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FDI与中国居民消费波动——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省级论文,城镇化论文,居民消费论文,面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年均GDP增长达到接近10%的水平。然而长期以来粗放型增长模式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了“高出口、高投资、低消费”的结构矛盾[1],导致我国消费需求增速大大落后于经济增速,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较低并出现逐年下滑趋势。国际经验和理论表明,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与投资平衡的消费需求才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因此,中国需要寻求一种平衡的经济增长模式,实现从外需转向内需,从投资转向消费的平衡发展[2]。因而,扩大消费需求,解决国内消费不足,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但要探究影响我国居民消费变动的因素,必须要考虑我国当前依然面临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央提出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和全面推动内陆沿海开发开放的背景[3]。 基于上述分析,从消费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影响消费行为的因素大致分为经济、环境和消费者自身三大类[4],而城镇化建设和FDI流入可以带来经济收入的增长,因而提出二者对消费变动存在影响的研究假说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如果城镇化建设能够提高居民收入,刺激居民消费需求,其对消费需求的影响有多大?FDI给流入国带来大量就业和税收增长的同时,是否会对流入国的居民消费产生影响?其影响效果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本文以城镇化、FDI和居民消费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城镇化与FDI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城镇化与消费的关系做了大量研究。国外学者主要通过经济增长这个视角研究城镇化与居民消费的关系。Au & Henderson(2006)测算出中国城市人口规模的产出弹性大概为0.37,因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消费的可能性[5]。国内大部分学者倾向于城镇化建设能够促进居民消费增加。高帆(2014)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城市化与城乡消费差距的关系,得到城市化会导致中国城乡差距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表明城市化是城乡消费差距变动的核心变量[6]。潘明清、高文亮(2014)从劳动力流动的角度分析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认为城镇化与劳动力流动的综合作用会促进居民消费增长[7]。雷潇雨、龚六堂(2014)通过建立包含农村和城市两个部门的增长模型,分析城镇化与城市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得到城镇化水平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城市消费率增长,但城镇化速度过快反而会阻碍消费率增长[8]。刘厚连(2013)选取1995~2010年全国28个省市的数据分析人口城镇化与居民消费需求的关系,得出人口城镇化率对居民消费率存在正向影响,人口城镇化率连续增加1%所能增加的居民消费率出现递减趋势[9]。黄吓珠(2013)在构建VAR模型的基础上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实证分析我国城镇化和内需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发现消费增长率的单位变动很大程度上受城镇化增长率的影响[10]。李子联(2014)将城镇化对消费需求的效应分为消费总量效应和消费结构效应,认为人口城镇化可以带来消费总量的增加,而土地城镇化对消费总量影响不显著。同时,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对政府消费需求的变动均有正向的促进作用[11]。付波航(2013)等利用动态面板模型对城镇化、人口年龄结构与我国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城镇化水平提高1%可以带动居民消费率增加0.04%。但也存在部分学者认为城镇化对居民消费没有促进作用,反而存在负向影响[12]。石贝贝和王金营(2014)研究城镇化水平、人口受教育程度、人口流动率和人口老龄化等综合人口因素对地区消费的影响,发现在我国区域人口城镇化发展滞后阻碍了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13]。王翔(2010)认为城市化能够驱动居民消费的理论是与现实相悖的,并对城镇化率和居民消费水平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证实我国城市化与消费之间不存在相互促进关系[14]。 国内外对FDI与流入国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较少,大部分研究集中在FDI与流入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John Whalley,Xian Xin(2009)采用两阶段分析法,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与FDI之间的关系,得到FDI的吸收和利用能力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15]。Shu Chen Chang(2010)使用门槛模型研究台湾地区投资、FDI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指出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16]。毛梁瑶(2012)通过误差修正模型对FDI与居民消费需求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FDI没有抑制中国居民消费需求,反而对居民消费具有一定促进作用[17]。 国内也有少量文献对城镇化和FDI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二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丁丽(2013)采用格兰杰因果分析,对安徽省城镇化与FDI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FDI通过直接影响经济增长而间接推动城镇化发展,城镇化水平提高又反过来吸引更多的FDI流入[18]。郭东杰、王晓庆(201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FDI对城镇化存在0.05的影响弹性,FDI通过加强产业集聚、增加劳动力需求及其自身具有的外溢效应实现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19]。