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礼忏悔》与德里达的文学行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割礼论文,德里达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6)03-0114-10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割礼忏悔》(Circonfession)是一部奇特的作品。它并不独立成书，而是与贝宁顿(Geoffrey Bennington)的《德里达数据库》(Derridabase)共同构成《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一书，在1991年出版于巴黎瑟耶出版社，又于2008年——德里达逝世四年后——更名为《德里达》(Derrida①)增订再版。贝宁顿是一位英国学者，他试图借着《德里达数据库》完成一件不可能的工作：梳理德里达的思想，将贯穿其庞大作品的三十余个重要概念(如书写、延异、符号、签名、赠与，等等)编成词条，一一加以阐释。“数据库”(从database到Derridabase的文字游戏清晰可辨)之题已点明作者的用心，即在那个电脑与网络即将带来深刻变化的时代，将德里达的思想转化为某种可检索之“超文本”。这一努力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其体系化和规范化与解构精神完全相悖，后者恰恰在于离散和拆解，拒绝一切概括与综述，分类与归纳。 但有趣的是，《德里达数据库》得到了德里达的首肯，他更撰写长文《割礼忏悔》与之相伴，结果便是这部二人联手签署的著作《德里达》。全书排版颇不寻常：页面上半三分之二篇幅为“正文”，即贝宁顿的《德里达数据库》，德里达本人撰写的《割礼忏悔》则占据书页下半三分之一处，以灰色套底，字体也缩小一号，好像一个漫长的脚注。贝宁顿的“数据库”因其明白晓畅的阐释，如今已成为理解德里达的必读文本；曲折奥秘的《割礼忏悔》则正如贝宁顿在2008年的再版序中所说：“始终在每一个页脚造成事件，不断将其难以归类的无序播撒在页面上部[《数据库》]所尝试的体系化当中”(Bennington 11)。这两部互不相容的作品就这样以如此突兀的方式并置，前者的学术规整被后者的散漫无序打乱，但也不妨说前者存在的理由恰恰在于后者：它的确构成了一个脚注，是上文严密的阐述堤坝所无法拦截的溢出，恣意流淌成浪花翻卷的文本之河。两者之间的关联也许正在于没有关联，在于其空白的间隔——不只是用上文的概念诠释下文，也不只是用下文的无序颠覆上文，即不体现或统摄或反叛的等级次序，而是在看似随意实则精心布置的版面场景之上展现文本的异质性和多重性，暗示其意义的纷繁歧杂，内与外、边缘与中心的模糊不清也让全书成为一个关于解构的绝妙隐喻。或许可以说，德里达在此以哲学家的身份从事了一次文学行动，用书写的漫溢再次践行多年来在文学与哲学边缘的思考，并将之付诸文本的考验。用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的话来说，这其中蕴含着“纯粹文学的效果，新的震颤，德里达的诗学”(16)。 《割礼忏悔》是一部关于身世、秘密、悼亡、祈祷与泪水的作品。此奇特的标题将“割礼”(circoncision)与“忏悔”(confession)两个词嫁接成为一个新词，这一姿态直指神学及圣奥古斯丁和卢梭的自传传统，又将信仰与伤痛和缺失相勾连，暗示此处所关乎的既非割礼亦非忏悔本身，而是围绕其周遭(cir-/con-)所衍生的文字事件。婴儿时代所遭受的切割，其具体鲜活的痛楚早已遗忘，只在成人的肉身留下了差异的痕迹，而这场只发生过一次，因而独一无二的事件，却经由文字的替补与刻画，再次镌印在自传文本当中。