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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5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529(2006)04-0115-07
当国际红十字会于1863年在瑞士始创后，各国相继成立红十字会并申请加入国际红十字会，但直至19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才出现关于红十字会问题的讨论[1]。1904年清政府派驻英使臣张德彝前往瑞士，于6月29日“按照1864年所订《日内瓦红十字会公约》补签画押，中国由此而加盟国际红十字会成为会员国。”[2]1912年1月12日，中国红十字会获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式承认，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正式加入国际红十字会①。中国红十字会作为“近代以来历史最为悠久的社会团体”[3]，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研究其起源问题很是必要。
“1904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红十字会之始。”②因此，考察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笔者认为应从研究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入手。但从红十字进入中国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之前，中国还曾出现过一些被认为是带有红十字色彩的组织，影响较大且已引起学术界关注的组织有：中国施医局，救济善会，济急善局，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③目前学者就“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计有三种：周秋光先生认为“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2]；闵杰、池子华先生认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是中国救济善会”④；朱浒、杨念群先生认为“将1900年的整个战争救助行动称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或许更为恰当”[4]。这些学者的不同观点实际上就涉及到对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救济善会，济急善局等救护团体的评定问题，同时也表明研究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问题仍属必要。需要指明的是，因为红十字会是一个组织实体，故本文实乃研究中国红十字会组织意义上的起源。
（一）
让我们先来看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实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出现紧密相连。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俄两国军队交战的战场是中国东三省，这对中国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但“反动腐朽的清朝政府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挟持下，竟于1904年2月12日发布所谓‘中立’的上谕”[5](P180)。战争最直接的受害者是我国东三省同胞。日俄两国在东三省的战况以及有关东三省难民的各种消息很快传到上海，引起了具有良好义赈传统且义赈能力较强的上海人士的真切关注。出于对东三省受难同胞的同情，同时也出于要救出在东三省土地上生活着的“至今既未一回”的“南省商幕中人”[6]，上海地方绅商如上海记名海关道沈敦和、前四川川东道任锡汾、直隶候补道施则敬等便于1904年3月3日在上海英租界发起成立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
尽管清政府在战争中宣布“局外中立”，但在救护东三省人民一事上清政府还是做了一定的努力，例如清政府在颁行的《中立条规》中就有“战国不得封堵中国口岸”；“中国人民寄居战国境内者，其身家财产，均由该国保护，不得夺其资财或勒充兵役”；“中国人民如有侨居战国封堵口岸者，本国得派兵船前往保护，或接载出口”等条[7](P212-213)，并还采取了一些救护措施，如在天津、奉化两处“饬由当地官方出面，设立了救护机构”[8](P32)。但日俄两国根本不尊重清政府颁行的约法，在日俄帝国主义野蛮铁蹄的践踏下，清政府的这些努力只能流于形式。清政府对此既尴尬又无奈：一方面他们必须实施救护，另一方面又碍于“中立”政策，使得“中国政府未便与闻，盖恐违犯局外之义也”[9]。这种情形迫使清政府需要借用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非官方力量。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正好符合清政府的这种需要，因此清政府对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救护活动寄予厚望并给予支持。后来作为清政府代表的驻沪商约大臣吕海寰、驻沪商约副大臣盛宣怀及会办电政大臣吴重熹与沈敦和等上海绅商发生联系，并对他们的救护活动提供各种便利就证实了此点。但是，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红十字会，因此不享有红十字会所应该享有的权利。”[8](P28)在这种窘况下，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不得不另寻出路。
