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士族与兵权——侧重于侨四姓士族掌兵权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族论文,兵权论文,东晋论文,侧重于论文,侨四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晋立国江南，国祚百余年，在这期间士族（注：本文对“士族”的界定是指凡累官三世且任官在五品以上的家族及其成员。“侨四姓”士族特指琅邪王氏、颖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下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力（注：笔者把政治权力分为两大类：民事权、兵权。民事权是包含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财政权等一系列权力的总和；兵权是包括领兵、征兵、调兵权及物资征调权等一系列权力的总和。本文侧重于对领兵权，即武装力量的统率权之探讨。）。当谈及士族的政治权力时，以往史家多侧重于士族执掌民事权方面的研究，而对于士族掌兵权却缺少足够的重视；即使有所涉及，也未能作专门而深入的研究（注：近年来关于东晋政治史方面的力作当推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田先生已指出东晋存在“士族专兵”现象，而且认为：“以军权谋求门户利益，本是东晋门阀政治的特点之一。”但惜其未作更细致的探讨，当然田先生的笔力兴味并不在此。）。东晋士族兵权较重在学界已成共识，但其权重究竟至何种程度，在士族内部各家之间又如何分割兵权，却还给人一种模糊的印象；而且士族掌兵权能否以量化的形式出现，这些也未曾有人尝试过。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些努力，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士族与禁军兵权
东晋的国家武装可分为禁军、都督区军（州郡兵）两种。下面先对士族掌禁军兵权加以探讨。
东晋的禁军军职中，高级将领以领军将军（含中领军）、护军将军（含中护军）、中军将军为重（注：关于禁军官制见张金龙先生《晋代禁卫武官制度考论》一文（《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他认为两晋的禁军长官名称“西晋主要是北军中候，东晋主要是领军将军”，其说甚是。但又认为中军将军在东晋无足轻重，似还应作具体分析，东晋后期中军将军由权相兼任，其权有超越领、护军之势。）。领军将军统宫内及殿中宿卫，“总六军之要，秉选举之机，掌监五营，领禁兵”，又“领军闲无上值之劳”（注：《北堂书钞》卷六四领军将军条引《晋起居注》。）。护军将军统京城内、宫城外京师卫戍部队及其京师附近驻军。东晋的禁军兵力前后有所变化。开国之初禁军兵力不盛。王敦之乱时，中垒将军温峤有“今宿卫寡弱”（注：《晋书》卷六七《温峤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之说，晋明帝讨王敦诏中称：“朕亲御六军，左卫将军（庾）亮，右卫将军（虞）胤……西阳王总
被练三千，组甲三万，总统诸军，讨（钱）凤之罪”（注：《晋书》卷九八《王敦传》。）。可见其时禁军兵力有三万三千人。王敦之乱后，东晋禁军似无变化。苏峻之乱后，东晋政局基本稳定，禁军建置有所恢复，兵力也有所增加，如单是左卫将军陈光就领兵五千（注：《晋书》卷七七《蔡谟传》。），但却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禁军寡弱的局面。孝武帝时随着帝权强大，禁军兵力出现转强的趋势。太元中桓伊由右军将军转任护军将军，以右军府千人自随而配护军府（注：《晋书》卷八一《桓伊传》。）。太元十六年，中央又发江州兵营甲士二千人，家口六七千，配护军府及东宫（注：《晋书》卷二九《五行志下》蝗虫条。）。同时，东宫卫率也增为四率（注：《晋书》卷二四《职官志》。），编制的增加也意味着兵力的扩大。