这“忏悔”的文本所拆解的既是作为宗教行动的忏悔，也是作为自传体裁的忏悔，它构成一种“异质虚构的文字”(Artous-Bouvet 113)：因其语言与风格的糅杂而异质，因其文学性与不确定性而虚构。它是诗的、散文的、回忆的、内省的，也是批评的、自嘲的、思辨的；是疯的、梦呓的，也是清明的、反观的；是自画像，却变形而模糊；发散纷披，却无时无刻不指向一处难以辨认的原点。从中依稀可窥见一个“人生”，其连贯的轨迹却失落于无边无际的文本编织。将文字缀连成形的不是时间和事件的逻辑顺序，更多的是记忆与思想在字与词、字母与字母、字音与字形之间触类旁通的蔓延。换言之，叙述并非沿着一个方向汩汩流动，而是四下散溢；写作之“我”所遵从的，不是潜意识，不是意识流，亦非某种自动写作，而是文字的繁衍，在哲学与生命、思想与记忆、文档与概念、文本与身体之间密密交织。 全文共由“写在某种内部边缘的五十九个时段(période)和转句(périphrase)”(12)构成。période一词含义丰富：周期、阶段、时期、间隔，也指修辞意义上的复合句，而德里达显然顾及到了其全部内涵和外延。périphrase则意为：迂回曲折的说法，围绕着边缘的造句。这两个词共享的词素péri除了呼应“环绕”与“边缘”之义外，也暗暗指向死亡——因为“死亡”(périr)源于拉丁文perire，意为“穿越”。五十九个长句围绕着割礼这一中心事件展开，暗指一生中的五十九年(德里达撰写此文时五十九岁)，也是五十九下生死攸关的脉动，情感与语词的颤栗，亦是包裹伤口的缠绕的绷带：“59个时段，59次呼吸，59场震荡，59段脉冲”，“我的59条祈祷带”(113，217)。 这每一个长句便自成一段，绵延不绝，中间没有句号分割。如第一段便围绕着字符cru展开，在各个意义上层层环绕，又相生相连，织成密实的文字之茧；这是一个自我缠绕的过程，起始的字符如活的蚕虫，在宛转的生长中吐丝无数，将自己重重包裹。我们抽丝剥茧的阅读便在于循着文字本身的线索寻究其多重曲折的生成路径。仍以此段为例，cru从动词
(生物的生长)而来，最初指某地产物或产区本身，现指葡萄产区，转义为本地的、自创的。该字符的第二个含义源自“出血的”(crudus)，意为“生的(食物)”、未加工的，亦即生冷的、粗粝的、直接的、赤裸的。同时，cru又是动词croire(相信)的过去分词，故亦与信仰之义相连。不只如此，同音字crue也从
(生长)而来，特指河湖水位上涨。由此可见，德里达是如何让词语自行生长敷衍成密不透风的长句，涨成语言的洪流，淹没单一意义的堤坝。写者则隐没于语言自身的铺陈，让这一切沿其隐秘的内在关联发生。从一开始，这个简单的单音节字素就蕴含了全文的母题：割礼余留的血迹，血脉与身体，肉身的救赎，赤裸无矫饰的真实与忠实，忏悔之信仰与可信，而这一切都需经过另一层的检验与怀疑，都需交还给文字本身的虚拟和反省。 割礼与盟约：环绕与断裂 “割礼”一词源于拉丁文circumcisio，意为“围绕着切割”。为出生后第八天的男婴举行割礼，这是犹太人的传统宗教仪式，希伯来文称之为“盟约”(brit)或“割礼的盟约”(brit milah)。根据犹太教教义，受割礼是实践上帝同亚伯拉罕所立之约。《圣经》中写道：“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创世纪》17：12-14)。因之，对于犹太教而言，割礼是上帝之约刻于肉身的象征。 身为犹太人的德里达对犹太教(