甲午战前，有关红十字会的宣传介绍文字已载于中国的报章，并且部分地区还办理过红十字医院。甲午战后，中国各大报刊特别是《申报》、《大公报》、《中外日报》等又大力宣传介绍红十字会，部分先进人士如商人孙淦、官员梁诚等先进人士也发出了要成立红十字会的强烈呼吁，加之日本赤十字社在甲午战争中的优秀表现，使得红十字在中国已逐渐深入人心，因此可以推定，到日俄战争时，中国朝野人士应该不难认识到：在中国约法得不到尊重的情况下，救护人员想要进入东三省施行救护，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成立具有国际性质的红十字会，以国际公法迫使日俄两国同意中国的要求。而这种具有国际性质的红十字会至少又须符合两项规定：“必须成立在签署日内瓦公约的国家，而这个国家尚没有另外为国际委员会所承认的红十字会。”“必须是国家的红十字会，由政府承认，作为军事医护单位的辅助机构。”[8](P15)这就一方面要求沈敦和等人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改组成为政府所承认的国家红十字会；而另一方面，则要求政府派员去瑞士签署日内瓦公约。在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本为政府所需的情况下，其想赢得政府的承认并不困难；但当时日俄战争如火如荼，时间上已不容政府派员去瑞士签署日内瓦公约，而先求得各国的支持（最好是各国的直接参与）则成为临时应急的最佳办法。因此，在清政府和上海地方绅商已产生互动的情况下，与西方各国合作成立红十字会乃成为他们的共同需要。
“上海的义赈系统一直保持着与红十字会实践的密切联系”[4]，从而“为实现中西合作提供了某种铺垫。”[4]另外，在中国东三省的领土上也生活着不少外国人，他们有的是战争的受难者；有的则在战区从事实际的救护工作。由于人员的缺乏以及其他诸如物质供应等方面的困难，这些外国人对中国方面以红十字会的形式派员进入东三省实施救护是持欢迎态度的。据载尚在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成立之前，沈敦和致电东北的外国传教士魏伯诗德请求予以援助时，“魏君旋得回电，极愿赞成，并言已腾出医室中卧床五十张，以备遇难病民安卧”[10]。此外，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各国传教士，早在19世纪70年代，他们就开始在中国从事有计划有组织的救济事业，并且这些救济活动也往往与上海相联系。[11](P317)日俄战争爆发后，“各国在东三省教士，避难于牛庄”[9]，他们在东三省的救济活动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上述这些因素为西人赞同成立中西合办的红十字会奠定了良好基础。而著名的英国在华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Ly Richard)在促成中西合办红十字会一事上更是贡献巨大。身为传教士，李提摩太“本来就热心于公益事业，他在华多次参与赈灾救荒义举”[12](P22)，再加上他发现“在灾民中发放赈款，对于广大的民众是一个可以使他们信服的证据，证明我的宗教是好的”[13](P292)，这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激发了他对中国赈济事业的关切，因此，东三省难民的救护也自然会引发他的热情。李提摩太是在华传教士中极具影响力的人物，同时他与沈敦和私交不错⑤，而沈敦和不仅是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主要发起者及领导人，而且还是“实际操作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灵魂与台柱”[8](P23)。
因此，在搭起上海地方绅商与东三省传教士之间的桥梁方面，李提摩太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确实很好地起到了这种桥梁作用。此外，在与西方各国及清政府的关系上李提摩太也是如鱼得水：“在义和团运动的善后工作中，他一手托两家，在清廷与列强之间穿针引线，发挥了任何朝廷大臣都无法替代的作用。”[14](P371-372)李提摩太在中国的这种特殊地位使他被推上了在中国创办红十字会的历史舞台，并在这个舞台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沈敦和对李提摩太的主动拜访使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创办最终提上日程。”[14](P307)此后，在李提摩太穿针引线的作用下，西方各国人士与得到了清政府大力支持的上海绅商达成合作，1904年成立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就是这一合作的直接产物，它由中、英、法、德、美五国合办而成。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初定会名为“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但“‘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仅仅是3月10日商讨在中国成立红十字会时所使用的一个临时性用语，以揭明它对于国际红十字会的从属关系，并不是一个正式的会名”[15](P370)，故“在正式场合，从未使用‘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字样”[15](P371)。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后不久，清政府一方面派官员赴瑞士补办加入红十字“原议”手续，以期取得国际红十字会的承认；另一方面“确认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为政府承认之合法团体”。