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非资本主义道路设想不容置疑——兼对有关问题的论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不容置疑论文,资本主义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晚年设想问题，是近十多年来我国理论界普遍关注、经久不衰的研究热点之一。虽然目前人们对设想的认识还未取得共识，但大多数学者都不否认马克思晚年设想的方法论意义，并努力将这一设想同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结合起来，以便从中汲取丰富的养料，获得方法论上的指导。发表在《延边大学学报》1998年第3 期的徐久刚同志的文章（以下简称徐文）则独树一帜，该文以评论我的文章为名，简单而粗暴地全盘否定马克思晚年的设想及其意义。说什么“马克思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设想，早已随着我国农村公社的瓦解而彻底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成为历史的陈迹。”“倘若钟情于这样的历史古董，只能制造出一些理论垃圾”，“从故纸堆里讨生活”“装潢门面”云云。这些幼稚的说法竟然出自“有幸做一名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之口，真是贻笑大方。按照这种逻辑所得出的结论，必然是让人们割断历史，不要祖宗。与徐文的认识相反，笔者认为，在当今全党全国人民致力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挖掘马克思晚年这份珍贵的史料，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思想材料和理论参照，这是坚持理论研究为实践服务的正确方向，是理论工作者份内职责之所在。至于马克思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设想是否像徐文所糟踏的那样，“是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的东西，这不是只靠断章取义的引证和言辞偏激的指责与诽谤所能奏效的。
徐文与我的原则分歧有以下三个问题，一，马克思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设想是否成立，二，恩格斯是深化拓展了还是否定了马克思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设想；三，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以及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否验证了马克思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设想。这三个问题都是基本的事实判断问题，对此，我们还是应从经典作家的文本出发，遵循经典作家的思路和方法，结合形成设想的“事实和过程加以阐明”，以求弄清马克思晚年设想的实质和相关问题的真面目。
一
众所周知，马克思晚年阅读了大量人类学著作，并写下了卷帙浩繁的读书笔记。1879年10月至1880年10月马克思阅读了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俄国学者柯瓦列夫斯基在这部著作中，对美洲印第安人，印度和阿尔及利亚的公社的历史命运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和比较研究。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曾得出结论说，农村公社所占有的土地不属于个别农民，而属于整个公社，在这种制度下，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私有财产。柯瓦列夫斯基通过研究发现了存在着公社土地占有制并且同时产生了私人土地所有制的痕迹。马克思正是在阅读柯瓦列夫期基的这部著作后，深化了对农村公社的认识，并改变了原来东方社会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看法。但是，马克思反对柯瓦列夫斯基把欧洲的封建主义模式用来对东方社会的描述，从而把印度说成是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马克思认为，封建制的一个基本因素是“农奴制”，而印度不存在这种制度。马克思在解剖东方社会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基础上，依据柯瓦列夫斯基提供的材料，既研究了西欧，又研究了秘鲁、墨西哥、印度、阿尔及利亚等这些古老国家的历史；既研究了上述国家社会历史发展的共同性，又探讨了它的各自发展的可能途径。
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着重研究了俄国的历史和现状问题。1869年，马克思开始研究俄国的土地所有制问题。为了能阅读原始的俄文资料，他于同年的年底开始学习俄文，70年代他又委托丹尼尔逊、拉甫罗夫等人为他收集了这方面大批俄文资料，马克思研究这些资料是带有写的《资本论》中关于地租这一篇的目的，然而，正是在对这些材料的研究中，他提出了一个对于东方社会意义极为巨大的新观点。1877年9月，马克思在给左尔格的信中指出：“这次危机是欧洲历史的一个新的转折点。俄国——我曾经根据非官方的和官方的俄文原始材料……研究过它的情况——早已站在变革的门前，为此所必需的一切因素都已成熟了”，“这一次，革命将从一向是反革命安然无恙的堡垒和后备军的东方开始。”（注：《马恩全集》第34卷第275页。 ）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危机，将引起前资本主义的俄国首先爆发革命，世界历史发展的这一特殊的新情况，势必要促使马克思对俄国社会未来发展的新走向做必要的考虑，考虑的成果只不过尚未找到合适的契机得到阐发而已。
1881年2月16日，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致信马克思， 求教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问题，为马克思阐述关于俄国社会未来发展新走向所做的考虑，提供了最合适的机会。
查苏利奇在信中说：《资本论》在俄国出版后，引起了人们对俄国社会发展前途，尤其是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问题的争论，一些自封为马克思“真正的学生”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认为俄国农村公社“注定要灭亡”，因为“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查苏利奇请求说：“因此您会理解，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会使我们感到多大的兴趣，要是您肯定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遭到的各种命运发表自己的观点，要是您肯定对那种认为由于历史的必然性，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阶段的理论阐述自己的看法，那末您会给我们多大的帮助啊。”（注：《马恩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第378页。）
