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陈云《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的思考——兼谈改革开放之初党对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提纲论文,之初论文,改革开放论文,经济体制改革论文,党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新中国诞生以来，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建立符合国情、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的探索。陈云的《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便是这一艰辛探索进程中闪亮的一页。《提纲》曾对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发生过重要影响，至今已30年。对一篇饱含思想内容、曾对人们思想和实践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献来说，重温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对于我们总结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经验仍有重要意义。
一、《提纲》是陈云长期领导经济工作，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认识和对经济体制改革反复思索的结晶
新中国成立初年，在通货膨胀治理和城乡交流的恢复中，陈云意识到了市场的重要性，形成了一系列运用生产、财政、金融、物资等综合手段管控和发展市场的政策思想、措施及经验，但并没有从理论上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有所论述。这一时期国家是从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向有序状态的发展，无论是政策思想，还是采取的措施，都偏重于加强国家对市场的统一管理。
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一五”计划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在经济基础薄弱，又要应付外来列强封锁的局面下，人民政府为了承担起经济建设的重任，必须整合有限的物质资源，在陈云的提议下，党和政府决策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与此同时，陈云受中央委托，领导了对非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两方面政策的落实，使中国迅速结束了过渡时期，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并确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弊端在形成过程中就显露出来，主要是管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死，生产与市场脱节，不能满足人民生活各方面需要等。陈云对这些弊端早有察觉。1953年以后，他逐步提出保留少量自由市场、采取适当方式引入市场机制、长期保留个体经营等政策主张；特别是1956年他明确提出要走自己的路，反思苏联财经管理方法。在思索中，陈云的一系列政策思想日益成熟，向所有制构成、经济运行机制、市场结构三个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的问题集中，直至在八大发言中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①的经济体制模式思想(以下简称“主补论”)，并得到八大决议的肯定。陈锦华评价说，陈云的“主补论”：“体现了毛泽东‘以苏为鉴’的精神，是走适合中国情况的道路、少走弯路的重要政策。”②
20世纪60年代初，陈云在领导国民经济调整中，经调查研究明确向中央提出，应适当保留农民自留地，母猪私养有益于生猪繁育；并当面向毛泽东建议，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以恢复农业产量。根据市场供需，他采取稳定粮食价格、国家予以财政补贴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的政策刺激农业生产。这是“主补论”思想在政策上的反映，实践中未能很好落实。
1979年3月8日，陈云在酝酿还未向中央正式提出国民经济调整的情况下，撰写了《提纲》。这份文献一方面是陈云以往经济工作经验教训的积累和反思；另一方面与他“文化大革命”下放江西，阅读大量马列著作，“特别是列宁在1917年2月革命后一直到逝世前写的《列宁全集》各卷”③的读书生活有密切关系。这段读书生活开阔了陈云的视野，对《提纲》观点的产生有着直接影响。
《提纲》④开篇即谈有计划按比例是“计划工作的规则”，“这一思想来之于马克思。”“《资本论》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是无政府状态的，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与生产关系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最后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由此，“马克思就设想过社会主义经济将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一九一七年后苏联的经济计划和一九四九年后中国的经济计划，都是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办事的。”“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做是完全对的”。然而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理论不应凝固不变。苏联和中国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加以发展，这就导致现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而“问题的关键是，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是有意识地认识到这两种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还没有弄清这两种经济在不同部门应占的不同比例。”
认识上的偏差导致社会经济出现两个后果：计划太死，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计划数字，缺少必要的市场调节，结果计划与市场脱节，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另一后果是忽视价值规律，没有利润概念，是“‘大少爷’办经济，不是企业家办经济。”认识的偏差在管理上造成两种不好的现象：该严的不严，基本建设战线太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该宽的不宽，计划权力太集中，地方财力真正机动的太少。
在上述反思基础上陈云提出两个结论：
第一，“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这两部分的关系是：“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是有益的补充。”这一思想观点与他“主补论”中计划与市场关系的“为主为补”的思想一脉相承，而且有所延续和发展，在改革起步初曾引起人们广泛关注。
1995年6月13日，江泽民同志在陈云诞辰90周年纪念座谈会讲话中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率先批评过去计划工作中存在的弊端，指出计划工作制度中的主要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这些观点，当时对推动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行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⑤2005年6月13日，胡锦涛同志在陈云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讲话中也评价说：陈云这个认识“对我们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曾经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⑥
第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比例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这一思想极有见地，已超出陈云原有“主补论”框架，包含着把计划与市场都看作有益于经济发展手段的思想因素；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这一结论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
