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史研究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6)03-0069-08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领域里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是社会史研究的异军突起。时至今日，没有人会再认为，历史学只能研究王朝兴替、农民战争等重大问题，而衣食住行和风俗习惯只不过是些历史碎片，不该进入史家的视野，社会史已经完全确立了作为一个学科在当今中国学术界的地位。在中国近代社会史初兴的1990年至2000年，中国学术界共发表有关论文1 139篇，专著275部；而在此之前，1900至1986年的80余年间，中国学术界发表的中国近代社会史论文仅233篇①，前后反差之大，正说明中国近代社会史作为一个学科在近期的确立。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更加繁荣，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史领域里的一门显学，不仅拥有大批专门的学者，而且一些相关学科如经济史、文化史的学者，也越来越多地加入到社会史研究的行列里来。本文将概述1990-2004年学术界在人口、风俗习尚、日常生活、妇女、赈灾五个方面的研究成果。
一、人口研究成果丰硕
中国近代人口问题的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出现了一批较有质量的专著，如行龙的《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姜涛的《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十多年来，人口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人口统计、人口结构、人口流动三个基本问题，并越来越重视对人口流动的考察。现分述如下：
1.人口统计。
在有关中国近代的各种统计资料中，人口数量是最不准确的。因此，人口史研究的第一步，应该尽可能对统计数字搞准确。前人的统计最有影响的是清末宣统年间和民国初年(1912年）两次人口调查。对这两次人口调查，特别是对清宣统年间的人口调查的真实可靠性，学术界不少人持否定态度。侯杨方对这次人口调查的背景、过程、结果作了详细考察后认为：此次人口调查是中国在1953年以前最精确、最全面的人口统计之一。[1]米红、李树茁指出：清末的调查注重户数、总人口数、总人口性别比、学龄儿童数比重及壮丁数的比重；民国初年的人口调查则是对人口特征的全面调查，包括户数、总人口数、分年龄组分性别人口数、出生率、死亡率等。这两次调查尽管有不完整处和缺欠，但它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反映了清末民初的人口状况，特别是户数和人口数资料有比较高的利用价值。[2]
2.人口结构。
近年关于城市人口的研究很多。1989年《近代史研究》第1期发表的行龙的《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问题》，大约是最早的关于中国近代城市人口的专论。进入90年代后，何一民、沈毅、徐曰彪、王均分别考察了20世纪成都、大连、香港、北京的人口情况。[3]张利民指出：从1840-1949年，华北的城镇人口增长了140.11%，而同期同地区的总人口仅增长37.98%，特大型城市的北京、天津占华北城市人口的48.5%，而世界平均值百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的人口仅占城市总人口的23%。城镇人口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男性对100女性的比率，北京1917年为173.2，天津1932年为179.61，青岛1937年为145.9，而新兴工业城市更高，1928年太原为282.77，呼和浩特为223.56。年龄结构呈菱形，青壮年多，老幼者少。[4]李金铮考察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河北定县农村的性别构成后指出：当时定县男性对100女性的比率为110.5，而同一时期欧洲国家在100以下，日本也低于105。男性对女性的过高性比率，导致男性的早婚和迟婚，一部分男性被剥夺了结婚的权利。[5]
3.人口流动。