安帝时，宗室司马道子、元显父子专揽朝政，禁军多兵。元显十六岁拜为中军将军、征虏将军，“其先卫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注：《晋书》卷六四《会稽文孝王道子传》。），又两次发兵各数万置于京师。这些都可视为中央禁军兵力的壮大。从以上可知东晋一朝禁军兵力大约在三至五万，这支武装力量负责维持皇帝和首都的安危，在东晋既有方镇逞兵作乱、又有外敌压境的现实下，责任之重、勤王之艰可想而知，因而它自应是一支重要武力，而统治者对其自然也十分重视。
至于掌禁军兵权者，从表1可知（注：表1、表2据清代万斯同、吴廷燮《东晋将相大臣年表》及秦锡圭《补晋执政表》；表3、表4、表5皆据万斯同、吴廷燮《东晋方镇年表》统计所得。本文所有表若无特别标注，统计单位皆按人次计，一人多任时则计多人次（见《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东晋一朝领军将军任职累计达40人次，其中士族占37人次，宗室王占2人次，寒族有1人次。士族所占比重为92%；在这37人中，按地域集团分，侨姓士族占29人次，吴姓士族占8人次；按家族分，在侨姓士族中任职较多的是以下几家：王氏占5人次，谢氏、彭城刘氏（指刘裕族）各有3人次、太原王氏、庾氏各2人次；吴姓士族中顾氏有2人次，孔氏有2人次。
护军将军任职总计32人次，其中士族占29人，寒族或身份不能确定者3人次。在士族任职中，侨姓士族25人次，吴姓士族占4人次；侨姓士族中仍以王氏最多，占4人次，汝南周氏占3人次，谢氏、济阳江氏各占2人次。
中军将军在东晋一朝时置时废，任职者总数仅17人次，但自孝武帝始其任职者权重，尤其是继晋宗室司马道子、元显担任之后，由刘裕及其亲信担任，其权势大有超过领、护军之势。此职最明显的特征是由皇室成员兼领，共计5人次（注：他们是司马冲、丕、道子、德文、元显。）。
综合起来，士族任禁军职共有78人次，任职量占总的81%，而晋宗室诸王只有7人次，比例甚小。士族是禁军兵权最重要的执掌人。在士族内部，地域上看，侨姓士族有66人次，吴姓士族有12人次；家族上，任职量在前三位的依次是：王氏，10人次；彭城刘氏，7人次；谢氏，6人次。这三个家族只有彭城刘氏的任职时间全部集中于东晋后期（注：本文把东晋历史大致分为前、中、后三期，前期历元、明、成、康四帝，时间上从公元317-344年；中期历穆、哀、海西公、简文四帝，从公元345-372年；此后为东晋后期。本文表五也按此分期标准进行统计。），这也是刘氏于晋末崛起的重要反映。而王、谢两家的任职时间分布均衡，反映了其社会地位的相对稳定性。另外桓氏有4人次，庾氏有3人次，其禁军兵权不显。
由上可知，在禁军三职中以王氏的禁军兵权较重。加之王氏任中央文官较多（注：笔者据万斯同《东晋将相大臣年表》对东晋尚书、中书、门下侍中三个系统的中央文官进行了统计，所得结果：王氏有27人次，实有20人；太原王氏有14人次，实有11人；谢氏有9人次，实有5人；庾氏有7人次，实有6人；桓氏有6人次，实有5人；晋宗室有12人次，实有9人。他们实际是执相权者。），王氏成员多集中于朝中，所据朝权之大既远甚于其自身对地方兵权的攫取，也远甚于其他家族对朝权的控制。谢氏为东晋后起权门，从政路数与王氏颇有相似之处。若联系王、谢两家在东晋南朝多文臣、而且多是频繁更换的新政权的捧玺执绶大臣（注：持册捧玺的王、谢人士如下：桓玄篡位，“以（谢澹）兼太尉，与王谧俱赍册到姑孰”（《晋书》卷七九《谢安传》）；宋受禅，谢澹又“持节奉册禅宋”，谢晦“领游军为警备”（《宋书》卷四四《谢晦传》）；齐受禅，“是日以王俭为侍中解玺”（《梁书》卷一五《谢朏传》；梁受禅，王亮、王志授玺。（《梁书》卷一《武帝纪》）；陈受禅，王通、王瑒奉玺（《陈书》卷一《高祖纪》）。）、南朝家族名望和人物风流又皆以王、谢称盛，世又“王、谢”并称，这与王、谢两家与各朝皇权长期而稳定的合作有极大关系，而王、谢与皇权的这种亲和关系实际上在东晋已经显露。东晋之初，王敦逞兵作乱，权势一度炙手可热，但王敦的失败也使得此后的王氏成员在政治上比较收敛，谨守臣节，一心事君，晋末王彪之即是典型。
表1 三种禁军军职统计表
