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变革中发展深化的中国经济法学（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法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经济法学走过了近30年的发展历程，对这段历程进行全面的回顾，深入的反思，客观的评判，认真的总结，这有利于经济法学鉴往知来，发展深化。
一、从热闹浮华到冷静思考
中国经济法学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兴起的一门学科。“由于宏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的要求，震惊世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规模空前的经济立法实践的促进，我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期间，出现了几十位经济法学家，创立了综合经济法学派、纵横经济法学派、纵向经济法学派、经济行政法学派、学科经济法学派等，呈现出学派林立，众说纷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繁荣景象是由特定时代背景促成的。具体说来，是经济法沾了经济的光，经济法重点在“经济”而不在“法”，人们对经济的热望外溢辐射到了法律身上，规模空前的经济立法使得法律水涨船高。但与此同时，人们不仅对经济法，就是对许多法律部门包括民商法和行政法都认识不清，以至于把经济法理解为有关经济的法，甚至是一切有关经济的法。特别是当时经济法学处于初创阶级，许多基本问题都尚在探求之中，不要说当时难以解决，就是今天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也难以真正彻底解决。而当时许多实际问题，如承包租赁、两权分离、经营责任制，都是一时的问题，甚至不是什么真正的问题。因此，可以说，当时经济法学的繁荣，客观地说是繁而不荣，甚至是虚假繁荣。
1986年民法通则的颁布使这种繁荣成为昔日的荣光。民法通则第2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并在立法说明中进一步指出：“民法主要调整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即横向的财产、经济关系。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国家和企业之间及企业内部等纵向经济关系或者行政管理关系，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主要由有关经济法、行政法调整，民法基本上不做规定。”上述规定和说明给经济法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使综合经济法学说分化，纵横统一经济法学说解体，同时在经济法原有的领域内引入了新的竞争者，即行政法，这大长经济行政法学说的志气，而这一学说认为，“单纯从国家行政权力活动这一点看，经济行政法与行政法没有区别。按照传统行政法学的观点看来，经济行政法应当属于行政法中的行政作用法之一部。”[2] (P.224)因此，该学说的根本宗旨与学科经济法学说一样都是否定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由于法律是经济关系的记载和表述，民法通则得以颁行，正是说明民法通则所依存的商品经济取代了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从而使得立足于此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法学说、纵向经济法学说也日趋式微。
中国的法学研究总是紧跟立法步伐，随立法转移而转移。民法通则的颁行掀起了民法研究的高潮。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体制的完善，商事活动和相应的法律也层出不穷，这样，又有许多人分流到商法队伍中去了。结果，原先的“大经济法”已一分为三，人才流失，人气不旺。即使是留在经济法队伍中的人们也时常不务正业而旁及其他，如大多数经济法学硕士、博士写的论文大都不是本来的纯粹的经济法学论文。凡此种种，都促使经济法学走向沉寂衰落。
这真可谓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不过，这正是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学科的发展往往会从热闹归于冷静。同样，经济法学也需要冷静，需要冷静的氛围，冷静的思考，需要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几十年来，许多人对经济法殚精竭虑，提出了种种经济法学说。但事与愿违，这种种经济法学说大多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在实践中缺乏解释力，这就必然遭致许多人的非议和诘难，甚至反对。近来又传来对经济法来说是致命的打击：人民法院系统率先取消经济庭，改为民事庭，经济法已被宣告“破产”，这似乎为实践所证明。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对过去的种种经济法学说，哪怕是错误的、失败的经济法学说表示真诚的理解和虔诚的敬重，经济法的先学失败了不等于经济法失败了。正视错误修正错误，总结失败告别失败，学科才能发展，学科发展也是在逆境中进行的。其实，正是在这种冷静非议的环境和氛围里，近年来，我国的经济法学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可喜发展。