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依附理论到依附发展理论的思考——析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道路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取向论文,发展中国家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077(2001)-01-0070-03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历史必然，它在一定程度上正影响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转换，牵制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取向。依附理论是国际经济发展中有重要影响的理论派别，这一理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发展，是研究发展中国家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因而搞清对经济全球化的价值定位的分歧，检视依附理论的新近发展，探讨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对发展中国家的应用和影响，自然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
经济全球化的价值定位
对于“全球化”(Globalization)概念的提出，目前的观点有二。一是认为，全球化概念是OECD前首席经济学家S·奥斯特雷在1990年首先采用的[1]。二是认为由T·莱维于1985年提出的。且不考证这两个观点的正确与否，但它们都表明经济全球化(Economic Internationalization)的大发展，只是近十几年的事。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国际化(Economic-Integration)等都表明了世界经济中相互依赖和相互渗透日益加深的趋势。那么，什么是经济全球化呢？学术界对此定义也莫衷一是。笔者认为，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区域化(Economic Regionalization)是在范围上相对的两个概念，是经济一体化的不同表现形式，而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区域化的最大化拓展。经济全球化，就其内在本质应具有以下特点：①经济全球化本身就意味着一个历史推进过程。②在此过程中，世界统一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经济行为规则、经济运行机制等不断完善和发展。③跨国公司所进行的跨越国界和地区的生产、经营，使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④信息技术和互连网络迅速扩展，地球村(Earth Village)、网络社会(Web Society)逐步形成。因而，经济全球化可定义为是超越国界和地域限制的世界范围的经济融合，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在有效的经济行为规则和运行机制的约束下，保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的历史过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含有任何偶然因素，它是经济自由主义(Economic Liberalism)、跨国公司以及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不可逆转性。正如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约翰·H·邓宁所言：“除非有天灾人祸，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不可逆转。这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而技术进步的趋势不可逆转。”[2]关于经济全球化的价值定位，由于世界各国不同发展水平的差异，产生了评定上的分歧。又因为“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来源于西方，发展中国家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力量薄弱，基本上是被卷入的，在客观上处于被动地位。”[3]所以对经济全球化的价值定位也就聚焦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上。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只是一种被神话了的现实。其实质是“美国化”、“美元化”，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发展中国家设置的一个“发展陷阱”，是美国剥削、侵蚀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新的手段[4]。与这种观点截然相反的是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发展中国家后来居上的必由之路，是赶超发达国家的有利时机[5]。不难看出，这两种观点都有片面之嫌，都把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推向极端。故而，令一种观点应然而生，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进一步促进全球生产力的快速增长、增强人类“全球意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促进国际社会的稳定和世界和平长期化的同时，又确使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和自发性无限膨胀，使发展中国家成为国际投机、国际竞争及国际风险的牺牲品[6]。虽然由于理论视角的不同，产生了对经济全球化价值定位的多维度，但它们在一定的层面上，有着合理的理论价值。依笔者管见，随着世界各国经济互相依附、互相渗透的趋势进一步加强，显然任何国家的排斥和回避都是不明智的，而依附理论(Theory of the dependency)的新近发展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道路选择提供了一个理论依据。从悲观古典依附理论（普雷维什主义）到乐观的“依附发展理论”(Associated-dependent theory)的进展表明，发展中国家可以在依附中寻求与发达国家的互动，变被动依附为主动依附，尽可能实现最大化的相对发展。从依附理论的视角考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强的后发优势(The Post Advantage)。要充分理解“后发优势”的内涵和过程，我们首先要检视依附理论的新近发展。
