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评价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文化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体论文,评价论文,张之洞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文化观受到学术界的极大重视，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然意见纷纭，评价不一，莫衷一是。或谓“中体西用”是一个中西杂交不伦不类的反动口号，表现了中国封建主义与外国殖民主义结合的反动特点；或谓“中体西用”是用来取代顽固派的守旧主张和维新派的过激主张的新理论，将二者加以整合，正是辩证法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运用，表现了一定的革命性，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提出的“和魂洋才”口号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进步思想。两种看法相互对立，似皆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究以何者为是，殊难定夺，窃意不妨兼看并观，全面地详审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文化观，以对其作出恰当的历史评价。
一
从甲午战后到戊戌维新的几年间，“中体西用”一时成为十分流行的口号，似乎成了各类人物都能接受的对待中西文化关系的普遍原则了。
1896年8月，“中体西用”方针得到朝廷的正式认可，并且成了京师大学堂所规定的办学宗旨。试看管理官书局事务、工部尚书孙家鼐的奏折：“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其要点可概括为两层意思：一是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二是以中学包罗西学，以西学补救中学。此后，“中体西用”逐步成为全国许多学会、学堂的创办宗旨了。光绪皇帝在上谕中也对“中体西用”方针极表赞同，称：“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缪之弊。”（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从刊：《戊戌变法》（二），第426、17页。）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张之洞公开接受了“中体西用”的方针。
1898年4、5月间，张之洞先后接总理衙门及礼部咨文，以增设学堂整顿书院变通章程均经奏奉谕旨允准，咨行钦遵办理，因改照学堂办法为两湖、经心两书院拟定学规：“两书院分习之大旨，皆以中国（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议，亦杜离经畔道之弊。”（注：《张文襄公全集》卷四七，奏议四七，第22页。）可见，他的这一办学方针是在奉旨之后才正式提出的。与此同时，他还撰写了著名的《劝学篇》，以系统地阐述他的“中体西用”思想。
在此期间，维新派人士也无人不讲“中体西用”。看来，谈“中体西用”简直成为一种时尚了。早在1891年，康有为即指出：“必有宋学义理之体，而讲西学政艺之用，然后收其用也。”（注：《与朱一新论学书牍》，《康有为全集》第1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0页。）到戊戌维新期间，他又多次讲过类似的话。如称：“此内讲中国文学，以研经义、国闻、掌故、名物，则为有用之才；外学各国科学，以研工艺、物理、政教、法律、则为通方之学。”（注：《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致用策论折》，《戊戊奏稿》1991年刊本。）如此等等，都是从不同角度对“中体西用”的表述。1896年，梁启超在一篇《西学书目表后序》中谈到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时，也指出：“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有；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9页。）他还指出：“以数年之力，使学者于中国经史大义悉已通彻，根柢既植，然后以其余日肆力于西籍。”（注：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5页。）乍看起来，康梁与张之洞之间，在对“中体西用”问题的认识上似乎并无太大的差别。其实不然。笔者前曾撰文指出：“大体说来，当时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维新派人士，一种是洋务派人士，他们对“中体西用”的认识是大相径庭的。”（注：拙作《从“中本西末”到“中体西用”》，《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如果认真地考察一番的话，那么，就不难看出，他们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确实是存在着重大分歧的。
二