先后发表了大量的有重大突破的经济法学术论文，如王保树的《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杨紫烜的《论新经济法体系》(《中外法学》1995年第1期)，史际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我国的经济法》(《中国法学》1995年第3期)，李昌麒、鲁篱的《中国经济法现代化的若干思考》(《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等；并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有代表性的经济法学术著作，如李昌麒的《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漆多俊的《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史际春、邓峰的《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邱本的《经济法原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经济法的基础建构与原理阐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张守文的《经济法理论的重构》(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等。还要指出的是，也是在这一时期，分别创刊了徐杰主编的《经济法论丛》(法律出版社)，漆多俊主编的《经济法论丛》(中国方正出版社)，史际春、邓峰主编的《经济法学评论》(中国法制出版社)，李昌麒主编的《经济法论坛》(群众出版社)。这些丛书为经济法学论文的问世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促使经济法学重新繁荣。与此同时，新一辈的经济法学者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大量涌现，渐成气候[3]。
二、从众说纷纭到学说统一
经济法从其出现以来，已形成了各种学派，存在过种种学说，中国同样如此。如其中综合经济法学派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平等的、行政管理性的、劳动的具体社会经济关系；纵横经济法学派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民经济管理，各个经济组织之间、经济组织内部以及经济组织与个体户、公民之间，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纵向经济法学派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具有经济管理性质的纵向经济关系的主要法律规范；经济行政法学派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在组织和管理国民经济的活动中，与社会组织和公民之间形成的具有隶属性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学科经济法学派认为，经济法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是一门十分必要的法律学科，其任务就是研究经济法规运用各个基本法手段和原则对经济关系进行综合调整的法律。历史地看，这些学说代表了当时条件下人们对经济法的最为典型和最高水平的认识，各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合理内核为后学所继承和发扬，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但由于上述诸说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并不知不觉地沾染上了计划体制的缺陷，在今天看来，它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对此，学界已有评析[4] [5]。
应当指出的是，经济法的研究局面相当混乱，作为一门学科、一门在世界上有了上百年在中国有了几十年发展历程的学科来说，没有一致的承诺、共同的信守、基本的共识、统一的话语，是不应该的。特别是对于经济法来说，这种混乱不堪与法律要求的统一性还相去甚远。值得庆幸的是，这种局面已大为改观。时至今日，人们对经济法的学说和认识已是日益趋同。如，王保树先生指出，在经济法学研究中，人们最大的共识莫过于“经济法应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的判断。但在如何认识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本质特征上，他进一步指出，应该从行政性转变为社会公共性，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市场管理关系和宏观间接管理关系[6]；李昌麒先生明确提出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具体说来，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法律规范的总称[7] (P.198)；石少侠先生认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法制建设的发展与法律体系的完善，我国的经济法理论研究亦日趋深化，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经济法就是调整国家(政府)干预或管理社会经济关系之法，是调整国家在调控社会经济运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在政府机关与市场主体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8] (P.6)；徐孟洲先生认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耦合现象的客观存在，需要一种新的法律形式为之服务，反映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耦合要求的、以促进和稳定二者耦合为主要调整任务的经济法，正是这种新的法律形式[9] (P.31)；张守文先生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着民商法无力解决的诸如垄断、不正当竞争等破坏市场机制的现象以及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外部性等问题，因而要求国家必须行使其职能以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形成宏观调控经济关系和市场规制经济关系的二元结构，以此为基础，经济法的体系由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构成[10] (P.208)。