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西北城市社区民族通婚调查研究——以西宁市城中区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宁市论文,中区论文,为例论文,调查研究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05:C91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04)02-0045-05
西宁市城中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社区，有汉、回、藏、蒙古、土、撤拉等6个世居民族和朝鲜、满、壮等其他民族，共有人口168,275万人。其中，汉族占总人口的89.49%；回族占总人口的6.18%；藏族占总人口的2.13%；土族占总人口的0.59%；撒拉族占总人口的0.73%；蒙古族占总人口的0.34%；其他民族占总人口的1.12%。城中区是西宁市五区三县城市化、社会化较发达的社区，它既是多民族聚居区又是经济、科教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的一个社区，具为一定的代表型。笔者以城中区档案馆所保存的1993年——2000年城中区民族通婚的原始资料为依据，进行了分析研究
一、1993——2000年民族通婚总体状况分析
笔者对1993——2000年城中区民族通婚的大多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后，绘制了一幅民族通婚比例变动曲线图（见图1）。
图1 1993-2000年西宁市城中区民族通婚变动曲线图
本文中讨论的民族通婚是指少数民族的族际婚和族内婚的总和。图中显示，从1993年到2000年的8年间，民族通婚在当年结婚总人数中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1993、1994、1995年民族通婚的总人数占当年结婚总人数的8%，1996年上升到10%，以后稳定在10%至11%之间。由此可见，剔出偶然年份，在整个90年代，西宁市民族通婚总趋势是不断上升的。这一特点，单纯从民族通婚的人数也可以反映出来，1993年结婚总人数为932对，民族间通婚人数为74对，到了2000年，结婚总人数为1035对，民族间通婚人数为140对，在结婚总人数增长不多的情况下，民族通婚的总人数都由1993年的74对增加到了2000年的140对，通婚总对数将近翻了一番。为了更好地揭示其中隐含的规律，我们不妨引入更多的统计分析因素，以便从侧面对其进行把握。
二、民族通婚在各个构成因素中所发生的变动
（一）年龄分布上的特征
为了能够直接客观的反映民族通婚在年龄分布上的变动特征，划分为四个年龄段：24岁（含24岁）以下，25-39岁，40-54岁，55岁以上。这么分段，是考虑到我国当前社会学与法律的一般规定。按照婚姻法规定，25岁以下首婚者为早婚，25岁以上为首婚者为晚婚。而40岁与55岁分别为社会学上约定的中年与老年分界线。为了更清楚地揭示民族通婚与年龄的关系，我们将男性与女性分别统计。公式如下：
该年龄段通婚男（女）性人数÷该年通婚男（女）性总人数×100%
按照这个比例，将1993年至2000年24岁以下年龄段和25-39岁年龄段组成变动曲线加以比较（见图2A，图2B）。
从图2A中可以看出，男女两性早婚比例虽呈波动状态，但总的趋势都在下降。女性早婚比例变动曲线图显示，波峰与波谷的平均差为12个点，即平均下降幅度为12个点。而男性的平均差即平均下降幅度为9个点。女性早婚下降的幅度较男性高出3个百分点。但女性早婚的总比率依然远远高于男性。与早婚趋势相反，晚婚趋势则呈明显上升趋势。图2B的变动特征可与图2A完全相应证。一方面是男女两性通婚人数在该年龄段明显呈上升趋势，另一方面女性上升的幅度（约12个点）要明显高于男性（约6.75个点）。
图2A 24岁以下年龄段通婚比例曲线图
图2B 25-39岁年龄段通婚变动曲线图
（二）族际婚与族内婚比较
民族通婚可分为族内婚和族际婚。1993-2000年城中区民族通婚统计数据表明，在族际婚中，回族与其他民族通婚的人数最多，占通婚总人数的28.5%。通婚人数最少的是撒拉族，只有9对。族内婚中，通婚人数最多的是回族，占通婚总人数的12.1%，最少的是撒拉族只有2对。由于历史的宗教的等各种原因，回族一般实行严格的族内婚，而很少进行族际通婚。为何在此又比例如此高？除了回族在城中区各少数民族中所占的人口比重最大，这一客观优势外，是否还存在其他原因呢？对此，笔者对该时段中回族族际通婚人口的籍贯作了分析后找到了答案。1993-2000年回族族际婚中，籍贯为外省的回族人数为159人，占回族族际婚总人数的68.2%。可见回族有如此高的通婚比例，主要是外省籍回族通婚造成的，而本省回族族际通婚的情况较少。新中国成立以后，“平等、团结、友爱、互助”成为了民族关系的主流，“婚姻自由”的原则得到了普遍的尊重和很好的贯彻。在这些前提的保障下，给各民族族际通婚创造了一个很宽松的外部环境。在内部，回族各界人士对族际通婚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过去严格族内通婚的习惯有了相当改观。回族与其他民族的族际通婚范围逐渐扩大，尤其在我国东部地区，受现代新兴都市文化的熏陶，宗教观、婚姻观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根据90年代普查结果，回族与其他民族通婚的程度相当高。例如，“江苏，平均每11个已婚回族人口中，就有7个与汉族联姻，只有4个民族内通婚。”（注：马戎、周星.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M].北京：北大出版社，1999.）这说明回族对宗教的传统要求已有相当大的改变的同时，反映出回族群众自身的宗教观念有了减弱。
