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身份群体”到“职业群体”
——新型职业农民身份转变的预估性难题及其破解研究
刘宏玉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100）
【摘 要】 随着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我国务农人数逐渐减少。当前，我国面临“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的现实问题，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成为解决农业发展窘境的方向之一，同时我国“农民”也将从传统的“身份群体”走向“职业群体”。新型农民职业化的实施并非一蹴而就，传统的农业、农民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与土地的关系也将发生变化。政策均有两面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也会遇到理论和实践中的阻碍，需要统筹兼顾。
【关键词】 新型职业农民；农民培训；农民身份；农业现代化
一、问题的提出
现阶段，我国传统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大大下降，大量农民向非农产业领域转移，传统农业陷入窘境，“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等问题成为未来农业发展的现实难题。2012年8月，农业部决定在全国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在全国各地自愿申请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了100个试点县（市、区），基本确立了教育培训、规范管理、政策扶持“三位一体”，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专业服务型“三类协同”，初级、中级、高级“三级贯通”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框架。
新型职业农民是以农业为职业、具有相应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经营并达到相当水平的现代农业从业者[1]。职业农民是相对于兼业农民而来的，兼业农民是把农业当成副业，职业农民则以农业为主要谋生手段。在国外，“农民”更多的具有职业意义，尤其在欧美发达国家，农民是一种令人羡慕的职业。由于规模化经营，他们往往被称为“农场主”，因其拥有相当规模的土地，使用现代化的农业器械，经济效益高，有些农民的收入水平甚至高于城市居民。
二、从“身份”向“职业”转变的预估性难题
“职业农民”概念的提出，意味着“农民”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职业，而不再是被强制赋予的身份，只是这种新的认知还不能被大多数人接受。从经济角度看，它有利于劳动力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有利于农业、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和城乡融合，尤其在当前人口红利萎缩、劳动力资源供给持续下降的情况下，意义更是重大；从政治和社会角度来说，它更加尊重人的个性和选择，更能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符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从我国当前的农业发展转型来看，农民职业化具有无穷的推动力量，但也将面临一些可预估的推进难题。
（一）市场机制嵌入难度大
新型职业农民着眼于构建农民队伍，科学遴选培育对象，分产业、分类型、分层级、分模块实施教育培训，强化规范管理、政策扶持和跟踪服务。职业农民不再局限于以往狭小的“一亩三分地”，而要适应有适度规模的大型经营模式。然而，我国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就业，在地务农劳动力数量大幅减少，务农人员兼业、老龄、教育程度低的现象十分普遍，很多地方务农劳动力平均年龄超过50岁，文化程度以小学为主。农业现代化最终是要靠与市场经济的联系实现赚而有余的经济效益，尽管遴选职业农民有学历门槛，但目前参加职业农民培训的主体还仅局限于文化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
著名的社会学家黄宗智说过：“贫农经济主要是为生存而挣扎，而不是为了追求利润的经济”[2]。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E·R·沃尔夫也提过，农民的主要追求在于维持生计，并在一个社会关系狭隘的等级系列中维持其社会身份，因此农民不像那些专门为满足市场而生产、并在广泛的社会网络中置身于竞争之中的耕作者，从而出现传统农民(peasant)和现代农业者(farmer)概念的区别。现代农业者是那些能够充分进入市场，使自己的土地与劳动从属于开放的竞争，利用一切可能的选择使报酬极大化，并倾向于在更小风险的基础上进行可获更大利润的生产[3]。农民的竞争意识与效率意识不够强，往往分散经营，各自为政。中国农业有几千年历史，精耕细作，自给自足，缺乏规模化的种植基础。农村传统的小户经营，闲散时间较多，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更多是凭经验而不是采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新型职业农民的发展，必将逐渐否定很大一部分以往丰富的“地方性知识”[4]。