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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国家确定价格总水平控制目标是：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不超过3%，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不超过5%。无论从世界范围内还是我国经济改革以来的历史看，这都是一个“低通胀”的目标。时间过半，实际价格运行趋势将如何发展？本文认为，下半年价格运行的主基调是低位徘徊，各月价格指数可能呈现先降后升的小幅波动状态，预计全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将为－2 ～－3 %，这是对影响当前价格变动的宏观经济政策、商品市场性质、农产品市场情况及国际环境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后得出的结论。
一、当前宏观经济政策不支持价格总水平大幅度上涨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转向提高内需与扩大投资，是针对实际经济运行状况采取的一种必然的选择。
鉴于前几年控制通货膨胀的经验是首先控制货币投放量，1988年以来国家实际上已经有意识地对货币政策进行了调整，适当放宽了对货币发行的控制。从1998年1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取消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限额的控制，在推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的基础上，实行“计划指导、自求平衡、比例管理、间接调控”的新的管理体制。这种制度性的政策变化，实际上意味着央行对严厉的货币控制政策的放弃。但是，在市场发生巨大变化的条件下，企业与银行的行为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没有出现如1992年时的投资规模的迅速膨胀。
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央行于1998年3月和7月两次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正常情况下，两次大幅度降息减轻了企业负担，降低了投资成本，应该促进投资的增长。同时，由于利息收入的减少，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也应随之有所增强。7 月份的降息由于时间较短，实际效果还不能准确判断。但3月份的降息， 实际上并没有起到上述作用。5月份广义货币M [,2]比去年同期增长15.2 %，增幅已经止跌回升，比上月末增幅高0.9个百分点，是1998 年以来第一次止跌转升。但与此同时，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6.7%，增幅比上月末高1.2个百分点；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比去年同期增长17.5%。说明降息在促进企业与居民扩大货币需求方面的作用甚微。这种政策效应实际上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深化和企业经营体制改革后，银行和企业在“买方市场”条件下的一种自然反映。银行为了贷款的安全性，在市场没有出现较大的投资热点的情况下，普遍存在“惜贷”、“畏贷”现象。企业在市场需求不振的约束下，也不会象以前那样向银行轻易贷款。当前通过扩大货币供给以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失去了它赖以发挥作用的制度基础与现实基础。
实际上，要改变我国目前市场需求不足的现状，就必须通过增加投资来提高国内市场的需求。因为近年来对我国最终需求支持较大的出口需求，在1998年必然会呈现下降的趋势；消费需求在短期内也难以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投资需求的逐年下降，主要是近年来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结果。尽管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企业与居民都很难主动增加投资，但财政有意识地增加投资，对投资需求的增长具有独特的作用。政府投资将产生一种乘数作用，引起全国投资的连锁影响，投资到一定数量，就会引起全国投资数量的增加，以致抵消其他社会需求不足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当前通过扩大投资来增加内需，需要把握的是投资对我国对经济增长与价格总水平的影响力度。当前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即保持8 %的年增长率，根据专家的估算，1998年的投资增长应在20%左右。
20%的投资增长会对价格总水平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投资增长拉动商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实际上是企业生产能力与各种物资供应跟不上市场需求增长速度的结果。自1994年以来，我国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进行了有力的控制，市场对投资品及其相关产品的需求严重不足，企业限产压库现象比较普遍。据有关部门统计，1997年我国绝大部分投资品生产能力的发挥在80%以下，消费品的生产能力更是大量过剩。与此相对应，随着经济的发展，能源、交通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的“瓶颈”现象也大大减少甚至消失。因此，目前适当扩大投资规模，即把投资规模扩大到20%左右，只能适度改善目前市场上需求不足的现象，而不可能造成社会需求的膨胀和价格总水平的大幅度上涨。