又据表1，吴姓士族任领、护军职合计达12人次，在禁军兵权上占一席之地。任职者无一例外皆是皇帝倚重对象。究其原因，一方面当是东晋皇帝欲借吴姓士族来限制侨姓士族的权势，同时这也是吴姓士族通过支持和依附皇帝来获得部分兵权的途径之一。因为吴姓士族家族基业本在三吴地区，地缘关系促使他们多与皇权、中央政府合作。
表2 士族任禁军军职位次表
二、士族与都督区兵权
东晋全国可分为八个都督区，即扬州、荆州、江州、徐兖、豫州、交广、益宁雍梁、会稽区。其中辖区最稳定的是交广、会稽、江州三区，因为它们在国之腹地或后方。徐兖、豫、益宁雍梁区最不稳定，版图伸缩不定，侨置州、郡、县较多，但其军事地位重要；荆、扬各居长江上、下游，扬州身处帝畿，望实隆重，荆州号为“分陕”、受“阃外”之任，其兵权强重自不待言。
东晋八大都督区任职合计251人次（见表3），其中，扬州区16人次，荆州区23人次，是八个都督区中任职最少的两个，这意味着任职者的任期相对较长，或许有利于地方统治的相对稳定，同时也有利于这两个地区兵权的稳定和集中，客观上有助于应付战争形势和中央集权。这是否也反映了东晋朝廷对荆、扬兵权高度重视，并力图控制其兵权之主观愿望呢？而扬州都督中央政权多以中央文官兼任，尤其是以执相权者兼任此职，如王导、蔡谟、庾冰、谢安等人即是。而从任职者的背景来看，士族194人次，比重为77%；皇室有10人次，占4%；寒族有32人次，占13%。士族控制了都督区兵权的3/4强。
士族掌兵权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种是持节都督（含督、监）兼刺史（注：吴廷燮《东晋方镇年表序》中说：“江左都督必领刺史”，但据笔者统计此说有误，见后文。），有126人次，占都督区总任职的50%，士族任都督区职的60%；第二种刺史加将军号，有68人次，占总任职的27%，占士族任职的33%。由于刺史多由武将兼任，州郡兵权多归于都督区将领统辖，因此，本文不再单独考察州郡兵权；第三种是刺史治民、都督治兵，这种方式在东晋已不常见，只占很小比例了。鉴于此，本文不再单独考察州郡兵。
但不同的方式所表示的含义却不相同：持节都督兼刺史是从都督最初的中央军职、专治军事，发展到后来的兼任刺史、兼治民事，是都督的权力向地方民事权的扩张。都督兼刺史大致有三种搭配方式（注：即都督单州诸军事、单州刺史；都督多州诸军事、多州刺史；都督多州诸军事、单州刺史。），一般而言，军事都督区的辖区范围始终大于民事辖区。但都督区辖区松散，随战争的规模、时间长短、地区位置而设置和变化，具有临时性和不稳定性，而州却相对稳定。而兵权本身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如兵员的调发、军备物资的调拨都有赖于地方政府的协作办理。只有得到地方政府稳定、有效的支持，都督的兵权才得以确保和维系。因而在东晋，都督通过兼任州刺史把地方民权归于自己，从而确保了真正兵权的实现。士族也是以这种方式最大限度的控制兵权。刺史通过加将军号典兵为汉魏以来的传统，都督制的出现和发展使这一方式不再占主导地位。东晋的边远地区如益宁雍梁区、交广区还较多的保留了这种传统，刺史往往是全权治州，具有很大的权力。
东晋还存在少量的军、民分治现象，即都督专治军事，刺史专治民事。东晋的江州在这一问题上反复较大，使江州的兵权甚为复杂。起初在成帝咸和时，江州刺史温峤议江州应分治，上疏云：“豫章十郡之要，宜以刺史居之。寻阳滨江，都督应镇其地。今以州帖府，进退不便……宜选单车刺史别抚豫章，专理黎庶。”结果是“诏不从”（注：《晋书》卷六七《温峤传》。），可见其时尚未分治。可是到康帝时，庾翼为都督、谢尚为刺史（注：《晋书》卷七九《谢尚传》。），可见巳实行分治了。而且分治一直持续到孝武帝太元八年，这一年荆州方镇桓冲上疏称“寻阳北接强蛮，西连荆郢，亦一任之要，今府州既分，请以王荟补江州刺史”（注：《晋书》卷七四《桓冲传》。）。但到六年后桓冲第二次上疏时，其先请以王荟为刺史，后又求自领，可见此时江州又实行军、民合治了。与江州军、民分治相关的问题是州治所的频繁变动，东晋一朝江州治所在寻阳和豫章之间摇摆不定，大约在东晋前、中期镇寻阳的时候居多，后期镇豫章的时候居多。