吉登斯曾说，在前现代社会，人们拥有丰富的“地方性知识”，但现代化条件下有极其复杂的知识体系和无数知识门类，人们需要从惯常的“脱技能化”向“再技能化”转变来适应这个变化无常的社会。传统农民普遍根据经验，到了固定的时节从事该时段的种植任务，对与往年不同的实际情况反应较被动或迟钝。另外，因思想较为保守，害怕风险，往往不愿尝试新的理念和方式[5]，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能因地制宜的现象，仅有的产业化经营在农业生产、科技服务、农产品加工、流通等组织程序上常常不健全或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能持续有效地衔接市场，且抵御风险的能力也极其脆弱。
本文以挖泥船排泥管道的爬坡管内泥浆流动过程为研究对象，基于欧拉双流体模型，利用CFD方法探究爬坡管内泥浆流动的阻力特性和以及二次流现象及其对流动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
（二）选择性培训的淘汰效应
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现阶段以试点的形式进行，有较为严格的进入和退出机制。具体开展职业农民认定工作后，要建立完整的数据库和信息管理系统，参加培训者须持有新型职业农民证书等，所以这也是一次“先富帮带后富”的政策实践。2013年山东省出台的《郯城县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管理办法》，新型职业农民的几条重要遴选标准包括：年龄18～55周岁，初中以上学历，自觉参加不少于15天的教育培训并学完全部内容；达到一定产业规模（粮食种植5 075 km2以上，瓜果蔬菜种植5个标准大棚以上），产业收入明显高于周边村民；对周围村民影响、示范、带动能力强，具有强烈的农业创业意识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等[6]。从这方面来说，职业化的农民将成为另一种“乡土精英”，他们不一定是在社会声望、权力地位上占有优势，更多的将是“因富而贵”。另一方面，职业培训的选择性与精英化也会逐渐在农民内部出现“阶层分化”，微妙地改变原有乡村的人情风貌。陆学艺先生曾对此有过论述：“农民阶层分化就是农民在现代化过程中，从土地上、农业中分离出来，由农业劳动者转化为非农产业劳动者或经营者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不同利益、不同特点、不同需求、相对稳定的阶层组合”[7]。所以，新型职业农民在呼唤农民回归农业的同时也在无形中扮演着加深阶层分化的角色。农民经济地位提高，随之而来的社会分工更加均匀平衡，职业选择更加自由，产业分布更加合理等，无疑不是新型职业农民带来的可预期成果。农民内部的“优胜劣汰”以及农民主体多元化同时也会严重磨损传统农民秉承的乡邻情怀，农民在既有的乡村社会中所维系的信任关系[8]也可能松动。
（三）土地依附观念的持续
我国农民的就业问题，一直处于要解决却未见起色的状态，原因之一便是农民有最后的选择——回归土地。在农村，农民对子女的未来发展方向总是以去大城市为荣，将最不济的出路归给种田，即如果在外打拼实在出路不佳，就落叶归根，以务农为生。所以，在农民的观念里，农民的身份不仅能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也有作为就业保障的功能。因此，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不仅是一种经营手段，而且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必然制度选择，是其生存和发展的最后屏障。土地作为生产要素不仅体现生产功能，对于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民来说它还具有生存保障功能和就业保障功能[10]。当新型职业农民成长起来后，就业困难的农民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就业上都将失去对土地的依赖和安全感，而游走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农民，正在不断“扩张”。现阶段农民举家外出的数量逐步增长，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其文化程度稍高，但进行农业生产的技能和意愿都不足，更加向往和熟悉城市生活，对土地的依恋情结较轻，在城市中却尴尬地不能完全融入。另外，多数农民并不愿自己的下一代继续务农，这便出现农民一方面不愿意放弃农村土地，另一方面又不愿长期扎根于土地的矛盾局面。
“三权分置”之下，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农民土地承包权是农村集体和农民永久性物权，不能进入市场流通，但农民集体股份权、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村居民房屋所有权可以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流通，以此促进农村土地生产要素流动，实现土地合理配置，让农民收益最大化[9]。当“农民”从身份变为选择性较强的职业，也意味着有一部分人将失业。职业农民使用现代化农机具进行土地管理，会让更多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同时先进的农场还能让大批适龄村民经培训后达到职业农民水平，即按照“培训一人、创业一人、带动一片”的思路来进行，产生带动效应，但一旦土地集约化，农业劳动者将大大压缩。