马克思收到查苏利奇的信后，极为重视。再次对有关俄国农村公社的原始材料进行了研究，将俄国农村公社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做了详细的考察，对其基本特点、内外部环境进行了具体分析。复信时马克思连续起草了四稿，在答复的最后结论中，阐明了俄国社会选择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设想。他说：“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注：《马恩全集》第19卷，第269页。）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复信的草稿中， 将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设想阐述得更加明快而详尽：正因为农村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同时，它也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注：《马恩全集》第19卷，第431页。 ）“如果土地公有制是农村公社的集体占有制的基础，那么，它的历史环境：即资本主义生产和它的同时存在，给它提供了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的物质条件。因此，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注：《马恩全集》第19卷，第451页。）到此，读者不难看出， 马克思给查苏利奇复信的定稿和草稿所讲述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草稿是对定稿中非资本主义道路设想的全面展开。根本不存在徐文所讲的“草稿中的意见只是初步的、不成熟的、不完善的、不确定的”的问题，草稿与定稿之间更不存在什么“深化、细化、系统化、科学的过程”问题。从马克思的草稿和定稿中所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就是俄国社会可以通过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步入到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者不承认这种可能性，马克思反问说：“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难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生产发展的孕育期吗？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的发展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在自己这里建立起来呢？”（注：《马恩全集》第19卷，第431页。 ）这充分表明马克思对俄国社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意见是十分明确的。
徐文提出马克思对于俄国农村公社的前途，明明白白地指出了两种可能性，怎么能把其中的一种可能性作为马克思明确肯定的意见呢？不错，马克思是论述了俄国农村公社前途的二重性，但在这个问题上他的倾向性是非常明确的。马克思具体地分析了俄国农村公社所处的客观环境，正是特定的历史环境促使公社必然走上非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不是哪个人一厢情愿的事情。马克思分析的客观依据是：首先，《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历史必然”只适用于欧洲各国，这是由私有制的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过程；俄国公社所处的历史环境与西欧各国的“毫无相似之处”，这是把公有制变为私有制。因此，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理论概括不能机械地应用到俄国农村公社上。
其次，俄国农村公社生存在现代的社会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效。”
再次，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村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公社是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和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如果它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直接变成现代社会的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
最后，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是符合时代发展方向的，对这一点的最好证明，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它最发达的欧美各国中所遭到的致命危机，而这种危机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最高形式，回复到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而结束。（注：《马恩全集》第19卷，第430—439页。）
正是基于上述特定历史环境的分析，马克思才得出俄国农村公社选择非资本主义道路这一倾向性结论的。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推翻沙皇制度似乎指日可待”的情况下，“马克思在他的信里劝告俄国人不必急急忙忙地跳进资本主义是不奇怪的。”（注：《马恩全集》第19卷，第506页。）更为重要的是， 为使俄国农村公社能向非资本主义前途顺利发展，马克思特意花费笔墨给予了详细的指导性意见，要使农村公社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走上非资本主义道路，首先要无条件地清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因素，然而要确保农村公社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一切正常条件。这种正常条件就是要排除两个东西：一个是国家专制统治，另一个是资本主义继续生长的因素。
马克思关于俄国社会资本主义道路的设想，正是在经历了上述事实和过程之后，到1882年他同恩格斯给《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写序言时，对俄国社会的前途，才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意见：“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所有制便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注：《马恩选集》第1卷第231页。）
所以，无论是用强调公社前途两种可能性的方式，来否定马克思非资本主义道路设想的成立，还是用强调条件论的方法来限定设想的存在，都是有悖于马克思设想的本来意图的。笔者认为，马克思这个带有限定条件的设想，蕴含着一个明确的实质，即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马克思这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尚未兑现的设想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即它昭示东方落后国家的政党和人民，不要机械地恪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发展的模式，而应根据东方社会的特点和本国的实际，不失时机地选择一条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一切肯定成果的社会发展道路。
二
在马克思非资本主义道路设想问题上，国内外时常有人喜欢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制造矛盾和对立。认为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与马克思的立场和观点是不一致的，甚至是相反对的，“徐文”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徐文认为，“恩格斯不仅没有深化和拓展马克思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设想，从主导方面看，恩格斯反而否定了马克思这一设想”。笔者认为，恩格斯1894年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所提出的“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的结论，是对马克思非资本主义道路设想的深化和拓展。徐文指责说这是对恩格斯观点的恣意曲解，并且还说“这不仅适用于俄国”的“这”，指的是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条件，而不是指所谓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设想。