[12](P32)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具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其一，该组织得到了清政府的支持与承认，救护范围不限于一隅，具有国家性；其二，该组织有多国洋人参与，形式上得到了各国的承认，又具有国际性。“国家性”和“国际性”是国际红十字会对各国红十字会所做的基本要求，亦是中国带有红十字色彩的救护组织区别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慈善救济组织的主要条件。考察中国红十字会组织意义上的起源，首先就要考察红十字进入中国后中国成立的救护组织是否带有红十字色彩（亦即是否既具有“国家性”又具有“国际性”）。具体而言，这样的救护组织需达到如下要求：救护的范围不限于一地；救护组织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救护组织得到了西方国家的认可。
（二）
由上分析我们还可看出：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和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诞生的历史背景相同——都受命于日俄战争危难之际，成立的目的一致——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专以救济该省（注：即东三省）被难人民为事”[6]；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直接目的在于救护日俄两国交战受伤的兵士及东北战地难民出境医治”[16]。如果对两者的组织结构加以考察，我们还可以发现它们具有以下相同之处：
首先，两者都实行董事制，既有华董，又有西董。在《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章程并启》中有言：“本会开办伊始，宏纲细目，诸务殷繁。特行公举才望夙著、熟悉中外及北方情形大员为董事，总理局务。”同时，“本会另举西董事，与东三省教士联络举行，以免外人拦阻。”[6]由此可见，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尽管由上海地方绅商捐办而成，但从一开始他们就考虑到了借用外国人的力量，以减少甚至避免他们在救护过程中可能遭遇到的拦阻。尽管西董事在他们当时的设计中只是一块“护身符”，并不握有实际领导权，但有了这块“护身符”，就使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带上了“国际性”。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西董则更进一步，他们不仅获得了实际的领导权，而且他们的领导权看起来似乎还要远远高于华董：在46名董事中华董仅占11人，其中负责处理具体事务的8名办事董事中华董仅占3人（其中任锡汾还是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正式定名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时增补的）。由此可见，华董在整个董事会中所占的比例要远远低于西董。不过，需要强调的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实际工作运作机制：“中西董事工作侧重点有所不同，办公地点也不在一起，可以说既分工又合作。”[8](P46)而在救护事业中最最重要的筹款事项上，中西董事更是实行“中西分筹”[17]的制度。由此可以推断，虽然在数量上华董少于西董，但在实际领导中国方面的救护事业中，华董所起的作用仍是最主要的。
其次，在领导人方面，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华董班子绝大部分直接来源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领导班子。有如下22人出席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杨杏城、沈仲礼、曾少卿、苏宝森、施子英、李云书、王少灏、王松堂、冯珩生、沈缦云、汪汉溪、焦乐山、朱子文、姚燕庚、任逢辛、周金箴、汪建斋、吴少卿、王益甫、陈润夫、席子佩、黄式权。[10]⑥他们构成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领导班子。在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担任华董的有如下11人：沈敦和、施子英、严小舫、朱葆三、周金箴、徐雨之、苏宝森、陈润夫、曾少卿、朱礼琦、任逢辛（后来增补）。[9]两相比较，在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担任华董的11人当中就有沈仲礼（即沈敦和）、施子英（即施则敬）、任逢辛（即任锡汾）、曾少卿、苏宝森、周金箴、陈润夫此7人直接来自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领导班子，这个比例可不容小视，它为表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直接脱胎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提供了证据。