“依附理论”发展的检视
依附理论的源头要追溯到20世纪初的霍布森，他认为发达国家通过经济扩张和政治统治相结合把不发达国家置于被动、无望的境地。这种观点，促成了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的“中心——外围”（核心——边陲）的世界经济体系论。核心（西方发达国家）和边陲（非西方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不平等的，核心国通过不平等的贸易条件剥削边陲国，给不发达国家带来贫困的灾难。弗兰克(A·G·Frank)和阿明(Samir Amin)指出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存在着严重的商业依附、金融依附和技术依附，并且形成了弗兰科所指出的“大都市”和“卫星城”之间的依附链条。显然，古典依附理论认为，外围国家的经济发展只能居于从属地位，仅取决于追求最大利润的发达国家的经济需要，是其发展的后果，边缘国只是为核心国服务的。这种带有悲观色彩的依附理论，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表现为新普雷维什主义(New-Prebischism)。它认为经济全球化只有利于发达国家而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有的学者指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结果是：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7]按照他们的逻辑，坚决主张发展中国家必须摆脱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束缚，走民族式的道路，只发展南南合作，以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来取代全球经济一体化。当然，我们不排斥特色的民族主义的合理性，但它的极端逻辑，是一种保守的、脱离现实的理性思潮。因为新普雷维什主义自身有着内在缺陷。其一，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相似，工艺、产品等相近。一方面造成出口贸易的互相排斥；另一方面难以分享规模效益和协作分工。其二，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的落后和相近，故而很难促成产业技术的吸收和升级。其三，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经济政策乃至文化传统、政治体制差别很大，这些差别无形之间阻碍区域内部合作的协调和政策的达成与实施。其四，这种只限于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合作，只能导致经济发展的“马太效应”，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不平衡。因此，有的学者提出“在全球化背景下‘新普雷维什主义’可以休矣”[5]。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正确的。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强，作为对利益需求的反映，理论学家不得不重新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动力问题。费尔南多·卡多索(Fernando Cardoso)和恩左·法莱图(Enzo Faletto)强调在一个强力政府存在的前提下，与发达国家利益群体建构一种互相关系，寻求“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8]这样，就把依附理论从“停滞模型建构(Models of Stagnation)推向对依附性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的分析”[9]。而埃文斯(Evans)对此作了总结与升华，形成了依附发展理论。他改变了发展中国家静态的被动依附，寻求依附与发展的结合，在有力的政府的宏观干预下，实现国际资本和国内当地资本的联合，并把此作为依附性发展的特征。埃文斯根据自己的个案研究，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相互联系、渗透的趋势下，存在着独特的优势，并有赶超发达国家的可能性。但他同时没有否定来自外部的客观限制。在依附发展理论研究中，沃勒斯坦(Wallerstein)依据他的世界体系论，提出了“核心——半边陲——边陲”地位的相对性，即“边陲国家可以升为半边陲国家甚至核心国家，同样，核心国家也可能降为半边陲国家甚至边陲国家。而从边陲国家上升为核心国家，可以实现依附性发展”[9]。在这里值得商榷的是依附理论是拉美的经济学家提出和发展起来的，因而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它只能适用于拉美国家而不能推而广之。但笔者以为，科学既然没有域界的明显划分，那么排除简单套用的不合理性，用理性思维将依附发展论的理论视角拓宽，进而转向同拉美国家特征相似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探讨，是可取的，也是必要的。
依附发展中的道路取向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形成互相依附的主体。而后者在依附过程中存在价值创造的潜在性和可能性。依附发展理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创造性的取向(Creative Orientation)，主要理论启示在于，第一，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发展中国家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第二，变发达国家的单边剥削和掠夺为利益“双赢”(Two Winning)。第三，借取发达国家经济、技术等制高点，在相互依附发展中，获取相对快速发展的捷径，从而实现由边缘到核心的移动。当然由理论启示而衍生出的具体实践操作，必须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首先，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必不可少的”。而政府的作用又必须是建设性的，对本国产业调整与升级、资金的流向与筹措等进行积极的宏观指导。其次，具有灵活的发展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它决定着发展中国家由边陲——半边陲——核心的演进幅度大小和程度高低。再次、要有良好的客观经济环境。国内市场的自由化程度、市场机制的完备程度等外在的经济环境都影响着发展中国家在与西方国家依附发展中的得失比例。经济全球化下的发展中国家具备了上述的主客观条件，依据依附发展理论的延伸和拓展，自然也就具备了崛起的后发优势。