人口的流动主要有三种形式：移民、流民、游民。这一问题的研究专著有：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的《中国移民史》（清、民国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论述了清代至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中国境内的移民，对一些大规模的移民运动，说明其起因、迁移对象、迁移时间、迁入地、迁出地、迁移路线及方向、定居过程和产生的影响，并尽可能作了定量分析。池子华的《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以淮北地区为重点，对流民现象发生的原因、流民的空间和职业流向、流民对近代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历届政府处理流民的政策等问题进行了考察。有关的专著还有朱国宏的《中国的海外移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安介生的《山西移民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
关于近代农民的离村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外学者已予以关注，着眼点主要在于农民离村后对农业经济的影响，现在的研究则偏重于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后对城市的影响。卢汉龙通过对上海438人的调查，分析了1949年以前上海移民的来沪原因、动机、来上海前后的身份变化、生活方式等问题，认为上海中下层市民很多来自移民甚至难民，这是导致上海人精明慎微、察言观色、利己本分和随遇而安性格的基本原因之一。[6]周育民考察了上海的游民阶层，研究了他们的就业、组织、活动特点及与会馆的关系。[7]除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外，城市人口的流出，也应在研究者的视野之内。邵燕婷在对19世纪60年代上海流民离沪情况作了考察后指出：1860年前后上海涌入了100万流民，在1865-1870年间，有80万—90万流民离开了上海。正是这种城乡之间强劲的推力和拉力，造成了上海现代化初期人口的剧烈变动。[8]
周春英认为，近代关内移民大规模迁居东北，具有以下的突出特征：从移民的流动过程看，经历了由非法到合法，由自由发展到政府有组织进行的过程；从路线看，水陆多于陆路；从流向看，在东北的地理分布呈现出由南到北逐步深入的趋势；从移民的职业流向看，显示出以农业移民为主，其次为劳务移民和经营工商业者。移民的性别以男性为主，呈现单一性，年龄构成比较低。[9]张根福对抗日战争时期浙江迁移人口的状况作了多方面的分析。他指出：从籍贯构成上看，迁出省外的人口以杭州、绍兴、宁波、金华等地居多。从年龄和性别构成上看，迁移人口大多比较年轻，其中劳动年龄人口占主要比重，育龄妇女人数较多；迁移人口的性别比较高，大批男性为避战祸加入迁移人口的行列。从职业构成上看，迁移人口成分极其复杂，几乎囊括社会绝大多数行业，其中主要有农民、工商业者、文化人及政府工作人员等。[10]
二、风尚习俗研究渐成主流
1991年，湖南出版社出版了严昌洪的《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这是有关中国近代风俗史的第一本研究专著。第二年，他的《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两部著作不能说很有深度，却是最早全面描述近代中国世俗风情的著述。它勾画了在西学东渐形势下，中国风俗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轨迹，近代中国风俗中西合璧的特点以及各地区移风易俗发展的不平衡性。至今还是人们研究这一问题的必要参考书。
西方影响下中国风尚习俗的弃旧图新，是近年近代风俗史研究的主流，文章数量很多。集中探讨的问题是：(1)各时期各地区的风俗变化情况。涉及的主要历史阶段有：清末时期、民国时期以及各个具体历史时段，例如戊戌变法、义和团、五四运动。一般来说，偏重于清末或者清末民初，[11]这是由于清末民初处于社会转型初期，风俗变化比较明显，可研究的东西比较多。最近几年，对民国中后期风俗的研究也明显增多了。关于各地风俗的变化，涉及的地区有上海、北京、武汉、南京，[12]一般来说各个地区都有，但是以上海和发达地区为主。除了大城市和发达地区外，农村和风气闭塞地区如河北、绥远地区也有人在研究。[13](2)移风易俗的各种专项内容也有不少人在研究，主要是：婚姻、丧葬[14]、不缠足、剪辫子[15]、戒烟、禁赌博[16]、风水[17]。
但是这些研究的缺欠在于，平铺直叙较多，深入分析偏少，观点雷同之文时时可见。例如，关于清末民初的风俗变易，绝大多数作者都围绕剪辫、易服、改元、放足、废除跪拜等内容作文章。这是当时的实情，但读来未免有千篇一律之憾。又如各地风俗的变革，也是大同小异，罕见地区特点。
