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民主主义论文,评价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天我来参加“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讨会，虽然做了些准备，但没有成文的稿子。题目倒是有一个，叫作《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所谓再评价，当然不是说，要推翻过去的评价。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完全符合国情的指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理论，已在实践中得到完全证实，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完满典型。但我觉得，学术界过去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评价还有些不够，它有一个方面的内容还未得到充分重视，因此有再评价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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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讨论现在要谈的问题，我想从毛泽东是不是带有民粹主义的思想说起。这个问题，恐怕是由研究毛泽东的美国人首先提出来的。他们认为，毛泽东的民粹主义思想很严重。对他们的这种看法，国内的学者有人同意，有人反对，有人说要分析研究。我认为，至少在毛泽东一生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即大体在民主革命时期的1939年到1949年，毛泽东不但没有丝毫染上民粹主义的思想，而且是坚决地反对民粹主义的。他不仅仅在口头上反对，而且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鲜明地、坚定地反对民粹主义。甚至可以说，虽然过去我们党内有些同志表示反对民粹主义，但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坚定地、透彻地反对民粹主义，毛泽东是我们党内的第一人。
首先，我想引用毛主席讲过的几段话，这些话可以表明，毛主席为什么要反对民粹主义，为什么他认为在中国社会，在中国党内反对民粹主义有很重要的意义。
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发表《论联合政府》的重要报告，他在此前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对《论联合政府》作的说明中指出：“报告中……着重说明民主革命，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5页。）
七大开会时，因为已经把《论联合政府》印成书面报告发给大家，所以毛主席没有再照本子念，而是作了一个口头报告，来解释书面报告的主要内容。其中提到“民粹派的思想”。他说：“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注：《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页。）接着，毛主席指出，民粹派最后变成了反革命的社会革命党。他说：“他们‘左’的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布尔什维克就不是这样……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23页。）
毛主席这段话牵涉到俄国革命时的一些问题。社会革命党在俄国革命史中的地位与作用，学术界有不同看法，这里不作讨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实行不久，就被斯大林中止了，现在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有很多看法，有人提出，新经济政策是不是停止得过早？对这问题，也不作讨论。我只想指出，毛主席讲这些话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像俄国的民粹派，对消灭资本主义不能急，太急了不行。
民粹主义思想的内容，在毛主席这段话里也交待清楚了。大家知道，民粹主义是19世纪末年在俄国出现的一种思潮，列宁、普列汉诺夫花大力批评它。它的基本特征就是毛主席说的，主张不经过资本主义，直接从封建经济，也就是从小农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表面上看起来，民粹主义者非常反对资本主义，热心于社会主义，但实际上他们的这种主张是行不通的、错误的。毛主席的以上两段话都指出，民粹主义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当然，并不是说俄国民粹派的思想直接影响到中国共产党。那时也许我们党内很多同志并不知道俄国民粹派。说民粹派思想在中国有很大影响，主要是由于中国革命在广大农村内进行，大多数党员是农民出身，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党内容易产生实质上类似于俄国民粹主义的倾向。
我介绍的第三段话，是1948年4月1日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的讲话中说：“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4页。引文中用括弧包起来的短语“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在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初版中已删去，但原来是有的。）那时，革命快要取得全国的胜利，我们开始进入中等的和大的城市。新华社在同年7月发表了一个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在引用了毛主席的上述这段话（其中有“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这个表述）以后，新华社解释说：“毛主席在这里所说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抱有这种思想的人们……以为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华社的回答还引用了历史上的例子，指出帝俄时代的民粹派和中国的太平天国的人们，大都是抱有这一类的思想的。新华社还解释说：“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内，土地改革后农民中一定程度的阶级分化仍然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不是依靠小生产可以建设起来的，而是必须依靠社会化的大生产，首先是工业的大生产来从事建设。”“要达到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和农业，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经济一个时期的发展，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大量地发展公私近代化工业”（注：有几种文献资料汇编中可以看到新华社这个问答的全文。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1册，165～168页。）。这个“问答”用新华社的名义来解释毛主席的讲话，很显然，是传达了当时中央的意旨。毛主席的讲话和新华社的“问答”，在各路解放大军纷纷进入城市时起了很大的积极的影响。
