象[或者铜像(mirror image)]。(36) [美]马莎·L·科塔姆,贝思·迪茨-尤勒,等. 政治心理学[M]. 胡勇,陈刚,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55. 这也是一种可怕的自我预言实现,有时情绪能逐渐侵蚀理性。(37) Jonahan Mercer. Human Nature and the First Image Emo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2006:288-303.

情绪与理智是一对对立互补的关系,朝鲜“核”意识从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注意到的“非理性的理性”(38) Thomas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 理解来看,是情绪化恰到好处而产生的理性结果。当2017年11月29日朝鲜发射的洲际导弹“火星-15”足以对美国本土造成一定程度的威慑时,在触及美国安全警戒线不久,2018年4月21日朝鲜又做出及时的战略调整。但这并不意味着朝鲜将失去核现状的威慑力。一般分析家认为朝鲜的“核战略”是非理性的,即一种情感因素的存在。但在某种情况下,理性与情感是交织转化的,不是独立的个体,如果情绪能够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还是可适用于理性结果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情感与情绪明显地影响信息处理、决策制定和某些行为倾向。(39) [美]马莎·L·科塔姆,贝思·迪茨-尤勒等. 政治心理学[M]. 胡勇,陈刚,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51. 保罗·斯奈德(Paul Sniderman)指出,情绪在决策中具有核心作用。(40) [美]乔纳森·墨瑟. 人性与第一意象:国际政治中的情绪[J]. 尹继武,陈高华,译. 世界政治与经济,2006(12):50. 有时领导人受消极情绪的引导而将自己催眠在一场即将发生的战争中。2017年特朗普与金正恩上演的口水战交锋正是如此,在金正恩被特朗普形容为“火箭男”,特朗普被金正恩描绘成“疯老头”的相互诋毁过程中,无疑,这种情感上不自觉地夸大对方的负面形象做法增加了半岛的“火药味”,双方的“火与怒”足以将对手置于一场并未发生的意象中。所以“情绪”可以推动某种势头的前进,加速紧张或促进缓和,尤其双方在外交场合面临矛盾时,更需要抑制否定性情感,以免上升到行为层面。当面对有利条件,则需要增加“情感”润滑剂来创造缓和氛围。

(二)领导人风险决策中的情感与理性

当朝鲜在“去核”启动阶段美国就浮现出一种消极态度,这样朝鲜就会在初始出现“泄气”或失去动力。如果美国对待朝鲜的付出能从消极质疑转向积极奖励时,那么双方便会呈现出反应——接受奖励——再反应——再奖励的良性互动过程。然而事实证明当朝鲜在弃核行动上做出初步反应时,不但没有得到预想到的有偿回报,换来的却是怀疑和制裁。例如,1993年2月9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在完成了16处核设施勘察后,还要求追加两处未申报的核设施,朝鲜对此予以拒绝。总的来说,核设施拆除后获得对等的经济赔偿是一种等价交换,而非“核讹诈”。正是由于美朝缺乏一个相对公平的去核路线图,才导致了朝鲜风险决策的继续。目前朝鲜已将50具美军遗骸归还给美国、炸毁了丰溪里核试验场和洲际导弹发射场的3个实际性的让步,而美国对等的补偿仅停留在口头上,双边呈现出“走三步等一步”的不对等性。

学者菲利普·波比特也认为朝鲜拥核“出于朝鲜有着受美国进攻的不可控的恐惧”,并“利用核威慑以同归于尽的方式来巩固地位,任何美国的军事打击都可能会招致它大规模的报复。”以这种逻辑,他认为美国既无法与拥核的朝鲜实现共存,同时也面临“用引诱不可能让朝鲜完全弃核”的局面。(18) Bobbitt Philip. A Way Forward on the North Korea Crisis[N]. New York Times, 2017-10-2. 未来美朝在半岛地区将持续处于一种攻防的“战略悖论”状态。他的建议是由于中朝在地缘政治上是血脉相依的关系,将朝鲜纳入中国的核保护伞并为其提供安全保证,是朝鲜可能弃核的现实路径。只有这样朝鲜才能消除深陷西方霍布斯心理状态的“不安全感”。

在路桥工程施工过程中,水泥结构设计对混凝土强度要求比较低,一般情况下使用低强度的混凝土,此外还应结合环境因素对混凝土结构实施全面的设计,能够有效避免对外部产生影响,而且在较大程度上可提升混凝土设计质量。在对混凝土结构进行设计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避免裂缝的产生,这就需要施工企业在施工过程中不断创新和优化施工工艺,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乃至提高工程质量。

