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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 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03)02-0166-09
以作家姓氏冠于“诗”字前，除“陶诗”、“李（白）诗”、“杜诗”、“韩诗”外，苏轼也获此殊荣，正昭示其诗歌创作的独特性与典范意义。自宋以来，苏诗虽也受到过一些非议，但总的说来，是受到普遍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前专门的苏诗研究并不多见，更多的苏诗研究是与苏轼研究尤其是与宋诗研究共同进行的，这种状况在80-90年代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是百年苏诗研究的一个特点，也是我们回顾苏诗研究百年历程时将其与宋诗研究联系起来的原因所在。概括地说，百年苏诗研究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时而被肯定时而又被否定最终仍得到肯定的过程。
20-30年代：宋诗研究与苏诗研究的初步繁荣
解放前的苏诗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20-30年代。除了作为普及读物的严既澄《苏轼诗》（商务印书馆，1933年）外，专门的苏轼、苏诗研究著作很少，主要成果出现在有关宋诗、宋代文学史的研究著作中。这些著作在论及苏诗时，多概括地谈其总体特色和在宋诗发展中的地位。少数几篇论文侧重探讨苏诗艺术渊源、风格变化等，篇幅较短，言简意赅。不同学者在不同学术背景下采用不同的著述方式，在研究宋诗时很重视苏诗，对苏诗多持肯定之论，使苏诗和宋诗研究在20-30年代呈现出初步繁荣的局面。
“五四”以后，陈衍作为晚清“同光体”的健将和诗论家，在传统诗学圈内仍受到尊崇。他在《石遗室诗话》（商务印书馆，1929）中指出：“唐诗至杜、韩而下，现诸变相。苏、王、黄、陈、杨、陆诸家沿其波而参互错综，变本加厉”（卷十四）。这是从新变唐诗的角度肯定宋诗的价值，实际上也是对苏诗的肯定。作者谓“北宋人多学杜、韩，故工七言古者多”（卷十八），又谓“东坡七言古，中间全用对句排
到底，本于老杜”。在《石遗室诗话续编》（商务印书馆，1935）中，陈衍还赞扬苏诗“工和韵”、“善用典”，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宋诗的肯定。他晚年编选评点的《宋诗精华录》（商务印书馆，1937）实为一部宋代诗选兼诗史性质的重要著作，书中选苏诗88首，是宋代诗人中入选作品最多的一位，可见著者对苏诗的喜爱一如既往。他在评析苏诗时指出苏轼“七古多似昌黎而收处常不逮”，“短篇五古，非坡公所长，清脆而已”，“东坡五七古，遇端庄题目，不能用禅语诙谐语者，则以对偶排出之”。持论与其《诗话》略同，褒中有贬，可见著者并不因偏爱苏诗而尽说好话，体现出一种求实的学术态度，故其研究成果至今仍为人称引。不过，由于诗话、诗选等传统著述方式的限制，也由于著者诗学观念、学术趣味的相对保守，使得陈衍的并未对前人有太大的突破。这种受传统学术观念、著述方式制约而限制学术成就的取得在高步瀛的《唐宋诗举要》中更有明显反映。《举要》分体选录苏诗共55首（以七古为多）。高氏在评析苏诗时多承袭桐城派观点，书中所附有关苏诗评语多为他人之见，故其对苏诗研究并不深入，水平并不很高（但其在为苏诗作注时下了不少功夫）。（注：朱自清《宋五家诗钞》（原名《宋诗钞略》），成于30-40年代，共五卷，中有一卷《东坡诗钞》，共选苏诗35首。但由于该书在著者生前未付印，直到80年代初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才有了学术影响。书中评价苏诗颇高，谓其“气象宏阔，铺叙宛转，子美之后，一人而已”，但书中对具体苏诗的评价并没多少新见，所附评语多为前人评语，还多次引用《宋诗精华录》、《唐宋诗举要》中的评语。）
本期能用新的学术观念、新的著术方式研究苏诗的主要是吕思勉、柯敦伯、胡云翼、梁昆等人。他们的著作多为文学史类著作，这是借鉴西方“文学史”著作的方式；因其成于20-30年代，又或多或少地受到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平民文学”、“文学进化论”等学术观念的影响。不过，他们并未对进化论等新观念加以片面理解，对包括宋诗在内的宋代文学均作了高度的评价，苏诗更是作为宋诗的代表而确立了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注：这种高度评价苏诗的看法甚至也出现在那些对宋诗颇为轻视的文学史中。如李维《诗史》（1928年北平石棱精舍印本）认为苏轼乃“韩文公后，一人而已”、“才思横溢，如泻东海之水”。稍后出版的陆侃如、冯沅君合著的《中国诗史》（大江书局，1931）干脆将宋诗从中国诗史中抹去，但著者在论及苏词时仍然承认：“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天才的作者之一，他的文、诗、词以至书法，无不佳妙”。）吕思勉在《宋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29）的“概说”中指出：“至于诗，则唐代为极盛。旧时之体制，至此可谓皆备。宋人于诗之体制，亦能出于唐人之外。而其意境、字面则专与唐人判然不同，后人之诗，非宗唐，即宗宋，至今未能出此两派之外焉。故诗之为学，亦唐人具之，宋人继之，而后大成者也。”在《宋代之诗》章中论及苏诗时说：“北宋之世，擅诗名者，无如坡公。荆公之格高，而坡公之才大，殆可谓之双绝。然为后人所宗法，则坡公尤胜于荆公也。”并认为苏诗特色在于“以文为诗”。在论及江西诗派时又说：“苏黄诗派，确能牢笼一代，而为宋诗之特色。”对宋诗给予“大成”、对苏诗给予“双绝”、“尤胜”之评，可谓高矣；认为苏诗特色在于“以文为诗”，并将其与黄庭坚作为江西诗派的领袖因而也成为宋诗的代表性人物，也正是用前人评价宋诗的话移评苏诗，并给予肯定。