)和犹太性(judéité)有着不懈的思考。作为其标记的割礼既是萦绕不去的个体的痕迹，更是一再拷问神学、教义与信仰的哲学家所审视的焦点。他称自己是“法国天主教文化的秘密背教者(marrane)”(145)。这个字本指中世纪在西班牙为免于迫害而改信天主教或伊斯兰教，但暗中仍然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这复杂暧昧的说法道尽了隔离与排斥、尴尬与秘密，象征着秘密的背负者、悖谬无解的形象，恰好也成为德里达个人经历的一个注解：德里达家族在法国统治前很久就从西班牙来到了阿尔及利亚，因1870年的克雷米厄法令而拥有法国国籍。他本人出生于阿尔及利亚，二战中因犹太身份被剥夺法国国籍并逐出学校，战后得以恢复，并于成年后抵达法国求学。如他在文中所说：“我被逐出学校，撤销法国公民权[……]，如此被驱逐在外，我便成为了外界”(239)。 在此情形下，割礼不再是不假思索的习俗与仪式。它构成了“割礼之符号”(210)，即进入了一种指称与象征系统。德里达由此切入，将犹太教与割礼视为某种意象或修辞格(figure，或可借奥尔巴赫[Auerbach]的figura之义勉强译为“喻象”)：用西克苏(Hélène Cixous)的话来说便是“作为喻象的犹太教”，“作为喻象的割礼”，“一个修辞/喻象问题，一个‘典型例子(cas de figure)’”(75)。如此，在符号与修辞的层面，亦即指称与抽象的层面，方能打破割礼所承载的“神圣”盟约之义，转而质疑身为犹太人的同一性及其本义：“这将我与犹太教相连，在所有层面上都被打破的盟约[……]：犹太人中的最后一个，我是什么”(133)。 被割下的包皮于是成为丢失与找寻的符号，其圆环形状如永恒回归般反诸自身：“寻找那神圣包皮(Saint Préuce)，‘自身丢失的一部分’的符码，‘它还有着圆环/戒指(Ring)的形状，在盟约中返回自身’”(213)。与此同时，这盟约因了忏悔而向他者打开：“我并不忏悔自己，不如说我忏悔他人，为了我在不知情中所继承的难以估量因而如此沉重的秘密”(159)。而他们，“犹太人和其他人，他们如何能够诠释这割礼忏悔，亦即我寄身于此的犹太教的余存”(252)。割礼是余痕、续存、遗留；忏悔是这余存的书写，其中始终掺杂背叛、异质与考问。割礼之伤是与上帝之约的原初裂痕，烙刻在源头的信仰之暴力、之不完整与不可信：“他们还在试图掳夺文字、忏悔、‘自我忏悔’，装作相信秩序、真理、和解、悔罪或赎罪”(181)。这些神圣的宗教字眼在此被严厉审视，因为对割礼的诘问即是对宗教性的解构；这里的忏悔不是面对高处的上帝或不可侵犯的神性，而是逼视个体多重而独一的处境，“就好像另一个我，在我身上的另一个，不信神的上帝，比我无限大又无限小”(182)。 德里达对犹太教的思考始终经过语言。然而犹太教语言的传承在他这里已然断裂。正如他在几年后的另一部著作《他者的单一语言》(Le monolinguisme de l' autre)中所阐释的，无论是出生地的阿拉伯语，还是皈依国的法语，抑或犹太教的希伯来语，无一可称为“属于”他的语言；这唯一用以书写的法语于是蕴含着深刻的无归属感。因此他又说：“我逃离所有语言的监狱，神圣的语言[指希伯来语]，人们想把我关入其中却不向我打开，世俗语言[指法语]，人们强调它永远不会是我的，但这无知对我却成为一种运气，成为信仰，如同希望，如同我对‘词语’的兴味，对字母的兴味”(240)。用法语写成的忏悔因而格外有着背叛的意味，也有着对语言鲜明的反省与执著，因对神圣语言的生疏而批判，因世俗法语并非出生地之母语而怀抱痛苦的异乡性。信仰问题就此与语言的错离经验紧密相连，带来怀疑与间隔，而对于字母、字素、词语的格外敏感催生了异常丰富而绵延无尽的文字之环，宛如被割下的皮肤萦回不绝。割礼之环所象征的盟约(alliance亦指婚戒)也暗示着终将或注定打破的誓言，一种语言之殇。 异质的自传书写 “忏悔录”这一书写类型在卢梭那里形成现代意义上的“自传”。自传理论家勒热纳(Lejeune)以之为范例确定了自传作为文学体裁所自设的规则：自传是作者与读者之间默认的一种契约，且作者、叙事者、人物三位一体。而解构大师德里达既取“忏悔”为题，自会以他的方式颠覆这一契约，更何况“自传”与“记忆”本是他思考的重心之一。在“忏悔”上嫁接“割礼”一词，已然表明对于自传规则的某种破坏。他的犹太—马格里布—法国身世不是自传的素材，而是连接书写经验的谱系。