朱江丽、刘厚俊(2013)采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FDI空间集聚增加了城镇人力资本总量,实现了城镇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有效促进了城镇化水平提高[20]。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城镇化、FDI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有了一定研究。对于城镇化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虽然大部分学者认同城镇化能够促进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但研究大多从人口城镇化的角度出发,而且对城镇化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没有达成统一意见。同时,由于FDI对中国经济增长推动作用日益显著,FDI对流入国居民消费的影响逐渐引起重视。现有研究大多是单独分析城镇化或FDI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而将城镇化、FDI与居民消费联系在一起,综合考虑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将城镇化综合评价体系与FDI结合起来,对城镇化、FDI与居民消费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为探寻居民消费增长的新途径,实现居民消费水平提高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三、理论机制 城镇化是一个综合性演变过程,学术界对其内涵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不同的学科研究重点不同。人口学认为城镇化本质是农村人口非农化的过程,是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向二、三产业转移,第一产业人口不断减少的过程[21]。经济学主要从生产要素分配和产业结构角度出发,认为城镇化是各种生产要素从农村到城市,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三产业转移的过程,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素的空间集聚和再分配过程。地理学则更注重城镇化所带来的城市空间变化,指出城镇化是居民生活集聚方式和经济分布空间形态的调整过程,最终使城市成为第二、第三产业生产集聚地和居民生活、消费集中[22]。综合不同学科观点,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产物,其过程本质是人口、产业和空间分布的集聚过程[23]。因此,本文从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和地域结构的角度综合评价城镇化体系,将城镇化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从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人口城镇化对居民消费主要通过人口结构和攀比效应进行影响。人口城镇化导致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镇,这部分转移人口由于所处消费环境发生变化,其潜在消费能力会因城市交易的便利性而得到释放。同时,由于存在“攀比心理”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居民,消费层次会逐渐提升,从而提高了居民消费的潜力。 产业城镇化对消费需求的影响主要通过收入效应进行。产业城镇化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低效率的第一产业逐渐转向高效率的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的这部分劳动力将获得更高的收入。根据收入与消费理论,在居民消费偏好不变的情况下,消费需求会随收入提高而增加。 土地城镇化则通过外部效应影响居民消费需求。土地城镇化使大量农村集体用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城市面积不断扩大。城市面积的全面扩张会对居民消费产生一定外部效应,原有城市居民的消费品种和领域会不断拓展,新增城市人口的消费也会追随原有居民而得到提高。 FDI主要是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促进消费需求的增加。FDI的大量流入拓展了东道国的资本积累,提高其资本的利用效率。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新技术,提高了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从而有力的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同时,外商直接投资给流入国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并能够贡献巨额税收,提高了当地居民的个人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因而在促进流入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会对居民消费产生促进作用。 四、实证检验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3~2014年的统计数据为研究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因西藏相关外商投资数据缺失,故将该省份剔除,以全国和30个省市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文中以居民消费水平为被解释变量,用全国和各省市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来衡量,并用以2003年为基期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进行平减,消除价格变动带来的影响。 为了实证分析城镇化建设、FDI流入等因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将城镇化率和FDI作为解释居民消费的主要变量。城镇化率使用综合评价法,用三个指标进行衡量:人口城镇化指标,采用区域内城镇人口数量占区域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产业城镇化指标,用区域内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区域GDP的比重表示;土地城镇化指标,采用城市建成区面积与城市总面积的比重表示。FDI用全国及各省份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得到名义FDI数量,然后用各年度平均汇率和各省市同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其转换为实际FDI,从而消除了汇率和物价变动带来的影响。 考虑到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众多,为了考察城镇化和FDI以外的变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将国内人均实际收入和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国内投资作为控制变量。人均实际收入采用全国及各省份人均GDP经过消费者价格指数平减得到人均实际GDP表示。固定资产国内投资额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减去外商投资数量。