总之，《提纲》是陈云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总结苏联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基础上，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弊端反思而凝成的思想结晶，比起只承认计划排斥市场的传统观点是重大的理论进步。
其实，社会主义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经济运行方式，解决资源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效率问题，从20世纪20—30年代，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后，东西方经济学界就开始了争论。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一方，否定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方式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以兰格为代表的另一方，对社会主义经济持赞同态度。兰格在波兰任国务委员副主席长期领导经济建设，并从事经济科学研究工作。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中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弊端暴露后，他同陈云一样对这些弊端进行了分析，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制度方面提出：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仍由中央计划部门决定，但存在真正的消费品市场；人民对某种商品需求量的变化将影响商品的价格，成为计划部门扩大或减少生产的指示器。捷克著名经济学家及经济部部长锡克论证了社会主义实行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捷克著名经济学家考斯塔，从1965年就参加了捷克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制订工作，在反复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调研中，他于70年代明确提出，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并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计划—市场模式”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上述观点都是80年代后经其著作翻译传入中国的。陈云的“主补论”和《提纲》中的“主辅论”都没有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但对计划与市场结合，将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认识似不谋而合。这一方面说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处理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中处于重要地位具有共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并不落伍。在引入市场机制问题上，苏联直到80年代后期政府才意识到，这与中国和东欧相比明显滞后。
二、以《提纲》主要观点为基础确定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经济体制改革方针，是党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认识和实践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开始反思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自己的路。在《论十大关系》中他指出，苏联体制的主要弊病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不利于发挥地方政府、生产单位和劳动者个人积极性；“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⑦。对于忽视价值规律、忽视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所带来的问题，在中央领导层特别是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脑中有所认识；但当时从中央整体来说包括党的一些高级干部，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中国生产力发展状况的不适应性的主要思索点，集中于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八大后，陈云受中央委托从1957年1月起，逐步主持酝酿、研究、起草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三个决定草案，并于1958年开始实行。这次改革的实质是中央与地方分权。虽然八大决议也肯定了陈云的“主补论”，但对如何引入市场机制以增强经济运行活力并没下力研究。
从新中国成立至1955年，在中国经济学论坛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市场和计划相对立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观点。⑧50年代后期，毛泽东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进行了认真研究，提出价值规律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⑨1956-1964年，不少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如孙冶方、薛暮桥和顾准也都提出价值规律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仍发挥作用的客观经济规律的观点。⑩但这些思想在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方面没有体现。
为什么从50年代中期起，中央到理论精英都认识到价值规律的作用，但在经济工作中又始终没有改进呢？除客观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外，与当时全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有关。有计划按比例被视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而市场则被视为对立物。所以，新时期之前，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尽管进行过五次改革，但总是在中央与地方行政管理权限的划分上兜圈子，在引入市场机制、采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方面没有实质性进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正是因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反思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有了重大进展，才使改革开放政策得以落实。经济体制改革在起步的探索中主要围绕三对关系的处理进行：一是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二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三是行政办法与经济办法的关系。这三对关系的处理决定了中国改革模式的选择。
从1977年12月全国计划会议到1978年12月这段时间，中央领导层考虑比较多的是第一、三两个问题。1977年12月，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讲话中，集中论述了工业体制、物资体制、财政体制等具体经济部门管理体制改革问题。1978年6月，谷牧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访问欧洲五国情况时，提出改进经济管理体制是目前党和国家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核心是如何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9月，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虽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相结合”的问题，但着重讲的是在经济管理体制中发挥企业积极性，给企业以必要的独立地位，要善于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等问题。12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中，也强调“要给各省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11)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12)