此外，在当前市场环境下的投资扩张，必须与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与技术进步相结合，才能找到最终能够实现的市场需求。而没有市场需求的投资扩张，是不可能发挥其乘数作用的。国家的投资扩张，也将有重点、有选择地进行。由于经济运行机制与1992年时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微观经济主体一方面要遵从政府的政策调控，另一方面也直接受制于市场的影响。因此，市场主体在近期内不可能通过投资扩张而引起价格总水平的大幅度上涨。这就是说，尽管目前宏观经济政策倾向于提高社会需求，稳定经济增长速度，但并不会在近期内对通货膨胀造成较大的压力。
二、买方市场限制了价格上涨空间
从1994年开始的以抑制通货膨胀为主要任务的宏观经济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前期控制通货膨胀的经验。从一开始，政府就比较注意采取“适度从紧”的政策方针，使经济增长速度与价格涨幅都相对较慢的回落。但价格回落的速度则大大快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这既是宏观经济紧缩政策强制抑制的结果，也是市场供求状况发生较大变化，以致使市场性质随之发生变化的结果。应该说，市场供求关系发生根本逆转，是在1995～1996年之际。在此期间，90%以上的商品在市场上已经出现供过于求或供求基本平衡的现象。到1996年下半年，商品市场的供求形势则已经非常明朗，在内贸部统计分析的609种消费品中， 供不应求的只有38种，占6.24%。到1997年，我国已经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买方市场”现象，即绝大部分商品供过于求。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运行具有以下明显特征：
（一）市场需求约束
需求约束，在微观上表现为商品在市场上的供过于求，在宏观上则表现为最终需求三个方面总量的逐年下降。1997年投资增长10.1%；消费增长11.6%；出口增长20.9%；三项加权折合成最终需求为13.12 %。总体需求增长水平并不低，其中出口对需求的增长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但从最终需求的动态变化过程来看，它正处在不断回落的过程中。1994～1996年三年间，最终需求的增长率分别为33.68%、27.38 %和15.93%，年均下降5.14个百分点。1997 年比上年下降幅度少于年均下降幅度2.33个百分点。市场需求对商品价格的拉动在于它的相对增长速度，而不是市场需求的绝对数量。因此，尽管目前的市场需求总量仍然比较大，但不断回落的需求总量在总体上只能引导商品价格不断下降，而不可能引起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需求总量变动方向规定了商品价格的变动方向。
（二）产业结构约束
产业结构约束，即不同产业之间发展不均衡形成了不同的市场供求失衡。在我国，一个产业的市场供求关系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情形。电子、通讯及其他高科技等产业，总体上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生产规模较小，市场需求潜力较大，供不应求是其主基调。但在这些产业内部，有些如收音机、录像机、小屏幕彩电等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则存在严重的过剩。其他大部分产业在总体上都表现为过剩状态，但个别产品也有较大的市场需求或潜在的市场需求。从宏观上看，由于供过于求的产业远远多于供不应求的产业，因而表现为总量上的供过于求，即体现出“买方市场”的特征。
事实上，任何一种经济高速增长或持续增长，都是根据市场发展程度与市场需求的变化，而不断改变产业结构的过程。产业结构符合社会需求的变化，说明生产出来的产品为社会所需要，产品就能够顺利销售出去，经济就能够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与社会需求相脱节，或者较长时间地停留在转变产业结构的过程中，大部分商品在市场上就表现为一种相对过剩的东西，宏观经济上表现为市场需求不足而影响经济的增长。所不幸的是，我国目前正是处在后一种状态中。而随着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的结束所产生的经济结构调整，不经过在一个相对较长时期的政策选择与企业行为的调整，是不可能彻底完成的。因此，在这种状态下，当前的产业结构约束实际上表现为旧产业结构下的商品过剩和新产业结构下的商品供给不足。商品过剩的量远远大于商品供给不足的量，商品价格必然呈现向下或在低位运行的趋势。
（三）体制约束
体制约束主要表现为目前的国有企业，其经营行为虽经各种市场化的改革，仍然存在与市场机制极大的不协调性。