邱本先生认为，经济法立足于市场经济，由于市场经济具有自由竞争的本质属性，而这一本质属性又派生出垄断、不正当竞争等限制竞争和盲目无序等妨碍市场经济有序发展的现象，因此，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依法反对限制竞争和加强宏观调控，但源于民法机理和行政法的特性，使得它们不宜对之加以调整而且实践证明，这个法也不是民法和行政法，而是对它们予以补充和促进的经济法，经济法就是调整市场竞争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经济法的体系由市场竞争法和宏观调控法统一构成[11] (P.2)。由上可见，尽管人们在具体表述上还有细微的差别，但都认为经济法调整市场竞争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其体系由市场竞争法和宏观调控法统一构成，这已成为最基本的共识，而且已是当今最具代表性的占主流的经济法学说。
经济法学说之所以能从众说纷纭走向学说统一，首先归功于经济体制改革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什么是计划经济，集中地说，就是用计划实质上是用人的主观意志去指挥经济活动，这是一种人治经济，它深受计划者的主观意志支配，往往因人而异。人们对真理的认识受到计划者当然也是权力者的左右，使得人们对经济法的认识往往因人立论，为政策注释甚至偏解，难免有失客观和科学。随着计划体制的否定，立于其上的各种经济法学说自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这使得经济法学说纯化了许多。什么是市场经济？核心的一点就是资源主要由市场去配置。市场机制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正因为它是看不见的，所以谁也摸不着，控制不了，进而也就无人能左右人们对真理的认识。在真理的基础上，人们的认识日益趋同，达成共识。因此，经济法学说的日趋统一，关键是人们找到了并共同立足于市场经济这一客观公认和公理性的基础。
其次，归功于经济法学者的不断反思和自觉调整。纵观经济法学的发展历程，人们可以发现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经济法学者不断地自我反思，无私地抛弃成见。如李昌麒先生关于经济法学说的基本观点就经历了从“纵横统一论”到“紧密联系论”再到“需要干预论”的发展过程。其实，学科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一个不断发现、改正错误和日益接近科学真理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发展完善。
再次，归功于人们对经济法认识的不断深入。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人们的认识越来越深入，认识越是深入就越能抓住根本，而在根本上人们易于并能够达成共识，因为在根本上是道通为一的。人们对经济法的认识亦然。
三、从务虚到务实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法学研究注重务虚，即十分重视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无论是综合经济法学派等旧诸论，还是管理协作论等新诸论，都有着浓厚的理论旨趣，都着眼于从基础理论上把经济法说清道明，力求科学地回答到底什么是经济法。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人们的认识水平，它们未能达到较高理论水平，甚至还有那么一点虚幻的味道。尤其是，当时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时期，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商品经济新秩序以及“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经济体制变来变去，随之而来的是，经济法理论不断解构重构，各种经济领域问题层出不穷。但这些问题只不过是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暂时现象，有的甚至是无法求解的假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其实，这些问题并不是法律所能解决的，因为当时许多法律尚付阙如，自身并不完善，要法律解决这些问题，可谓勉为其难。事实上，许多问题都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而消解或不了了之。这就说明当时的经济法既没有真正的实践问题也无力解决那些所谓的实践问题。从上述两方面而言，我们说当时的经济法注重务虚。
很显然，我们这里所说的务虚，不仅是指经济法在理论上不能给人以真知，更重要的是经济法难以实用。经济法的一些常识性教条，脱离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既没有解释力，也没有实践力，难以指导立法，难以规制应当由它调整的社会关系，难以解决具体的经济法案件。如果说哲学作为一种形而上学，自有其独特的实用方式，是一种无用之用，人们不应用功利世俗的态度去要求哲学之实用，允许哲学在彼岸世界遐想的话，那么，对于经济法这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来说，千条万条实用是第一条，不允许经济法是一门无用之学。经济法如果不能实用，经济法规则不能够切合社会现实有效调整社会关系的话，是难以立足的。