我们不妨把恩格斯1894年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有关这一问题的论述，完整地摘引下来，以便弄清事情的真面目。恩格斯是这样讲的：“然而，不仅可能而且无庸置疑的是，当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缺席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可以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但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由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达到繁荣昌盛的国家里被战胜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实例中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然而那时它们的成功则是有保证的。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引用到这里，徐文毕竟底气不足，为了确立他所谓恩格斯否定了马克思非资本主义道路设想的观点，不得不采用了一些人惯用的断章取义的手法，没敢再往下引用恩格斯对这一问题的深入论述。恩格斯紧接着写道：“但比较起来，这在俄国将最容易做到，因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经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成果，因而在革命时期这个国家可以几乎与西方同时完成社会的改造”。“这一点，马克思和我已经在1882年1月21 日给普列汉诺夫的俄文版‘共产主义宣言’写的序里说过了。”（注：《马恩全集》第22卷第503页。）
被“徐文”恣意剪断了这段话，观点非常明确，说明恩格斯认为落后国家选择非资本主义道路，条件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并且重申这一点他和马克思在1882年1月21 日给“共产主义宣言”写的序里说过了。到此，事情的真面目也就显而易见了。恩格斯所说的“这不仅适用于俄国”的“这”，指的是非资本主义道路，而不是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条件。同时也不难看出，恩格斯在这里是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设想，而不是否定了这一设想。
为了更有力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再往前追溯一段时间，考察恩格斯在非资本主义道路问题上所持的一惯的观点。1893年2月， 恩格斯在给丹尼尔逊的信中已申明了他与马克思在非资本主义道路问题上的一致，“毫无疑问，公社，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劳动组合，都包含了某些萌芽，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展起来，拯救俄国不必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注：《马恩全集》第22卷第506页。）1894年1月，恩格斯在《“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序言中再次强调，“虽然这些结论没有无条件地给俄国公社许诺伟大的未来，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还是试图论证了这样一个观点，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临近的死亡，也将使俄国有可能大大缩短它现在已必然要经过的资本主义阶段的行程。”（注：《马恩全集》第22卷第490—491页。）
以上这些论述告诉人们，自从恩格斯1875年写《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协助马克思探讨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道路问题开始，直到恩格斯逝世为止，他与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观点的一致，可以说是至死不渝的。徐文所谓恩格斯否定了马克思非资本主义道路设想之说何以能够成立？究竟是谁恣意曲解了恩格斯的观点，又是谁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寻找片言只语解读现实，装潢门面，我想，读者自己是不难作出判断的。
三
如果说在19世纪后半期人们主要是从理论上寻求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话，那么，在20世纪上半期，非资本主义道路便开始从理论转向实践。东方社会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出现了不得不摆脱西方资本主义的束缚，而另外开辟发展捷径的趋势。
然而，事情的发展历来就比人们想象和企盼的要复杂得多，由于俄国革命没有及时发生农村公社在资本主义因素的侵袭下正开始解体，随着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公社成员中出现了阶级分化和明显的贫富差距。马克思寄于深切希望的俄国公社，并没有对东方社会选择非资本主义道路起到它应起的作用。相反，伴随着公社的解体。资本主义在俄国已有了初步的发展。因此，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所考虑的不再是简单地利用农村公社问题，而是在资本主义因素已经有所生长的环境中，东方社会如何尽可能地缩短和减轻新生命分娩前的阵痛问题。也就是怎样使东方社会最大限度地缩短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促使世界历史发展进程通过部分的质变来实现从资本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阶段跃进的问题。简而言之，也就是东方社会如何以深化和发展的形式选择非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这也是我与徐文存在原则分歧的关键之所在。
勿庸讳言，列宁和毛泽东所实现的对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跨越，不是在资本主义毫无发展成已充分发展的条件下进行的，而是在资本主义已有初步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比之马克思晚年设想中在农村公社基础所实现的跨越，把握和操作起来也就更加繁难。也正因为这个问题的繁难，使一些原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在东方社会是否选择非资本主义道路问题上，都堕落成了一个形而上学的机械论者，普列汉诺夫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只有等到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也就是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推倒封建阶级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等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关系发展成熟之后，再依靠无产阶级进行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普列汉诺夫的这种思想，被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人物所接受，酿成了俄国民主革命阶级一次极其严重的右倾思想灾害。列宁对这项右倾思想灾害深刻地批判说：“在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却时常出现一种相反的议论问题的方法。即他们力图在关于我国革命的基本性质的一般真理的单纯逻辑发展中去寻找具体问题的答案，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并且完全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嘲笑。例如有些人从关于我国革命性质的一般真理中得出结论，‘资产阶级’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或者说社会主义者必须支持自由主义者；对于这些人，马克思大概又会把他曾经一度引用过的海涅的话重复一遍说：‘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158页。）