从1979年开始，无论是中央还是理论界思索点明显往计划与市场关系上转，起头的便是陈云。《提纲》产生于1979年3月8日，但有资料分析说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陈云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并和相关负责经济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探讨。(13)当时《提纲》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都未公开，不能说是对理论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但思想已渗透外界是确定无疑的。(14)
自1979年春，理论界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研讨明显升温。突出的表现是4月包括薛暮桥、孙冶方等资深经济理论专家共300多人齐集江苏无锡，举行了“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大型理论研讨会，在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扩大市场调节作用，按价值规律办事，是这次研讨会的主调。
中央的观点更加明确。1979年4月5日，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5)，是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中，应遵循的原则之一。李先念在此不过是将陈云《提纲》中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关系“是基本的主要的”和“从属的次要”的关系的提法，转换成“为主”与“辅助作用”的提法。李先念的讲话是受中央和国务院委托，这表明陈云《提纲》中提出的计划与市场相互关系的思想，已转化为中央经济工作的方针。
此后，如何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落实这一方针，成为中央关注和思索的一个重点问题。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6月下旬组织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调研，经过近半年的研究，12月形成《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以下简称《总体设想》)的调研报告。对经济体制怎么改曾有过三种设想：一是以中央各部为主集中管理，适当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限。二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以省、市、自治区为主进行管理。三是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打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界限，组织专业公司和联合公司，主要采取经济手段来管经济，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扩大企业自主权。显然，前两种设想与以往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思路大相径庭。体改小组在调研中，对上述三种设想的利弊反复比较，确定了第三种设想，这是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对经济体制根本性的改革，受益大但难度和风险也大；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调节为主，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是改革方向之一。
1980年9月14—22日，在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总体设想》经讨论正式确定。这进一步表明，由陈云1979年3月《提纲》提出的，在李先念4月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转化成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改革方针，经过一年多中央及经济理论界的讨论和调研，已被党内高层干部认可。
在理论界热烈讨论计划与市场问题的1979年，邓小平显示出了他对这一问题认识的更深邃的政治目光。11月26日，他在会见美国客人时，创造性地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联系起来，明确表示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6)
尽管邓小平1979年对计划与市场的谈话作了十分透彻、明确的阐述，但囿于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和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发展的程度，并没有在党内广泛宣传。这与中国改革的历史特点有关。中国市场化改革是渐进式的。从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研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确立，经历了一系列中间阶段，大体说，第一步是引入市场机制，第二步是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第三步才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这一渐进发展的历史过程的推进，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共同决策，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从1979年4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1984年9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是经济体制改革起步时期。在这一阶段，陈云《提纲》的主要思想观点对经济体制改革政策产生了较大影响。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了“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7)11月30日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论述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一目标模式的内在机理与运作框架。(18)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以下简称“主辅论”)，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这标志着以《提纲》主要思想观点为基础的“主辅论”被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起步阶段的目标确立下来。
