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价值思维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维方式论文,价值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地把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提炼为邓小平理论，并把它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之中。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贡献、现实功能和作用无疑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所蕴涵着的求真、务实的价值思维方式是理论的精华部分。
一
一切理论都无一例外地是对人类实践活动经验的总结。这种总结，必须通过特定的理论形态得到表现。理论形态的独特性取决于思想家思维方式的独特性。因而，掌握某种科学理论也可以看作对这种理论之所以形成的思维方式的掌握，以便有效地指导实践活动。
从理论演迁的继承性上讲，邓小平同志显然是站在毛泽东同志宽广的肩膀上，展开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又一次革命。毛泽东使中国人从旧的思维框架下解放出来，使中国迅速而飞快地转向现代。邓小平则进一步把中国人的思维推向当代、推向世界，使中国人开始适应高科技发展的现时代，适应世界交往开放的新局面，从而使中国第二代领导人展现出与第一代领导人不同的思维风采和实践方略。当然，邓小平的思维方式对毛泽东的思维方式，既有继承也有变革。一方面，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思维方式中一切合理的因素，邓小平一再指出：“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毛泽东所倡导的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以及矛盾特殊性的认识方法、辩证的思维方法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都已经深深地融入于邓小平的思维方式及其历史的发展之中。另一方面，邓小平的思维方式又发展着毛泽东的思维方式。这种发展集中地表现在邓小平同志治国新思维的思维参照系上。邓小平同志在其有生之年，曾明确、反复地强调：要从现代化的角度、世界的角度、未来的角度看待中国的现实问题。在邓小平同志的文章和讲话中，我们很少看到那种满足于超过历史的“优越感”和“满足感”，更多地则是看到他从上述三个角度对中国现实状况的分析，看到他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所怀有的那种深切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
正是基于此，邓小平的思维方式与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维方式相比，才具有其突出的个性特征和时代特征。这种特征的一个十分鲜明的倾向就是把实证思维方法和思辨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使这种思维方式既具有科学务实的求真品质，又具有价值目的论的主体性色彩。邓小平同志灵活、有效地把这种务实—价值的思维方式创造性地运用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上，进一步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和毛泽东“实事求是”的理论。实事求是，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集中表述，这一命题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的辩证统一思想。因此，它既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种认识态度，也是一种认识方法，既是辩证唯物主义遵循的一种认识过程，也是一种科学思维方法。作为认识方法的实事求是的思维方法，是理论思维的高层次，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实际出发，深入客观实际，调查研究，详细占有材料，即“从事实的整体上，从他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不是片断地、零碎地挑选事例的工作方法；二是在此基础上，正确运用辩证的思维方法，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进行科学的抽象和辩证综合，从而找出事物内部联系及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作为行动导向，不断接受实践检验的思维方式。前者是操作活动方法，后者是大脑运作方法，前者主外，后者主内，二者缺一不可。如果只在形式上进行了调查研究，但没有科学地、辩证地思维，同样不能实现实事求是。因此，研究把握实事求是原则的操作理论，就必须从思维方法上去理解实事求是，或者说从“实事求是的思维方法”的概念去把握实事求是。
由此可见，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包含着科学认识的客观实证性和实践的价值主体性。这与马克思主义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价值思维方式是一脉相承的。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的有机统一，它的哲学则更是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相一致的理论学。兹举恩格斯有关论证为例，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就曾经指出：“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在其另一著作《反杜林论》中还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时代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邓小平同志生前对“实事求是”的阐释不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而且他还根据不断变化着的实际不断补充完善、不断深化这一理论。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邓小平这一论述及时总结了人民群众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的经验，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结合起来，形成新时期新的思想路线的核心。解放思想不仅指破除僵化、封闭的思维方式和思维定势，而且指主观符合于客观，实际变化了，主观思想也应发生相应改变；要敢于创新、敢于研究解决新问题，说前人没有说过的话，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
然而，这种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盲动，而是在掌握大量感性材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提出崭新的构想，或曰预见和假说，然后用实践来加以客观的验证和检验，并不断地对构想加以修正和补充，使其日趋完善。我们之所以称邓小平同志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其根本原因也正在邓小平思维方式所具有的巨大魅力的实践力量。
二
考察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综合邓小平同志务实—价值的治国新思维的基本内容，我们首先可以发现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这就是科学务实性或曰唯实性：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现实出发，以事实为根据，把客观现实作为行动的基础，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认识、把握事物。不搞假大空，不搞形式主义、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同时，又着力强调并坚决做到以客，观现实的社会实践效果和人民群众的切实根本利益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唯实是邓小平理论思维方式的立足点，是其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