柯敦伯《宋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谓宋诗“上承唐旧而变化生新，能与唐人争胜者也”，谓苏诗“各体皆工，七古尤擅长，唯五律差逊”。从“变化生新”的角度来肯定苏诗与宋诗，持论与陈、吕相近。胡云翼在《宋诗研究》（商务印书馆，1930）中将苏与欧、王、黄列为北宋诗坛的四大权威，并指出：“没有欧阳修，绝不能廓清西昆体的残余势力；没有苏轼，绝不能造成宋诗的新生命……开辟宋诗的新园地，不让她永远依附唐人篱下。这便是苏轼惟一值得讴歌的伟大处所。”这就直接将宋诗对唐诗的新变之功落实到了苏诗上，既是对宋诗的肯定，也是对苏诗的认可。苏诗由于它的独创性在宋代即被称为“东坡体”。梁昆在《宋诗派别论》（商务印书馆，1938）中有“东坡派”之说，认为“东坡之主诗盟，不专宗某一古人，乃兼重才气，任个性自由发展，决不加以限制，又决不以体裁不同而相互攻驳，故苏派诸人各具面目。”书中还分析东坡诗派有“一长四短”。梁著与胡著虽未标以“史”名，实皆可作宋代诗史来读，故二著多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来肯定苏诗新变之功。在苏诗总体评价中，苏诗的艺术渊源和分期也常为人们所论及，这尤其是本期少数有关苏诗研究专文的论题。赵宗湘《苏诗臆说》一文（《国专月刊》1936年12月）认为，东坡“受李杜之影响较深，与韩、刘之关系为浅。此外，陶渊明、韦苏州、王右丞诸家，予东坡之助力亦大。”关于分期，严恩纹《东坡诗分期之检讨》一文（《责善半月刊》第2卷1-2期合刊，齐鲁大学民国30年4月）将苏诗创作过程分为少、壮、暮三期。上述研究著作较陈衍等人的诗话、诗选在观念与体例上有所不同，显示出本期学者努力对苏诗研究加以开拓，但由于受史著（非苏诗研究专著）限制，他们对苏诗的研究并不深入，诸如苏轼“以文为诗”、善长七古之论既未超出前人，有的认识还不及陈衍精细；即便是他们的著作借鉴了西方学术而采用文学史的方式，其实与传统诗话相差并不大。少数专门研究苏诗的论文也同样新见不多，常为申述前人之见。
本期真正能在苏诗研究中体现出新的精神、提出新见解的要算梁启超、胡适等学术大师。苏诗、宋诗研究并非他们的学术重点，但他们以首开风气的学术气度，在苏诗研究中实不乏前人所未道者。梁启超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原刊1922年2月15日、4月15日《改造》第4卷第6、8号）中论及苏轼的浪漫作品。他说：“苏东坡也是胸次高旷的人，但他的文学不含神秘性，纯浪漫的作品较少”，又指出：“他作诗时候所处的境界，恰好是最浪漫的；他便将那一刹那间的实感写出来，不觉便成浪漫流中上乘作品。”以“浪漫”来论苏诗境界，正体现出新文化运动特有的艺术理想；同时指出这种“浪漫”并不纯粹，不含神秘性，是有实感的，又与当时的平民文学精神相吻合，在某种意义上也与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从白话文学的角度肯定苏诗（及宋诗）声气相通。胡适将宋诗与白话诗联系起来，使苏诗、宋诗一度受到新文化运动的重视。他的《白话文学史》（1928年出版）在评价韩愈诗时论及苏诗、宋诗：“用作文的法子作诗，扫去了一切骈偶诗体的滥套”，并认为“这种境界从杜甫出来，到韩愈方才充分发达，到宋朝的苏轼、黄庭坚以下，方才成为一种风气。”他后来在《国语文学史》（第三编第二章）论及“北宋诗”时指出：“宋诗到苏、黄一派，方才大成”、“苏黄诗的好处并不在那不调的音节，也不在那偏僻的用典。他们的好处正在于‘做诗如说话’，因为要做到‘做诗如说话’，故不拘守向来的音调格律”，认为苏诗的好处在于用“极平常的物事做出好诗”。胡适对“以文为诗”的诗史发展过程的勾勒、对苏轼“以文为诗”特色的概括都是继承前人之见，但他对“以文为诗”这一对苏诗特色（也是宋诗特色）的评论作了创造性的发挥，认为其意义在于“用白话为诗”。同样用“以文为诗”来评价宋诗与苏诗，胡适使人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审视苏诗与宋诗，也使得其原有的一部分好处得以被发现（虽然这种发现也忽视了历来被认可的苏诗好处）。胡适此论虽主要是出于文学革命和推进白话文运动的需要，但他将传统命题加以现代性的转换，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也使苏诗、宋诗研究得到真正开拓。胡适主张文学革命，但也努力从古典文学中寻找其理论依据与艺术借鉴，并未完全割裂古、今文学之间的天然联系，这种态度是可取的。
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宋诗研究的冷落与对苏诗的争论乃至批判
50年代后期，苏诗研究与宋诗研究一道受到冷落，这主要是因为包括苏诗在内的宋诗（陆游诗属例外）在当时被认为是脱离现实、脱离人民的，根据人民性、现实性的批评标准，很难得到正面的评价，故少有学者对其深入研究。只是由于苏轼本身也是一个政治人物，他的政治思想成为研究和讨论的热点，肯定者有之，否定或批判者更有之。顺及对苏诗的研究侧重在苏轼的政治诗，以便从中考察其是否具有政治意义和人民性，乃至判断苏轼政治态度保守与否的重要依据。这种局面甚至延续到了80年代初。由于这种争论多半是围绕苏轼政治态度与苏轼政治诗来展开的，普遍存在重思想轻艺术的倾向，而不再像解放前那样去集中探讨其风格、体裁等艺术特色；而且由于苏轼政治思想的复杂性使对苏轼的政治评价产生了争论，苏轼其人其诗很难像此前那样得到积极评价与正面肯定。随着“文革”时期有关苏轼其人政治评价的标准更趋苛严，苏轼其人更是全面受到否定，其诗（特别是政治诗）则成为否定他的重要材料。