“会通”论是维新派人士的一个基本观点。集早期维新思想之大成的郑观应就提出过“融会中西之学，贯通中西之理”（注：《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5页。）的看法。维新派都是“会通”论者。如康有为称：“中国人才衰弱之由，皆缘中西两学不能会通之故。……泯中西之界，化新旧之门户，庶体用并举，人多通才。”（注：《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4-295页。）梁启超对如何会通还做了具体的说明：“以六经、诸子为经，而以西人公法、公理之书辅之，以求天下之道；以历朝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当今时势为用，而以各国近事、近政辅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13-14页。）并强调“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注：《戊戌变法》（四），第488-489页。）。严复也指出：“夫中国以学为明善复初，而西人以学为修身事帝，意本同也。惟西人谓修身事帝，必以安生利用为基，……则不容不通知外国事。欲通知外国事，自不容不以西学为要目。”（注：《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9-50页。）后来还用“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注：《严复集》第3册，第560页。）的话来概括他的“会通”思想。
关于维新派“会通”论的特点，梁启超写过不少论述文章，其要者大致可归纳为以下数事：
首先，排除先入之见，不预设主辅之分，不为学习西学划定框框，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中学和西学，并重兼蓄，以作为会通的基础。梁启超批评了国人学西学“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大法”的做法。何以致此？无他，对西学并未真正重视也。而“自古未有不通他国之学，而能通本国之学者；亦未有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这就是“至今数十年，未尝有非常之才出乎其间，以效用于天下”的原因所在。日本之所以能够由弱变强，就是由于“忍耻变法，取西人之所学而学之，遂有今日也”。然而，学好西学亦非易事，“其中之层累曲拆，非入其中，不能悉也；非读其专门之书，不能明也”。学西学既要深入也要全面，因为西学的内容也有不同的层次，“其总纲三：一曰教；二曰政；三曰艺。”只有在中学和西学兼通的基础上，才是以言会通，也才有可能做到真正的会通。
其次，无论对于中学还是西学，学习时都必须以致用为首要任务和最高原则。梁启超指出：“今日欲储人才，必以通习六经经世之义，历代掌故之迹，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参合之于西政，以求致用者为第一等。”又说：“古人制度，何者视今日为善，何者视今日为不善？何者可行于今日，何者不可行于今日？西人之制度，何者可行于中国，何者不可行于中国？何者宜缓，何者宜急？条理万端，烛照数计，成竹在胸，遇事不挠。此学若成，则真今日救时之良才也。”（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3、109页。）这就是康有为在教授弟子时所倡导的治学方法：“究其致用，有二大端：一曰定宪法以出政治；二曰明格致以兴艺学。晚近公理之学盛行，取天下之事物，古人之言论，皆将权衡之，量度之，以定其是非，审其可行不可行。”这就避免了学习的盲目性，排除了那些空疏无用之学。就是说，中学也好，西学也好，都不能对之奉若神明，毫无选择地学习和接受下来。梁启超极称这种治学方法，谓：“学者苟究心此学，则无似是而非之言，不为古人所欺，不为世法所挠，夫是之谓实学。”（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34-35页。）只有用这种与实际相结合的学习方法来对待中学和西学，庶可做到“达于中外之故，可备国家之任（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2、105、63、65页。）。
正由于此，中国之对待西学，应该特别重视政治。梁启超反复阐述这一看法：“今日之学，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西国学校，种类非一，条理极繁，而惟政治学院一门，于中国为最可行，而于今日为最有用。”日本走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变法则独先学校，学校则首重政治，采欧洲之法，而行之以日本之道，是以不三十年而崛起于东瀛也。”所以，借鉴日本的经验，“欲参西法以救国”，不是通西文读西书便可从事的，必须“深究其所谓迭相牵引、引为本原者，而得其立法之所自，通变之所由，而合之以吾中国古今政俗之异而会通之，以求其可行”。这才叫做“真知”（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9页。）。
维新派中学西学“会通”的主张，既然强调“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就必然要扩大到中西政教的“会通”。早在戊戌维新以前，梁启超就说过“今中学以经义掌故为主，西学以宪法官制为归”（注：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8页。）的话。到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在多次上奏中更明确地指出了中国应该走的中西政教“会通”之路：“知时变之宜民，观会通而行礼，审得失成败之故，决维新更始之谋。”“上师尧、舜、三代，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法”，“轶驾欧、日”（注：《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6-257、339、342页。）。这就清楚地表明维新派的“中体西用”论是作为维新变法的指导思想而提出来的。