从上面所引的毛主席的三段话，可以看出，民粹主义思想是可能从小农经济中自发产生的，在这种思想影响下，革命就会发生破坏工商业和城市的举动。试看太平天国的历史，那时的人们当然不知道什么民粹派，但太平天国明确地提出了，实际上也执行了一套自己的政策。他们在打到南京后，用现在的话说，一进城就“共了产”，把所有商铺的财产都分门别类地收归军队所有，实际上就是消灭社会上存在的工商业。太平天国也主张实行一种农业上的绝对平均主义，按照人口来计算，平均给每一个人分多少土地，规定每一家人能有多少财产，能养几只鸡等，多余的财产都要交公。虽然太平天国的这套主张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实行，但可以看到，这就是在中国农民中自发产生的民粹主义思想。所以，在中国革命完全胜利、全国解放的前夕，毛主席特别提出绝对平均主义的问题，提醒全党注意，而且加上一个“农业社会主义”的称呼。后来编《毛泽东选集》的时候，为什么删去这个称呼，未听到过权威的解释。大概是因为“反对农业社会主义”很容易在字面上引起误解，使人以为是反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确实，到了革命大军进城时，绝对平均主义成为极需十分注意的问题。如毛主席所说，农村中流行着一种破坏工商业、分配土地主张绝对平均的思潮。在旧中国，私营工商业差不多都和土地剥削有联系。当城市不在我们手里的时候，地主避到城里，农民就没有办法了。当时城市已经解放，如果农民纷纷进城分地主财产，就可能导致破坏工商业、破坏城市的后果。在分配土地上不能采取绝对平均主义，在城市实行绝对平均主义，那就更加有害了。看来农业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比绝对平均主义含义更多，突出地显示了要不要发展工业的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要不要工业、农业和其他方面的现代化的问题。
这里说的是全国解放时的情况。那么在此以前，在农村打游击，搞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时期，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没有那么重要呢？不，这个问题同样十分重要。中国革命中有许多问题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解决。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用民粹主义思想还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处理这个关系的问题。在长期的中国革命进程中，党在这个问题上有没有沾染一些民粹主义气味？是不是能杜绝民粹主义？是不是因避免民粹主义而走向相反的另一极端？需要认真研究。实践证明，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好，中国革命就顺利；解决得不好，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发展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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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说得长远一些，可以一直追溯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那时候，中国先进的人们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使中国前进，走什么道路呢？他们认为，应以西方国家为师，走资本主义道路。在那时，这种主张是唯一进步的主张，如果能使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变成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当然是个很大的进步。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制度的弱点在世界上充分暴露出来，大不吃香了。十月革命以后，中国出现了社会主义思潮。这时候，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只有一些共产主义小组，有一些学习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的青年。这时期有过一场论战，以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一些人反对讲社会主义，起来跟他们辩论的是陈独秀、李达等人。有的党史书讲那时有三大论战，其中就有这次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一般的叙述是说，社会主义是新生力量，论战一展开，社会主义论者就把资本主义论打垮了，“得胜回朝”，好像容易得很。但是仔细看一下论战的材料，并不是那么简单。梁启超、张东荪大致是说，中国现在太穷，很弱，受列强的压迫，经济十分落后，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实行社会主义呢？他们说，中国大多数人是农民、游民，工人很少，还不配讲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当务之急应该是发展工业，这就只能靠走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的党现在不需要，且等将来才有用。陈独秀等人立即起而反驳。这些为卫护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先进分子的勇气可嘉，但他们还没有真正从中国的情况出发进行研究，因而只是说，资本主义在世界上已经没落了，社会主义如日中天，再讲实行资本主义就太落后了。发展工业，不必靠资本主义，直接实行社会主义，更能发展工业。这样说，并不能真正驳倒对方。驳梁启超等人恐怕应该这么说：中国现在的确还很落后，不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要先解决当前最迫切的反帝反封建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发展经济，以后才有可能实行社会主义。可是反帝反封建靠谁呢？要靠人民大众。这个革命，中国资产阶级领导不了，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因此社会主义思想在革命中能起指导作用，以社会主义为宗旨的党在革命中有重要地位，这个党先搞民主革命，而以社会主义为远大目标，等等。当然，不能责怪陈独秀等人，那时他们不可能说出这一套来，这一套是经过后来长期的革命经验才能说出来的。梁启超等人的错误，不在于说中国现在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而在于认为既然不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就不需要社会主义者，不需要社会主义思想，不需要成立共产党，大家都应当一心一意奔资本主义。为反驳这种观点，显然要有较多的马克思主义才行。否则，只是斥责资本主义的罪恶，声讨资本主义的落后性，藉以论证中国应该立刻实行社会主义，那就实际上染上了民粹主义的色彩。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大家很快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较进一步的认识。这时候来了俄国和共产国际的“教员”。他们满肚子都是马克思主义，就向中国共产党人说，你们现在还年轻，力量还太小，现在还不能独立干什么，要和国民党合作，先搞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将来才能自己搞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并不相信，不愿意照这样做，后来觉得老大哥的话不错，就实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人也就开始懂得了，在中国，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必须先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可是，当时俄国和共产国际的人对中国的实际情况都不真正了解。他们教条主义地看问题，认为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胜利后就一定是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共产党现在只能去帮助国民党，等到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了，共产党才有自己的“戏”，现在只是帮忙、跑腿，甚至于当苦力。其实，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并没有能够比较彻底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来中国的这些俄国人以及共产国际的专家，误以为蒋介石、汪精卫的国民党代表着革命的资产阶级。结果国共合作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蒋介石、汪精卫已经投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和他们并肩协力，反过来屠杀共产党人了。