而当前我国的就业市场并不乐观，尤其是没有一个较完善的农村劳动力市场，而且农民职业化所带来的主体多元也将挤占原有农民的生计机会。当农民群体的同质性降低后，彼此间的利益追求也将出现较大差异，随之而来的竞争力量的悬殊会自然而然将一部分农民“驱逐出境”。中共中央的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求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即在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属和农业用地性质不变的情况下，农村土地流转将土地使用权从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转移给其他农户或经营者，这样将极大地释放农村土地的利用效率。但很多农民并不愿意放弃自己原有的土地，他们觉得即使自己经营可能效益不高，而一旦掺进市场交易成分，对土地的固有的安全感便被剥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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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长期的社会身份认知
“农民工”是学术界的一个特殊名词，也是中国的一个特有群体，无论从文字层面还是现实中来看，农民工都是一个较为矛盾的概念。与“工人”“商人”等职业名词相比，“农民”往往被视为身份标签，在我国，“农民”被赋予了太多社会属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户口”因素。农民自古以来指的就是一类固定不变的群体，主要受户籍制度影响，且我国对户籍变动的管制很严。在“农民”逐渐从“身份群体”向“职业群体”转变的同时，农民也逐步从单纯的耕种者转变成农业经营者，由自然人转化为企业法人。他们所经营的农业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型农业，在这种情况下是伴随着大量工商业资本注入，演变出观光农业、休闲农业、生态农业等多种形式的现代农业，这些都加快了农民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在这种情况下职业化农民的来源将更加多样，如种植能手、农业大户、打工返乡者、愿意经营农业的城市户籍人口和子承父业的新一代农民等都将成为农业经营者的主体，但当前农民以外的职业者们对农民的认知并不够公正客观，这也是长久以来社会上普遍歧视农民的风气所致。所以，农民在接受职业培训对自身进行“革命”的同时，整个社会的认可度也须提升，从而使农业经营有机会吸收更多元的主体。英格尔斯曾说：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化，失败的畸型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再完善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工艺，也会在这一传统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11]。
目前，各地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作的积极性参差不齐，政策实施不到位，还未形成普遍性制度安排，许多地方的农民并未获取足够的职业培训信息。对于主动让出承包的土地，必须做好承包双方责任与义务的清点和记录，同时维护农村宅基地、地上房屋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不断完善“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规范土地流转制度体系。集体产权仍处在试点阶段，要对其产生的政策正反面反应及时作出回应。择优将那些愿意学习、敢想敢闯的青年农民推荐为培训对象，重点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确保推荐学员质量。
三、“职业农民”身份实现的可能性探析
新型职业农民在实际的农业生产中必须有相应的引导力量。地方可以选调意愿强烈、能力突出的各类公务人才，如招录大学生村官、选调生等新鲜血液，做好业绩考核，对协助加快农民职业化进程的人员给予表彰奖励。政府还必须加大对农民职业化以及整个乡村振兴工程的资金投入，吸引电子商务运营等方面的人才。在“互联网+”的大环境下，鼓励年轻一代乡村集镇公务人员贡献智慧，主动帮助农民脱贫，形成良好的基层干群关系。同时，可以把返乡创业作为职业化的一个引导契机，当地政府应在鼓励返乡创业者开辟新的就业领域的同时，规划好如何壮大职业农民队伍，使二者相辅相成，促进全社会对农民这一职业的认同度。只有让农民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对农民身份普遍的下意识的抵触情绪才会减弱。
职业农民置身于高质量、高效益的市场经济运营中，需要逐渐熟悉并掌握市场经济的规律。所以，在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的过程中，农民真正能够“学以致用”也将面临一个较为漫长的考验，而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需要时间和有效的实施效果来引导提高。
（一）合理匹配政策人力
(2)此工件左侧有阶梯和槽，在中间还有M24的螺纹，故左侧不方便装夹，须先加工右侧，再调头装夹右侧，加工左侧。