以上三种士族掌兵权方式牵涉到东晋兵制如都督制、地方行政制度的变化，前人探讨已多（注：何兹全先生《魏晋南朝的兵制》、《魏晋的中军》文（《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十五、十七本）；都督制方面的如严耕望先生《魏晋南北朝行政制度》上（《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之卷中，《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专刊》之四十五），陈仲安、王素合著《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等。），不再赘述。但东晋兵制的变化无疑丰富了士族掌兵权的途径。
具体到侨四姓士族掌兵权情况，首先，这四姓任军职共计71人次，占所有任职比重的29%，占士族任职的约35%（见表4），侨四姓约分得地方军职的约1/3。
其次，他们任职频率最高的地区多集中于江、荆、豫州区。桓氏在荆、江区的任职最多，达7人次；豫、益宁雍梁区达5人次；庾氏以在豫州的任职最多，有5人次；王氏对荆、江、会稽区的分割达3人次；谢氏任职最少，以豫州任职最多，但也只有3人次。从人次上看，桓氏最多，谢氏最少。他们任职最多的地区同时也是东晋兵权最重的地区，故侨四姓以控制东晋地方兵权最强重的区域为目标。
第三，若从不同阶段统计，侨四姓掌兵权又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四姓任职高峰按时间先后依次出现，这同四姓在政治上的兴衰更迭基本吻合。
其二，四姓任军职次数皆多于他们实际的任职人数，反映了其成员身兼多州职务的事实。而且若结合其执相权情况，各家族都有人文武兼掌，现列举如下：
王氏：导、敦、邃、洽、彪之、劭、谧、荟，计8人；
太原王氏：述、坦之、蕴、恭、国宝，计5人。
庾氏：亮、冰、希，计3人；
谢氏：安、裕、石、琰、混，计5人；
桓氏：温、玄、谦、石生，计4人。
这些人实际上是维护各自家族势力的中坚人物。琅邪王氏执相权兼执兵权人数最多，故其成为东晋第一高门是有根据的，而且其权力的扩张在很多时候分辨不清究竟是中央的权力、还是私家的权力。这无疑方便了王氏私家权势的长期稳定积累。庾氏、桓氏则不同，他们的家族成员多身居外藩，先执兵权。庾氏虽是内、外有人，但仍属以地方兵权挟制中朝。桓氏则完全以地方兵权之威加执相权，其权力扩展的方式是自下而上，故朝野对其防范有加。
其三，从各个阶段的士族任职来看，东晋前期以王氏、庾氏任职较多，王氏人数最多，加之有王敦的军权极度膨胀，因此东晋前期既是王氏家族发展过程中的最盛阶段，又使其成为士族集团中最先达到鼎盛的家族；王氏在中、后期任职稍少，但总的来看，其兵权地位比较平稳。庾氏稍后崛起，在成、康帝时期大有赶超王氏之势，其家族地位在此期间也达到了最盛；但庾氏兵权不稳定，随庾亮、翼兄弟亡故而骤降。桓氏兵权最重是在晋穆帝以后。东晋后期由于桓温、桓玄父子专兵，士族兵权之盛无出桓氏之右。谢氏成员自中期也开始出任方镇之职，但其更多兵权的获得则是凭借谢安执相权之机。
综合观之（见表6），东晋地方兵权最重的士族家族当首推桓氏，次为王氏，谢氏、庾氏不相上下。
桓氏的兵权最重，得力于父子两代人的努力，桓温借执兵权而行北伐之事，再借北伐立威，桓玄于晋末的权力角逐中兵权急剧上升，但他们即使在兵权最大时也未能取得全国兵权，如对徐兖地区和会稽区其控制力十分薄弱，徐兖区的兵权桓温、桓玄本人未坐镇节制，故未产生实际威慑。桓玄先杀害大批北府将领，建楚后虽又以其从兄桓修为徐兖都督，但桓修才望不足以压制北府兵人，故使他失去这支武装力量的竭诚效命。因而桓氏两次冲击皇帝宝座皆以失败告终。
另外太原王氏也值得一提，其任禁军职有3人次，任都督区军职有7人次，但它与彭城刘裕一样，任职集中于东晋后期，对于后期国家兵权的分配有很大的影响。太原王氏自东晋中期王述出任扬州都督，成为为其家族出任方镇之第一人，王氏主要是以外戚身份活跃于孝武帝、安帝朝，其任中央文职达14人次，故在东晋后期历史上也较显赫。但就兵权而言，太原王氏不如侨四姓。但这一家族在东晋也是风流相高、名士辈出，因而入《世说》的人物却不少。