党史书说，党在这时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个错误在中国党内应由陈独秀负责，也是在共产国际和俄国人的指挥棒下造成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从根本上是出于这样的估计：既然中国是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领导权应属于资产阶级，政权也主要由资产阶级执掌。这种想法固然避免了民粹主义，却走到了和民粹主义绝对相反的另一错误极端，是和中国实际不符合的，既导致革命惨痛失败，也解决不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关系问题。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经过这番大挫折后，又站起来重新开始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出现“左”的情绪，不甘心再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为不如干脆搞社会主义革命。这时候，俄国的老大哥又起了一点教员的作用。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斯大林亲自出面，指出中国现在还是要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有高潮、低潮，现在是低潮，以后还会出现高潮。老大哥对马克思主义毕竟是懂得多一点，说服了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又发展了起来。
这时发生了两个问题。当时的革命主要是党在农村中组织农民武装、打游击战、开辟根据地。共产国际和俄国领导人历来看不起这种农村斗争，认为共产党长期陷在农村中是没有前途的，甚至会改变自己的性质。那么怎样才能快些进城呢？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的资产阶级似乎已全部离开以至反对革命，那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怎么搞下去呢？共产党的目的是社会主义，现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究竟怎样衔接起来呢？脱离中国实际的共产国际和俄国的领导人解决不了这两个问题，他们很自然地倾向于争取赶快进城，并且尽早地实现革命的转变——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以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主义，就是受共产国际和俄国人的影响而产生的。
这里提供一个材料为例。1930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说：“中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涨已经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应该加紧全部力量去发展政治罢工，准备在一切或几个工业中心的政治大罢工。”“中国革命的当前阶段是带着（他们不明确说“是”，而说“带着”——引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性质”，但“和普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是“因为工人与农民是在直接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去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任务”。“它在取得胜利时就开辟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中国的民主专政将不得不一贯到底地没收中外资本家的企业，不得不实行很重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步骤”。这些话很明显地是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在民主革命阶段就要实行重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步骤。这个决议还说：“中国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期限，将比按照俄国1905年革命条件所预料的，要大大缩短”。“中国国内的经济条件提出非资本主义进化的必要”，也就是“苏维埃的、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注：《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2页。）。这些话显然在当时中共党内很容易煽起一种“左”的情绪，以至形成“左”的路线。
从当时“左”的路线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不只是反帝反封建，还要一般地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哪里呢？主要在大城市。李立三、王明路线的领导，都承认我们现在要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只好先在农村搞武装斗争，但是在那样落后的农村中谈什么反资本主义，未免太可笑了。所以他们都不顾条件是否成熟，急于攻打大城市，以便进一步结合工队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二是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反对任何“中间势力”。中间势力是什么呢？实际上主要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李立三、王明认为，革命一发展到大城市，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要立刻直接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李立三在那时说过的这句话可谓典型：“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中间决不会有丝毫的间隔。”（注：李立三1930年5月发表的论文中语，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73页。）而且那时的立三认为，只要拿下一两个省，就是“革命胜利的开始”。30年代前期“左”倾错误的结果，大家知道，几乎葬送了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
30年代前期这种“左”倾机会主义，人们很少讲它和民粹主义的关系。这种“左”倾论调并不表示对小农经济的崇拜，这的确是和民粹主义不同的，但可以说，它的基本性质是类似于民粹主义的。因为它以为可以在经济很落后的情况下，即普遍存在着小农经济的情况下一下子将民主革命转到社会主义革命去。毛主席在党的七大联系着批评民粹主义时说，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在这方面是过急了。他所批评的这种急性病，是从30年代遗留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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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纠正了党的“左”倾错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成功地领导党进入抗日战争。这里讲一点个人的经验。抗日战争开始时，我刚刚参加共产党，当然完全拥护党采取国共合作的方针，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当时头等的大事。但是心里不能不怀疑，现在同国民党合作，抗日胜利后中国到底变成什么样子，怎样变成我们所要的社会主义？实在不懂。我就请教一些老同志，和他们讨论。老同志说，咱们当然是要搞社会主义，抗日战争的结果将是非资本主义的前途。讲非资本主义的前途，这很好。抗日战争胜利后，当然应当不是资本主义前途。但非资本主义是什么，就是社会主义吧？可为什么不说社会主义，而说非资本主义？搞不清楚。一些老同志也解释不了。