笔者书写交易性金融资产费用会计核算问题的思路，首先要把握金融资产的费用问题，其次是记录过程中所需要的交易费用，最后是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利润问题。其中应收利息和股利问题，是笔者所要着重表达的，所以，在本小节内，笔者会详细论述，笔者对于会计工作中，交易金融资产，交易费用核算的看法，和交易金融资产，所应获取的利息和股利的看法。
我国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工作至今已六年。农村地区广大，以试点的方式“摸着石头过河”符合现实国情。农民的职业化蜕变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我国农业的现代化进程一直缓慢，如今在经营者空缺、经营质量堪忧的情况下进行农民职业化改革，顺应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但仍存在一些固有的与可预期的隐忧，需要在实践过程中加以同步防范和解决。
（二）细致设计培训方法
现阶段，职业农民培训的主要任务是提升农民主动接受职业化教育培训的意愿。相对来说，农民是比较安稳务实的群体，实际的经济效益所带来的辐射力远远强于口头说教。可以鼓励当地设立契合地区农产品特点的农业项目，吸引农民主动参与培训，全程参与项目的实施，制定分红细则。将在职业培训中获得稳定客观收入的农民作为典型宣传案例，尤其是本地的实例，培训成功的当地的新型农民完全可以作为地道的教师亲身传授经验，鼓励乃至奖励为集体传授先进务农技能的积极分子。另外，必须保证网络基础设施的畅通互联，囿于当面授课培训的时空局限性，可以采用线上培训的形式，如录制视频发布到社交媒体群。尽可能协调好培训时间和地点，就地培训，灵活安排，减少不必要的资金浪费，避免形式主义所带来的收效甚微的后果。要主动为农民收集集中有效的农技信息，如鼓励和指导农民茶余饭后收听农村广播，主动向农业专家免费咨询等。
政府应该适度放宽政策环境，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引进投资者，使社会资金、技术与资源得以进入，鼓励社会群体参与到培训工作中来，形成多元投入机制。如进行校企合作，当地政府可以引进高校的农艺教学实践团队现场教学，现场传授现代农艺技能，形成长期的驻地培训格局，同时鼓励团队的大学生、研究生等参与到实际的农业生产和市场流通的设计和实践中来[12]。
该阶段企业己识别生产活动和生产环境中的风险和问题，初步编制并形成了的安全管理的标准和要求，同时，己组建与生产组织和管理部门并重的安全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改进安全管理工作、优化和持续完善完全管理标准与制度。在该阶段，安全管理工作的主要特征是自上而下单向为主。主要表现在：安全主管部门负责编制和形成安全标准和实施规范，业务部门和人员负责执行；安全主管部门负责发现问题和隐患，业务部门和人员负责整改和落实；安全主管部门负责提出安全知识和能力要求并组织培训工作，业务部门和人员负责参与培训和接受培训。该阶段工作组织方式可以称为以安全主管部门为中心的安全管理体系，见图2。
（三）延伸社会保障辐射力
市场原则和应得原则是现代社会中对公共资源进行社会分配的两种重要原则。市场原则遵循自由交换的规则，使资源和人力在人们的自愿交换中得到最好的配置。应得原则多应用于对于各种机会、奖励、岗位以及酬金等的分配，该原则要求依据人们在某方面的突出能力而分配有限的优质资源。农民职业化过程将在这两种资源分配的原则下进行，这对传统的农民来说既是残酷的现实，也是为更好融入市场经济需要经历的磨练。
职业化不能一刀切，必须有稳妥的政策过渡，兼顾对职业化的适应能力和财富积累程度不同的农民群体，做好社会保障，减少农民产生被“丢下”了的失落感。现阶段，农民所享有的社会保障与城市市民享受的社会保障差异很大，就业保障工作将实现经济来源的相对稳定，要重点抓住年轻一代的职业培训，年纪稍大的群体可以按照意愿指导其从事餐饮、家政等需要相关技能的第三产业工作。可以尝试对纳入新型职业农民的群体首先进行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项目的优惠倾斜，形成激励机制，严格把关准入和考核机制，精准记录参与培训农民的全程表现，以之作为普及职业农民培训的政策引导方式。新型职业农民的成功培育，将有望解决“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的原初问题，也有利于形成更加均衡有序的城乡人口分布格局，反过来也是对社会保障压力的释放。
（四）坚持正确的政策宣传导向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科技的强大力量让传统的普通劳动力逐渐接近丧失需求的边缘。未来，新型职业农民年龄结构将持续优化，受教育程度逐步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表面是帮助农民逐渐掌握更加科学高效的农业生产技能，但非完全遵循实用主义的技能培训，而是综合性的素质教育。在注重培养骨干型农民的职业迁移能力和创业能力的同时，要认识到农民整体的文化素质不高，在实际中更要积极探索较为喜闻乐见的多样化的方式进行技能传授和政策宣传，同时让农民认识到我国农业今后发展的趋势，逐步改变农民已有的理念。
另一方面，虽然目前我国的农业发展前景不乐观，需要更多农民从传统的身份群体向职业群体转变，但并不意味着要完全涤净农民和传统农业的依附关系，尤其是“乡愁情结”，科学技术、市场经济、现代管理手段等带来的高效率发展方式与农业、农民、农村本身固有的柔性情怀“并育而不相害”。我国的农民既不完全是“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也还远未成为“社会化大生产者”，与工业和服务业等在近现代历史上才兴起的产业相比，农业的乡土文化韵味更加浓厚。面对新时代突出的社会矛盾，乡村振兴势在必行，同时也要防范现代化大生产剧烈的震动对乡村风貌的荡涤，法律、政策等强制的硬性规定只能作为一种被动的指导，外界对农民身份的传统认知更多需要从人情风貌、道德观念中逐渐迁移。因此，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文化保护也要同步进行。