而吴姓士族在地方军职上除了庐江陶侃一度担任荆州都督外，他们的任职多在次要地区，如益、梁、交、广等地，这些地区高门士族多不乐为之，吴姓士族故能分得一席之地。像寻阳周氏、义阳朱氏等家族数世居边（注：《晋书》卷五八《周访传》、卷八一《朱序传》。），立功边陲，也是不可小瞧的势力。
当然，由统计看，东晋大部分兵权仍是由更多的家族姓氏来分割的，中等士族也有相当数量，他们也是国家兵权的强有力分担者。
以上主要是从担任军职的人选即人事权力角度来反映士族对兵权的分割，自统计数据可确知士族是东晋地方兵权最大的分割者。至于士族具体领兵量，下面试以东晋荆、扬二区的兵力（注：荆州兵力指荆州都督（含多州都督）所辖兵力，泛指上游兵力；扬州兵力指扬州都督所辖兵力和禁军兵力，泛指下游中央直辖兵力。而此处所谈的兵力，是见之于史籍的机动的、活跃的兵力估算，不是总兵力精确核计。）对比变化简析之。
东晋之初，王敦之乱爆发，叛军以荆州兵为主，水陆五万直下京师（注：《晋书》卷六《明帝纪》。）。而明帝用以平乱的军队除了前文提到的三万多禁军外，还有入援京师的徐兖、豫等方镇兵精卒万余人（注：《资治通鉴》卷九三，明帝太宁二年条。而《晋书·王敦传》中明帝诏称援兵有六万，应是虚张声势之词。因为在明帝下诏之后，温峤有“今宿卫寡弱，征兵未至”等语，说明当时禁军兵少且援兵还未赶到，稍后刘遐、苏峻等才“师精卒万人至”也可为证。）。另外，吴人沈充、钱凤加入王敦叛军，沈充有吴兵一万余人（注：《晋书》卷九八《王敦传》。）。据此，王敦叛军总计六万余人，王敦叛军与中央政府所控制兵力的比例约为3:2，但当时中央兵力或许并没有这么多，《晋书·王敦传》云：
藉初至之锐，并东南[西]众军之力，十道俱进，众寡过倍，理必摧陷，中策也。
时沈充率吴兵与王含荆州兵会合，此为沈充司马顾飏为沈充献策之语。《明帝纪》“史臣”亦曰：
楼船万计、兵倍王室，处其利而无心者，周公其人也。威权外假，嫌隙内兴，彼有顺流之师，此无强藩之援。
王敦叛军兵倍王室是比较可信的。合计投入这场战争的兵力数，则可得到十万余众，这即是东晋初期较活跃的兵力，也应算是东晋上、下游兵力的第一次亮相。而其第二次亮相则在成帝时的苏峻、祖约之乱中。苏峻作乱之初，有精锐“步兵万余”，而上、下游联兵平叛的方镇兵合“戎卒六万”（注：《晋书》卷六七《温峤传》。）。另外，王舒为会稽内史、假节、都督浙东五郡诸军事，也参与平叛，有兵万余（注：《晋书》卷七六《王舒传》。），因此，此役双方投入的兵力约有八九万。
苏峻之乱后，东晋地方兵力有所增加，在上游，荆州方镇陶侃死后庾亮代任其职，镇武昌，有十万之众欲大兴北伐（注：《晋书》卷七三《庾亮传》。），咸康六年（公元340年），庾亮卒，其弟庾翼袭其兵权，有众四万。到穆帝永和元年（公元345年）庾翼死后，桓温为荆州方镇也力主北伐，三次大举用兵，第一次西征成汉有步骑四万，另加襄阳水军若干；第二次兵力不详，第三次出动步骑五万（注：《晋书》卷九八《桓温传》。笔者认为桓温实际拥兵数应当不只四五万，因为从后来已受到中央削弱的桓冲尚有兵十万来看，桓温北伐时还有相当兵力未出动；而且从桓温兵败却反而要攫取朝权，则可推知其必是有恃无恐，而其所恃者自然应当是其实力尚存的荆州兵。）。当时朝廷也进行了北伐，以殷浩为统帅，率众七万（注：《资治通鉴》卷九九，穆帝永和九年条。），可调之兵尽出于下游。从东晋中期的频繁用兵来看，其时上、下游兵力都应有所增长，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东晋国力有所上升。但上游兵力超过下游兵力的态势并未改变。
到了后期，上、下游兵力对比发生了新变化。孝武帝太元年间北府新兵的创立使中央政府有一支强兵劲旅在手；北府兵长驻京口，兵力最强盛时达七万之众（注：《晋书》卷七九《谢玄传》。），北府兵权最初由高门大族执掌，而其实际的领兵权却在其中下级军官手里，北府兵之建，既成为上、下游兵势格局得以扭转之关键，又是东晋兵权从高门转移到下级士族之肇始。
与下游的扩军增兵相反，上游的兵力却在频繁的易将过程中不断减少，当桓冲为荆州镇将时，仍有兵十万。到晋安帝时，荆州镇将殷仲堪却只有水步军二三万了（注：《晋书》卷八四《殷仲堪传》。）。其后桓玄以荆州兵成势，但荆州兵也随其败亡而四散、或另投新主。桓玄之后，北府名将刘毅为荆州方镇，至江陵“辄取江州兵及豫州西府文武万余，留而不遣”（注：《晋书》卷八五《刘毅传》。）。而到刘裕灭刘毅后，荆州兵力更加衰弱。