在浓厚宗教氛围的青海，其民族通婚观念是传统的。最明显的是，女子外嫁所占比例不高，其婚姻仍然是服从宗教和世俗之规定。此外，藏、蒙古族的族际婚占族际婚比例也高，合计达到24.6%（18.9%和5.7%），如此高的族际通婚比例也是情理之中。我们知道，汉、藏、蒙、满等民族之间虽然在文化上也有差异，但生活习惯等方面基本不冲突的，不如回族与其他民族通婚之阻力大，除宗教文化原因外，生活习惯方面也有巨大差别，例如回族忌食猪肉，而在其他民族中猪肉是主要肉食来源之一。最起码饮食不同，久之必生矛盾，笔者在调查民族离婚原因时，就曾常常听到有关生活习惯不相同，生活不便等离婚理由。
（三）职业因素
职业构成是研究民族通婚的关键原因之一。为了便于研究，我们首先必须对职业构成进行分类。考虑到西宁市较内地社会发展程度差距原因，我们的分类采用90年代的习惯，将民族通婚者的职业划分为以下四种，干部（包括党政事业单位正式工作人员及国营企业单位管理人员）397对，占民族通婚总对数的24.8%；技术人员（包括老师、医生、自由职业者、工程师等等具有技术职称的人员）371对，占通婚总数的22.3%；工人（国营及集体企业工人）517对，占民族通婚的31.6%；其他人员（临时工，无业人员及个体户）为349对，占20.4%，以上数据表明干部和技术人员的民族通婚比例最高，两者之和达到41.7%，工人其次，为31.6%，其他人员最低20.4%。由此可见职业和通婚状况之间的内在联系。从我国当前现状来说，职业的选择与受教育的程度呈正相关，技术人员、干部一般都接受了较高层次教育或培训。而工人，仅以受教育程度而言，一般来讲是低于干部和技术人员。其他人员中也不乏受过高等教育的，总体而言，教育程度低于工人，由于职业不同（因其受教育程度不同），进而对待民族间通婚的态度也是不尽相同。
（四）离婚现象分析
离婚是民族通婚的一个组成部分，全面研究民族通婚，不能不分析离婚现象。笔者依据档案的资料，选取了有统计意义的两个因素，对离婚在年龄段与受教育构成方面表现出的一些基本规律加以分析。
表一 1993——2000年民族婚姻离婚多数年度分布表
表一是1993-2000年民族通婚年龄段分布统计，从表上可以看出：除1993年离婚人数集中在25-29岁年龄段、1998年集中在40-44岁年龄段以外，其余的年度离婚人数均集中在30-34岁年龄段。此年龄段正是社会学上讲的新婚磨合期（新婚的1-5年内），是梦想与现实发生激烈冲突的时期，离婚率高不足为奇了。而民族婚姻也不能不受到这个定律的支配。
表二 1993——2000年民族婚姻离婚按教育程度分类统计表
说明：1.A、B、C、D代表男性，a、b、c、d代表女性。
2.A、a代表大专以上教育程度，B、b中专、高中教育程度，Cc代表初中教育程度Dd代表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
3.Aa……Dd分别代表男女教育程度结合类型。
表二是按婚姻中男女双方的受教育程度归类的离婚统计。表中显示，离婚人数最多的是Bb型（即男女双方皆为中等学历型婚姻）共计15对，其次为Aa型14对，Cc型12对。这个数据显示一个有趣的现象，即高通婚率与离婚率都与受教育程度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仅按简单的数据表现看，离婚人数最多的应是Bb型，但是按每万人拥有的各种教育程度人口比较来分析，2000年时，城中区大专以上人数为1276人，高中和中专2731人，初中3146人，小学1820人，接受中专和高中教育程度的人比大专以上的要多1455人。事实上，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离婚人数的比例要高于中专和高中教育程度的人数。为何学历越高离婚比例也越高？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大多也接受了现代婚姻观，他们对婚姻质量的评价标准，不再是过去用那种侧重于夫妻之间生产上的和谐，生活上的忠诚及彼此事业上的相互扶持和成功与否，而是追求彼此间思想上的沟通、志趣相投及性生活的质量等各个方面，这使以家庭为中心的夫妻关系变成了以社会为中心的婚姻关系，随着各自关系网的扩大和婚姻关系的转移，尤其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追求夫妻间经济、人格等的平等，要求在生活中有一定的自由权，这使得在家庭中夫妻间个性随着伦理关系的减弱而增强，维系家庭关系的纽带变的十分脆弱。而教育程度构成较低的婚姻中，婚姻观念中传统的东西相对多一些，他们评判婚姻的标准更多的强调物质基础，对婚姻质量没有太多的渴求，大多数女性认为离婚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婚姻既便不幸，不到万不得已，她们宁愿凑合也不愿离婚。因而受教育程度较低，婚姻也相对稳定。
三、调查讨论与分析
第一，民族人口构成是城市社区民族通婚的基础
一个城市社区若是由单一的民族人口构成的，那么民族通婚尤其是族际婚的机率非常有限。只有在多个民族组成的社区中族际婚的机率才会更大。城中区各族人口总趋势是不断上升的，民族通婚也同样处于上升趋势（见表三）。
表三 城中区主要民族人口增长统计表