王季思在《文学研究》（1957年第4期）发表《苏轼试论》，对苏轼作出了全面而较高的评价，说苏轼有“比较一贯的政治态度”，并特地称赞了苏轼的人格精神与文学成就。程千帆在《光明日报》（1957年5月19日）上发表的《苏诗札记》谈到苏轼的“反抗精神”，并予以高度评价。文章将苏诗大体分为两类，认为反映民生疾苦和时政得失的诗篇，在苏诗中并不是在质量上最高，数量上最多的，在内容方面最突出的另一类诗“在极广阔的范围内反映了诗人对于生活的无限热爱，他对于束缚个性的环境的抗拒，他在任何困难的时候都不丧失的乐观主义精神。”这两篇肯定苏轼的文章很快就招致非议。乔象钟在《光明日报》（1958年10月26日）上撰文批驳程千帆，认为程氏强调苏轼的反抗精神，是要人们以反抗精神来反对社会主义事业。黄昌前在《对王季思先生的〈苏轼试论〉的几点意见》中，认为对苏轼那样只强调作品的艺术技巧、不顾作品思想性的，不能给予过高评价，还认为苏轼的政治态度是反动的，苏轼与人民的距离是很大的（《文学研究》1958年第4期）。艾治平在《全面地历史地评价苏轼》一文（《理论与实践》1958年6月号）中，折中王、黄的观点（但艾文尚未否认苏轼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巨大贡献）。从这些批驳文章来看，在当时苏诗的思想意义是不能得到肯定的，这是基于人民性标准作出的评判。实际上，这也是除陆游诗外许多宋诗在当时得不到认可的根本原因所在。
陈迩冬的《苏轼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和钱钟书的《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也是诞生在这种学术气氛中的两部著作，虽为普及读物，仍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特定的时代烙印，如钱著选苏轼诗数量不及陆游诗，显然是受当时学术风气影响。不过，这两部著作之所以显得重要，更主要的在于其不为风气所束缚，能用选本这一传统研究方式对苏诗、宋诗加以研究，特别是以其对具体作品的艺术分析而受后人重视，钱著在这方面成就更为突出，如他对苏诗比喻艺术的评析细致入微，倍受学界好评。这种对苏诗的肯定与细致的艺术分析之所以还能产生，一方面是学术惯性作用的产物（注：钱钟书之父钱基博对陈衍极为推崇，称之为“并世文章之雄”，陈衍在《石遗定诗话续编》（卷一）中曾给钱钟书古体诗以好评，钱钟书因此受陈衍论诗影响，其《宋诗选注》与《宋诗精华录》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学术渊源关系。钱钟书早年性喜宋诗，曾与宋诗派中坚陈衍有过一番探讨，《石语》就是那次探讨的记录。另钱钟书在解放前就开始了宋诗研究，其代表性成果收入其《谈艺录》一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当时的学术气氛虽深受“左”的政治干扰，但严肃的学术研究尚有一席之地。60年代初也是学术环境相对宽松的时候，能代表当时对苏诗研究的总体水平的要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两种《中国文学史》：一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编写；一者由游国恩等高校专家编写。这两部史著对苏轼有专章论述。在论及苏诗时均指出，政治诗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不足以代表苏诗的基本面貌和成就，认为苏诗中数量最多、艺术上最有特色、对后人影响最大的是那些抒发个人情怀和歌咏自然景物的诗篇。这种具体分析而不一味批判的方法有利于当时正面肯定苏诗。与解放前的有关文学史著作相比，这两部文学史对苏诗的艺术特色更为关注，虽还是从“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富有理趣等方面加以探讨，但分析较精细，如文研所《中国文学史》中提及苏诗有个特点在于：“作为诗人，他对事物的诗意的感受有时并不比他的观察和思考更敏锐和更深刻。他的不少诗，可以写得动荡流走，不落平板，但诗的形象往往不够鲜明和饱满，而以一种理趣见胜。”亦褒亦贬，极具分寸，不失为一种的评。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气氛与学术环境中，苏诗研究能取得上述成就也算难得了。
胡适等人的学术观点在解放后受到了批判，但他根据时代需要出发来从事学术研究的作风，在“文革”中却被发展为完全根据政治需要对苏轼其人其诗大加批判乃至诬蔑，学术批判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为了配合政治上的“批林批孔”运动，在文学史中贯穿“儒法斗争”的线索，苏轼便作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儒家代表人物受到严厉的批判。署名罗思鼎的《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一文（《红旗》1974年第2期）将“投机派”、“两面派”的帽子扣在苏轼头上。在同期杂志上，梁效又给其加上“顽固派”的恶谥。从“儒法斗争”的角度来批判苏轼，是此前苏诗研究中过于注重思想分析作法的恶性发展。如果说强调人民性还与胡适等人倡导的平民文学观念存在精神上的相通，那么，“批儒”斗争则将五四激进的革命精神加以歪曲利用，极大地阻碍了学术发展，苏诗、宋诗研究在“文革”期间就这样受挫乃至大倒退了！
“文革后，”苏诗研究与宋诗研究共同面临着拨乱反正、重新评价的任务，苏诗研究较之宋诗研究更面临着一个如何对苏轼其人进行政治评价的任务。因为，不对苏轼其人在政治上进行重新评价，其作品（特别是诗）也很难得到肯定性的研究。这种重评苏轼的工作始于70年代末并延续到80年代初。许多学者反驳了“四人帮”御用文人所谓苏轼为“顽固派”、“两面派”的说法，更为客观地讨论了苏轼的政治态度及其政治诗。王水照的《评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诗》（《文学评论》1978年第3期）是“文革”后第一篇为苏轼辩诬正名的文章，全面地分析了苏轼对新法态度转变的原因，并指出苏轼的许多政治诗与新法无关，“这些诗篇表明苏轼的政治视野比较广阔，敢于揭露社会矛盾和政治弊病，反映了下层人民的一些苦难生活”。与王水照从重评苏轼政治态度进而肯定其政治诗不同的是，朱靖华《论苏轼政治思想的发展》（《历史研究》1978年第8期）重在用苏轼的政治诗（文）来重评苏轼的政治思想。文章认为，苏轼“改革的主张是一贯的，不论在王安石变法前后以及‘元祐更化’等各个历史时期，他都基本上坚持了自己的改革理想。”这两篇文章虽侧重点不同，均认为苏轼其人对王安石变法态度有所变化，可见苏轼并非“顽固派”。