表3 东晋都督区兵权分配统计表
表4 四姓士族任都督区军职统计表
表5 侨四姓士族任都督区军职分期统计表
说明：跨期任职者在合计时只计一次。
表6 侨四姓士族任军职人数综合统计表
说明：合计时兼职者只计一人。
三、东晋兵势格局对士族掌兵权之影响
由上可知东晋兵势一度（前、中期）呈内轻外重之势（注：查金兆丰《魏晋以降兵制成内轻外重之势》文篇名，见《中国通史》卷六《兵政编》兵制。但在校内和国家图书馆未查找到此文，故无法与作者观点印证。）。东晋中央总兵力不如地方兵力，且中央可直接调拨的兵力不如地方镇将的多，其禁军常备兵力不过三五万，而地方兵仅荆州兵就常在六至十万之间。就兵力而言，东晋方镇兵重，此即兵势上的内轻外重。这是东晋不同于曹魏、西晋之处。
内轻外重之局的成因，首先它是由东晋建国、定都的地理形势所决定，“晋氏南迁，以扬州为京畿，所资皆出焉；以荆、江为重镇，甲兵所聚尽在焉，常使大将居之。三州户口居江南之半”（注：《文献通考·兵考三》卷一五一“兵制条”。）。首都建康居江之下游，从中国整个山川形势来看，处势之下，故江南政权要经略中原多难成功。按法家的理论来看，帝王之术讲法、术、势并重，为了其势的畅行，首都的选择也要有睥睨八方之势，所谓“占势”。但中国历史上的江南政权多为中原亡国之余、偏安朝廷，劫余之君大势已失，而南京的地理形势和其周围地区的经济状况在江南是最好的，故定都南京多是江南政权的首选。单就东晋而言，由定都南京带来的地理上的不利则表现在下游不易驾驭上游，出现“建业拥天子以为尊而力弱，荆襄挟重兵以为强而权轻，且相离以相猜，而分为二”，“方州重于朝廷，是非操于牧督”之局。（注：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三“穆帝”（八）、卷一四“孝武帝”（五）。）。
当然，仅从地理的角度还不能完全解释内轻外重之局，影响东晋兵势格局的最主要因素还在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皇权的强弱。而政治形势前后有变化，它对兵势格局的影响也不同。东晋后期的兵势格局异于前、中期，即是缘于此理。
东晋前、中期的内轻外重兵势格局之出现，一方面有客观的地理因素，另一方面更是统治阶级上层主观上的有意安排所致，它实际上既反映了授权与限权的矛盾，又反映了东晋君臣关系的、臣臣关系的矛盾与复杂性。东晋统治者是充分意识到兵权与选将的重要性的，尤其是对战略要地的人选大多持审慎态度。试举一例，庾翼为荆州方镇，临死前欲以其子继任，被朝廷拒绝。当时的权相何充说：“荆楚国之西门，户口百万，北带强胡，西邻劲蜀，经略险阻，周旋万里。得贤则中原可定，势弱则社稷同忧。”（注：《晋书》卷七七《何充传》。）故他力主以桓温为荆将。从这也可看出荆将人选最初都是朝廷可依托之人，这与他们后来以兵犯难、启不臣之心应区别视之。
不过，东晋的这种兵势格局易使上游与中央的离心力加大确也是事实，它使臣权与王权、将权与相权长期处于复杂的运动变化之中。关于这一点经典作家有言：“向心力和离心力在漫长的中世纪中变化不定地起着作用，向心力使附庸归向王权，因为只有这个中心才能保护他们防御外族和互相防御，而向心力则经常地必然地变为离心力，因此才在王权和附庸之间进行着不断的斗争，凶野的喊叫声在整个漫长的中世纪中淹没了一切。”（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53页。）大师们虽然讲的是欧洲中世纪的情况，但它对于解释东晋的国家集权与私家分权现象同样也是适用的。同时，它也说明一切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像东晋这种兵势格局既可以达到权力制衡，也可能导致权力失重，使地方势重而成尾大不掉之势。
而东晋这种兵势格局对士族掌兵权的最突出影响即表现在他们任职选择上的明显的地域差异。在地理形势上，东晋不同的地区已有轻重之分，荆州甚过扬州，而荆、扬又甚过其他地；而在士族内部，有族大、族小等级之分，族众势强之家在兵权分割上自然是大户，侨四姓即是其中代表。东晋一朝以重要的家族轮流分执要地之兵权，恰好也体现了其兵权分割在空间上的差异性。
四、士族掌兵权特征、影响