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设立西董，西方四国直接参与其事，这就使其具有了“国际性”；而其成立章程中还提到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虽系商办善举，恳请政府协助，由董事电恳政务处、外务部、商部及各地方官竭力保护”[6]，其设定的救护范围也不局限于一隅，这可说明其也具有了“国家性”。因此，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是带有红十字色彩的救护组织。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和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组织结构上的相同之处，为证明两者在组织上具有传承性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因此，尽管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没有开展具体的救护工作”[8](P29)，但我们可以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直接脱胎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并且是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在组织意义上的一种延续。基于此，我们认为亦可将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由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进而前推到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
（三）
让我们再来对中国施医局、救济善会、济急善局这三个组织进行分析。
中国施医局是1899年由上海士绅汪炳等人设立的，其章程称：“同人酌照红十字会章程办理，有事施于军士，无事施于贫民。”“内科以华医为善，外科以西医为能。如有军士受创、机匠轧伤，以及一切割治等症，必须参用西法，自不得不聘请西医相助为理。”[18]其章程反映出中国施医局开始有意识地参考红十字会章程行事。中国施医局的成立得到了苏松太道的批准，但其救护活动“局限于上海一隅，不具有全国性和普遍意义”[3]；尽管它聘请西医参与，但其对西方各国是否认可不作要求。因此，不能说中国施医局已带上了红十字色彩，它仍然只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地方性善堂。
救济善会，济急善局是庚子事变时期出现的影响最大的两个救济组织。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十六、十七日，上海《申报》分别刊登了《救济善会启》，《救济会章程》；同月二十五、二十七日，又刊登了《济急善局公启》，《承办济急善局章程》，标志着救济善会、济急善局相继成立。救济善会“呈请上海道照会各国领事，声明此系东南各善士募资创办，亦如外国红十字会之例，为救各国难民及受伤兵士起见，已蒙各国领事会议，允由德总领事发给护照，俾善会中人携向军前救护”[19]，它成立后不久，陆树藩等人又向李鸿章禀请“鼎力成全”[20]。这表明救济善会具有如下两个特点：它打出了红十字会的招牌，以期获得各国领事的认可；它由地方绅商自捐自办而成，但寻求政府的认可与支持。后来救济善会如愿以偿，得以“禀奉直隶总督李传相批准，并由苏松太兵备道余晋瑞观察照会德国总领事给发护照”[21]。随后成立的济急善局亦具有与此相同的特点，它和救济善会“都在借助红十字会方面有着明确的意识”[22]，而在取得政府支持方面则比救济善会更甚：济急善局在刚宣布成立时就提到“信厚等昨奉合肥相国面谕，并接同乡好善诸君函嘱，集资往救以尽桑梓之情，因议……设立济急善局”[23]。此处“信厚”是指济急善局的主要创始人严信厚，“合肥相国”是指李鸿章，这里特意表明“奉合肥相国面谕”，无形中就将济急善局与政府间的关系拉近了一层。在实际救护过程中，济急善局也确实得到了来自政府官员的鼎力支持，如袁世凯曾帮该局垫发银五千两、盛宣怀帮该局筹垫规元二万两等等。[24]救济善会、济急善局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广泛开展了各种捐款、救护活动。以上可以说明救济善会、济急善局已具“国家性”与“国际性”，它们可以算作是带有红十字色彩的救护组织。
除了上述相同的历史背景、相同的特点，救济善会与济急善局还具有如下一致性：其一，两者救护的对象相同。前期，救济善会的救护对象主要为“东南各省之被难官绅”[25]；济急善局的救护对象“仅指救济江浙人士而言”[23]。从1901年春开始，两者救护的对象“由主要赈济被难的南方各省官绅商民转为赈济北方的普通灾民。”[26]救护中的“南方情结”值得引起重视，这可为我们理解庚子事变以及后来日俄战争爆发后上海人士的救护行为提供一个宝贵的视角。其二，两者在实际救护工作中经常合作。救济善会、济急善局分别成立后不久，救济善会的主要创办人陆树藩等在致李鸿章的电稿中曾“叩求中堂鼎力成全，劝谕盛京卿宣怀、候选道严信厚、候补府施则敬、刑部郎中庞元济等筹款济助”[20]，而严信厚、施则敬、庞元济等人正是济急善局的主要发起者，他们对陆树藩等人的救济行为“不胜钦佩”，并与陆树藩等人“连日公同面议”。[27]这就为后来两者在实际救护活动中的合作埋下伏笔。两者后来在“彼此同办一事，自愿不分畛域”的前提下实现了分工合作。至于具体救护实践中的合作，《义和团运动时期江南绅商对战争难民的社会救助》一文对之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22]，此不赘述。
上文表明：救济善会和济急善局之间存在着极为亲密的联系，乃至造成了“一般人士常常将二者混淆”[4](P172)的情况。尽管如此，这两个组织实际上是相互独立的，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救护范围：“清江等处归严君筱舫诸公筹办，京津一带归陆君纯伯诸公筹办”；在涉及救护活动最为重要的款项问题时，两者更是强调“惟款项则各归经手不得互相牵混”。因此，救济善会和济急善局实际上是一种分工合作的关系。闵杰，池子华先生没有关注到济急善局的存在，他们依据救济善会已具有红十字会的性质而将其视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朱浒，杨念群先生注意到了济急善局的重要性，同时还注意到了救济善会、济急善局两者之间的关联，但他们更多的是强调两者之间的差别，他们主张将“1900年的整个战争救助行动”称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实际上是依托庚子事变的历史背景，对庚子事变中出现的救济善会、济急善局等救护组织做了一番广义化处理。