在他那里，自传中的三个元素——自我—生命—书写(auto-bio-graphie)逐一遭到拆解并获得了新的丰富的维度，转而成为“不间断的自我—生命—冥亡—异质书写作品”(opus autobiothanatohétérographique ininterrompu；179)。 首先，“自我”不再是贯穿始终的单向度的“我”，而只是叙事结构中的“第一人称”：“一切都以第一人称述说，我，我，我，而从一个句子到另一个句子，或就在同一个句子里，从来就不是同样的我”(241)。这多重、多维、异质的“我”形成于语言难以确认的经验，包含着隐晦深邃的他性，不构成一种人物类型，也不寻求一致的心理建构：“在我身上增加着作为反例与反真相的我”(212)。就如同突发的面部神经瘫痪使叙述者“毁容”(défiguration)或“变容”(transfiguration)，毁坏与改变的不只是作为面具(persona)的面容，也是作为喻象(figure)的面容，使得“我”沉默而变成“你”(tu)(在法语中，tu是“你”的主格，也是动词“使沉默”[taire]的过去分词)：“毁容提醒你，你并不占据你的面孔，因为你有太多的地方”(109)；“你有两种以上的语言，修辞/喻象的(la figurale)，以及别的”(208)。此时的我思(cogito)从笛卡儿的变成奥古斯丁的，它不必然带来“我是”或“我在”，而必须来自“我已然死去”(113)。亦即，(我)有死，故我在。“我在”因而成为“眼泪的源泉”(113)。也就是说，正因为沿着母亲的死亡，沿着奥古斯丁(母亲)的死亡，以及“我”的死亡，才有书写“我在”的可能，“我在”也便成为复数的，直接与他者相连。 纠缠一生的主题“续存”(la survivance)反复出现：记忆是续存的方式，遗忘与悼亡亦然，而写作更是最根本的续存。从始至终作为续存者(suivivante)的母亲就是这一主题的隐喻与象征：她是生命之源，眼泪与血液之源，爱与祈祷之源，也是无可辨识、无法相认的符码，至亲与至陌生的形象；她就是续存本身——“这绝对续存的形象”(52)，敞开的母体，活生生的死亡(la mort vivante de la mère；120)，一直未完成，一直在等待无法预测的事件。在这等待中是生命与死亡相纠缠的存活：“我在祈祷、眼泪和临近的紧迫中，在他人每一刻的续存中活过，有尽的续存，从那里‘我看着自己活着’意为‘我看着自己死去’”(43)。因此每一次写作都是遗作，文字便是“与续存的强烈关联”(162)。“我将一直早已是末世者(eschatologique)[……]，我是末世论者(eschatologistes)中的最后一个，直到今天我首先活过、哭过、祈祷过、痛苦过，就像在最后一刻，在迫在眉睫的终点的闪回”(71)。由是，不断逃逸于规则之外的自传构成了离散的空间，“第一人称”不再拥有统摄叙述的地位，也不再拥有单一的内向视角，而只是若隐若现的符码，串连起四散的记忆。叙述者自称“黝黑的十分阿拉伯化的小犹太人”(57)，情愿把自己归为相对于法国和基督教而言的少数者(犹太人，黑人，阿拉伯人)，同时把这个人的故事镌写在奥古斯丁开创的基督教写作传统的缝隙与皱褶间，为之划开了一个裂口。“割礼”(circoncision)一词中反复出现的字母“i”，其上“既分离又悬置的一点”(69)便如同被切下却又余存的包皮，隔着一段微小却难以跨越的距离与身体相分相连，将切割与续存的动机贯穿全文。 德里达的“忏悔”因与奥古斯丁的忏悔相缠绕而变得更加复杂。后者不仅是潜在的参照，而是直接织入文本，与作品构成了一种异质的互文性。嵌入法文文本的拉丁引语如同异物一般造成阅读障碍，不谙拉丁文的读者不得不跳到段落末尾去阅读译文，然后再返回，或直接越过引文，不惜将意义搁置以保持阅读的连续性。但无论怎样，文本形式和语义的连贯都被打断。这一行为首先直接体现在标题上：围绕着忏悔一词所展开的切割与嫁接一直延续到作品的肉身(corpus)，作为身体的文本被切割环绕，奥古斯丁的经典文本也被分解，进而被异质的文字团团包围。