与王、朱观点稍有不同的是曾枣庄的《论苏轼政治主张的一致性》（《文学评论丛刊》1979年第3辑）。该文认为苏轼政治立场一直不变，但这种政治立场并非保守，而是一种具有改良色彩的革新思想，这同样是对有关苏轼“顽固”之说的反驳。这些重评在评价苏轼时仍侧重其政治思想，评定苏轼政治进步与否的标准仍根据他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论及苏诗时仍侧重其政治诗，评价其思想意义的标准仍是“人民性”、“现实性”等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理论。随着人们对苏轼思想复杂性的深入认识，学界对苏轼的思想研究也由侧重在儒家思想转向佛道思想。不过，这些思想研究主要地还是将苏轼作为政治家（或思想家）来看，而与苏轼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本来面目尚有一定的距离，因而在苏诗研究方面并不着力。“文革”后也有部分学者在重评苏轼时侧重对苏轼进行文学研究。这种文学研究一方面是探讨苏轼的文艺思想，另一方面则是研讨其文学作品。徐中玉在《社会科学战线》、《文学遗产》、《学术月刊》等刊物上先后发表论文对苏轼文艺思想进行专题研究，后来结集成为专著《论苏轼的创作经验》（华东师大出版社，1981）。著者承认苏轼思想、作品中有错误、缺点，但同时认为，“苛求于他固不对，重复说些阶级局限、历史局限之类的空话实在也尽可不必。”从作者这番自述中不难体会到当时学术风气逐渐改变、学术环境开始改善，苏轼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本来面目逐渐得到恢复。尽管该著有关苏轼文艺思想的论述不尽是对苏诗而发，但由于苏轼文艺观贯穿于他的诗、词、文乃至书、画等诸多方面而具有共通性，故对苏诗研究也是一种推进；尽管著中关于苏轼创作思想的论述不乏可议之处（如苏轼创作思想中有数学观念），但其关于苏轼“随物赋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自是一家”等诸多艺术观念的论述，实多精彩之见。该著本意虽亦在于为苏轼翻案，但其意义更多地在于对苏轼作文学研究，较同期有关翻案之作更具学术建设和诗学探讨的意味，80年代以来还有人沿其途径作进一步的探讨，出现了不少专著、论文。部分学者具体研究苏轼的文学作品（包括苏诗），比研究苏轼文学观似更能恢复其作为文学家的历史地位。因为，苏轼在历史上之所以重要，主要是以文学成就其地的，其文学成就固然在于他有深刻的文艺见解，更在于他丰富的创作（其诗流传下来的达2700多首，在宋代仅次于陆游等少数几个诗人）。王水照《苏轼》、曾枣庄《苏轼评传》是80年代初出版的两部传记，均用了一定篇幅来分析苏诗的艺术风格、题材内容，并对苏诗艺术成就作了较高评价。不过，他们肯定苏诗艺术成就的理论依据不免有所局限。王著指出“苏诗总的艺术特色是自然奔放，挥洒自如，这一风格具有宋代诗歌的时代特点”，并以是否遵循诗歌形象思维的规律力求对苏诗作出全面评价。“是否遵循形象思维的规律”是当时学界探讨乃至批评宋诗的重要理论依据，虽然王著依此理论仍对苏诗作了肯定，但其具体见解仍不免有所束缚。曾著篇幅超过王著，但其“全部注意力几乎放在为苏轼翻案上”，故对苏轼文学成就的分析并不充分，认及苏诗时是从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风格相结合的角度作出肯定，认为苏轼并不像其他的宋人一样不懂诗要用形象思维。这种对苏诗的认识水平在当时与学界对宋诗的认识相一致。虽然此期对苏诗的评价要略高于宋诗，但由于受宋诗研究的理论水平制约，苏诗研究并未得到大的发展，其意义主要在于完成了苏诗研究领域中拨乱反正的任务，而其认识充其量是恢复到了50-60年代的水平。
80年代以来：宋诗研究的兴盛与苏诗研究的进展
8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气候的好转与学术观念的变化，宋诗逐渐受到学界重视，宋诗研究开始呈现出繁荣的局面。苏诗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成就甚至超过了前两个时期，这既与宋诗研究之繁荣状况有关，也与80-90年代对宋代文化的重视相关。苏轼研究由此呈现出从政治评价向文学评价、文化评价转型的态势，苏诗研究就是在这种学术转型中得以推进。（注：80-90年代出版了不少苏轼、苏诗研究专著，是新时期苏诗研究取得重要成就的明证。就笔者所知，这类著作有：刘乃昌《苏轼文学论集》（齐鲁书社，1982）、谢桃坊《苏轼诗研究》（巴蜀书社，1987）、曾枣庄《苏轼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三苏研究》（巴蜀书社，1990）、朱靖华《苏轼新论》（齐鲁书社，1983）、《苏轼新评》（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王洪《苏轼诗歌研究》（朝华出版社，1993）、《苏东坡研究》（广西师大出版社，1998）、杨胜宽《苏轼人格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王水照的《苏轼》（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苏轼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刘尚荣《苏轼著作版本论丛》（巴蜀书社，1988）王友胜《苏轼研究史稿》（岳麓书社，2000）等专著以及由苏轼研究学会编的《东坡诗论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东坡研究论丛》（四川文学出版社，1986）、《论苏轼岭南诗及其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纪念苏轼贬儋八百九十周年学术讨论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等重要论文集。此外，陶文鹏新著《苏轼诗词艺术论》虽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于2001年5月，但书中所收多是作者20世纪80-90年代撰写的论文，故陶著也可算是新时期以来重要的苏轼研究专著。）