关于传统的习俗在近代的存留和演变的研究，就数量而言，远不如前者，但研究成果是值得注意的。习五一通过民国时期北京庙会的兴衰，考察了社会风俗的演变。她指出：自辽金以降，北京各种庙会繁华昌盛。清朝帝制崩溃后，庙宇门庭冷落，民国历届政府对传统宗教基本持抑制态度，传统庙会趋向衰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有坛观寺庙千余座，为全国之冠，大多转变为世俗文化活跃之地。在这些寺庙中举办的庙会，其世俗性和商业性都已远远超过宗教性，为丰富多彩的民间游艺提供了广阔的天然舞台。[18]迎神赛社是民间最重要的集祭祀和娱乐双重功能于一体的乡村社区活动。赵英霞认为迎神赛社除了具有娱乐和祈神禳灾的作用外，还有一种更重要的被人忽视的凝聚社区的功能。乡村的演戏酬神活动往往以社区为组织单位和活动单位，因此，它的社会功能远远超过娱乐本身。[19]张鸣考察了晚清华北农村的巫术，指出：自商殷以来，几千年间，巫术早已融入民俗之中，是一种泛化的社会行为。它在农村生活中的地位，不同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日常活动，而是处于文化上的边缘和非正统地位，遭到正绅们的否定和轻蔑；其一定程度的神秘性，对人又有诱惑力。鸦片战争后，当大传统的意识形态在西学东渐中节节败退，固有威信丧失之际，小传统的边缘性文化因素就显得格外活跃。义和团运动中的巫术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利用了巫术在重大事件中应急的特点。[20]
三、日常生活研究丰富深入
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也许是全部历史中最有血有肉、富于情趣的内容。消费、服饰、饮食、居住、出行、丧葬、文娱体育等过去似乎不能登史学研究大雅之堂的东西，现在走上了前台，使历史显得饱满丰腴。
周武指出：煤油灯取代油盏灯，煤气灯取代煤油灯，电灯取代煤气灯，以及自来水取代河水作为饮用水，此乃与市民生活关系极其密切的两大市政系统。这些西方事物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显示出的自身优越性，使上海人对西方物质生活从排拒逐渐转向认同。[21]罗玲指出：南京的社会风尚反映出中西合璧的特性，吃西餐、建洋楼、住洋房成为时尚；传统的交通工具与西式马车、黄包车、自行车、小汽车、公共汽车同时奔驰在马路上；电影院、弹子房、舞厅等西式娱乐场所布满街头。南京的社会风尚以崇尚文明为主，但始终受到政府行为的制约。[22]
王笛在考察了清末民初茶馆在市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后指出：茶馆为成都市民的“公共生活”——家庭圈子之外的活动提供了最重要的场所，没有任何一个公共空间能像茶馆那样容纳从上层精英到底层民众各个社会阶层，使他们悠然自得地相处在一起。小商人在这里洽谈生意，苦力在这里寻找雇主，小贩、艺人、手工匠通过茶馆里的种种活动维持生计，追求闲逸只是茶馆生活的表面现象。茶馆既是休闲逸乐之地，又是各种人物的活动舞台，它是市民的“会客室”、“自由世界”和公共空间。[23]
在精神生活和消闲娱乐方面，许敏分析了士、娼、优三种人的生活方式及相互关系的变化，认为随着商业城市市民闲暇文娱生活的演变，人们的身份观念发生了变化，士、娼、优成为具有浓厚商业色彩的特殊阶层和市民生活的示范。[24]张敏认为，晚清炫人眼目的妓女着装之所以会成为引导上海女子服饰变化潮流的领头羊，是因为妓女的特殊地位使社会上层对她们给予了对常人所没有的宽容，而上海各界又允许妇女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出入剧场以及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出于爱美天性以及在公众面前的形象需要，良家妇女纷纷效仿妓女服饰，形成推陈出新、日新月异的上海女子服饰。[25]
陈蕴茜考察了清末民国各地公园的建立及公园的公共娱乐作用的发挥等问题后，指出：清末民国娱乐空间的变化是多层面的，不仅表现在地理与场所意义上的旅游娱乐空间得到拓展，而且政府通过娱乐空间向民众灌输现代观念和意识，使公园具有政治和教育的功能。突出表现在全国大多数城市都有“中山公园”这一现象上，“中山”作为一种国家政治符号通过公园进一步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26]
四、妇女史研究领域拓宽
与社会史的其他内容相比，近代妇女史是开展比较早的一个研究课题。从1981年开始，全国妇联及各省市妇联妇运史研究室就陆续创办了不定期刊物“妇运史资料”，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妇女史的论文也不在少数。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妇女史的研究集中在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个时期，局限在中国近代史“三大高潮”的传统框架之内，有明显的依附于政治史的痕迹。
进入90年代以后，妇女史研究领域拓宽，突出表现在关于妇女生活的研究专著的出现。1990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吕美颐、郑永福合著的《中国近代妇女生活》，是中国内地出版的第一部近代妇女生活史方面的专著。该书从妇女的放足、婚嫁、宗教信仰、服饰、城市妇女、农村妇女等方面，论述了妇女的生活情景，并且力图用计量的方式，展现这些实况。与此类似的学术专著是罗苏文的《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该书考察了在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商业社会转化之际，大都市、小城镇和乡村各类女性群体的变化。