在这里，卢梭式自我建构的同一之“我”被奥古斯丁式的自我弃绝之“我”所撕扯；或者，德里达之“我”正处于两者之间，既打破了塑造现代神话个体的同一性，又将极力融于神圣他者的自我拉回个体。这个“我”之深刻的异质性、模糊性与离散性由此凸显：拉丁引文之古奥将文本指向根本的不可读，指向意义的隐晦、悬置与分歧，翻译、转化与诠释——即彻底的他性(altérité)。用列维纳斯的词语来说，这个文本属于“无限”(infini)而非“全体”(totalité)。它因此绵延无尽，也因此朝向自身之外，朝向对上帝(dieu)的无垠的敞开，不是唯一神的上帝，而是作为绝对他者的上帝。这是源于他者、指向他者的叙述。而引用行为本身便构成一种诠释：即“通过对他者的想象意识”去“建构一种诠释的方式”(Clément 128，7)。文本由此蕴含着解释学的意味，却并非直接的注疏与评论。这种特殊的诠释是对经典文本最高的忠诚与礼敬，同时也通过瓦解其宗教性与神圣性而完成了一种不动声色的解构，正如德里达所说，“在我和他[奥古斯丁]之间存在着一个爱的故事，以及一种解构”(《解构与思想的未来》56)。 忏悔对象之不确定性 如果说奥古斯丁忏悔的对象是明确的“你”，即上帝，那么德里达的文本则复杂得多。在后者那里，叙述的对象或接收者成为了问题，或者说文本的投送地本身(adresse)成为了问题。这里的“你”至少指向三个层面：母亲、上帝、读者。而且，正如任何自传都以一个假想的自我为阅读对象，在这模糊的“你”之后始终隐含着面目不清的“我”。作者叙述到病榻上的母亲不再能认出自己，不再能呼唤自己的名字，因此自己也没有了名字。这一事实造成一种身世和认同的危机感，过去与现在，因与果的断裂。没有认出，何谈真相，何谈告白?除了“围绕着自身转动的无真相的告白”(20)。所有在母亲身边的叙述因而失去了意义，或者说所有的叙述就此失去了意义。但作者强调说：“我在母亲不再认出我的时刻书写”(28)，而且“读者将自认为理解到我是为了母亲写作”(31)，那么写作就成为对无法相认的补偿，也是对正在走向死亡的母亲的补偿。但既然已不能相认，不能接收，文本就只能是不确实与不可能的(improbable)。另一方面，叙述的声音像奥古斯丁那样朝向上帝：“我在这里对上帝说话，我引为见证的唯一”(56)；而很快上帝与母亲合二为一：“我对她讲话就如同对他，我的上帝”(57)。就像忏悔与背叛都是信仰的另一面，祈求和宽恕也只是无处放置的言语行动： 我对她说话，而她听不到我，为了告诉她我背叛了你，我向你请求宽恕，我向你承认，你，我向你请求宽恕我对你承认，代表着一切的你，在这场决斗中，代表我所有的目的地(toutes mes adresses)，想象一下吧，请宽恕我对你忏悔，就在你不再听到我的时候，就在你也许从未听到自己的时候，既不在我也不和我在一起，甚至也不在你，我只满足于在沉默中围绕着你，你代表随便什么人，我的上帝，请你宽恕我没有对你说，请你宽恕我还在对你说，为了告诉你这些，即便你听不到我，从未听到、读到或看到我，你甚至不知道你为我哀悼。(142) 从“她”过渡到“你”，从母亲过渡到上帝，既是见证(témoin)也是叙述的对象，终于也都成为浑然不知的哀悼者。犹太人悼亡的标志举动是用手撕裂外衣或面纱。“我”对你说，母亲或上帝，而你不再聆听，“我”的忏悔没有对象，没有见证，因此没有宽恕，“我”只好撕裂文字作为哀悼。“向着母亲之死而写，[……]这注定死亡的文字”(125)。作为见证的文字带有了遗言的性质，因为见证(testimonium)总是一种约定与嘱托(testamentum)。 在第49段，文字的指向越发模糊：“致永远不会阅读这些文字的她”(217)。“你”也再次出现：“我不知道谁哭泣我的母亲或我——也就是你[……]，你就是这隐藏的上帝[……]，你是我祈祷的目标/宿命[……]，你是(我的)无意识的上帝[……]，从我孤独的最深处，我还在对谁说，你是有死的上帝，这就是为什么我写作，我写给你我的上帝”(219-20)。奥古斯丁的引文意味深长：“现在，主，我为你写下这忏悔。谁想读就读吧!