苏轼的文学评价与学界对宋诗的总体认识相关。由于新时期以来学界对宋诗特征及成就的认识逐渐深入，苏诗研究在艺术特色、渊源与影响等与宋诗研究密切关联的课题上有了不小的进展。关于苏诗的艺术特色，论者多从前人有关苏诗、宋诗的评论出发加以引申。赵仁珪《苏诗的议论》、《苏诗的才气》等文（后收入其专著《宋诗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就是从“以议论为诗”、“以才气为诗”等方面加以探讨。胡念贻《略论宋诗的发展》（《齐鲁学刊》1982年第2期）指出，苏诗在以上两个方面，“如果不是超出欧阳修等人，至少不相上下”。这些论述并不依“是否遵循形象思维的艺术规律”这一理论而贬低苏诗的艺术成就，而是对苏诗“以议论为诗”、“以文为诗”诸风开辟宋诗新风的贡献给予肯定。正如刘乃昌《谈苏诗的艺术个性》所指出的那样：苏诗“建立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从而展示了宋诗的新貌”，这是对苏诗、宋诗艺术创新的共同肯定。莫砺锋《论苏轼在北宋诗坛上的代表性》则将苏轼与梅尧臣、欧阳修、苏舜钦、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等北宋主要诗人一一加以比较，指出苏诗实现了历时性与共时性两种超越，堪称宋诗代表。莫氏后来又撰文论述苏诗的艺术个性在于“以奇趣为宗”，仍是肯定苏诗的创新之功（莫文均收入其专著《唐宋诗论稿》，辽海出版社，2001年10月）。苏诗无论是以才学为诗还是以议论为诗，都是为了加强作家的主体精神。马德富《苏诗以意胜》（《文学评论》1989年第2期）对此作了较为深入的阐发。作者认为苏诗的特点是“知性元的强化，意的强化，由此而突破唐诗的结构模式，导致情景交融的和谐的消减和情理互渗平衡的倾斜。苏诗的艺术成就与艺术特征根源在于此，而失误也由于此。”以唐诗为参照研究苏诗艺术特色，指出其变化唐人之处及其成败得失，这种分析途径也是宋诗研究中经常采用的。虽然这种研究仍多从前人有关论述引申而来，但较前人的认识更辨证、更科学。它将作家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结合起来，既突破了以往孤立的作家研究方式，也超越了此前有关文学史论述，显示出学术观念经过合理调整后学术发展的新景象。这在苏诗特色研究的其他论文中也能看出。善用比喻是苏诗语言的一大特色，钱钟书《宋诗选注》对此曾有精彩分析。80年代，张三夕撰文《论苏轼诗中的空间感》（《文学遗产》1982年第2期）继续就此加以探讨。文章认为，“苏诗在比喻上取得成功的内在因素之一就在于他独特的空间感。”文章还总结出：“大凡写出气象阔大、雄奇豪放的风貌的诗人，都要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的角度去缩小空间距离、打破空间界限”。这种由小见大的论述不仅是对苏诗艺术的重要发现，也是对宋诗价值一种新的肯定。90年代，陶文鹏有文《论苏轼诗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文学遗产》1994年第1期）专门探讨苏诗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的艺术成就，实际上是探讨苏诗的叙事性特征，这更是对苏诗艺术研究的开拓。传统诗论认为诗“言志”、“缘情”，很少有人论及叙事（这与中国古代少叙事诗的创作传统有关），论及宋诗多半是论其喜欢议论说理的特点，更难得及叙事。陶文以苏诗为例，探讨其叙事性特征及其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的成就，并未沿袭前人有关议论说理及今人有关形象化的争论，而是独辟新的视野，使苏诗艺术特征进一步得到认识。关于苏诗的艺术渊源，在解放前和解放后均有人论及。80年代，谢桃坊有专文论此，认为苏轼“受到了北宋诗歌革新运动浪潮影响，而走着欧阳修学李诗和韩诗的道路”，并指出苏轼能够转益多师，从自己的意识气质和审美趣味出发，于传统的基础上突破和创新，形成个性鲜明的“东坡体”（《苏轼诗歌的艺术渊源》，《西南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探讨苏诗的艺术渊源直接关系到苏诗与唐诗的关系（宋诗研究中也十分重视宋诗与唐诗的关系）。莫砺锋文《论苏黄对唐诗的态度》（《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对此作了专题研究。文章认为苏黄均重视唐诗，认为“在如何与唐诗争胜这一点上，两人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苏轼怀着与唐人争胜的心态审视诗歌史时，他的目光就自然而然地越过李杜这座唐诗巅峰而追溯至先唐时代，最终停留在陶渊明身上”，苏黄“对唐诗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正确态度，是他们最终建成宋诗独特风貌的重要原因”。此外，还有不少人专文探讨苏轼与刘禹锡、李白、杜甫、白居易、陶渊明之间的诗歌联系。与苏诗渊源相对应的是苏诗的影响。这方面的论述也一直不断，谢桃坊在其专著《苏轼诗研究》中更有专章论，有关文学史也都提到。不过，这些论述大多还是泛泛而论。90年代发表的胡传志文《“苏学盛于北”的历史考察》（《文学遗产》1998年第5期）堪称这方面研究的优秀之作。当然，“苏学盛于北”这一命题早在清代就被人提起，该文亦非专门谈苏诗对金源文学的影响，但作者对这一传统命题作了细致的考察，苏诗的影响研究是其中重要的内容。考察苏诗的渊源与影响，有利于探讨其艺术特色，确立苏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样有助于认识宋诗的历史价值。在有关论述中，苏诗研究与宋诗研究互相印证，共同向前发展。