第一，全球国家的互动发展，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利用发达国家的奖金和资本的外投，这是依附性发展的必然效应。经济全球化为企业利用最有利的地点和资源，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资金问题是任何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而发达国家企业在“利润最大化”宗旨的驱使下，把资金导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客观上支持了发展中国家的建设。同时，由于各国经济依附程度的提高和相互渗透的加强，也促使发展中国家有目的的猎取对外投资目标，以谋取较大利益。1996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布的《1997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1996年接受了1290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对外投资了510亿美元，二者均创历史最高纪录。它们在获得世界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从1995年的30%上升到1996年的37%。其中，48个最不发达国家在1996年的资本流入量也增加了56%[10]。这些数字表明，在互相谋取利益的依附互动中，发展中国家融资渠道被拓宽，为其经济建设顺利发展提供了资金保证。
第二，发展中国家借助“核心——边缘”的依附体系所产生的依附效应，在有选择的接受（为避免形成被动的垂直性的产业扩散体系和国际分工）发达国家所转移下来的相对较高层次产业的同时，实现本国的产业调整和升级，从而实现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经济总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现代经济结构的不断产生和变革。而“现代经济结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外在的，发展中国家建立现代经济结构，必须积极从外部引进”[11]。而经济全球化下依附发展的现实就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这样的契机。不妨以技术进步为例来诠释这种契机的有效性。技术的创新是世界性的，故而无论哪国的技术都应以现有科技成果为基础，这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更为有意义。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水平总体上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是不争的事实。因此，逻辑的必然是若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技术的创新，必须以吸收发达国家技术为前提。根据统计，那些发展中的新兴工业国家，无不得益于此。如韩国，正是采用了以技术吸收为核心的发展战略，从而以科技进步推动工业化促使进出口替代战略的有效实现。这样的技术吸收是不断缩短与国际先进技术差别的跳跃性战略，是站在技术发展的制高点上，推进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目前，新技术的产生和应用速度空前提高，客观要求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依附中的相互传递，实现技术的吸收——消化——创新——输出。
第三，依附发展的双向性，迫使发达国家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予以考虑和解决。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发达国家日益认识到，它们的经济稳定和发展有赖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健康、持续的发展，是发达国家获取经济利益的保证。因而在发展中国家债务解决、资金筹措、环境保护、地区经济一体化和联合国改革等问题上，必须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权益，以创造有利于它们的潜在的外部经济环境。
第四，经济全球化下跨国公司的出现，把依附性发展又推向深层次。各国经济互相传递的障碍逐步减少，互动性加强。金融、劳务、信息等要素市场不断国际化，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在弥补本国生产要素不足的同时，培育更多的经济增长点，从而从各个层面推进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改革。
笔者以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依附发展理论，不能再被视为完全的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被统治的性质，也不是新殖民主义和强权逻辑。因为它在客观上，为政策实施得当的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历史机遇，也为不发达国家利用科技扩散和产业转移，消除贫困，摆脱不发达状况创造了条件。当然也不是对由于经济全球化而增加的国际风险、国际竞争等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因素视而不见。重要的是探讨在与发达国家依附发展进程中，如何避免不利因素，适应日益交错渗透的世界经济体系。笔者试着概括出几条途径。①敢于与发达国家进行经济交往，进行对外开放，但要有政府的灵活指导，以避免造成对外的经常性依附，导致国内经济结构的畸变。②保持头脑清醒，把握好对外开放的度，既要遵循国际规则，又要有适合本国国情的但并非过度的保护措施。③转变增长方式，选择适合本国的产业、技术和政策，提高产品竞争力。④防止西方模式与文化思想的全球扩散，抵制“西化”(Westernization)。
通过以上对经济全球化、依附理论的新近发展分析的基础，笔者尝试着选择了依附发展理论的视角，对发展中国家的道路取向作了粗略的分析。借此强调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依附发展理论的强劲生命力和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同时也寻找了一种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道路的理论依托。
收稿日期：2000-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