依照“主辅论”，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两年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引入市场机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主要表现在：(1)取消了工业消费品和棉布棉花票证。1982年9月16日，国务院发出批转国家物价局等部门《关于逐步放开小商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的报告》的通知，有计划逐步放开小商品价格，促进小商品生产和流通，以满足市场需要。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批准国家物价局《关于降低化学纤维织品价格和提高棉织品价格的报告》，开始有计划调整不合理的商品价格。(2)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1983年4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这项规定对于促进国营企业建立与健全经济责任制，进一步把经济搞活，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利益，对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起了重要作用。(3)加大使国有企业成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力度。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进一步扩大企业在生产经营计划、产品销售、产品价格、资金使用、人事劳动等10个方面的权力。(4)扩展和规范城乡贸易市场。1983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规定，对重要农副产品实行统购派购，但品种不宜过多；农民完成统购派购任务的产品(包括粮食、不包括棉花)和非统购派购产品允许多渠道经营。此后，国家只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农产品粮、棉、油、重要畜产品和水产品等，在收购调拨时，按数量、品种、质量规定指令性指标，超过收购计划部分，全部放开，由市场调节。2月，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城乡集市贸易管理办法》和批转了国家体改委、商业部《关于改革农村商业流通体制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规范了城乡贸易管理。这些政策的落实使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被突破，市场经济的因素得到大大的发展。
总之，“主辅论”打开了传统计划经济观念的一个缺口，迈出了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第一步，是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确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对此党的十四大报告有明确论述，理论界也有很高的评价。
到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已历经30年。历史的发展丰富和推进了人们的认识。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对“主辅论”在改革起步中所处地位有三种认识：(1)仍把其视为党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个认识阶段。(2)避其不谈，突出十二届三中全会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命题。(3)视其为“三个不承认市场经济，但又试图发挥市场机制和市场调节的作用的提法”之一。(19)这种认识状况与对“主辅论”的理论特性和改革起步历史特点的认识有关。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是从恢复和落实八大路线开始的。对此当时中央就有明确的认定。1981年11月30日，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说：“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关系，是改革中的一个关键问题。陈云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就说过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陈云同志这个意见对当前的改革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20)1982年11月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六五”计划时，有人认为：“陈云一九五六年在八大讲话是一篇非常重要的讲话。”“我们现在搞的这套东西，没有超出一九五六年陈云讲的”。(21)经过30年改革开放历史的发展，有的学者也认为：十二大提出的“主辅论”与“文化大革命”期间“左”的路线发展到顶峰的状况相比较，这些提法无疑是巨大进步。“但这些规定都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1956年9月召开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的有关提法。”(22)由此思索，把全新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划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就不足为奇了，对该次会议形成的经济体制改革决议，无论邓小平还是陈云都有很高评价。(23)
那么是不是就可因此而轻看“主辅论”在改革起步时的作用？我认为，对“主辅论”价值的认识要有一个长时段视角和联系的观点，要放在两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探索的历史过程中去看。历史发展过程的阶段之间不是断裂的，而是相互联系和渗透的。陈云是第一、二两代领导集体的成员，“主辅论”是陈云八大“主补论”的延续和发展，经过全党反复酝酿而确定；承上启下，认识起始于八大，实践落实于20世纪80年代初；体现了八大精神，又蕴涵新的思想因素，反映了第一、二两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的连续性。
“主辅论”虽然打破了长期以来将计划与市场对立的传统认识，但仍强调计划经济的基础作用，认为市场机制仅仅具有从属的补充作用，从根本上没有摆脱八大陈云“主补论”框架。这一理论特点与当时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有关。1978-1982年，我国引入市场机制的改革刚刚起步，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城市改革只是初步的、试验性的。计划经济的比重仍占绝对优势，重要商品和生产资料仍然主要采取计划分配方式，市场调节只是在消费产品中发挥作用。另外，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处于经济调整时期，为了顺利完成调整任务，对宏观经济的管理侧重于强调行政指令和计划手段是顺理成章的。随后，落实十二大提出的两步走战略，头十年要打基础，加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在国力有限的情况下，需要加强国家计划以保证国家建设重点的完成，侧重强调计划的基础作用也是客观的需要。
三、《提纲》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及党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
继《提纲》之后，陈云关于计划与市场的思想并未凝固，而是沿着他《提纲》中提出的两个结论继续深化，直至突破“主辅论”框架。主要思想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针对改革起步后出现的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强调要加强国家干预
改革开始后，人们重视了市场调节，却出现了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针对这个问题，陈云多次强调，在农业生产的计划方面、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的投资方面、基本建设项目方案的确定和重点的选择方面、市场主要商品价格的确定方面，都要有国家一定程度的干预；而且特别强调“从全局看，在几大平衡中，最基本的，是财政平衡。要扭转当前混乱的经济局面，首先要靠财政平衡、特别是中央财政平衡。”“搞活经济是对的，但权力太分散就乱了，搞活也难。”“在经济活动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24)“国家建设必须全国一盘棋，按计划办事。”“计划是宏观控制的主要依据。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25)
2.要尊重价值规律，根据经济发展的情况，循序渐进地推进价格市场化改革
针对计划经济体制下遗留的许多产品的价格与价值的严重背离，及同市场供求关系严重脱节的现象，陈云认为，在经济还没有发展到一定水平时，社会主义国家部分商品价格与价值的背离是创造改革稳定环境所必需的，价格体制的改革需要时间和条件。(26)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变了十二大“主辅论”的提法。陈云评价说：“这次全会审议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对计划体制改革的基本点所作的四点概括(27)，完全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现在，我国的经济规模比五十年代大得多，也复杂得多。五十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很多现在已不再适宜。”比如，对粮食再采用计划价格是不行的。“必须允许农民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的前提下，把粮食拿到集市上交易，允许集市上有不同价格。”他还表示，这几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现在进行价格体系改革，确实是有利时机。(28)