与关于苏诗艺术特色、渊源与影响的研究在平稳中推进不同，关于苏诗的创作分期与主导风格的研究一度引起学界的争论，这种争论实际上是对苏诗艺术特征的进一步探讨，在争论中，有关宋诗学术特色的认识也得以加强。关于苏诗的分期研究，学界长期以来流行以“乌台诗案”为界的两分法或分早、中、晚三期，均不免笼统。王水照在《论苏轼创作的阶段》（《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1期）中认为：“与其按自然年序把他的创作分为早、中、晚三期，不如按其生活经历分称初入仕宦及两次‘在朝—外任—贬居’，而分为七段”。但谢桃坊不同意王水照的划分方法，他在《苏诗分期评议》一文中主张按艺术风格的进展将苏诗分为六个时期，并认为此六期以“乌台诗案”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逐渐出现衰退的趋势，在追求新的平淡风格的同时还经常保持固有的风格和本色，但已失去了嬉笑怒骂的特点，锋芒大大收敛，而作品的现实性也大大减弱。”二人分期的标准与结论看似不同，实则相通。正如曾枣庄所言，“两篇文章在具体论述时，都是从各个时期的政治斗争到苏轼的特殊经历、思想变化来论述其作品内容及其艺术风格的演变的，他们的实际论述比他们的理论概括要全面得多。”曾氏并结合时代特点和苏轼经历，全面衡量其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将其分为四期（《〈苏诗分期评议〉的评议》，与谢文同见《论苏轼的岭南诗及其他》）。此外，还有人主张分三期、五期。不同意见的存在表明苏轼诗歌创作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不过，苏诗分期的不同意见并不存在此是彼非的问题，大多能自成其说，争论的意义除了有助于对苏诗艺术特色的总体把握，也在于引发学者们对不同时期的苏诗作细致的研究。关于苏诗各阶段特点的评析，以全国苏轼研究学会在苏轼生活过的不同地区召开的历次学术讨论会为标志，每次会议都引发一些侧重讨论苏轼该地区诗歌的论文，其中对苏轼贬谪期间作品的研究尤为深入。50年代以迄80年代初，学界较多地关注苏轼作于早年、与政治联系密切的诗作，相对忽视苏轼后期的贬谪之作。80年代以来，有关苏轼在黄州、岭南的诗作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其中对苏轼岭南时的“和陶诗”的探讨成为苏诗研究中的一大热点。苏轼有120多首和陶诗，其和陶不始于岭南期间，但其谪居岭海时“遍和陶诗”是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学界对此作了较为集中的研究。谢桃坊在《苏诗分期评议》中从人民性角度出发对苏轼“和陶诗”评价较低，但80-90年代以来，学者对此渐有积极评价。朱靖华《论苏轼的〈和陶诗〉及其评价问题》较早地探讨了苏轼好陶诗的原因及其“和陶诗”的思想内容。王水照《论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也肯定了苏轼“和陶诗”的意义，认为“它是苏诗艺术风格转变的确切标志，是探讨其晚年风格的有力线索”，苏轼的“和陶诗”所表现的美学趣尚，“影响到苏轼岭南时期的整个创作。”90年代以来有关苏轼“和陶诗”的论述更多，并逐渐与对宋诗平淡美学风格的探讨联系起来。苏诗分期直接牵涉到苏诗的风格研究。前人对苏诗风格的多样化早有认识，那么，苏诗究竟以何为主导风格呢？这也引起本期不少学者的讨论。50年代，陈迩冬、钱钟书分主“清雄”说与“豪放”说。80年代，王水照、谢桃坊在讨论苏诗分期问题时论及苏诗有两种风格：豪放与平淡。他们都认为豪放为苏诗主导风格，但王氏并不认为这两种风格互相对立，也不作优劣之分；而谢氏更多地强调二者的差异乃至对立，并对苏诗中“平淡”之作颇致微词。实际上，苏诗是宋诗平淡美的代表（这一点在90年代学界有关宋诗平淡美的探讨中多次论及），平淡是宋代诗人普遍向往的美学风格，即使将“平淡”作为苏诗主导风格也未尝不可。当然，苏诗之平淡，有异于一般宋诗之平淡而具有苏诗特有的清新豪放的因素，这正说明苏诗中豪放与平淡的因素是可以并存的。90年代以来，学界不再局限于苏诗“豪放”、“平淡”之争，努力作融通之论，另立新说。朱靖华《论苏轼诗风主流“高风绝尘”》（《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认为，“高风绝尘是苏轼诗风的主流，是苏轼诗歌创作的最高审美艺术”，“高风绝尘是指高风亮节和超越世俗尘土羁绊的审美精神和追求韵致，它与隐士的避世哲学判然有别”，“苏轼把它当做超越盛唐诗歌的一个新起点”。在宏观探索苏诗主导风格的同时，学界还分体裁、题材（特别是题画诗与山水诗两种）对苏诗风格进行专门研究（分期的风格研究前文已述）。苏轼七古最鲜明地体现出苏诗艺术风格，这是古今许多学者的共识。王锡九在其专著《宋代的七言古诗·北宋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中专章论述了苏轼“百态争新”的七古，大体上能反映新时期以来学界对苏轼七古的研究水准。题画诗、山水诗是苏轼在诗歌创作领域取得较大成就的两大题材，这也是宋诗继承唐诗加以发展的重要领域，本期也成为苏诗研究的热点。关于题画诗，陶文鹏不仅结合苏轼有关言论和相关题画诗分析其“诗画异同说”，还专文探讨了其题画诗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总起来讲，学界一致认为苏轼题画诗在宋代题画作品中是最杰出的）。关于山水诗，陶文鹏不仅专文研究了苏轼的自然诗观，还撰写一系列论文分别论述苏轼诗中的自然山水动态美、山水诗的谐趣奇趣和理趣、山水诗的水墨写意画情趣（陶文均收入其专著《苏轼诗词艺术论》），葛晓音《苏轼诗文中的理趣——兼论苏轼推重陶、王、韦、柳的原因》（《学术月刊》1995年第4期）虽非专门探讨苏轼山水诗的论文，但其指出苏轼以富有理趣的诗歌发展了山水诗派的旨趣，这就将对苏轼山水诗的探讨与苏诗尚理趣的艺术特点联系起来，可以代表90年代学界对苏轼山水诗所做的新探讨。