邓小平务实—价值思维方式的这种务实性特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其思维活动的求实精神。小平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特别注意透彻地分析中国国情。邓小平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国情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正是根据这样的国情，邓小平强调：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我们制定的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我国的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去干那些现阶段不应做或不能做的事情。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邓小平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和学习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P2～3）所以，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物质文明是不发达的。而党的十三大则是首次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把它作为报告立论的依据。邓小平说：“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1]（P252）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不仅纠正了多年来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同时为制定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科学依据，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另一方面，邓小平同志务实性思维方式还体现在其实事求是思维的丰富、生动的价值实践过程之中。可以说邓小平同志的全部理论思维活动，都是立足于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实践问题的，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他曾多次指出，我们在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中，要力戒空谈，注重实干。在实践中坚持实事求是，是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因为人们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过程中才能取得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介堂进时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2]（P113）我们要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因为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事业，任务极其艰巨，情况极其复杂。“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1]（P113），只有这样坚持在实践中检验自己的认识，才能不断地发扬成绩，及时地纠正错误，加速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后来，邓小平还多次强调指出：要摸索前进，反对蛮干。这种在实践中“走一步，看一步”的过程，也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这是邓小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生动体现。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要敢于实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1]（P372）这种勇于实践、在实践中求发展的精神，正是邓小平唯实性思维的独特风采。他认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事求是”，“我读的书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1]（P382）他还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1]（P374）正是在他这个思想指导下，党的十四大摆脱了姓“社”姓“资”的争论，摆脱了各种陈旧观念特别是“左”的思想束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从而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新阶段。
三
作为与求实思维相互渗融、内在贯通的价值思维，有其特定的规定性。价值思维是人类精神活动的重要方面。所谓价值思维，是指在现实社会关系和实践活动中，思维以主体为轴心，将主体纳入思维统摄范围之内，使之成为思维对象、核心，或者把思维对象纳入主体之中，使之成为主体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建立起以主体为中心的主客一体化结构，并在其中明确主体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是否正当（价值定向），以实现主体价值的心理过程和思考活动。价值思维是一种“主客”一体化的主体性思维方式。主体性是指人的自在自为、自由自主的特性，自为意味着积极向上不断进取、自我超越、自我实现。整个思维的运演过程中，始终以主体为中心，思维主体力图需要积极肯定的方面。
邓小平价值思维中的主体不是抽象的，而是现实的、具体的，它就是指从事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全体中国人民大众。也正因此，邓小平的价值思维有其深刻的实践合理性逻辑。其动力基础，就是实践精神掌握世界。实践的规定是非常丰富的，它使人以不同的方式去把握现实。从学理上讲，实践活动表征了人与客观世界的双向关系，即人对客体的关系和客体对人的关系，体现为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向过程。在人对客体的关系中，人作为主体去改造客观世界，他要求取得不以他的意图、愿望和理想为转移的关于客体对象本身而与人对客体态度无关的知识。在这种关系里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被提到首位，而作为人同他所需要的那一点联系的实际确定者[2]（P453）虽然也在起作用，但它处于从属地位。主客体相互作用表现为以科学方式把握世界、探求科学真理的过程。在客体对人的关系中，实践作为“事物同人们所需要的那一点联系的实际确定者”被提到首位，客观对象同人的利益、意图和希望直接发生联系，人们从自己的需要、意图、目的、兴趣出发选择对象。使客体对象满足主体的内在要求。在这里主体与客体发生的是一种价值关系，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虽然还在起作用，但他的作用只局限于价值范围内，在主客体关系中，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表现为一个客体主体化过程，即价值生成过程。
由上不难看出，由价值思维的内在机理所决定，它所追求的必然是实践活动的一种实际的成效和符合主体正当需要的一种最优化的效果。由此观点比照观之，邓小平的求实—价值思维实际上就是一种对极富实践精神的“实效思维”的孜孜追求和躬身践行。邓小平的实事求是与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有所不同。他不强求对“实事”一分为二，或仅做思辨的矛盾分析，而强调的是对任何“实事”都要从“实效”出发，首先把“实事”转换成“问题”。邓小平的这种实效思维的实事求是观，不仅在实践中明确了人们在当代的社会主义发展中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的方法，而且在理论和方法上使我党的实事求是观具有了全新的特点。
首先，“实事”即可操作的“问题”，悬置“抽象”概念的争论。如何认识“实事”或“国情”，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运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实效思维”的第一要义是“不搞争论”，这是邓小平的一个发明。不搞争论的实质是“中断”“矛盾——阶级”一体化思维方式的超时代运用。其第二要义是“实事”问题化，以便于操作。例如，人口多、经济不平衡，都是实际存在的情况，这些现象或“实事”要素可以被“整合”成基本问题：“生产力水平很低”、“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就是要“发展生产力”。
其次，“求”即定性分析定量化。根据邓小平的思想，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通过对社会发展程序的合理设计，建构渐进的社会工程蓝图，一步步完成定量化的阶段性指标，最终实现社会工程的平衡发展。其二，社会发展目标的统计科学化，总体目标定量化，阶段性目标操作化。为此，（1）邓小平使用了能够科学地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相对水平综合标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规定其为渐进性社会工程的目标；（2）总体目标分解为各阶段的量化指标：500美元、1000美元、4000美元；（3）阶段目标操作化，年经济增长率达到6％就能实现。
最后，“是”即社会发展“模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改革的步伐处于“实验”或“摸索”阶段，没有理想化的“完型”参照，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他是在摸索一条既避免走资本主义的“弯路”又克服“传统社会主义”弱点的适合中国人自己走的“中间路线”。这条路线是由改革开放进程中各种成功经验积累而成的。实质上，这条路线只是一个按照“实效思维方式”不断创新的过程。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凡是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有效的社会发展“形式”，就可以“定型”，经过科学理性的审定之后，推广开来，以指导全局，等等。
总之，在邓小平同志的思维方式中，务实性与价值性是实践基础上的、有机的动态的统一。一方面思维方式的务实性是科学价值判断和相应的实际决策赖以确立的基础和根据，保证了邓小平思维方式的科学合理性；同时务实的目的最终也是指向一种价值型实践指向现实主体创造性潜能全面发挥。另一方面价值性作为其思维方式的另一翼，则内在标明邓小平始终是站在中华民族利益的立场上，始终坚持以民族为本位，以人民群众为主体，来开展他的理论思维和实践活动，并尤为注重实践活动给现实主体的生存和发展所带来的积极的、主体性的效应和实际的效果。这是邓小平全部活动的最高目标，也是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