复次，打破中学和西学之间的壁垒，消除彼此之间的门户之见，以期使之学者“通古今，达中外，能为世益者”（注：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页。）。梁启超指出：“务使中学与西学不分为二，学者一身可以相兼，而国家随时可收其用。”（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14页。）只有在此前提下，中学西学之会通才有实现的可能，做到“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6-128页。）。
“通古今，达中外”二语，正指明了维新派“中体西用”论的精髓所在。所谓“达中外”，就是“达于中外之故”，也就是“泯中西之界”。对于“通古今”，则不能仅从字面上来理解，也决不是单指通中国之学。梁启超指出，中国典籍浩如烟海，即使皓首穷经，“然而中寿之齿，犹惧不能卒业，风雨如晦，人寿几何？”何况“其支离芜衍，或时过境迁，不切于今日之用者，殆十八九焉”（注：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5页。）。他历数中学流变中之种种弊端，诸如“历代制度，皆为保王者一家而设，非为保天下而设，与孔孟之义大悖”；“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原”，“历朝之政，皆非由其君相悉心审定，不过沿前代之敝，前代又沿前代之敝，而变本加厉，后代必不如前代”等等。更有其者，一般读书人“乃弃其固有之实学，而抱帖括、考据、词章之俗陋，谓吾中国之学已尽于是”。其可悲孰甚！所以，他痛心地说：“是则中国之学，其沦陷澌灭一楼绝续者，不自今日。虽无西学以乘之，而名存实亡，盖已久矣。况于相形之下，有用无用，应时立见，孰兴孰废，不待言决。”这样的“中学”可以为“体”吗？自然是不行的。他把这样的“中学”比作人体内所患之恶疾，称：“旧学之蠹中国，犹附骨之疽。”（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6-128页。）其对国家的危害是极大的。对旧学的这些尖锐的批判表明，维新派所说的为“体”的“中学”，就是“实学”，它本身就是“通古今，达中外”的，与张之洞所推崇的“中学”是完全不同的。
三
以上考察了维新派的“会通”观，再来看张之洞的“会通”问题的认识也就容易比较了。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写了一篇《会通》，来探讨中学的“会通”问题。这是一篇专门论述“会通”的文章，主要讲了三层意思：（一）早在三代之时，中国学术政教已经“东渐西被”。后来，“中西僧徒、水陆商贾，来往愈数，声教愈通”。（二）“学术治理，或推而愈精，或变而失正，均所不免。且智慧既开以后，心理同而后起胜，自亦必有冥合古法之处，且必有轶过前人之处。”所以，“西教西学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征，为之固亦不嫌。”（三）“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西学应世事。不必迟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其总的意思是说，西学本中土所传，中学西学早已相通，故西学之可用者，只要无损于圣教，用之无妨，但中学西学各有其定位和作用，不能“糅杂之以为中西无别”，而且必须以“无悖于经义”为前提，将“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作为目标和原则（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二0三，《劝学篇》二，第47-48页。）。这就是张之洞“会通”观的主要内容。
“会通”也是张之洞“中体西用”文化观的一个主要观点。他多次指出，中学西学本是相通的。如称：“西学之精意通于中学”（注：《张文襄公全集》，《劝学篇》序，第3页。），“圣经之奥义而可以通西法之要指”（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二0三，《劝学篇》二，第46页。），“盖政教相维者，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二0二，《劝学篇》一，第3页。）。对于中西之相通，他还进行了十分具体的论证：其一，是学术通。如“邹衍谈赤县以居临东海，商舶所传也。故埃及之古刻类乎大篆，南美洲之碑勒自华人。”其二，是政教通。如“《周礼》有山虞林衡之官，是西国专设树林部之义也”；“《论语》工利其器，《书》器非求旧维新，是工作必取新式机器之义也”；“《论语》敏则有功，然则工商之业，百官之政，军族之事，必贵神速，不贵迟钝，可知是工宜机器、行宜铁路之义也”；“《左传》仲尼见郯子而学焉，是赴外国游学之义也”；“《周礼》外朝询众庶，《书》谋及卿士，谋及庶人，从逆各有吉凶，是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义也”（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二0三，《劝学篇》二，第45-46页。）。其三，是三纲通。如称：西国亦固有君臣之伦、父子之伦、夫妇之伦，盖“圣人为人伦之至，是以因情制礼，品节详明。西人礼制虽略，而礼意未尝尽废。诚以天秩民彝，中外大同，人君非此不能立国，人师非此不能立教。”（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二0二，《劝学篇》一，第13-14页。）所论极尽牵强附会之能事，纯系皮相之说。可见，从根本上说来，张之洞的所谓“会通”与维新派的“会通”论相比，是完全不同的。
