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福山论文,经济学论文,新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215(2003)02-0058-04
经济学界的新古典经济学和社会学界的反对者之间正在进行着一场论战，论战的焦点是如何看待经济行为，其实质是怎样建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问题。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因此，正确认识这场论战中的是非曲直，特别是理解福山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意义所在，对我国更好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将会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二战后，当经济发展一跃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旋律时，以弗里德曼(M.Friedman)、贝克尔(G.Becker)、史第格勒(G.stigler)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逐渐风靡起来，成为世界经济学界的主导。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概括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是追求自己欲望的满足；(2)从个人的自私自利出发，能真正成就公共的繁荣与福祉。因此，公众的福祉并非建立在个人的德性之上，相反，正是以个人的恶德为基础的；(3)经济行为乃是理性地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4)以这一行为模式出发所形成的自由市场经济乃是最成功的经济模式，是追求经济发展的最有效的方式。
近年来，由于市场理论在世界知识界占尽优势，使得新古典经济学更加风行一时。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自我膨胀起来，相信他们所发现的经济规律适用于所有领域，他们所建构的经济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他们所创制的经济学方法不仅能解释经济行为，而且能解释人类全部的行为。其中最为激进的要算贝克尔和布坎南(J.Bachanan)。他们力图以所谓“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theory)这种本质上属于经济学领域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解释诸如家庭、生育率、官僚体制等社会政治现象。这是一种超越学科领域的扩张，被学术界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
对于“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这种扩张趋势，当代一些社会学家，如格兰诺维特(M.Granovetter)、科尔曼(S.colman)、福山(F.Fukuyama)等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其中，日裔美籍学者、美国国务院官员福山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最为突出。福山于1995年出版了《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该书由李宛蓉译，1998年远方出版社出版。在书中，他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以信任为主线，强调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批判。
1.切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要害，是继格兰诺维特之后的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的一次最为系统、深刻而彻底的批判，是从经济社会学角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次大清算，从而为经济社会学在当代的研究与发展扫清了理论上的障碍。
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模型是利己、理性的人类行为，它把人类设定为“理性地追求最大效用的个体”，即“经济人”。“经济人”在从事经济活动中绝不受任何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影响，只是为自己的经济利益打算，他们总是不带任何感情地、孤独地行动。在竞争性市场中，作为交易双方，他们不是作为“完整的人”在进行交易，只是作为“交易者”而出现的。因此，经济活动中的社会关系对于市场运行来说只是障碍。
格兰诺维特从波兰尼有关“嵌入”的概念出发，就有关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提出了富有创见性的“嵌入”理论。这一理论主要表达在其著名论文《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1985)中。格兰诺维特以“嵌入”理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人”进行了批判。
格兰诺维特称新古典经济学的上述观点为“社会化不足”(undersocialized)的观点，称“经济人”为“低度社会化人”。格兰诺维特认为“社会化不足”的观点，实质上主张经济活动由不受任何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影响的原子化个人作出的决策与行动，原子化基于对自我利益的功利性追求。实际上，这一观点预设了“社会性孤立”(Atomized)的个人。个人当下的具体行动只是单个人作出的原子式的活动，而不是当下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产物。这种观点把个人现时的决策和行动与个人当下所处的具体的社会情境分割开来，无视行动当时所处的社会情境，无视行动往往发生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过程这一事实。因而无法说明个人经济行动与所处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无法解释行动者真实的行动状况。