十多年来，有两个问题备受关注：兴女学和不缠足，这是西方影响下中国早期女权运动的两项主要内容。
兴女学的研究集中在女子教育的发展、教会学校的影响、女子的留学教育等方面。王美秀指出：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始于教会女学，但它的真正发展是在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期间。至20年代初期，女子教育趋于完善。[27]郭卫东指出：基督教在华办学不是从男子入手而是从女子教育肇始的，其开办的最早的正规学校是1834年的澳门女塾，而不是人们所熟知的1839年的马礼逊学校。直至1920年北京国立女子高师完全建立之前，中国境内的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全部都是新教教会所设办。中国传统社会轻视女子教育，教会学校冲击了这种传统。[28]关于女子留学教育，主要论文有谢长法的《清末的留日女学生》，郭常英、苏晓环的《近代中国女子留学探析》，[29][30]专著有孙石月的《中国近代女子留学史》（中国和平出版社，1995）。
开始于清末的不缠足运动，既是移风易俗的一端，也是妇女解放的分支，是近年研究的一个热点。[31]杨兴梅近期发表的几篇文章，从三个方面推进了这一问题的研究：(1)她把这场运动的研究在时间上从清末民初推向民国中期；(2)注意了官方的举措和作用，而不仅仅限于民间；(3)注意从民众审美的角度考察了缠足与反缠足两种观念的竞争。[32]
此外，近年探讨的还有女子就业问题。何黎萍认为：晚清妇女的就职，最早出现的是女工，而后是女教师、女医生。民初妇女就业一度活跃，因袁世凯统治时期受到压抑，五四运动后再度兴起。到20年代末，大中小学教师、图书馆员、医生、护士、编辑、翻译、会计、律师、文秘等脑力劳动者中，都不乏女性身影，国家法律已确认妇女的职业平等权。[33]熊月之指出：晚清上海是女权主义实践相当突出的地方，有五个特点：妇女就业人数众多，妇女出入社交场所比较早而且普遍，婚姻自由较早酝酿，不缠足运动的中心，女学普及以及妇女报刊众多。晚清上海女权主义丰富的理论与实践，使之成为五四时期女权问题的先导。[34]
夏晓虹考察了1907年发生于北京而哄传全国的男女学生通信事件，借以探讨新学界在男女交往中自觉的边界设置，以及由此体现出的晚清女性在新教育与旧道德之间依违离合的现实处境。她指出：传统女德教育虽因晚清女学堂的创立而出现缺口，却并未完全退出新教育的课堂，且在相当程度上为新学界所刻意奉守。特别在男女交往、恋爱婚姻一隅，女性的态度尤为持重。晚清新教育与旧道德的调和与折中，在最为敏感的男女交往与自由婚恋问题上极具典型意味。[35]夏晓虹是一位近年研究有突出成绩者。从1995年出版《晚清文人的妇女观》（作家出版社）到2004年出版《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她发表了许多颇有见解的论著。
五、灾荒问题成为研究热点
灾荒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研究的热门问题，近年来的可喜现象是向赈灾方面深入。
1990年李文海主编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此书详细介绍了1840-1919年间历次重大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范围、程度，以及灾民生活和政府的救灾政策和措施。此后又出版了该书的续编，正、续两编合计120万字，是迄今为止最丰富的中国近代灾荒史资料长编。李文海等的研究专著《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在“无年不灾”、“无灾不烈”的近代中国，选择了10次规模最大的灾荒，尽可能对受灾情况、受灾人口进行统计，弥补了历史资料对灾害限于笼统描述之不足。从1990年以来，尽管灾荒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对于赈灾的研究很少，近年来有关赈灾的研究，开始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灾荒史的研究不应局限于自然灾害本身及其后果，而应该包括政府与社会的救助行为，这是在灾荒史研究初期学术界的共识，并有一些研究成果，[36]但深入研究是近几年的事。杨剑利以“丁戊奇荒”为切入点探讨了晚清社会的救灾活动。他指出：1876-1879年北方地区的“丁戊奇荒”，灾民1.6亿人，死亡1000万人，灾情之重，时间之长，世所罕见。清政府无力负荷救济灾民的重担，于是新兴商人阶层出面号召救灾，发起中国近代第一次大规模的义赈活动。义赈是晚清非官方社会保障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这次大灾为契机，民间的义赈由局部发展为全局。