国有企业与其他类型企业在经营上的主要区别，就是其市场的约束力弱于后者。它虽然与其他类型企业一样，在宏观经济扩张时具有主动扩大企业经营的积极性，但在宏观经济收缩时则显得十分被动，即不能象其他类型企业那样，能够迅速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调整自己的经营规模与经营结构。国有企业对市场供求变化反应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延长了经济调整的时间。因此，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市场化改革进度，对结束经济调整也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国有企业的改革不仅是一个体制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与改革时机、改革代价等问题紧密相联，不是短期内能够彻底解决的问题。所以，在这种体制约束下，经济增长放缓和商品价格的低位运行，必将保持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
（四）分配失衡约束
目前分配失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城乡收入差距。近年城乡居民收入都有较快的增长，且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但因为原有收入基数不同，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仍然相对较低。199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16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90元，后者仅为前者的40.5%。这种收入差距的长期存在，是农村市场在城市市场相对饱和后，无法代替后者启动国内市场需求回暖的重要原因之一。
2.地区收入差距。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较慢。与此相对应，东部地区收入大大高于中、西部地区。1997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为6276元， 中、 西部地区人均收入分别为4318元和4484元，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分别高1958元和1792元。地区收入差距的存在，实际上意味着中、西部地区的潜在需求不能转化为现实需求。
3.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从1997年的情况看，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据国家统计局调查，占调查户10%的最高收入户人均收入1025元，比上年增长11%，10%的最低收入户平均人均收入243 元，比上年下降0.6%。 最低收入户平均人均收入仅为最高收入户平均人均收入的23.7%。由于高收入户在目前经济结构下的消费需求基本上已经得到满足，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实际上直接减少了消费品的社会需求。
由此可见，各种分配失衡现象都直接或间接地减少了社会总需求。但是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初期，这种分配失衡现象还不可能消除，甚至有可能继续扩大，实际上就对商品需求和价格回缓产生了一种强大的抑制力量。
从当前我国“买方市场”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特征看，无疑在短期内将导致商品价格总水平的向下或低位运行，并使这种运行状态表现为一种规律性现象。
三、农业生产短期内不会对价格运行造成太大的压力
当前农村生产情况对我国商品价格指数仍然具有最重要的影响。肉、蛋、蔬菜、水产品等市场已经出现供求基本平衡或呈季节性与周期性波动，波动幅度逐渐缩小，价格也随之出现小幅度的波动，对农产品价格走势起主导作用的依然是粮食价格的变动。
1996年以后，我国粮食市场上的主要品种价格就以大幅下调为主。为了保护农民利益与粮食生产，国家实行了粮食保护价政策。今年5 月初，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各地粮食部门严格按保护价收购农民手中的余粮，5 月份粮食价格先降后升，6月份继续保持上升势头。
近期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威胁较大。据报道，东北、西北部分地区受旱农作物4000多万亩。6月中旬以来， 长江中下游暴雨成灾，全国农作物受灾面积达5.29亿亩，绝收1800万亩。如果灾情继续发展，对秋粮生产造成较大的影响，就有可能改变当前大部分农产品市场供过于求的局面，从而使农产品价格出现较大幅度的回升。
由于上述二个原因，有人担心在下半年就可能出现粮食市场供求状况的较大变化，导致粮食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并带动农产品价格与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的大幅度上涨。其实，这种担心在短期内是没有必要的。
首先，由政策支撑带动的粮食价格上涨，并没有改变粮食市场的供求状况，粮食在总体上仍将保持供过于求的局面。因此，这种价格上涨的主要作用是阻止粮食价格的进一步下滑，而不是使粮食价格持续上升。粮食价格的持续大幅度上升也不是当前我国的粮食政策目标。在粮食价格有所上升后，市场仍然将按照供求变化决定价格走势。
其次，前几年我国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生产丰收，库存较多，市场供应充足。从库存量来说，我国目前有2050亿公斤粮食，如果按1990年人均年粮食消费量274公斤计算，三亿常住城镇人口与8000 万在城市工作的民工可以消费二年有余。因此，在上半年粮食丰收的情况下，即使下半年由于水灾使全国的粮食出现较大幅度的减产，其影响也是局部的和短期性的，不可能即刻对粮食价格产生过大的影响。同时，国家历来重视粮食生产，各级政府努力落实抗灾政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因此，今年农产品价格根据灾情的发展，只会出现暂时的或季节性的波动，而不可能发生趋势性的变动。