毛主席在抗日战争初期的1939年12月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又在1940年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和解释新民主主义的这两篇论文有十分伟大的意义，解决了前两个时期的经验仍说不清楚的问题。他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包括抗日战争胜利后，不能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但也不能马上变成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里有社会主义因素，但又有资本主义因素。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包括抗日战争）中要争夺领导权，以至掌握领导权。这就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他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8页。）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提出来，使人们眼界豁然开朗，一下子清楚了，明确了。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确是为中国革命当前任务和它的前途作出了科学的、符合实际的、易于了解的论断。
1945年，毛主席在写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时，把《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许多观点更进一步往前推进了。《论联合政府》中说：“中国也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企图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在中国的现阶段，在中国人民的任务还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5页。）这个思想和《新民主主义论》的提法是一贯的。《论联合政府》里有一段很有名的话：“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后来编《毛泽东选集》的时候，在这里又加了一个短语，“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接着说：“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60页。）他特别申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来明确地认识这一点的（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60页。）。后来在编《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毛主席把过去的有些文章做了若干文字修改，可是这段话没有改动，甚至还如上所述加了一个短语。
毛主席关于七大的其他一些讲话，过去人们只能在档案馆里查阅，现在有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文集》和《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都可以看到了。那时，毛主席在解说七大的报告时说：“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75页。）。他在七大的口头报告里又说：“在我的报告里，对资本主义问题已经有所发挥，比较充分地肯定了它。这有什么好处呢？是有好处的。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至于操纵国民生计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那是不包括在里面的。”“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22～323页。）
这里，毛主席又联系到民粹主义问题。他的意思是，如果不承认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不承认新民主主义政权下还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那就和民粹主义区别不开了。那么，毛主席的这种观点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呢？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光找书本，拿马克思主义的书来核实一下有没有这个话。那是不行的。马克思主义书本里面，没有讲中国搞新民主主义，还可以发展资本主义，在什么条件下应该发展资本主义等等。因此，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应该看是否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完全符合于中国的实际状况和需要。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前，我们党对中国国情有一个估计，具体数字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总的估计是正确的。这就是认为在抗日战争前夜（那是旧中国经济发展最高的时候），全国范围内现代性的工业大约只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十左右，农业、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毛主席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上述基本国情后说：这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0页。）。党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政策，是从这种具体情况出发的。由此得出的对私人资本主义的结论是：“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1页。）在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书本里是找不到这些的。
毛主席还从抗日战争的经验得出一个现成书本上没有，令教条主义者吃惊的结论。他说：“无产阶级是可以领导资产阶级的。我们要按实际办事，不是按书本办事，而王明则反对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说列宁没有讲过。”（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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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新民主主义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还可以看一下1944年毛主席给博古的那封有名的信。在这封信里他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这里又一次讲到民粹主义。可见，毛主席那时候经常想到要防止民粹主义的问题，信上接着说，“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8～239页。）这里的观点非常鲜明。有人以为毛主席出身农村，就对农村偏爱，他不是这样的。
当时在根据地（解放区）建立的社会，还说不上是完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因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毛主席确实是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运用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才可能到社会主义，因为只有在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社会主义。但并不是一定要经过资产阶级统治的那种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1881年在给一个俄国友人写的信稿中说：俄国农村公社“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1页。）。马克思对传统的俄国农村公社的这个指望后来并没有实现。但由此可见，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的一切可怕的波折”是不可避免的，他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就”。正是在这点上，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不相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就包含着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如何利用资本主义以发展社会主义的内容，指出了一条不经过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避免那种“可怕的波折”但又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的路子。