相比之下，有关苏诗分期的争论主要发生在80年代同期，而关于苏诗主导风格的争论则是在80-90年代异时出现的。前者基本上是在传统课题中推进，立论较为平实，而后者则对传统的风格研究作了不少新的阐发，不少论文由苏诗研究转入到苏诗中所展现的文化人格、人生境界、美学追求的研讨。这与80年代中期以后学术界普遍寻求运用新方法、新观念的学术转型背景有关。而就苏诗研究而言，其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化学观念的引入。80年代中后期以来，学术界对宋代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有了较深的认识，宋诗作为宋代文化的载体，也备受学界关注；苏轼作为一个文艺全才，更是宋代文化的杰出代表，人们对苏轼所创造的文化世界曾有“苏海”之称（注：参王水照《走近“苏海”》，原载《文学评论》1999年第3期，后收入《苏轼研究》、《王水照自选集》。），他自然成为宋代文化研究的重镇，苏诗也进一步作为宋诗及宋代文化的代表而受到学人的关注，苏诗在这种文化评价中获得了新的观照，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
早在20世纪初，苏轼的人格就得到一些学者的好评。王国维对宋诗评价并不高，其对苏诗的肯定侧重于人格评判。在《文学小言》中，他将苏轼与屈原、陶渊明、杜甫并列为中国诗史上的四大诗人，对苏轼等人的伟大人格倍加推崇。30-40年代，林语堂在《苏东坡传》（张振玉译本）中也称苏轼是一个“具有伟大人格的伟大人物”。不过，这些评论在解放前并不多见，解放后一段时间更为少见。80年代以后，有关苏轼思想研究的热点逐渐从考察他的政治态度转向探询他的人生态度及文化人格。李泽厚首开风气。他在《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中专门论及苏轼在美学思想史上的意义，认为苏轼是地主士大夫进取与退隐矛盾心情最早的鲜明人格化身，他把“中晚、唐开其端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并指出：苏轼诗中所要表达的“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虽然这种看法过分强调了苏轼诗（文）中的退避思想，忽视其退隐思想隐藏着对世事的关注和对人生的热爱之情，但他对苏轼在美学史上的意义的阐发直接启发学者们对苏轼的文化意义及人格魅力的追询，而不再象以往那样专注于讨论甚至批判其政治态度。王水照的《苏轼的人生思考与文化性格》（《文学遗产》1989年第5期）可以说是80年代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文章总结了苏轼人生道路上的两条基线：一是儒家的淑世精神；一是人生苦难意识和虚幻意识，特别是后一点在中国文人的人生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作者并不完全赞同李泽厚的观点，认为苏轼在这种人生体验中没有发展到对整个人生的厌恶和伤感，其落脚点也不是从前人的“政治退避”变为“对社会的退避”。较之李著，王文对苏轼的文化意义论述得更为透彻通达，不过，二者的研究方法与学术观念是一脉相承的。90年代后，张毅继续就此课题加以新的探讨。他在《清旷之美——苏轼的创作个性、文化品格及审美取向》（《文艺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苏轼朱熹文化人格比较》（《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等文中就苏轼文化人格的内涵作出更具体的分析，并给予高度评价。唐玲玲文《寄我无穷境——苏轼贬儋期间的生命体验》（《文学遗产》1996年第4期）则专门探讨苏轼晚年贬儋期间作品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与人生启迪，对此期苏诗中的自由精神境界着力加以阐发。这些见解在某种意义上仍是对50-60年代以迄“文革”时期从政治上批判苏轼的学术风气的一种反拨，但由于采用文化观照这种多元视角（包括美学、哲学、文化心理、文化人格等多方面内容），较之一般翻案之作更全面肯定苏轼的历史地位，也较纯粹的恢复苏轼文学家面貌更富有时代气息，因而这种研究方法能为许多学者所采纳，即使是向以立论平实著称的文学史著作也受此影响，90年代出版的不少中国文学史、程千帆的《两宋文学史》、许总的《宋诗史》均从文化学的角度对苏轼其人其诗加以肯定。南师大主编的《宋代文学史》对苏轼题画诗、山水诗、和陶诗、酬唱诗等富有宋代人文精神的作品均作了中肯的评价，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专门论及苏诗中体现出的乐观旷达精神。这些无疑是对80-90年代相关研究成果的总结，也是新时期以来学术观念调整的反映。在有关苏轼文化学研究中，苏诗研究常常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而随着有关苏轼研究的进展，也随着宋诗及宋代文化研究的兴盛，苏诗研究取得了并将取得新的成就。
苏诗研究的建设与期待
百年苏诗研究虽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仍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这是对前人成果的很好继承与发展，也为今后的苏诗研究建立了深厚的学术基础。概括来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文献基础：有关苏轼诗集的整理以清人成就最大。20世纪前80年，学界无人对苏轼诗集作进一步的整理，直到80年代初期由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的出版，这一工作才得以起步。它以清人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该书巴蜀书社1985年有影印本）为底本，参考多种版本和文献加以校勘、辑佚，基本上适应了当时的学术需要，推进了新时期以来的苏诗研究。不过，这仅是对前人著作进行整理，真正由今人加以整理的文献要算90年代出版的《全宋诗》对苏诗的整理。（注：由孔凡礼点校的《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以及由曾枣庄等学者分别整理的《嘉祐集》、《栾城集》、《斜川集》、《淮海集》、《张耒集》等三苏及其后代、苏门文集的出版，对苏诗研究也不无参考价值。