考虑到面板数据可能出现异方差现象,将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消除其异质性。 (二)模型设定 为实证分析城镇化、FDI对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根据上述分析提出的理论假说,结合面板数据的结构性特点,建立如下静态面板数据模型: 考虑到居民消费行为通常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即当前的消费可能受到上一期消费的影响。同时,城镇化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外商直接投资也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为了准确的分析城镇化、FDI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使用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将静态模型扩展为如下动态面板模型: 其中,CR表示各省份实际居民消费水平;UP为人口城镇化率,用各省份城镇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UI为产业城镇化率,用区域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区域GDP的比重表示;UL为土地城镇化率,采用区域城市建成区面积与城市总面积的比率表示。X为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控制变量,包括实际人均GDP和固定资产投资国内额度DI;为随机扰动项。 使用动态面板模型加入变量的滞后项能够分析居民消费变化的动态趋势,但同时会产生内生性的问题,引起解释变量与随机扰动项产生高度相关。如果采用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的OLS对模型进行回归,估计结果会产生一定的偏差造成伪回归。为了避免模型产生内生性和伪回归,可采用差分广义矩(DIFF-GMM)或系统广义矩(SYS-GMM)进行处理。根据Bond(2001)提出的经验法则,系统GMM估计滞后期被解释变量的系数如果介于固定效应回归系数和混合效应回归系数之间,则应选择系统GMM进行估计。本文采用系统GMM一步法得到一期滞后居民消费变量的系数为0.7453,大于固定效应的0.5891小于混合效应的0.9699,因此使用系统GMM是有效的。使用系统GMM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模型的显著性Wald检验结果表明被估计模型整体显著。Sargan检验结果表明模型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工具变量选择有效。残差序列相关性检验显示,扰动项的残差存在一阶自相关而无二阶自相关,即原模型的残差不存在序列相关性。 (三)估计结果及分析 (1)全国估计结果。通过对全国30个城市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以下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一期滞后居民消费变量与当期居民消费变量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说明在全国范围内,当期居民消费水平受到前期消费影响,居民消费在一定时期内具有持续性。综合城镇化评价体系中仅有产业城镇化在当期对居民消费水平呈显著正向影响,并表明产业城镇化率提高14个百分点能够促进居民消费提高1个百分点。一期滞后的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均为正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且一期滞后的人口城镇化对消费的影响系数大于土地城镇化。FDI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动态稳定关系,一期滞后的FDI变量对居民消费呈正向显著影响,说明FDI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人均实际GDP对居民消费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人均实际GDP提高0.18,居民消费水平提高0.01。固定资产国内投资变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呈负相关关系,说明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会降低国内居民消费水平,符合投资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原理。 (2)分区域的回归结果分析。根据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化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分布存在明显的地区差距,因而二者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可能会因所处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为了检验城镇化、FDI对居民消费影响作用的区域差异,将全国30个样本城市按照三大经济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并对不同区域模型进行最优选择,分析各变量在不同区域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差异,得到影响居民消费区域差异的主要因素。表2为分区域的GMM。 由表2可知,居民消费水平的滞后项对基期消费存在较大的影响作用。东、中、西三个地区的回归系数均在0.5以上,且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居民消费存在明显的惯性趋势,在分析居民消费影响因素时应考虑到居民消费水平的累积性。 FDI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滞后两期的FDI对居民消费在1%水平下呈正向关系,中部地区FDI在滞后一期对居民消费呈正向影响,且影响系数大于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FDI对居民消费影响不显著。表明FDI能够在不同时期促进东、中部地区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但对西部居民消费影响不大。分析产生差异的原因是东部地区FDI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从设备进口、厂房建立、采用新技术生产到进行销售要有一个较长的周期,因而东部地区FDI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的周期较长。中部地区FDI数量增速较快,但大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周期相对较短,一期滞后的FDI变量对居民消费产生显著作用。对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来说,FDI数量较少,增长速度也较慢,对居民消费能力没有明显作用。 人口城镇化对各地区居民消费影响均在1%的水平上呈正相关。其中,对西部地区居民消费影响系数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影响系数相对较小。分析原因可能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缓慢,流入当地的外地务工人员较少,其统计数据上的城镇人口通常是具有当地城市户籍的人口。