但如今，人们的研究却走向另一个极端，即非常偏好务实。一方面，是由于市场经济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实践机会和广阔的实践空间，使得人们跃跃欲试；另一方面，是由于原理的研究需要深广的知识基础，扎实的理论功底，浓厚的理论兴趣，高度的抽象概括能力，因而十分艰难。加上长期以来，经济法原理研究进展缓慢，表现欠佳，也使人却步，进而促使人们转向实践问题的研究。应该说，这种转向是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经济法学毕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笔者反对的是，这种偏好务实已经有点走向极端，务实变成了惟实，以至于远离、厌恶甚至否弃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这是十分危险和有害的。
我认为，加强经济法原理的研究意义重大。
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规则，但规则总是有限的、相对固定的，而社会关系是变动不居的，所以，法律调整社会关系，只能用有限的固定的规则去调整丰富多变的社会关系，这就难免出现法律调整的漏洞、空白、刻板与不适。为了弥补法律调整的漏洞、空白，消解法律调整的刻板、不适，法律在规定规则的同时还必须确定法律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法律的原理、理念，法律实质上是规则与原则、规则与原理、规则与理念的内在统一，缺一不可，这正是荀子所谓的：“人无法则怅怅然，有法而无志则渠渠然，依乎法而又深其类，然后温温然。”[12] 这里所谓的“志”和“类”实质上就是法的原则、原理、理念，是“法上法”、“万能法”、“补充法”，它们弥补了规则的局限性，消解了规则的僵硬性，使规则超越有限性扬弃僵硬性，从而更有效地调整社会关系。可见，原理对于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经济法更应如此，因为经济法的规则更为有限，更为固定，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更加丰富。这些决定了经济法更倚重经济法的原理，这也就说明了经济法原理的研究甚为重要。
经济法学尽管有了数十年的发展，但目前尚处于自我证成、自我巩固、自我完善时期，处于打基础的阶段。经济法的研究还较浅陋，现状尚不如人意。经济法似乎为理性所冷漠，没有得到理性应有的审视，在经济法中谬误和缺陋比比皆是。经济法思想贫乏，还难以称之为学。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加强经济法原理研究。法律是一种强制性的行为规则，直接关涉人的权利、自由、安全，对它的运用必须有十分清晰明确地认识，如果贸然运用，后果将不堪设想。具体到经济法来说，贸然去追求它的实用价值，这实在是太危险了。目前在经济法的具体实证分析中，之所以显得单薄、浅陋和不太实用，正是因为经济法的基础理论研究不够，不能提供丰富、深刻的理论资源予以支持。这正应了那句古训：理不通，事不成。
四、从借鉴国际到自我发展
“经济法”一词是舶来品。自从1755年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摩莱里在其名著《自然法典》中提出来以后，德国、日本和前苏联制定过大量的经济法规，并形成过众多的经济法学说，许多著作被译介到中国，对中国经济法学的创立和发展起过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由于经济体制相同和意识形态相近等原因，其中前苏联经济法学说对中国经济法学的影响最大，它们的经济法学说在中国都有相应的翻版，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为人们所信奉。如拉普捷夫的纵横统一经济法学说，即是最为典型的一种。
但由于前苏联经济法学说形成于前苏联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巅峰时期，加之它忽视这种体制的弊病，甚至站在维护这一体制的立场上，因而它们本质上是各种阐发计划经济体制合理性的经济法学说。如拉普捷夫的纵横统一经济法学说，它强调纵横统一，并不是为了强调经济法调整对象的不同方面，而是排斥商品经济关系的独立地位，甚至是将横向经济关系统一和服从于纵向经济关系；它认为企业是“机关”，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被笼统地视为“领导关系”，坚持政企不分的立场；它肯定经济行政体制，为行政垄断辩护；等等。所以，它们传入中国不久，就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发生了碰撞。并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越是向前深入，它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要求就越是相背离[6]。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得不对前苏联经济法学说进行反思和批判，并彻底抛弃与市场经济要求不相适应的各种经济法主张。中国经济法学者并逐渐达到了这样的基本共识，即前文所指出的，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市场竞争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经济法与一国政策密切相关，具有很强的政策性。所谓的政策性，就是要求政策要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就决定了经济法具有突出的国别性和本土化特性，从而也要求经济法研究不应照抄照搬他国经济法(实践证明这样做也是不成功的)，而应立足本国，走自己的路，独立研究，自主创新。