谁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吧!”(220)最终，这是没有献辞(dédicace)的忏悔，无处可送。或者，这部忏悔录就是无法送达的献辞，致“你”：永远不会读它的母亲，迷失于不可读的读者，作为绝对他者的上帝，还有兼具三者又游离于外的自我。“我会是谁呢，如果我不是以爱你开始，以爱你结束，你，在我被剥夺了你的语言里，不可翻译的语言[……]，为了真相，你就是那真相，‘你的法就是真相，真相就是你’”(44)。“就好像一次没有真相的忏悔之后的赎罪，为了你的爱，为了造出你的爱”(81)。如此，德里达的忏悔对象游移于母亲、上帝、读者之间，游移于人称代词“你”、“他”和“她”之间，并以之为见证，不是为了说出真相——实际上并无真相——，而是为了创造真相(faire la vérité)，这真相无关宗教，关乎宽恕与馈赠(par-don)：“告白的根本真相[……]在于请求宽恕，宽恕，不为什么”(50)。所有这些宗教词汇——爱、真相、忏悔、赎罪——都指向无从确定的他者，最终将叙述对象消解；最终每个句子和段落都是宿命的游荡，每一次都指向唯一，每一次也都指向多重。 秘密的书写与不可读 在德里达这里，文学就是秘密本身。反复的叙述与引文构成了诠释(herméneutique)，却始终指向密闭的奥义(hermétique)：“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我写作的秘密源头，即使我说出来也无济于事”(175)。这是德里达所钟爱的秘密书写(écriture au secret)，或曰书写之秘，封缄着不可言说的切痕，它就从“创口结痂的深处”(80)分泌而来。作者在此调动起“痂”(escarre)这个字所蕴含的全部意义：如卧病母亲的褥疮一般的伤疤；纹章的角尺形图样；末世与来世论(eschatologie)。文本因而烙着身体创伤的痕迹，是象征的符号，也是人与世界终结处的重生。火尽灰余，成为文字的遗烬——“被文字之光所焊结的疤痕，以火，以血，也以灰”(55)。这是逆向的自传，事后的日记，以“一种史前语言文字一般破碎粗粝被忘却的工具”(145)写成。 割礼之割，亦是文字之割(concision/incision)：刻画、切割、印痕。如“元文字”(arché-écriture)难以追索的原初的印迹，其后的一切话语、涂抹、镌刻、书写均由此而来。文体之刻印(style/stylet)一如刻刀在物体——纸、木、金属——及割礼之刀在肉身的刻印，磨损遗失而痕迹永在。从手术刀到雕刻刀再到镌写之笔，从肉身到纸张再到木版或金属，那“尖锐的锋芒”(204)始终喻示着文字之刀的刻痕。割礼于是远远超出宗教传统或习俗的范畴，成为作者一生思考的隐喻，也成为文字意义的绝佳写照：“割礼，除此之外我从未说过别的，想想那些关于界限、边缘、标记、行进、闭合、环(盟约与礼物)、牺牲、身体的书写、排除或隔离之药、丧钟之切口/缝合、击打和再缝[……]”(69)；“割礼即是防御、标记、限定、排除，由此才有书写的不可能，才有无尽的思考，无限的延迟”(229-30)。由是观之，割礼几乎可被视为书写行为的原型，德里达思想的原动力。 切割与书写的微妙类比一再出现。如针管之于抽血：身体“看不见的内部”，“我生命的内部展示在外”，“表达出来”，用之“镌写、切割、选择、估量，先吸取墨水，再将可写的过滤，用键盘在屏幕上打字”，只要“找到恰当的血管”(19)——而“血管”(veine)一词也意寓文章的灵感与品性，法文“找到血管”(trouver la veine)亦即发现作文之恰当的风格与气脉。针管即笔管，书写即寻找血脉，刺入并刻划，穿透内与外的隔离，让不可见的暴露和流淌。书写正是一种流溢(effusion)：血液、祈祷与泪水，内在生命的流动，光阴的流逝，代际的更迭，生与死的交接，在概念建构的边缘和缝隙涌动。书写还是续存的方式，让死亡在“内心剧场”(42)上演，描述“我”之生便是描述“我”自身之死，或是在死之迫近中书写。