在张之洞看来，中学与西学判然有别：一为内学，以之治身心；一为外学，以之应世事。既不可“糅杂”之，又如何“会通”？西学只能置于应世事的范围之内，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二0二，《劝学篇》一，第27页。）。这样，西学的作用便被限定在极狭小的范围内，只能用来补中学之缺，或救中国之失。所以，张之洞所说的“会通”，只不过是借用“会通”之名，实质上却是“补救”。
由上述可知，“在戊戌维新期间，曾经提出过两种‘中体西用’论：一是以维新派首领康有为等为代表的‘中体西用’论；即‘中体西用’的‘会通’论，一是以洋务派后期健将张之洞为代表的‘中体西用’论，即‘中体西用’的‘补救’论。”（注：拙作《从“中本西末”到“中体西用”》，《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是“会通”还是“补救”，正是维新派和张之洞在“中体西用”文化观认识问题上的主要分歧所在。
四
任何简短的定义或口号，都难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因其不足以说明历史文化现象的所有重要特点。“中体西用”自难例外。何况“中体西用”本不是一个科学命题。因为从根本上说来，用“体用”这对概念来表述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是不符合事物的本来面貌的。早在1895年，严复发表了著名的政论文章《原强》，即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注：《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23页。）的说法，实际上是对“中体西用”说的怀疑。戊戌维新失败后，他进一步检讨，认为应该彻底抛弃“中体西用”的不科学提法。指出：“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并认为：“惟求之能得，不暇问其中若西也，不必计其新若故也。”（注：《严复集》第3册，第558-559、600页。）甚至曾一度主张“中体西用”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在“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既中既西’之新学派”（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9页。）。所以，今天的研究者决不可能越俎代疱，替前人对“中体西用”说作出圆满的科学界说和解释，而只能以历史的态度，对“中体西用”的历史作用进行全面的具体分析。
通过多视角地考察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文化观，不难看出，对它全盘否定或做出过多的肯定都是不恰当的。从其主要目的或倾向看，确实是应该否定的。因为不能单纯着眼于它的文化意义，必须清楚地看到，它的政治意义远远地高出于其文化意义。这不但表现在它是在极力维护已经朝不保夕的精朝封建专制主义统治，而且还表现为竭力反对和攻击即将达到高潮的维新变法运动。张之洞本人也并不否认这一点，事后追述说：“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作《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二二八，《弟子记》一，第14页。）他将康有为等维新派称作“佥壬”，视之为奸佞，足见其深恶痛绝的态度。还攻击康有为的维新变法的主要理论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说：“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我；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注：《张文襄公全集》，《劝学篇》序，第1页。）论者或将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比作一把两刃剑，左杀右砍，既反对维新派又反对封建顽固派。这种说法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但不能不看到，其主要矛头还是指向了维新派。所以，就其主要目的和倾向来说，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是不能肯定的。
但是，也应该看到，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还包含着若干合理成分和积极因素：
其一，主张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张之洞承认欧洲国家先进，中国已经落后。欧洲之所以先进，因其“教养富强之政，步天测地格物利民之技能，日出新法，互相仿效，争胜争长，且其壤地相接，自轮船铁路畅通以后，来往尤数，见闻尤广，故百年以来焕然大变，三十年内进境尤速。”反观中国，“惟是循其旧法，随时修饬，守其旧学，不逾范围”，“迨去古益远，旧弊日滋，而旧法旧学之精意渐失，今日五洲大通，于是相形而见绌矣。”他认为，中国已经失去了一次历史机遇，若早在乾隆时即实行对外开放，其时“遣使通问，远游就学，不惟采其法，师其长，且可引为外惧，借以儆我中国之泄沓，我中国之盈侈，则庶政百能未必不驾而上之。”乃自道咸以来，士大夫茫昧骄玩如故，祸机急矣。当务之急，是排除自牖自塞之心，学习西洋各国“教养富强之实政”。否则，“若循此不改，西智益智，中愚益愚，不待有吞噬之忧，即相忍相持通商如故，而失利损权，得粗遗精，将冥冥之中举中国之民已尽为西人之所役矣。役之不已，吸之朘之不已，则其究必归于吞噬而后快！”（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二0三，《劝学篇》二，第1-2页。）将实行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和不开放的危害性，讲得够痛切透彻了。