（四）
前文已经论证：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直接脱胎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并且是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在组织意义上的一种延续。而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被公认为中国红十字会之始，因此，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可由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进而前推到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如果想将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由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再往前推，那么就要证明自红十字进入中国后至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成立之前出现的救护组织必须符合两个条件：带有红十字色彩；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或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组织结构上具有相同之处。
如前所论，中国施医局实际上并不带有红十字色彩，而救济善会，济急善局则已带上了红十字色彩，因此考察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可以先把中国施医局排除在外，而将重点放在对救济善会，济急善局两者的考察之上。现在，我们要做的是研究救济善会，济急善局这两个救护组织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或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之间在组织结构上是否具有相同之处。救济善会、济急善局虽已带上红十字色彩，但它们在本质上仍偏向于归属善会善堂的范畴。“善会、善堂的设立均始于地方上有权有势者的提倡，其他的有权有势者响应这一提倡自发地加入、制定规章制度，在得到地方官的许可之后方开展活动”[28](P595)，救济善会、济急善局的设立就经历了这一过程。通过阅读有关救济善会、济急善局的章程、公启、呼吁捐款救护等方面的资料，可以看出它们实行的是董事制，而这正是善会善堂常见的一种组织模式⑦。救济善会直接冠以“善会”之名，名称上就可直接反映救济善会之本质与善会善堂的关系；救济善局虽然名为“善局”，和善会善堂看似有所差别，但它的领导人如严信厚、施则敬、杨廷杲、朱葆三等早在义和团运动之前就曾领导过善会善堂一类的慈善组织：严信厚、施则敬、朱葆三曾同为广益善堂司董、仁济善堂董事，杨廷杲也在仁济善堂担任过董事⑧，施则敬还是上海北市丝业会馆筹振公所的总董⑨，他们在中国慈善发展史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由他们领导的广益善堂、仁济善堂、丝业会馆筹振公所等慈善组织在庚子事变、日俄战争时期一直继续存在并发挥着作用。因此，若想进一步研究救济善会、济急善局的组织制度，笔者认为可参考善会善堂的组织制度。
从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员来看，救济善会主要由在籍户部山西司郎中陆树藩发起成立并主持，潘赤文、丁晓芳、沈习之、廖纬笙等人参与领导[21]。济急善局则由严信厚、席裕福、杨廷杲、庞元济、施则敬设立，后来，福余南曾君少卿、四明朱君葆三、天顺祥陈君润夫等绅商以及前川东道任锡汾观察等也参与其中，并对济急善局给予了大力支持[24]。与前面所记之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华董们两相对比，我们很快就能断定：救济善会的领导人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领导人没有重合之处；而济急善局的领导人在后来日俄战争爆发时全部继续发挥作用：施则敬、曾少卿、陈润夫、任锡汾此4人既是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领导人，又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华董；《申报》的总经理席裕福（子佩）是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领导人；严信厚、朱葆三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华董；杨廷杲（子萱）、庞元济（莱臣）虽然没有名列华董，但他们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关系仍然十分密切，他们在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募集捐款进行救护等方面做出了贡献[17]⑩。
领导班子是一个组织结构中最为重要的部分，领导班子不仅制定组织制度，还控制着组织的实际运作，领导班子的更替可以影响到一个组织的性质变化甚至该组织的存亡。因此，济急善局的领导人在日俄战争时期成立的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全部继续发挥作用以及三者均实行董事制此两点可使我们断定：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组织上存在着对济急善局的传承关系。而救济善会虽然也实行董事制，但是它的领导班子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领导人之间没有重合也看不出有什么联系。基于此，笔者认为可将中国红十字会的组织起源由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再进而前推到济急善局。