与西晋相比，东晋士族掌兵权更重、权力更稳、持续更久，但程度变化不如西晋明显（注：参见拙文《西晋士族掌军权初探》，《西南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现单就东晋士族执兵权较明显特征简述之。
（一）主体差异性
从东晋兵权的主体的时空分布来看，大体上可以孝武帝时期为界，此前上游权重，由高门大族轮流执掌；此后兵权优势开始由上游转向下转，由高门转向低门，直至低门士族刘裕完全控制了全国兵权，并完全实现了下游对上游的超越。刘裕是晋末新王权势力，他通过南征北战，最终完成了改朝换代。晋末北府兵阵营中造就了一大批优秀将领，他们实际掌握了东晋国家之兵柄，但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较低，起初还处于追随高门士族的附属地位，直至刘裕以个人超群智慧，集合北府旧将、彭沛乡人，才在各种厮杀中成为最后的赢家。刘裕的成功则反映了高门士族的衰落，低级士族的崛起（注：祝总斌：《试论东晋后期高级士族之没落及桓玄代晋的性质》，《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而刘裕起兵之初奉天子以守臣节，诛戮群雄，其兵权的扩张从下游到上游，在形式上与中央王权的扩张保持一致，这种私权与王权扩张在地域上的吻合看似巧合，实则蕴含着深刻的地缘政治道理。刘裕据朝权又专主兵权，故能改朝换代。而士族阶层经过汉魏、两晋的成长、发展，到东晋在政治上已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们出将入相，把士族的政治影响力发展到了顶峰。当其身处东晋之时，尚有积极的一面，“东晋权归王庾桓谢四族，而四族亦人材所自出”（注：叶适：《习学记言》卷三○。），即此之谓。
（二）家族世袭性
东晋兵权的地域差异及由多家分割，为家族势力在某一地区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某种条件。例如在荆州影响最大的家族先有庾氏、后有桓氏。在徐州颇有号召力的则是郗氏。边州士族的家族势力更是根深蒂固。这种势力的社会影响巨大，常使这一家族在其任职地具有广泛的人情基础，形成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网。如桓玄初以落魄公子居荆州，“时在江陵，既其本国，且奕叶故义，常以才雄驾物”（注：《晋书》卷七五《王湛传附王忱传》。），“承籍门资，素有豪气，既并殷（殷仲堪）、杨（杨佺期），专有荆楚。然桓氏世在西藩，人或为用……”（注：《晋书》卷六四《会稽文孝王道子传》。）这种士族在某一地域的世袭兵权，很大程度上为地方割据、强藩逞威提供了方便。
而且，东晋还保留着三国以来父死子继或兄终弟继的兵权承袭方式。东晋士族将领多与军队形成较牢固的关系，使其兵权多在家族内转移。如庾亮传荆州兵权于弟庾翼，庾翼欲传其子爰之，事虽未逞，但反映了土族重兵权己出和一姓家传。桓氏长期盘踞荆州自然也是辅之以这种方式来实现的。这种兵权私家化的现象在东晋不在少数，如徐州刺史、北中郎将刘遐，其子刘肇袭其权位，但此儿年幼不堪事任，中央遂以他人担任其军职，并领其部曲，而刘遐部将不乐他属，遂以兵叛（注：《晋书》卷八一《刘遐传》。）。这种兵权私家化也是造成地方割据的原因之一。而这一现象的出现既与皇权削弱有关，也与魏晋以来人身依附关系的变化有很大关系。
士族掌兵权的作用、影响也是多方面的，这里仅谈三点。
第一，它是决定东晋士族家族地位升降的重要指标。仍以侨四姓为例，他们之所以能成为东晋权贵这与他们的家族成员执掌兵权有很大关系。