格兰诺维特认为，他所主张的“嵌入”理论能避免新古典经济学“社会化不足”所带来的缺陷。“嵌入”理论认为，行动者不是脱离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像原子个人似地进行决策和行动的，而是嵌入于具体的、当下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中作出符合自己主观目的的行动选择。因此，个人的经济行动一定程度上是由个人所处于其中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塑造的。格兰诺维特的“嵌入”理论为当代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福山在格兰诺维特的基础上，对新古典经济学展开了更为深刻、彻底的批判。福山认为“经济人”基本假定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石，也是它的要害之处。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活动的模式是对人的活动的严重歪曲。
首先，福山指出，在许多情况下人们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个人的最大效用，甚至有时候与效用无关。
按照“经济人”假定，人类以理性的方式追求尽可能多的、他们认为最有用的、最佳的利益，也就是说，人类理性地追求最大效用(utility)。效用一词，最基本的涵义就是19世纪功利主义者边沁(J.Bentham)所谓的功利，即追求快乐、逃避痛苦。因此，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尽可能多地享受生命中的美好事物是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
然而，在无数的情境之下，人们所追求的目标却不是个人的最大功利。比如，有些人放弃高薪隐居深山与自然为伍，有些人为抢救他人生命冒着生命危险冲入熊熊大火之中，有些人在沙场上奋力拼杀，甚至为国捐躯。甚至，有时候人们追求的是一些与效用无关的目标。比如有些征战，人们发动战争的动机与效用无关，人们可能仅仅为了认同、宗教、正义、威望、荣誉等等而战。
有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为弥补这一明显的漏洞，便力图扩大效用适用范围，把它延伸到心理领域。认为上述的一些行为也是追求“效用”，他们追求的是与物质效用不同的“心理效用”。福山对于此种辩解，不以为然，认为“这种换汤不换药的说法，徒然使原来的模型失去份量与解释能力。”（福山，1998:28）因为这种辩解已使“效用”一词变成了纯粹形式上的概念。
其次，福山又指出，在很多情况下人们追求效用并不都是出于理性的算计和决定。
在福山看来，所谓理性，指的是人们在考虑所有可能的选择方案之后，选择长期而最具效用的方案。若以此为标准，那么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是不理性的。比如中国人对家庭的死忠，日本人对收养非血亲后代的观念，法国人对建立面对面关系的抗拒等等。这些行为或观念都不是出于理性的算计，而是与生俱来的民族习惯。
对此，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又作了辩解。他们认为上述这些例子并不是不理性的行为，而是因为信息不完全、不对称。人们之所以做一些看似不理性的选择是由于获取较多、较佳信息的成本要高出他们预期从中得到的利益。在传统文化观念浓重的社会与工业化社会里，人们的行为举止迥然相异，原因就在于植根于各自文化的行为法则的不同，而这些法则对它们的文化来说，完全是合乎理性的。他们甚至进一步辩解，要求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每个选择都是保持理性，根本就是不理性。这种辩解就近乎诡辩了。
福山以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事例，对此做了令人信服的反驳。福山认为，习惯虽然可能在经济上合乎理性，或者在过去可能有其合理的原因，但实际上现存的许多习惯却呈现了截然不同的样貌，已经变成一种集体的“无意识”行为。比如，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人们多生几个儿子，是“养儿防老”。可是为什么那些移民到美国或加拿大这些养老保险制度较为完善国家的中国人，仍然信奉这样的价值观念呢？还有一些更有说服力的例子。在某些国家，政府给一些未婚妈妈在结婚之前提供许多一旦她们结婚后就无法再享受到的福利。因此，作为一个理性的未婚妈妈，若从经济原因考虑，就不会首先结婚。然而，事实上，未婚妈妈很少因为经济利益而选择不嫁给孩子的父亲。很显然，这是传统习惯的作用。由于世界上各种文化所认同的理性，在意义上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不存在完全合乎该文化所认同的理性的社会法则。
最后，福山指出，个人理性地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未必就是最有效率的行为。
这里就涉及到这样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即人类在本质上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用福山的话来说，“人类究竟是追求最佳效用的个体，还是隶属于较大社会群体中的一员？”（福山，1998:30）个人理性的行为最有效率，还是团体的行为最有效率？
福山认为，人们隶属于多种社会团体，包括家庭、邻里、宗教、民族等等。由于存在团体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因此个人必须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比如，在家庭中个人对家庭的责任并不只是来自于个人对于利益的盘算。又如，作为公司中的一名员工，他可能隶属于某一社会团体，而这一社会团体可能会对该公司整体经济活动性质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包含道德意识的社会行为在许多方面与个人追求最大效用的行为同时并存。事实上，在社会生活中，虽然个人利己行为发生次数的频率极高，但是人类以不理性团体导向方法采取的行动，其发生的频率也很高。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人类本性模型显然不足以反映人类本质的全部。
因此，经济行为未必纯然是个人的活动，它还包括团体活动。由于社会团体成员之间存在共同的道德价值观，使得他们合作起来更有效率。因此，最有效率的经济行为，未必就是理性地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最高的经济效率也未必由理性追求利己行为来达成，反而会通过由个体所组成的社会团体共同努力来达成。
2.抓住了新古典经济学忽视社会文化因素这一致命弱点，通过阐发信任理论，强调文化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从反面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批判，从而为经济社会学在当代的研究与发展开阔了视野。
由于文化因素无法吻合经济学界所概括出来的通用发展模式，因而新古典经济学家一向不太关心经济生活中的文化因素。