马克思主义对旧世界的批判和对旧世界崩溃以后的预见，都是科学的。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年轻的时候，曾经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乐观，认为那时已经到了资本主义崩溃的时候了。在19世纪40年代，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西欧资本主义陷于崩溃的形势。恩格斯晚年说：“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导致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注：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5、597页。）。所谓是否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这要根据事实，根据客观的经济社会条件，而不能凭主观的愿望。历史还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无产阶级政党是不是有力量夺取政权，这和就经济状况说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是否已经成熟，两者不一定是一回事。并不一定是到了铲除它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才有可能夺得政权；当然也不一定是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时，铲除资本主义的条件已经成熟。无产阶级政党能否取得胜利，掌握政权，与各种国内国际条件有关，只要形势有利，就应该紧紧抓住时机，毫不放松，夺取胜利，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做的。毛主席的伟大就在这里，不仅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论，而且领导全党和全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紧要关头大胆地跃进，取得了胜利。小平同志说，如果没有毛主席，我们革命的胜利可能要晚几十年。在胜利前，毛主席又早已清醒地看到，中国革命将在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的情况下取得胜利，因此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有了种种设想，而对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在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后，还不具备全面地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和可能，怎么办呢？那就要经过迂回的道路。
绝不能因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就等着而不去夺取政权。无产阶级革命家要抓住机遇夺取革命的胜利，然后再在无产阶级政权下补生产力和其他文化条件的课。这就是中国革命必须要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的道理。这就是新民主主义论主张在革命胜利、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资本主义成分应允许其存在和发展的根据。
这究竟是否符合于马克思主义呢？可以引用马克思主义的一句名言，“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的这句话，说的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论点，一个原理。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是要以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以社会主义世界代替资本主义世界，就这意义，可以说这是“兴社灭资”论。但如果脱离上述的这个原理而只知“兴社灭资”，那就可能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空想社会主义、冒险主义、民粹主义，或别的什么。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过程中，有两个方面最能显示它的特点：完全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原有的书本上没有的，但又的确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一个方面是农民问题。这就是，在农村党领导组织农民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战争和革命中提高农民水平（可以说，使他们逐渐摆脱自发的民粹主义、农业社会主义），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最后取得全国胜利。另一个方面就是资本主义问题。和“左”倾机会主义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就反对一切资产阶级不同，毛主席的理论是，要区别民族资产阶级即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对前者要采取慎重的政策，不是一概打倒，一律反对。解放战争时党的三大经济纲领，一个是土地改革，一个是没收官僚资本，还有一个就是保护民族工商业。在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党从农村进入城市，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强调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同时，十分注意团结一切民主党派，团结主要是中等资产阶级的社会力量，同他们合作共事，一起建立民主共和国。就因为中间阶层虽然有其弱点，但在中国是最有文化的，并且有一些资本和办工业的本领，是可以影响很多人的。如果不团结这个力量，那么我们纵然进了城，也将在城市中站不稳脚；而且很可能助长我们队伍中的民粹主义、农业社会主义的倾向，那就更有遭致失败的危险。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就因为有工人阶级、共产党的领导，团结、动员了中国人口中占最大多数的农民，还组成了一个由参加这个革命的一切人组成的统一战线。毛主席当时说：这个“统一战线是十分广大的，这里包括了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地主阶级分裂出来的一部分开明绅士”（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3页。）。依靠包含上述两个特点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才可能有共产党领导的、以上农联盟为基础的这样广大的统一战线，也才可能取得并保持民主革命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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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以后，新民主主义理论也没有什么现实价值，而只可供历史的回顾了。我以为不是这样的。这个理论不仅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有指导作用，而且有助于我们考虑建国以后的一些问题，以至今天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时，也还可以从中得到某些启发。