3.宏观计划和微观管理要结合
从单纯计划调节过渡到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扩大地方、特别是企业的自主权，使各企业在相互关系方面遵循商品交换原则，形成良性市场运行机制十分重要。扩大企业自主权，搞活微观，并不是企业不要计划，陈云强调：“在我们的企业里头，应该是有计划的。”(29)陈云注意到企业实行承包责任制后，由于利益与权力的紧密联系局限了经营者的宏观视野，不少企业为完成承包数，硬拼设备，带病运转，安全事故增多；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生产，都相当普遍存在着掠夺式使用资源的倾向。对此陈云不仅较早提醒人们要重视这些问题，而且强调要加强宏观调控。在加强企业微观计划的同时，也要注意执行国家计划。“计划订得不够完备，有些部门、地方、企业不坚决执行国家计划，这两方面都要注意。”(30)；并且指出，要想将宏观计划和微观管理结合好，国家就要拥有一批带“瓜皮帽，水烟袋”考虑“战略性问题”的专家和领导人。(31)
4.主张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认真研究
1988年10月8日，陈云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你们正在摸索，摸索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32)这表明陈云积极支持学习市场经济。
上述四个方面都是针对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后出现的具体问题，以及国民经济特殊背景的需要提出来的有关计划与市场关系处理的政策思想。需要特别阐述的是，继《提纲》之后，在计划与市场关系方面，陈云提出了又一个引人关注并具有一定理论意义的经济理论观点，即鸟笼经济思想。这一思想进一步丰富和推进了《提纲》中的两个结论。
一是对计划与市场为主和为辅思想的发展。陈云说：“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33)在此，用鸟和笼子的关系强调国民经济要在宏观控制下搞活微观。
二是对计划与市场的比例要相应调整思想的发展。陈云用鸟和笼的关系比喻进一步扩展了他《提纲》中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思想因素。随着改革的深入，引入更多的市场机制固然是深化改革的一个办法；与此同时，改善计划方法也应是深化改革的另一种办法。二者采用的比例如何确定，需要据情而定。陈云用笼和鸟的比喻阐明了这个道理。他说：“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34)在此被比作笼子和鸟的计划与市场一样都是搞活经济的手段，都要根据经济活动的需要进行调整，没有谁为主、谁为辅的限定。
陈云的鸟笼经济思想是根据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情况，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特征的论述和深刻总结。理论界学者评价说：“这个比喻道出了微观运行与宏观控制关系的真谛，是为了有利于搞活经济。一些西方学者也对这个比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为它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值得人们沿着这个思路来思考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关系。”(35)还有的学者将陈云鸟笼经济思想与列宁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比较：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认为利用资本主义的最好形式和办法是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范围的资本主义。正如陈云所主张的那种鸟笼经济，给经济一定的自由度，但又不给经济完全的自由度。(36)还有学者更明确地说：“邓小平明确指出，市场与计划都是管理经济的手段。陈云的‘鸟’与‘笼子’的比喻也意味着这一点。”(37)
陈云《提纲》之后的一系列有关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思想特别是鸟笼经济思想，对他“主补论”到“主辅论”中所一贯强调的计划与市场为主为辅的基本思想框架已有所突破，进一步发展了《提纲》中计划与市场两种经济比例相应增加的思想，但从总体来说，并没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模式。
从全党的认识情况看，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党在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进入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2月6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十三大的筹备和报告起草问题时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现在不要再讲“计划经济为主”了。(38)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央集体决策，十三大没有再提计划经济为主，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当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这标志着党在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上又进了一步。虽然理论上的认识和方针政策的重点逐渐向市场经济倾斜，但仍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中央文献一直避免公开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相联系，学术界的讨论也很谨慎。如果说《提纲》中“主辅论”的产生处于改革起步之初又与经济调整相伴随，实践的局限决定了理论的局限；那么，随着改革实践的发展到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还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应该说与实践主体人的认识的局限有关。
在建立计划经济体制过程中，党有坚实的马列主义经济理论可以依据，还有苏联为榜样。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观念，在党的干部思想中根深蒂固。但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党却没有一套成熟的理论和成功的经验可遵循。道路是在前进中一步一步探索中开辟的。如果在理论上没有根本性突破，实践的发展也难以突破旧的框架。
1989年“六四”风波后，党在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提法上，调回到十二大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并一直沿用到1992年的十四大。政策的回溯并不是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倒退，与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和治理整顿的经济形势，以及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联合制裁所造成的压力有关，恰好印证了《提纲》中所揭示的，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39)这一规律性认识。
但中央具体经济措施的变化，再次推动了经济理论界持续多年的计划与市场孰轻孰重的争论。是邓小平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推进了全党在计划与市场关系方面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进步。“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40)十四大报告高度评价这一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41)正是在这一理论认识质的飞跃基础上，全党统一了认识，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
四、余论
在改革开放历史走过30个年头，国家资源配置方式基本实现了由计划配置为主向市场配置为主转变的今天，评价《提纲》的价值，必须从历史与现实两个角度去观察。