[37]义和团运动时期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华北地区的难民问题引起江南社会的广泛同情，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组织了中国近代第一次跨地区的社会援助活动。李文海、朱浒研究后指出：促成这次社会行动的社会基础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机制，主要有三条社会脉络组成：江南地区自明清以来的慈善传统，晚清形成的以江南为中心的义赈实践，西方红十字会公益事业对中国的积极影响。这次社会救助，是中国地方传统与西方影响的结合，展示了中国近代公益事业产生的独特途径。[38]
毕素华认为，民国时期的赈济慈善事业，不仅有比较完善的官方管理机构和社会众多的慈善组织，而且有比较完备的成文法规和组织制度。在实际运作上，在救灾赈灾、安老育幼、扶孤助残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39]汪华指出：1927年以后上海渐次实施了一系列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保障措施，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逐渐形成了一套包括社会救济、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内容的社会保障网络，在缓和社会动荡，减缓社会冲突方面，发挥了相当的作用。[40]薛毅指出：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的华洋义赈会是中外人士合组的赈灾和合作事业团体，该组织成功地将西方合作制度引入中国农村，通过开展信用合作和金融合作，吸引城市资金流入农村，为振兴农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41]
六、问题与展望
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社会史著述颇丰，这是个不争的事实。社会史作为一门新起步的学科，稚嫩在所难免，蜻蜓点水式的文章还是大多数，这是学科形成过程中必然要经过的一个阶段。社会史研究深入的关键，我认为不外两点：注重理论，注重史料。
理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历史现象是个多面体，从不同的视角去观察问题，可以挖掘出它自身所蕴含的丰富层面。社会史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专史都有密切的联系，是个交叉学科，需要引入多种学科理论来探讨和阐释问题，但是首先需要经过作者自己的消化。现在许多文章的结论看上去很新，也很吸引人，但让人感到作者理不直，气不壮。史学的生命在于讲述新道理，不是转述新名词。
当前研究中的最主要问题不是新理论的引入太少，而是在史料上用的功力不够，不少文章没有多少史料根底。历史学以史料为基础，离开建立在扎实史料基础上的对历史真实性的理解，任何新理论的引入都只能是贴标签。不少论文简单地从学理出发，对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些现象进行定性。必须明确，社会史研究没有现成的史料可以利用，要靠研究者自己去一点一滴地收集，这是个苦功夫。目前，不少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者往往依赖地方志，如果研究古代社会史，由于资料的稀少，地方志也许是必不可缺的史料，到了近代，出现了大量鲜活的史料如报纸、杂志、档案、日记、调查报告和其他各种记载，给治史者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但目前利用者不多。一些论者拾取地方志中的十几条史料，就拼凑出一篇中国近代社会史的论文，浅薄在所难免。须知，史料耕耘越深，成果必然丰茂。论从史出，这是不破的真理。
［收稿日期］2005-11-22
注释：
① 1990-2000年的论文、专著数量出自笔者自己的统计，1900-1986年的论文统计，系据冯尔康主编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一书，第449-458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标签：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移民欧洲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城市中国论文; 上海活动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移民论文; 中国人口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