其实，就中国法律来说，最有自主“知识产权”、最具中国特色的法律学科也许就是经济法原理了。这是因为，一是经济法在世界上出现也只有百来年历史，大家都刚刚起步，起点相同，都处于探索创建阶段，差距并不大；二是在国外，即使是像美、德、日等经济法先进国家，也主要集中于竞争法和产业政策法、财税法和金融法等具体法律部门的研究，并不很重视经济法原理的研究；三是经济法极具各国特色，就像各国文化没有优劣之分和高下之别一样，各国经济法学也难分优劣高下。虽然我国经济法理论研究起步稍晚，但早就有人指出：“我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无论在研究的规模上，还是发展的速度上，都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大有后来居上之势”[1]。可以断言，过不了多久，就会形成中国气派的经济法学。
但是，目前中国学术界盛行一种好引经据典的风气，即根据注解的多少来考量论著质量的高低和学者学问的多寡，尤其崇尚外国文献资料，言必称西方。不少人根据这种标准，对经济法学抱有种种根深蒂固的成见和偏见，从骨子里不承认经济法学有什么学问，是一门学科。因此，不管经济法学者说什么，写什么，他们根本就不听不看，以至于像《法学研究》等权威性刊物长期以来就极少刊发经济法论文。没有什么比这种固执和偏见更阻碍经济法学的发展了。我认为引证是必要的，但引证有两条规则：一是引证的必须是经典，二是引证以必要为限，不要堆砌，更不要炫博。其实，资料信息充斥与没有资料信息同样糟糕。过多的引证，不仅有掉书袋的味道，而且是学术自疑和自卑的表现。今天我们的资料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皓首难穷其经，已不可能完全通晓继受。我们往往深陷浩繁的资料之中不能自拔，资料尚未穷尽，早已精疲力竭，无所作为了。过分强调资料，往往依附依赖资料，不敢开放心智，这是对研究的束缚。资料少反而逼迫人们去自主思考，自我研究，这更有利于科学研究并取得科研成果。我们经济法研究不必受上述错误偏见的束缚，而应走自己的路，独立思考，自主创新。
我认为，中国的本土资源能够促成中国经济法(学)自主发展。
西方国家经济法的产生并不是自觉的而是被动的。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周期性地爆发经济危机，结果，在经济思想和政策上发生了凯恩斯对亚当·斯密自由放任主义的“革命”，它强调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法才真正登堂入室。但随着“凯恩斯革命的再革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重占统治地位，反对国家干预和政府管制的思潮和政策仍然是主流。这一切都使得经济法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地位并不高，甚至连这个词都很少。
中国经济法产生的路径与它们有所不同。中国是从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逐渐向市场体制变革，这种变革集中地说，是从国家(政府)管得过多过死向国家(政府)依法科学管理变革，突出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地位，但从不否弃国家(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的职能。尤其中国的具体情况是：疆域辽阔，地区发展不平衡；人口众多，贫富差距较大；经济转轨，社会重大变革；对外开放，与国际接轨。在这种国情和世局下，要实现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绝不能仅仅诉诸市场机制，让市场放任自流。我们已日益达成这样的共识：我们要实现平衡发展，共同富裕，持续发展，立足世界，必须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国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密切结合统一起来，缺少任何“一只手”都孤掌难鸣。只要看到了国家(政府)的重要性，就会看到经济法的重要性。正是因为我国有正视和强调国家(政府)这只手的重要性的历史传统并在日益改良完善它，所以，我们说，也许中国才是催生和促长经济法的最好土壤。
那么，国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有何作为呢？我认为，一是促进自由竞争，废除一切束缚和限制人们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条条框框，让人们投身自由竞争，并在自由竞争中大显身手，把一切有利因素发挥到极限，把事情做到极致。自由竞争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基本动力。二是与此同时，必须加强宏观调控，保证结构合理，供求平衡，分配公平，社会正义，使国民经济协调有序快速高效地发展。宏观调控是国泰民安、关系和谐、社会稳定的必要保障。中国独具特色的社会发展和市场法制建设的实践，为中国经济法(学)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也创造了重要的发展机遇。
那么，国家之手怎样才能发挥作用呢？实践证明，必须有法可依并依法进行。从上面的论述可知，这个法正是经济法，因为经济法就是调整市场竞争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的法律部门，它由市场竞争法和宏观调控法统一构成，其宗旨就是促进市场自由竞争和加强宏观调控。可见，国家之手与经济法是契合因应的，或者说经济法就是国家之手的法律化和法治化。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经济法的重要地位，也许应该从这个角度，把经济法(而不仅仅是其一的反对限制竞争法)称为“经济宪法”。如果我们能从这个高度去认识经济法的话，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去忽视经济法学。可以斗胆地说，也许将来，中国经济法(学)会成为国外学习的蓝本，并为世界法制文明作出中国人独特而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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