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水平较高,虽然统计数据显示当地常住人口数量较多,由于严格的城市户籍制度,真正能够落户的人口数量并不多,因而计算得出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对居民消费促进作用小于西部。 产业城镇化当期变量对东、中部地区居民消费呈显著正相关,其滞后一期变量对西部地区居民消费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东部、中部地区产业城镇化能够有效促进居民消费水平提高,而西部地区产业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滞后性。分析原因,可能是东部沿海地区第二、三产业发展起步较早,速度较快,产业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因而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较大。 土地城镇化对东、中部地区居民消费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呈负相关,在西部地区对居民消费影响不显著。表明在东、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提高会对居民消费产生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分析原因我国土地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促使城市建设用地价格不断上涨,在收入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导致居民住房投资成本增加,因而对居民消费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 固定资产国内投资和人均实际GDP对居民消费影响存在明显地区差异。固定资产国内投资额仅在东部地区对居民消费有显著负向影响,对中部、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而人均实际GDP对各地区居民消费均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对中部地区居民消费影响系数最大。可见,人均实际GDP是促进各地区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有效动力。 (3)城镇化与FDI交互作用分析。由于已有研究证实城镇化水平与FDI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FDI通过影响经济增长而推动城镇化建设,城镇化水平提高又会增加FDI吸引力。上文证实城镇化与FDI分别对居民消费存在一定程度影响。因此利用全国数据,从城镇化与FDI交互作用的视角出发,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加入城镇化与FDI的连乘变量UP×FDI、UI×FDI、UL×FDI,采用系统GMM分析城镇化与FDI的相互作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见表3)。城镇化与FDI各交叉项的回归结果均很显著,且都为正相关关系。说明城镇化与FDI不仅单独对居民消费有一定促进作用,其变量的交叉项也会对居民消费产生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且人口城镇化与FDI交叉项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相对最大。因而,在利用城镇化或FDI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时,应考虑到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的作用会随着FDI流量的增加而提高,FDI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会伴随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加强。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综上所述,研究结果表明: (1)总体上我国城镇化水平、FDI对居民消费存在一定的交互效应。在全国层面城镇化水平提高能够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产业城镇化能够在基期对居民消费产生促进作用,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滞后性。滞后一期的FDI能够实现推动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但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作用小于城镇化。同时,城镇化与FDI之间的互动关系对居民消费存在影响,城镇化水平与FDI之间的相互推动作用有利于挖掘新的居民消费增长点。 (2)对全国30个省市进行分区域研究发现,东、中部地区人口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均能有力促进居民消费的增长,而土地城镇化对居民消费则存在挤出效应,但土地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相对较小。东、中部地区FDI与居民消费之间呈动态稳定关系,中部地区FDI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作用在滞后一期显著,而东部地区居民消费对FDI的反应时间较长,在FDI滞后两期时对居民消费影响显著,且影响系数小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交通运输条件恶劣,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较小,FDI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作用不显著。同时,西部地区城镇化评价体系中仅人口城镇化对居民消费在基期有正向促进作用,产业城镇化对居民消费影响系数较小且在滞后一期显著。 (二)政策建议 (1)在理清城镇化水平与FDI对居民消费影响机制的基础上,注重推动城镇化建设的综合性发展,协调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加大产业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力度,加快人口城镇与土地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时效。同时制定合理的外商引资政策,稳定外资规模,优化外资结构,提升外资利用效率,通过更高层次的“引进来”进一步推动新的居民消费增长。 (2)我国城镇化水平和FDI区域分布的不平衡现象导致二者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东、中部地区应注重人口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避免土地城镇化过程对居民消费产生的挤出效应,并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合理利用FDI对居民消费的正向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应大力发展城镇化建设,提高城镇化综合水平,改善当地外商投资环境,在利用人口城镇化加大居民消费力度的同时,提高产业城镇化对消费的影响力。城市化、FDI与中国居民消费波动: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_面板数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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