尽管不能证明救济善会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之间存在着组织上的传承性，但我们亦不能忽视救济善会的重要性。救济善会与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济急善局两者宣布成立的时间仅相隔十天左右，它们虽相互独立，但两者在很多方面所表现出的一致性以及它们之间“分工合作”的关系，使得救济善会的重要性因之而更为凸显。救济善会、济急善局及之前出现的中国施医局等救济组织，为其后成立的救护组织如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等施行救护活动在理论、实践等方面均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救济善会、济急善局、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等救护组织都带有红十字色彩，但分析它们的组织结构，我们可以说它们本质上仍属于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具体而言归属于善会善堂的范畴）。由上文分析我们将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由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前推到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再由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前推到济急善局，这可印证一种“嫁接”理论：红十字会虽系“舶来品”，但中国红十字会却是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具体指济急善局）“嫁接”红十字会逐渐长成的结果。这一“嫁接”过程可做如下解释：
红十字传入中国之初，并没有马上在中国扎下根来自生自长，而是在中国上空飘荡游离着，为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进行“嫁接”提供了可资“嫁接”的选择对象。甲午战争前后有关红十字会的启蒙宣传，中国开明人士对红十字会的大力倡导，外国在华人士在中国大地上的红十字活动（包括日本赤十字社的救护活动）等触动了中国本土慈善组织的“嫁接”情怀，并为其选择“嫁接”红十字会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之后虽然在理论层面上逐渐滋生出了要在中国成立红十字会的强烈要求，但因“嫁接”的时机尚未成熟，因此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在实践中“嫁接”红十字会的过程显得十分缓慢，且“嫁接”流于表面化（中国施医局就说明了这点）。
时局巨变特别是战争如庚子事变、日俄战争的爆发犹如一把锋利的斧头，斩断了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自然生长的态势，造成了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必须接受“嫁接”的局面——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若想继续发挥救护功能，就必须主动把自己改造成适应时局（特别是战争）需要的组织，这就使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面临着一个选择“最佳嫁接物”的问题。考查当时的时局状态和社会环境，“最佳嫁接物”已然存在，它就是早已在中国上空飘荡并得到中国人大力宣传、倡导的红十字会，因此，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产生了自主“嫁接”红十字会的内在需要。内在的真正需要结合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本土慈善组织“嫁接”红十字会的时机终于来临了！庚子事变中出现的既带有红十字色彩又带有中国本土慈善组织色彩的救护团体如救济善会，济急善局等，就是这种“嫁接”后初步长成的“幼苗”。但是，通过“嫁接”生成的救济善会、济急善局这两株“幼苗”在随后的生长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救济善会这株“幼苗”在庚子事变结束后“夭折”了；济急善局这株“幼苗”则得以继续存活下来。由济急善局到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再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它们内部组织结构上的传承性显示了济急善局这株“幼苗”的顽强生命力，而这种顽强生命力的获得一方面应归之它的领导人——严信厚、施则敬、朱葆三等人资财雄厚，社会影响力大，且热衷于慈善救济；另一方面应归之于盛宣怀等政府官僚的大力支持。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通过“嫁接”红十字会最初形成了济急善局这株“幼苗”，之后长成为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这棵“小树”，然后继续成长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这棵“大树”，最后终于长成了中国红十字会这棵“参天大树”。
收稿日期：2006-03-18
注释：