1.陈云在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改革道路的探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提纲》中计划与市场相互关系的理论，渊源于他1956年八大提出的“主补论”，延伸至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鸟笼经济思想。这一认识轨迹清晰反映了陈云在长期领导经济工作实践中，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道路的艰辛探索和贡献。《提纲》中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两个结论，以及后来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要把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有机结合，通过国家计划加强对宏观经济的控制，通过市场调节搞活微观运行的鸟笼经济思想，对全党探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道路的理论与实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这些理论认识，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经验总结。
2.陈云《提纲》中主要思想结论和研究问题的方法对后人仍有重要启示
《提纲》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包括计划与市场两部分的思想，关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计划与市场两种经济比例不是固定不变的思想，不仅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而且揭示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实质问题：无论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计划与市场都要并用；是计划部分多，还是市场部分多，要根据社会经济生活的实际决定，没有确定的比例。目前人们在总结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的经验教训时再次清醒认识到，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适时调整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作用的关系，仍然是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另外，陈云撰写《提纲》时，是在首先肯定计划经济历史作用前提下，分析其弊端提出改革思路的，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是我们科学总结历史经验应该汲取的。国家的方针政策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局限性将随着历史的发展愈来愈显明，对问题的研究如果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不能客观分析方针政策产生的历史条件和肯定其历史作用，而是站在现实的角度轻易持否定态度，无益于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理论的创新离不开历史经验的总结。对已走过的路作出客观历史的评价，是创新理论，探索未来道路的重要基础。不能正确认识和评价已走过的路，也就无法准确地把握未来。同样盲目夸大历史作用，没有辩证分析历史的观点也是不可取的。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共同奋斗的结果
《提纲》中的思索大大推进了人们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为后来逐步确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作了重要的历史铺垫”；(42)同时也使陈云继八大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思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起步过程中成为实践的开端。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中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论述，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质的飞跃，为统一全党思想，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还有李先念等其他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成员，以及许许多多从事党的经济领导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的同志们，都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道路的开辟作出了积极努力。
4.要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理论，才有可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陈云“主补论”得到八大确认，但在实践中没有能够实施。为什么？除当时一些客观原因外，与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有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政治思想路线发生根本变化，全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探索，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创造了决定性条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陈云在以往探索基础上，于《提纲》中提出对社会主义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精辟见解，为党经济体制改革起步阶段方针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此后，以计划与市场关系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模式，全党探索了十余年之多，经历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伴随新的理论突破，直至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彻底论清计划与市场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这一历史探索过程深刻反映了党的理论创新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苏联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战后苏维埃政权继“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遭到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列宁通过阶级分析认识到，如不改变政策将失去广大工农群众，丢掉阶级基础。但只认识到这一点，还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过去的经济政策。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其他领导人在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认识到小农经济占优势的俄国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只能采取迂回过渡的办法。指导思想上的重大变化，使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成功地走出了一条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迂回道路，形成了一整套关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
目前，如何把社会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关键问题，核心和难点是怎样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形成符合生产力水平，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模式，这同样需要中国共产党长期艰辛的探索，同样需要党的理论创新以推进这一历史探索过程的发展。
注释：
①参见《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页。