四、 东亚金融危机短期内对价格运行不会造成较大的影响
1997年7月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与目前正发展的东亚金融危机，对我国价格总水平的可能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我国出口商品数量的影响，引起出口需求的变动，从而间接影响我国国内的商品市场价格。二是通过对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压力和汇率贬值过程中的通货膨胀传导机制，形成输入的通货膨胀。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分析，东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商品出口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1998年以来我国的商品出口增长速度呈现逐月回落的局面，1～6月份出口比上年仅增长7.6%，实际上6月份的增长幅度更低，为3.2%。出口增长幅度下降，除了我国自身的原因外，是周边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的必然结果。它对我国国内商品价格形成低位运行的压力，而不是价格上涨的压力。就金融危机对我国商品价格的影响而言，最危险的是受危机冲击的国家和地区，在短期内的市场需求大大减少，引起我国出口商品数量的锐减，使对国内市场需求的压力增大，从而使商品价格长时期低位运行，造成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周边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在短期内对我国外贸所造成的影响，客观上增加了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压力。我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的汇率不仅取决于我国外汇市场上的供求关系，与我国的外贸状况更有着直接的关系。我国外贸的大量入超，将形成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压力；我国外贸的大量出超，则会造成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人民币贬值将从两个方面造成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一是通过进口产品较高的价格，直接拉动我国同类产品的价格；在进口品为生产资料的情形下，还会直接提高我国国内产品的制造成本，把较高的成本逐步传递到包括消费品在内的最终产品价格中。二是在人民币贬值的条件下，必然有利于我国的商品出口，我国的外贸顺差会进一步扩大，要求中央银行结算的外汇也将进一步增加。这在客观上将增加中央银行增发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压力，也即直接增加我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
但是，人民币汇率是否贬值，并不完全取决于周边国家货币贬值的压力。除了政治及国际经济与中国经济稳定性关系的考虑外，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还取决于现有人民币汇率是否被“高估”。有关专家（胡祖六，《亚洲金融风波后的中国汇率政策》）根据外资流入量、国内通货膨胀率、对外贸易余额、货币供应增长等指标，建立了一个计量实证模型，并把模型的结果与简单随机走动、漂移的随机走动和简单购买力平价模型等三个模型的结果进行比较，发现具有以下实证意义的结论：一是人民币在1997年被低估近4%；二是如果让人民币与美元的实际汇率从8.3升值到8.2，它与均衡汇率的偏差仅2.2%，为各年中偏差的最小值；三是若其他条件不变，人民币美元汇率在2001～2002年之间可能趋升至7.8，与港币的美元固定平价水平一样。这个模型的意义表明，在我国现有经济条件下，人民币具有内在的升值压力。如果周边国家货币贬值不至于引起我国外贸出口的严重衰退，人民币就没有贬值的内在要求。
目前东亚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对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将产生直接的影响。如果日元对美元突破160， 势必会对我国的外贸出口造成极大的冲击。但有迹象表明，由于日本政府正在自身经济压力与国际社会的要求下，作出各种可能缓解汇率下降趋势的政策决策，危机在短期内有可能得到缓解。日本政局的变动，也会对其经济政策产生较大的影响。但只要在近期内不发生日元的大幅度下泻，随着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逐步到位，国内市场需求的逐步提高，就能有效地挡住东亚金融危机对我国人民币汇率的压力，从而消除可能造成我国通货膨胀的一个病根。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今后一段时间内，价格指数将保持低位徘徊的局面，1998年度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可能保持在－2%～－3%之间。但是，如果当前国家推行的各种启动市场需求的政策能在下半年生效，就有望在年内使价格指数变为正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