新古典经济学由于对于文化因素的忽视而漏洞百出，不仅不能充分地解释政治生活，而且也不能充分地解释经济生活。因此，福山指出，对于文化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力的忽视正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致命弱点。
新古典经济学这种致命弱点是在扭曲推进古典经济学的过程中形成的。古典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除了写过《国富论》外，还写过一部《道德情操论》。在这部著作中，他将经济动机归结为极为复杂的心理，并认为经济活动是植根于更广的社会习惯与文化道德之中。因此，由亚当·斯密奠基的古典经济理论，其内涵是相当丰富的，然而这一本应深入挖掘的丰富内涵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消蚀、浓缩、窄化，从而把进行经济活动的人变成了单纯的“经济人”，一个“单向度”的人，一架没有文化内涵的拼命赚钱的“数学机器”。
与忽视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新古典经济学相反，福山以信任为主线，进行跨文化比较，与科尔曼一样，把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展示了文化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福山是从分析一国的工业结构入手，展开信任问题研究的。福山发现，一国的工业结构，尤其是企业规模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里是不同的。就私营企业而言，美国、日本、德国的私营企业规模较大，而中国（包括台湾、香港）、意大利南部、法国以及一些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私营企业规模较小，而企业规模大小决定了一国在国际上的总体竞争力，从而决定了一国的经济兴盛与繁荣。
通过比较、分析，福山认为，那些拥有规模较大企业的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是社会信任度较高的国家；反之，那些拥有规模较小企业的国家，如中国（包括台湾、香港）、法国、韩国等属于社会信任度较低的国家。这些国家具有大规模企业，基本上都是国营企业，而非自发生长的私营企业，他们主要靠国家的扶持，而不是依靠社会信任自己扩展起来的。
社会信任度的高低体现了社会“自发社交力”的高低。这种“自发社交力”是以共同伦理道德价值观为基础，在社会内部成员之间自愿结合的能力。因此，形塑企业规模与经营形态的力量并非是理性地追求最大效用的个人，而是表现一个社会内部成员之间信任程度的自发社交力。这样，一个社会信任程度的高低就成为对经济发展发生影响作用的重要文化因素。
信任，在福山看来，指的是“在一个社团之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基础是社团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以及个体隶属于那个社团的角色。”（福山，1998:35）享有共通价值观的社团，由于其先天的道德共识使社会成员互相信任，因而是信任度高的社团，或称道德性社团。
有关社团的形成，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理性的个体经过理性算计之后，认为合作最符合其长期的效用最大化的实现，从而自愿遵守社会契约而组成社团。按照这种逻辑，社团的组成仅需要自我利益以及契约等法律机制，而不需要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只要自我利益能得到契约和法规的保障，就可组成社团，而不须依赖组织成员的文化背景的支撑。
福山认为效能最高的组织是那些享有共通伦理道德价值观的社团或道德性社团。因为这类社团不需要严谨的契约和法律条文来规范成员之间的彼此关系，而只需遵循共通的伦理规范，就能在彼此之间形成高度的信任，因而他们在社会中的经营成本就比较低廉。而那些仅靠契约与自我利益组建起来的社团，由于缺乏成员间彼此的信任，因此只能靠正式的规章和制度使社团运行。规章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一定程度上使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易成本”上升。
因此，福山与科尔曼一样，认为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是指“在社会或其下的特定群体之中，成员之间的信任普及程度。”（福山：1998:35）这种社会资本的创建不像人力资本可通过理性的投资决策获取，而是“通常经由宗教、传统、历史习惯等文化机制所建立起来的。”（福山，1998:35）信任这种社会资本，不仅会影响一国工业结构，而且会影响该国在全球化经济中的地位。
福山还认为，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呈负相关的关系，即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其社会资本弱，则开展经济活动所需的物质资本就多；反之，一个高信任度的社会，其社会资本强，则开展经济活动所需的物质资本就少。因此，建立和发展这种社会资本，不仅可以节约物质资本，而且可以取得更高的效益。
总之，福山通过对信任理论的阐发，进一步强调了文化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福山的信任理论，扩大了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领域与主题，加深了人们对于文化与经济关系的认识与理解，为经济社会学在当代的研究与发展展示了新的广阔空间。
从福山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中，可以看到：经济行为绝不只是一种纯经济活动，绝不只是一种成本利益的计算，其中渗透着诸多的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综合成一个现实的有机系统，以系统的形式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发生作用。这是对市场经济深思熟虑的结果，是当代有识的社会学家集体智慧的结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福山等人的理论成果，可以使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事各项经济活动的过程中，自觉把握理性选择和综合利用信任、社交力等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关系，使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协调，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良性运行的轨道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