②陈锦华：《国事忆述》，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221页。
③陈伟力、陈元等：《永远像您那样学习和生活——怀念我们的父亲陈云》，《缅怀陈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12页。
④本节以下所述的《提纲》引文，参见《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4-247页。
⑤朱佳木主编：《陈云和他的事业——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隆重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文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5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页。
⑧张卓元：《中国经济学30年(1978-200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2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页。
⑩彭森、陈立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重大事件》(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9页。
(11)《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7页。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5、146页。
(13)朱佳木(曾任陈云的秘书)在文章中说：1979年初，陈云曾在小范围里讲过这份提纲的意思，当时的中办研究室还在有关同志中作过传达。2月22日，李先念在听取中国人民银行汇报时说：他同陈云同志谈过在计划经济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的问题。他们的意见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个补充，不是小补充，而是大补充”。另外，李先念在1978年9月国务院务虚会上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提法，“据我分析这话本身就是由陈云提出、通过李先念讲出来的。由此判断，陈云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一概念的时间，比他写那份提纲至少要早6个月。”参见朱佳木：《陈云同志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思考》，《缅怀陈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61、362页。
(14)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的内部刊物《调查和研究》1985年第5期，刊载了陈云《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题注是：“这是陈云同志的一份讲话提纲”。这个题注印证了上注朱佳木回忆中陈云曾在小范围讲过《提纲》的说法。《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20页，对《提纲》的题注是：“这是陈云同志写的一份提纲。”而当时并未公开。
(15)《李先念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72页。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6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87页。
(18)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62-965页。
(19)这三个提法：“一个是1978年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一个是1984年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一个是1987年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参见魏杰：《亲历改革——1978-2008中国经济发展回顾》，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第5-6页。
(20)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63-964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12页。
(22)汪海波：《中国经济发展30年(1978-200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69页。
(23)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3页。《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7页。
(24)《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6页。
(25)《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7、350页。
(26)《陈云文集》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95-497页。
(27)四点概括是：“第一，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第二，完全由市场调节的生产和交换，主要是部分农副产品、日用小商品和服务修理行业的劳务活动，它们在国民经济中起辅助的但不可缺少的作用；第三，实行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第四，指导性计划主要依靠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实现，指令性计划则是必须执行的，但也必须运用价值规律。”(《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0页。)
(28)参见《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7页。
(29)《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9页。
(30)《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310、365-366、377-378页。
(31)参见《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0页。
(32)《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5页。
(33)《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0页。
(34)《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0页。
(35)李启英：《陈云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思想初探》，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编：《纪念陈云》，北京：红旗出版社，2005年，第107页。
(36)参见朱炳元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热点问题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87-88页。
(37)高鸿业：《计划与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关系——对陈云“鸟”与“笼子”比喻的体会》，《陈云和他的事业——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57页。
(38)《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3页。
(39)《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7页。
(40)《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8页。
(42)李长春：《在陈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隆重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文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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