近年来,晚霜、倒春寒、冰雹等自然灾害都会导致樱桃减产甚至绝收。其中,倒春寒导致樱桃花期授粉受精不良,每年樱桃损失约20%的产量;雹灾在果实膨大接近成熟期时危害樱桃果实,可导致15%~85%的樱桃受损;成熟期遇阴雨天气,可导致近20%的樱桃果实采前落果和裂果。虽然全区一直在增强对基地建设的支持力度,但绝大多数果园投入侧重于保证樱桃苗木的定植成活,少有果园在机耕道、生产便道、小水窖及其他必要农机的配套上实现相对完善,严重影响樱桃果实采收后的运输,增加了果品种植和采收成本,降低了种植户的经济效益,削弱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小布什后期降低对朝谈判门槛的根本原因不外乎是他在伊拉克政策上的挫败感所致,在此节点上美国出现的对朝“软化”正是金正日所期待的。倘若小布什在伊拉克战场上收益颇多,那么对朝强硬态度还会一如既往。朝鲜领导人注重通过捕捉外界环境作用于美国心理的细微变化,经常等待时机去撬动谈判,虽身负制裁代价却还是不失余力地创造谈判空间。现任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的面临内外交困局面,改善美朝关系就成为平衡内外压力的一种诉求,当然很大部分也得益于文在寅在朝美之间的斡旋。朝鲜能十分理性地根据外在形势的变化去调整对外战略,善于利用外力改善内部政治环境。朝鲜半岛犹如一块伸向日本海(韩国叫东海)的跳板,是大陆势力和海洋势力的交汇点。(43) 李敦球. 战后朝韩关系与东北亚格局[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1. 长期以来,由于受独特的地缘环境的影响,外交灵活性正是朝鲜所谙熟的半岛智慧。

四、结 论

由于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的安全斗争为“一方之所得为另一方之所失”,这也是国家各行为体将“政治安全”放在首位的重要原因。但对于大国而言,他们与小国之间的竞争并非局限于“生死角逐”,而是为了实现全球战略某一分支下的“利益最大化”。在一组“不对等”的国家关系组合中,小国让步空间和回旋余地较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当大国夸大小国的“威胁”时,进而可能造成决策“认知偏差”下的“非本意结果”,它是主观认知偏见与客观复杂的世界政治系统相互作用下的产物。美国国际政治心理学家罗伯斯·杰维斯(Robert Jervis)认为美朝关系处于一个新的、更危险的阶段:高风险的核僵局”。(35)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How Unwanted Wars Begin[J].Foreign Affairs, 2018,(97):103-117. 美国惯常利用威慑手段让朝鲜在弃核与生存面前做出抉择,并认为在严厉制裁下朝鲜一定能够屈服。其实则不然,但当威慑失败后变成一种威逼时,在这种强制性压力下反而会强化金正恩的反抗意识,并使其更加认识到朝鲜只有开发核武器才具备威慑力,才能维护国家的安全。

通过对比历届美国政府对朝政策与朝鲜核导试验关系就可发现:当朝鲜处在收益状态下就会变得损失厌恶,倾向于非风险决策;当朝鲜处于损失状态时就会表现出寻求刺激,偏好于风险决策。

从政治心理学视角来分析国家间的安全防御机制问题,未来朝鲜半岛形势需要美朝双方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整和改进:

第一,缩短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和频率,尽可能地弱化导致朝鲜“防御应激反应”的“刺激源”,减少冲突的摩擦点;

第二,通过损失自变量与风险因变量的关系来看,只有当朝鲜处在“收益状态下”才可能出现损失厌恶、减小风险的行为。 部分解除制裁不妨是一种激励式手段,有利于强化朝鲜“弃核”信心,美国向前一步即可推动朝鲜使其沿着“奖励——去核——再奖励——再去核——反复奖励——直到无核”循回渐进的过程;

1.2 基线调查、随访与质量控制 基线调查由经过统一培训的医务人员完成,内容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生活方式、既往史、工作环境等信息。研究对象按要求进行每年2 次相关检查,借此对研究对象进行随访,了解肝癌的发病情况等信息。对随访过程中的新发肝癌病例,由调查人员收集其病史资料,包括病理诊断、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CT)和磁共振成像等检查结果以及其他临床诊断资料,以核实肝癌诊断;对死亡者除搜集病历外,调查人员还通过家属对其进行死因调查,并前往公安部门进一步核实死因;同时,利用新余市医疗保险系统收集可能遗漏的新发肝癌病例。

第三,弃核行动与经济补偿先后问题。当朝鲜由原先严重的“损失”转化成一种“收益”时,那么它为了确保既得利益,其行动会越倾向于规避风险,“风险决策”也就逐步失去诱惑力,由此可知补偿措施一定是发生在弃核之先或同步进行,不回应对朝鲜而言是一种损失;

第四,识别对方的意图。如果对手挑战现状的动机在于防止损失,那么我们就必须选择保证的措施,这样可以让对手放心,从而不会去冒险;(44) 尹继武,刘训练. 政治心理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252.

第五,由于政治决策者也会受“认知相符现象”的诱导,美国应该而且必须改变冷战思维下的对朝“固化认知”,通过观察朝鲜的现实举动,做出对应的回馈,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良性互动。

总之,未来美朝之间如何把握好对方底线使双方“斗而不破”,还需美朝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和娴熟的外交技巧,使朝鲜半岛在“维持现状”的升降起伏中随浪而动,防止沉入海底,并使朝鲜半岛这艘冷战遗留之船逐步驶向和平的彼岸。不仅如此,未来如何就防止美朝关系“开倒车”或维持目前艰难但又是基本良性的状态也是中俄韩等方面共同努力的目标和面临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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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敦球,曲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薛美芳,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通讯作者 及地址:李敦球,山东省曲阜市静轩西路57号;邮编:273165;E-mail:jin816816@163.com.

(责任编辑: 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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