据苏绍兴对《世说新语》中的两晋士族进行统计（注：见苏绍兴《从〈世说新语〉的统计分析看两晋士族》，载《两晋南朝的士族》，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苏先生所用《世说》版本为杨勇《世说·校笺》，载新加坡大学中文系教授饶宗颐主编《中国文史丛刊》，台北正文书局1976年版。其中的统计数据与本文前面所获得的数据略有出入，比如苏氏文中表十一“《世说》两晋士族个人出现次数统计表”中计琅邪王氏有40人，把王浑、王乂计入，而这两人应是太原王氏。或由于作者所用版本与笔者不同，在此仍援用苏氏数据，不作改动。），以下五族人数最多：王氏，40人；太原王氏，20人；庾氏，16人；谢氏，15人；桓氏14人。而其中东晋士族占了绝大部分，王氏，35人；太原王氏，17人；庾氏，15人；谢氏，15人；桓氏14人。说明这四家都是在东晋时最活跃，其门户也以东晋时最显。又据苏氏统计入《世说》的东晋军人士族中，王氏，15人；太原王氏，7人；庾氏，4人；谢氏，10人；桓氏8人。王氏任军职者全部入载了，太原王氏10人中有7人入载，谢氏10人中有8人入载，庾氏10人中有4人入载，桓氏16人中只有8人入载。可见王、谢入载的人数比例比庾、桓高，一则说明前者的文化素质比后两家高，二则也反映了封建时代统治阶级对武将的压制和贬抑（注：郑学弢《〈世说〉的政治倾向与成书年代》一文（《徐州师院学报》1984年第4期）认为：《世说》的作者实际上是把维护封建纲常名教放在首位，并不单是一本“名士的教科书”。笔者据此推测由于桓氏在政治上为刘氏的死敌，故刘宋宗室刘义庆编此书时可能有意减少桓氏入载的人数。）。但无论怎样士族任军职对提升其家族地位起了不小的作用。当然，兵权也有局限性，士族拥兵自重或擅自兴兵，或巧取豪夺，往往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对国家政局的稳定造成极大的威胁。而东晋中央政权不遗余力地频繁换将则是他们限制军将势力膨胀的有力武器。侨四姓走马灯似的轮流坐庄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但若细究造成这种权力更替的原动力，则这只“看不见的手”似应该是中央集权体制。而且，桓氏的家族地位不如王、谢，其原因是否也跟桓氏居朝执政的人少有关？桓氏长期居藩，不像王氏那样有一大批谙练朝政、代代相传、老成持重的文臣。同时，它也说明单凭武力只能逞雄一时，犹若昙花一现，只有文武相长才能积累起长久而又稳定的家族优势。同为东晋高门，王、谢久长，而桓、庾早凋道理或即在此。
第二，士族掌兵权对东晋国策的制定、国政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东晋军国大事如北伐多由掌兵士族提议、主持的。而且一个突出现象是北伐之议多出自荆州镇将，从陶侃为镇时即有此心（注：《晋书》卷六六《陶侃传》。），其后庾亮、翼有北伐之举，到桓温更是三次北伐。对他们的意图、举动时人多持反对意见，后史对他们的评价也颇低。但如果抛去那些如空山落叶，难以寻迹的个人野心臆测不谈，东晋的北伐实是以攻固守战略的实施。江南政权的安危度与其国土伸缩有很大关系，如果其国土北境在秦襄、淮河一线，尚可无忧；若到胡马饮江时，其国则岌岌可危了。因此南方政权往往是以秦、淮为其国防第一道防线。占据它才能取得战略上的主动。东晋将领频频北伐，不排除也在为国家谋求一个较宽松的外部环境之可能。而且从东晋以后的南朝各代北伐之事渐少来看，偏安与安偏其政治境界已不可相提并论。由此反观东晋的北伐，则武将的保国拓境之功更不可忽视。
第三，士族掌兵权使士族中出现了一批积极用世的实干家也颇值得一提。他们反对清谈，以匡复神州、立功河朔为己任。桓温北伐途中，眺望中原，慨然道：“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不得不任其责，”（注：《世说》轻诋篇，余嘉锡笺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桓大司马乘雪欲猎，先过王、刘诸人许。真长（刘惔）见其装束单急，问：‘老贼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注：《世说》排调篇。）从此一问一答中可见桓温志向高迈、俨然以国之护法自许。而桓温在荆州也甚能治民，史载“桓公在荆州，全欲以德被江、汉，耻以威刑肃物。”（注：《世说》政事篇。）其子侄辈桓石民为荆州刺史，“桓氏世莅荆土，石民兼以才望，甚为人情所仰”（注：《晋书》卷四《桓彝附桓石民传》。），足见才堪其任。士族的用世与忧患意识也即表现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