列宁则认为，承认资本主义在俄国有一定的发展，承认俄国目前所进行的民主革命，就其性质而言是资产阶级革命，但这并不等于承认俄国必须要经历资本主义发展的全过程，或经历资本主义统治的整个社会形态。因为东西方社会的历史和现实有很大的不同，俄国国内的阶级关系与西方国家的阶级关系也有较大的区别，因此，俄国决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老路。
列宁在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道路问题上的贡献是卓越的，他既坚持了马克思关于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理论，又没有固守马克思关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进行社会革命的特定论述，而是辩证地认识到，“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和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注：《列宁选集》第4 卷第690页。 ）正是立足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俄国社会实际结合起来所作的考虑，列宁对于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道路问题，提出了纲领性的指导意见：“在一切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我们不仅应该组成能够独立进行斗争的基本队伍，即党的组织，不仅应该立即宣传组织农民苏维埃，设法使这种苏维埃适应资本主义前的条件，而且共产国际还应该指出，还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336页。）
对于徐文所谓十月革命没有验证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观点，我想也就不用再浪费笔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已经证明，俄国人民在没有经历完整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前提下，成功地完成了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尽管这种跨越不是通过农村公社的进化而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完成的。然而，它毕竟是用实践开辟出了一条前无古人的社会发展捷径——非资本主义道路。为一系列小农经济居主导地位的前资本主义的东方落后国家树立了光辉的榜样。随后，中国则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上而直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东方落后国家的政党和人民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充满血雨腥风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中，从资本主义必然要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穷困与屈辱”（注：《马恩全集》第2卷第73页。 ）的现实中，认识了什么是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懂得了什么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在自己的错误和挫折中，学会了勇于和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东方社会的特点及本国的实际结合起来，通过非资本主义道路而取得了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的。这是任何一个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的，同时也是可经验的事实。徐文中的“没有验证说”又何以能够成立呢？我们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中，在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全党和全国人民致力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懂得了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不是一个锁国的社会，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应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注：《马恩全集》第19卷，第129页。）；应该以市场为中介， 让世界走向民族，让民族走向世界。也正因为有了这种把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与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所提出的真理，才使得我们共和国的旗帜在非资本主义的道路上高高飘扬。这些可感的事实难道不是对马克思晚年设想的最有力的验证吗？
如果徐文非要问，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需要“跨越”什么？不能“跨越”什么？那么，我在这里郑重地告诉你，我们需要跨越的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不能跨越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拥有的工艺技术形态和商品经济形态及其雄厚的物质文化基础。
最后谈一下徐文提到的两篇文章。 发表在《内蒙古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的《马克思晚年设想与东方社会主义实践》一文， 约6000字，主要内容是以马克思晚年设想为参照系，探讨了东方社会主义实践在战略上的得失成败问题。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社会主义研究》1996年第10期转载了这篇文章。发表在《延边大学学报》1997 年第4期的《马克思对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设想与东方社会主义实践》一文，约9000字。这篇文章较之上篇文章，除强化和明确马克思晚年设想实质之外，又探讨了列宁关于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内容，更主要的是从五个方面阐述了东方社会主义实践的策略问题上的失误。该文发表后学界颇有影响。不仅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社会主义研究》1998年第1期予以转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1998年第2期也予以转载。徐文对这两篇文章的议论失实了。
责任编辑注：徐久刚一文见本专题1998年第9期9～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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