四、结论
“农民”从身份到职业，是农民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生产关系所面临的重大变革，当成为农民的机会向全社会开放时，“农民”将成为一个只是由工作性质和劳动方式决定的“职业”。我国的新型城镇化正在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提供了契机，在相当长时期内，传统务农农民将与职业务农农民并存。我国在面对新型职业农民发展问题时，必须考虑周全，做好职业与非职业农民群体的社会保障等工作，让不像以往那样紧紧依附土地的农民也充分拥有获得感与安全感。
关于爆品，对于市场人来说，永远要记得去研究、分析，总结那些成功的爆款产品，或内容背后的道理和方法，而不是将其视为偶然、幸运。今天笔者想谈谈“爆品的逻辑”！这里“爆品”的“品”放在农药行业，指品类而非互联网行业里的单一产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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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Identity Group” to “Professional Group”——Studies on the Predictive Thoughts and Possible Solutions on the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of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LIU Hong-yu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Soochow University，Suzhou，Jiangsu Province 215100，China)
Abstract: With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young and middle-aged laborers in rural areas transferring into cities for employment，the number of peasants in China is gradually decreasing.At present，China is facing the reality that “who will do farm work” and “how to do it well”.By request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cultivating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has become one of the settlements to deal with the predicament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At the same time，Chinese farmers will also move from the traditional “identity group” to “professional group”.However，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new farmers will not be achieved overnigh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and farmers about land will also change in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Every coin has two sides，so does the policy.The project of cultivating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will also encounte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obstacles，which requires us to take them into consideration.
Keywords: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train; employment security
【中图分类号】 D66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252（2019）05-0055-05
【收稿日期】 2019-01-20
【作者简介】 刘宏玉（1994— ），女，安徽淮南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17级政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
(责任编辑 王瑞玲)
标签：新型职业农民论文; 农民培训论文; 农民身份论文; 农业现代化论文;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