其二，主张实行以“兴利”为目标推动农工商协调发展的方针。张之洞说：“保民在养，养民在教，教农工商，利乃可兴也。”（注：《张文襄公全集》，《劝学篇》序，第2页。）而农工商又是相互依存的：“大抵农工商三事，互相表里，互相钩贯，农瘠则病工，工钝则病商，工商聋瞽则病农，三者交病，不可为国矣。”三者之中，必以农为基础。否则，“中国地虽广，民虽众，终于解于土满人满之讥”。务农并非只种庄稼，亦需实行多种经营，“田谷之外，林木果实，一切种植、畜牧、养鱼，皆农属也。”且要重视科技以投入：“养土膏，辨谷种，储肥料，留水泽，引阳光，无一不需化学。又须精造农具，凡取水、杀虫、耕耘、磨砻，或用风力，或用水力，各有新法利器，可以省力而倍收，则又兼机器之学。”至于工商两业，更是“相因而成”：“工有成器，然后商有贩运。是工为体，商为用也。”此其一。“其精于商术者，则商先谋之，工后作之。先察如何器利用、何货易销，何物宜变新式，何法可轻成本，何国喜用何物，何术可与他国争胜，然后命工师思新法，创新器，以供商之取求。是商为主，工为使也。”其中，工始终居于主导的地位。所以，他强调说：“煤源一断，机器立停、百举俱废。虽有富强之策，安所措手哉？”（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二0三，《劝学篇》二，第30-34、40页。）并指出：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蓰之利。”（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三七，第37页。按：张之洞对工的主导地位的认识之深刻，还表现为身体力行。据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的报告，他在创办汉阳铁厂时，艰苦缔造，“兢兢业业无所不至，自去年（1893年—引者）以来，即出售私产以补经费之不足，甚至典卖妇女之衣饰以救燃眉之急。”这在封疆大吏中实属难得。）他在当时能够达到这种认识是很不容易的。
其三，主张以育才为宗旨改革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张之洞认为：“自强生于力，力生于智，智生于学。”并指出：“智以救亡，学以益智。士以导农工商兵；士不智，农工商兵不得而智也。政治之学不讲，工艺之学不得而行也。大抵国之智者，势虽弱，敌不能来其国；民之智者，国虽危，不能残其种。”（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二0三，《劝学篇》二，第1、3页。）还特别强调说：“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注：《张文襄公全集》，《劝学篇》序，第1页。）他将兴学育才提到自强救亡的高度来认识，自然是很有道理的。因此，他提出“非天下广设学堂不可”，否则，“学堂未设，养之无素，而求之于仓卒，犹不树林木而望隆栋，不作陂池而望巨鱼也。”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各省、各道、各府、各州县皆宜有学，京师、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中小学以备升入大学堂之选。府、县有人文盛、物力充者，府能设大学、县能设中学尤善。”各级学堂都要坚持两条教学方针：一是“新旧兼学”；一是“政艺兼学”。其要求是，“小学堂先艺而后政，大、中学堂先政而后艺。”“小学堂之书较浅，事较少，如天文、地质、绘图、算学、格致方言、体操之类，具体而微。中学堂书较深，事较多，方言则兼各国，算学则讲代数、对数，于是化学、医术、政治以次而及余事。仿此，大学堂又有加焉。”可见，无论中小学还是大学，其课程设置中西学所占的比重是相当大的。此建议表现了张之洞对中国教育发展的超前意识，而且其基本部分的可行性也为此后数十年的国民教育的实践所证实。为早日将西学真正学到手，必以“游学”为捷径。张之洞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并主张：“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者费少，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二0三，《劝学篇》二，第566、568-569页。）正是在张之洞等的倡导下，十九世纪的中国终于出现了一股“留日热”。至于中学，他认为也不能照搬旧法，必须改进教学和学习的方法。他清楚地看到中学存在的危机，因此提出对中学要采取“守约”的办法，即“治要而约取也”。（注：《张文襄公全集》，《劝学篇》序，第2页。）这种办法，就是对中学各门之内容，“损之又损
，义主救世，以致用当务为实，不以殚见洽闻为贤”。（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二0二，《劝学篇》一，第30页。）所有这些见解，即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又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是不能一概否定的。
当然，对于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和积极因素，还可以找出一些，但在此不必一一列举。这只是为了说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文化观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矛盾体，在否定其主要目的和倾向的同时，还必须要看到其中的许多合理成份和积极因素，简单的否定或肯定都是不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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