文字在每一个长句里奔跑，因为作者担心自己“在一个长句结束之前死去”，也因为儿子担心母亲在这告白结束之前死去。写作行为是死亡逼近的奔跑，写作便是告白，或是对告白的模仿：“人在写作时总是在请求宽恕”(48)，亦即，所有的写作都已然是一种忏悔。在这里，颤栗的笔触誊写和创造着不断碎裂又不断重复的忏悔——不是宗教的悔罪与坦白，而是内心私密的低语与外在文字告白之间脆弱的维系。由此而来的是本质上的不可读性。 围绕与切割的动机于是在某种意义上窥破了文学的本能：“文学的欲望便是割礼”(74)。而书写便是这欲望不间断的旅程：“我从未书写或产生出别的什么，除了这欲望的宿命漫游(destinerrance)，无可确定的行程和找不到的主题，但也是唯一爱的符号”(169)。德里达自创的新词destinerrance由命运/目的地(destin，destination)和漫游(errance)组成，看似悖谬，实则深刻揭示了文字的流转与文学的本质。指向超越的文学正是由流浪的文字织缀而成，漫无目的的漂游反而是爱与欲所注定的艰难求索。 这一切仍要归结于语言的劳作：“如果我不发明一种新的语言(透过重新找回的单纯)，另一种流淌，一种崭新的句子，那么此书就是失败之作，[……]我必须拖曳在古老的句法里，和你，读者，一起练习，朝向一种习语，它最终将无法翻译回起初的语言，学习一种未知的语言”(103)。写作是在旧的语言里发明新的语言，新的句法。在此意义上，德里达是一位伟大的文体家，他以不合常理的险峻书写更新了一门古老的语言，在文学实践中让“续存”“痕迹”等概念成为活的呈现，也让未知与秘密保留于文字缄默的内核。这一秘密无关意识与无意识，知与不知：“在这本书里这将始终绝对地保持着秘密，我指的是有意识的秘密，被知(le su)所承载”(74)。它属于文字本身。任何绝对的书写都负载着绝对的秘密，而真正伟大的文学也总是无可破解的奥秘书写。诚如西克苏所言，“所有超越我们的东西都经由文字的秘密，其语词的省略，连词的省略，其电光石火般的叠加”；或者，“总是有一个秘密的巢，正在分泌出从未有过的联结与罪孽”；又或者，归结到作者：“他是身怀秘密者，笑中带泪的哀悼者”(112，9，113)。 在第59段，即全文的末尾，袅袅的余声再次终结于第二人称，这沉默的“你”： 你用一生去邀请呼唤承诺，去希望叹息梦呓，去召唤祈求挑衅，去组成生成生产，去命名指定督促，去规定指挥牺牲，什么，证人，我的对面的你，为唯一的目的证明这秘密的真相，即失去真相，亦即你将永不会有任何见证，ergo es[故你在]，就在这里，唯一的你，你的生命将会如此短暂，短暂的旅行，几乎未曾准备，没有灯塔和书籍，你是月光下漂浮在高高海浪上的玩具，你是这两个证人的幽灵的穿行，它们将永远不会归为同一。(260) 我们注定拙劣的翻译无法传达原文的力量，无法还原那些突兀并置的动词之间隐秘的语音与语义的关联，以及文字游戏中仿佛无意间生发的契合与冲撞，还有丰富密集的意象、音韵、顿挫与连绵，更不必说每个字的无尽指涉及字与字的相与相生。如此密密编织的文字之网超越了所指，构成真正的文学之“行动”，即“述行性”(performatif)：文字并非指代或描述，而是姿态、呈现、践行本身。在这个意义上，“你”也无妨便是文字本身，它始终沉默(如果我们还记得德里达所提醒的文字相对于话语的缄默性)，始终是最忠实又最不可信赖的见证(如果我们记得德里达关于忠实与背叛的讨论)，始终在创造着语言秘而不宣的真相，始终在召唤、规训、命名和生成，始终穿行在幽灵之间，那诞生与冥亡，献辞与遗嘱，挽歌与祭悼的幽灵。德里达的忏悔是文字的割礼：以割裂缔结的盟约，层层环绕的仪式，没有救赎的宽免，余存的自画像，杳不可闻的遗言。 ①如无注明，本文中括号内的页码均出自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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