王友胜曾撰文（见《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指出，清人冯应榴的《苏文忠诗合注》在许多方面成就高于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令人欣喜的是，冯著以《苏轼诗集合注》之名于2001年6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将有功于新世纪的苏诗研究。）20年来，有关苏轼年谱的编撰也为苏诗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文献参考资料。8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王水照编辑的《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其中包括整理本两种：何抡《眉阳三苏先生年谱》、施宿《东坡先生年谱》，影印本有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傅藻《东坡先生系年录》等。90年代中华书局出版了孔凡礼积20余年之力撰著的《苏轼年谱》，考订较前人大为详细精密，为苏诗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文献。此外，由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的《苏轼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由曾枣庄主编的《苏诗汇评》（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汇辑了前人对苏诗的评论，极具资料参考价值。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末出版的王友胜专著《苏诗研究史稿》将宋元明清有关苏诗研究的重要人物及其著作作了系统的清理，实际上也是苏诗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同样有助于苏诗研究的文献建设。
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20世纪出版了不少有关苏轼、苏诗的普及性读物，为苏诗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扩大了苏轼及其诗歌的当代影响。这种普及工作主要是通过选本与传记等著作来完成。解放前的苏诗选本只有一种，唯一的一部由林语堂用英语写成的《苏东坡传》(The Gay Genius,1947)主要为美国读者而写，直到70-80年代先后由宋碧云、张振玉译出，以台湾、大陆出版，才获得广泛的读者并获得一定的学术反响。解放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苏诗选本与苏轼传记大量出现。选本除陈迩冬的《苏轼诗选》外，80年代后有刘乃昌的《苏轼选集》（齐鲁书社，1980）、曾枣庄的《三苏选集》（巴蜀书社，1980）、王水照的《苏轼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徐中玉的《苏东坡文集导读》（巴蜀书社，1987）。诸选本中苏诗均占了很大的份量。在“鉴赏热”中出版的《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也选析了大量的苏诗。80年代出版的苏轼传记除了王水照、曾枣庄的著作外，还有颜中其的《苏东坡》（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陈华昌的《苏东坡》（中华书局，1985）、王兆彤等人合著的《苏轼》（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大都在描述苏轼生平时用了相当的篇幅分析苏诗。王水照、崔铭合著的《苏轼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篇幅最长，将苏轼一生的经历与其作品互为编织，笔端含情，文彩焕发，为全书生色不少（90年代相关著作还有洪亮的《放逐与回归》，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钟来茵《苏东坡三部曲》，文汇出版社1999）。20年来，苏诗研究的组织建设也取得了成就。1980年成立的苏轼研究学会，直接推进了新时期的苏轼及苏诗研究；2000年成立的宋代文学学会，也将促进苏轼及其诗歌研究在新世纪的发展。
然而，倘若将已有的研究成果与苏诗独特的艺术风格、巨大的艺术价值、深远的历史影响与深厚的文化内涵相比，不免有所逊色，这就要求我们对苏诗研究的基础建设及理论探讨均须作出更大的努力。即以文献基础一端而论，我们还缺乏一部比较完善的由今人著作的苏轼诗集校注本，这当成为今后许多学者的期待。不过，苏诗研究真正的缺憾在于对苏诗本身所作的艺术研究不够，理论品格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当我们从诗学研究角度回顾百年苏诗研究历程，于此尤觉遗憾。如何在苏诗研究中加强诗学色彩，提升理论品格，当是今后苏诗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学界期待着由此突破。比较而言，解放前的苏诗研究更多地与宋诗研究（以及宋代文学研究）相联系，更注重艺术探讨，故少曲折；解放后苏诗研究既与宋诗研究相关，也与苏轼研究密切联系，而对于苏轼的政治评价与文化评价均程度不同地忽视了对苏诗作真正意义上的诗学探讨，又很容易受制于时代政治、文化的需要，此期苏诗研究还因此出现了反复的过程。要使苏诗研究少受曲折，并能提升其理论品格与诗学价值，我们应更多地将其与宋诗研究联系起来，将苏轼更多地作为一个文学家、诗人来看（而非政治家、文化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