建国之初，我们党对何时和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在召开人民政协制定《共同纲领》时，有的民主人士建议要在共同纲领里提到社会主义，我们党的领导人都说暂不提。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那时涉及这个问题的讲话，都是按新民主主义论的精神讲的。例如，1952年10月周恩来说：“毛主席的方针是稳步前进，三年恢复，十年、二十年发展。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可能要十年、二十年”（注：《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页。）。这里，我讲一件自己经历的事情。1952年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后，当时很流行的《学习》杂志上有篇文章写了“给资本主义敲了丧钟”这样的话。毛主席看到后，大加批评，说现在怎么能给资本主义敲丧钟？还远不到这时候！
到了1953年，事情有了改变。那时说，社会主义革命从1949年已经开始。其实，这个说法不大能够服人。毫无疑问，人民共和国从一开始已经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有了国营经济，这就是有了社会主义经济因素。而且共产党取得政权就是个重大的社会主义因素。但是，这跟社会主义革命是两回事情。建国时，在《共同纲领》中不提社会主义，当时认为必须有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才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开始，在这以前，是新民主主义时期。1953年，宣布全面发动对农业、手工业的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确实是社会主义的重大步骤。而原来党内的共识是，这种步骤要在三年准备，十年建设之后才采取的。应该说，在建国后三年党的方针有了明显的改变。
我们党的方针政策，不是在任何情况下一成不变的，是应该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那么从40年代初到50年代初，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呢？翻天覆地地显著变化就是人民共和国建立，共产党掌握了政权。随着这个变化，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当然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所有这些变化都还没有能改变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落后的状况（农民使用的几乎还是两千年前老祖宗使用的工具，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支配着农村），还没有能从根本上改变现代性工业生产只占国民经济中很小的百分比的情况。这也就是说，使得毛主席1945年在七大讲的，资本主义在中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的情势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讲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语言。用普通常识的眼光来看，既然最后要消灭资本主义，那么似乎应该是资本主义愈少愈好，国为愈少就愈容易消灭。过去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孙中山就这样看，他说过，趁资本主义还少，甚至还没有的时候，赶快搞社会主义革命，这样做，比以后资本主义多了时再搞社会主义革命容易得多。这是他在20世纪初讲的话。我们不能责备孙中山。他不可能懂得，资本主义不能只被看作一种罪恶，它能为社会主义提供必要的物质准备。马克思主义者是从客观社会发展规律来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如果认为趁资本主义还少，还没有发展起来，就可以马上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就是倒向民粹主义，而离开马克思主义。
拿1949年—1953年和1945年相比，资本主义恐怕并不是更多一点，而是更少了一点。官僚资本的很大部分跑到外国去了，还有一部分被带到台湾去了（这当然对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不利）。很多民族资本家为了避免战祸，也由于对国民党政权崩溃后的形势看不准，把他们的资产（或其中的一部分）转移到国外和香港。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国内战争，1949年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总量，看来也不会比1936年时较多，而是更少些。到解放以后，由于人民共和国实行公私兼顾的政策，私营工商业有过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但也不可能发展得那么快。
1953年党宣布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表述这条总路线的标准语言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所谓相当长的时期，是指人民共和国最初三年的经济恢复时期和这以后的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共18年。按这些叙述，过渡时期的结束是以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为标志。但事实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出乎人意料。在1953年后三年，1956年已经“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五年间农业总产值增长了25%，年均增长4.5%，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8.6%，年均增长18%。可是因为起点很低，虽然速度快，但距离社会主义工业化完成当然还遥远得很。所以毛泽东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说，中国的特点是“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当时人们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总路线的“主体”，而称社会主义改造为“两翼”。主体与两翼不像预计那样平行地发展，其原因是什么，后果会怎样，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飞速完成，是符合实际的要求呢，还是主要依靠政权力量人为地促成？这本来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当时的领导人并不明确地认为作为两翼的“三改”过于超前，但确认工业化落后，于是1958年搞“大跃进”，想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把工业化一下子搞上去，结果没有成功。同时，“两翼”似乎根本不考虑是否与“主体”相适应而仍继续猛进。最显著的是农业方面，1958年全部农村都跃进到了人民公社化。那时社会上有人民公社是进入共产主义的“金桥”的说法，虽然这是一部分基层干部的创造，但这种认识和那时的领导思想不无关系。可以说，领导思想失之毫厘，民粹主义的思想就在下面大为膨胀。当农业生产力没有任何显著提高，国家的工业化正在发端的时候，认为从人民公社就能够进入共产主义，这是什么思想？只能说这种思想在实质上属于民粹主义的范畴，和马克思主义距离很远。党的领导，首先是毛主席很快地发现这个问题，采取步骤纠正“共产风”，并对农村人民公社的有些方面作了些调整。但是始终没有充分的事实能够说明，人民公社制度是与中国农村实际相适应的，是有益于提高农业生产力、发展农村经济的。事实证明的恰好相反，但*
人民公社制度直到80年代初才终于被取消。