①关于中国红十字会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承认时间有“1904年7月8日”之说（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承认我国红十字会的时间探源》，台北：《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会刊》1999年总第15期，第21-22页）；亦有“1912年1月15日”之说（见胡兰生：《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历史与工作概述》，原载1947年《红十字月刊》，转引自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00页）。周秋光先生对此进行了纠正，他提出了“1912年1月12日”一说（见周秋光：《晚清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述论》，《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184-185页）。池子华先生的观点与周秋光先生同（见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120页）。
②“民国时期的表述见《中国红十字会》，行政院新闻局印行，中华民国36年，第1页。新中国时期的表述见《红十字与我国》，中国红十字总会编，1981年，第30页；陈璋主编《红十字知识一百问》，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第4页”，转引自朱浒：《中国红十字会的地方性起源》，《石家庄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28页；或朱浒、杨念群：《现代国家理念与地方性实践交互影响下的医疗行为——中国红十字会起源的双重历史渊源》，《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175页。
③闵杰先生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一书指出：中国施医局是开始“按照‘红十字会章程办理’的慈善机构”；“中国救济善会是一个遵照国际红十字会的基本精神和行动惯例成立的一个团体”。（见刘志琴主编，闵杰著：《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4-185页。）此外，朱浒、杨念群《现代国家理念与地方性实践交互影响下的医疗行为——中国红十字会起源的双重历史渊源》（《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一文和李文海、朱浒《义和团运动时期江南绅商对战争难民的社会救助》（《清史研究》2004年第2期）一文均对救济善会、济急善局之红十字会性质有所论及。
④此观点由闵杰先生提出，并为池子华先生赞成（见刘志琴主编，闵杰著：《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第181页；孙柏秋主编：《百年红十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池子华：《从中国救济善会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第76页）。
⑤在《红十字与近代中国》一书中有言：“李提摩太……他是在华传教士中极具影响力的人物。1902年，创办山西大学堂，并出任西学专斋总理（谷如墉任中学专斋总理），沈敦和则是山西大学堂督办（校长），与李提摩太交往甚密，时相过从。”（见池子华著：《红十字与近代中国》，第22页）。此外，李提摩太本人也曾特意提到：“我在太原府筹建山西大学的时候，他（即沈敦和）曾提供过帮助”。（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7页）。
⑥《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一书在摘录《申报》时出现了一些错误，如《记普济善会初次议事情形》一文中将“曾君少卿”误作“鲁君少卿”，“姚君燕庚”误作“姚君蕉庚”，“席君子佩”误作“席君子保”；而在《施君肇基笔译上海创设万国红十字支会会议大旨》一文中将“苏君宝森”误作“苏君实森”（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第21页）。这些错误为有些研究者所沿用，使用时需加以特别注意。
⑦善会善堂的组织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轮值制，一种是董事制。台湾的梁其姿先生和日本的夫马进先生在他们的论著中均谈到了善会善堂的这两种组织形式，具体参看（台湾）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110页；（日）夫马进著，《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页。
⑧上海《申报》载有大量关于善举方面的文章，其中多篇落款处为“沪北天后宫前广益善堂司董严信厚施则敬朱佩珍唐荣俊等谨志”“上海六马路仁济善堂董事严信厚杨廷杲黄宗宪朱佩珍施则敬刘芬谨志”字样，如《积善回天》，《申报》光绪廿五年十二月初十日，第九千六百零七号；《普沾实惠》，《申报》光绪廿五年十二月初六日，第九千六百零三号等。
⑨1899年《申报》“上海北市丝业会馆筹振公所施则敬”“沪北天后宫广益善堂司董严信厚叶成忠施则敬唐荣俊等”等字样即可说明，如《皖灾四电》、《添医初志》（此两文都载于《申报》光绪廿五年四月廿二日，第九千三百八十三号）等等。
⑩1904年3月29日，由吕海寰领衔，杨廷杲、庞元济与盛宣怀、吴重熹、吴郁生、刘宇泰、杨士琦、李经迈、顾肇熙、沈能虎、朱宝奎、沈敦和；任锡汾、施则敬等人联署向全国各省发出《劝募筹款救护东北难民通电》（即元电），该电文于4月2日刊登于《申报》，由此可管窥杨廷杲、庞元济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关系。元电电文见《电筹救护》，《申报》光绪三十年二月十七日，第一万一千一百十八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