城中区主要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率远远高于汉族，各民族人口所占比例不断上升，因之，各民族间的通婚率也随之增长。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人口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各少数民族的人口比重由1990年6.8%上升到2000年的10.8%。以回族为例具体讨论，在城中区除汉族以外，在各少数民族中回族的人口最多，占总人口比重的6.18%，那么在民族通婚中占的比例也应是最多的，实际正是如此。1993-2000年回族民族通婚的总人数为331对，其中族际通婚总人数为238对，族内通婚为99对，由此可见，城市社区民族通婚率与其民族人口构成成正比。影响民族通婚的因素很多，但民族人口构成决定了民族间通婚的构成。
第二，传统文化与民族通婚之间的关系
文化是在一定环境中发生的，也有昨天、今天和将来。传统文化即是它的昨天，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化发展的源头。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准则等等都是由传统文化所蕴含并且代代相传下来的。西北地区是一块宜农宜牧的风水宝地，自古以来就是历史上各族你来我往的大舞台。各个民族共同创造了许多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经过漫长历史的交融，形成了以汉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为框架的三大文化圈，他们虽呈三足鼎立之势，彼消此长，至今这种格局仍没有太大改变。戈登(M·Gorden)在研究美国的主流社会与移民之间的关系时就通婚问题指出了这样一个精辟的论断：高通婚率的发生在于文化交融（主要指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语言交融）和结构交融（主要指居住区、学校、工作单位、政治机构、宗教组织等各领域的民族交融）的大规模发生。（注：M.M.Gorden,1982,"Assimilation in America:Theory and Reality",in N.Yetman and C.sreeie cd.《Majority & Minority》Boston:Allyn and Bacon,Lnc.PP.233-236.）从戈登的观点来看，通婚率与文化交融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文化交融使传统文化对民族通婚的约束力大为降低。民族通婚本身就是文化交融中最彻底、最直接的一种方式。在西宁市民族通婚中，族际婚占的比例最大就是明证。但是，由于近二十年来，我国执行了较为开明的宗教政策，宗教信仰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在西北城市社区的民族通婚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信仰伊斯兰教民族受该宗教文化的熏陶和渲染，形成了独特的宗教情结、宗教心理。今天在这种宗教制约下，在外在和内在的双重阻力和压力下，族内婚又有了逐年上升趋势，对城中区回族族内婚和族际婚有关数据统计后绘制成曲线图（见图3），很明显的看出这一点。
第三，民族通婚与民族关系
民族通婚是民族关系的晴雨表，民族关系的好坏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对民族通婚尤其是族际通婚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城市社区中民族关系笼罩在错综复杂的各种社会关系之中，更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容易被疏忽。处理不好将是一颗隐藏在城市中的定时炸弹，随时有爆炸的可能性以回族为例来充分说明民族关系和民族通婚之互动。一个民族健康的充满活力的发展壮大，离不开通过族际婚补充新鲜血液，回族是在元朝色目人基础上形成的。在元朝，色目人社会地位较高，在四个等次公民中位居第二等，受到国家优待，与汉、蒙等进行较广泛的族际通婚。至明朝，色目人随着元朝的灭亡而政治地位一落千丈。明初，为了加强统治，禁止色目人族通婚。这一政策在客观上却促使了回族的形成。到了清代，由于清政府推行歧视和压迫政策，导致了民族关系空前紧张，回族自清初至清末掀起了多次大规模的起义，受到了统治者残酷镇压。因而回族由族际婚转向了严格的族内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民国。民国以来民主思想的传播，加上当时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矛盾上升为主要民族矛盾，这个矛盾掩盖了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因而民族关系有所改善。回族在族际婚姻上有所松动，但主要以回族男子娶其他民族的女子，而回族女子极少外嫁于其他民族的男子。“1927年南宁回族名士刘秀凤之女刘慕书与壮族人通婚，遭族人非议，及男方人教，议论始息。”（注：马明龙.广西回族历史与方化[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可见，当时族际婚仍十分艰难。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新型的民族关系，回族的族际通婚也渐渐多了起来，尤其在东部和东南部的城市中回族族外通婚比例更高。可见民族通婚与民族关系相辅相成，西宁市城中区民族间通婚率一直稳定上升，直接反映了这时期内民族总体融洽的事实。
收稿日期：2003-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