在人民公社存在的20多年间，与人民公社制度相联系的种种混乱思想，如“割资本主义尾巴”、“穷过渡”一直扰乱人心，在实践中起坏作用。这里只说一下“穷过渡”。那时人们所说的过渡有种种层次：或过渡到大队所有制，或过渡到社有制，或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或过渡到共产主义，总之，是过渡到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更高一级的台阶上。其所以能过渡，不是因为生产力发展，不是因为富，而是因为穷，是“趁穷过渡”。这种穷过渡的思想，当然只能使人联想到民粹主义。
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以后，“一穷二白”就是中国落后的根源。尽管不妨把一穷二白形容为一张纯洁的白纸，但在上面绝不可能任意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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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也能帮助我们深入理解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要意义，深入理解近20年来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有关政策的正确性，并且从历史的、理论的角度深入认识为什么要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
历史不会绝对地重复，但是在革命进程中，的确有时候像列宁所说的，人们不得不一再重复做一件事情。列宁在十月革命后通过实践看到，想用一个冲锋就进入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他就毅然地改变方针，实行革命的退却，开始新经济政策。列宁在1922年，即十月革命后五年曾这样说：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要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可能“不犯错误，不实行退却，不一再重新做那还没有完成和做得不对的事情”，因此要求共产党人“一直保持着有机体的活力和灵活性，准备再一次‘从头开始’最困难的任务”（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7页。）。
新中国建立后的差不多前30年；回顾起来有许多毛病、错误，甚至于有些是根本不应该那样做的；但我们毕竟还是取得了许多成就，而且更重要的是积累了许多过去没有的经验。经过30年间的曲折道路，无论如何工业水平比1949年高得多了，但是仍然远不能说是摆脱了一穷二白的境地。那30年间得到的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决不能不顾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而追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提高，这种提高不但不是真正的提高，而且只会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阻碍作用。这条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要害。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接受了30年来的经验，也在30年来的成就的基础上重新开始中国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当然不是回到1949年。只就经济上说，第一，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力量大为增加；第二，解放前的私营资本主义已经消失；第三，农民从合作化到公社化的经验中，学到了应该如何做和不应该如何做。形势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因此我们不可能重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开放政策时，党的文件中往往特别标明，开放的对象包括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注：例如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说：“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管理方法”。）。党在收回香港、澳门的政策和准备施行于台湾的和平统一政策中，都明确宣布要按“一国两制”的原则办事，即在这几个地区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国家以宪法肯定我国今后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而也就要长期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长期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而非公有制经济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包括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在过去是作为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尾巴而被排斥的。私营经济中的大部分（也许有些是例外），在性质上同旧社会中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相同，但并不完全相同而有自己的特色。因为它是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产生的，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受到国家的引导、监督和管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这部分私营经济，与其他非公有制经济一样，其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受到国家的保护。所有这些都是积极地利用资本主义，以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政策。如果按民粹主义的思路，这些政策是不可设想的。民粹主义思路名为憎恶和厌弃资本主义，实为害怕资本主义，躲避资本主义。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我国经济制度中为主体，以保证不致走向与民粹主义相反的另一极端，即走向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有必要注意防止类似于民粹主义的偏向，即防止以为好像不需要再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以比较落后的生产力，就可以进入社会主义的比较高级的阶段的倾向；防止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而不知道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必要性的倾向。
那么，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利用资本主义，会不会遇到什么风险呢？应该说，不能绝对排除各种大的小的风险。做任何新的事情，走任何新的路子，都不可能没有一点风险，没有一点副作用。一帆风顺，坐着不动，打瞌睡就可以到达彼岸去，这种事情是没有的。我们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国的现实，按照实际情况，大胆地提出新的路子，防止和克服可能发生的种种风险。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从来不是一条平坦笔直的、绝对平稳安全的、毫无风险的路。
所以，我认为，重新学习、认识毛主席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以及他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正确处理在中国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的完整理论，对于我们今天理解邓小平理论，理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及其方针政策是很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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