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残之旅”中创作观念与小说结构的双重演变_小说论文

《老残游记》创作观念与小说结构的双重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老残游记论文,观念论文,结构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老残游记》作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在诞生之初就迅速获得了研究者们的注意。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辟专章之一节，论述其“揭发清官藏伏之恶”的独到眼光①，胡适更为其做长序，提示人们注意小说中难得一见的细致入微、具体生动的景物描写，并阐发书中显示出的刘鹗的思想②。阿英等人，亦将它收入中国近代小说史，以“科学精神”的引入来解释这部小说中的自然风物描画③。若干年后，海外学者夏志清撰写长文，重新分析这部小说，更是将它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加以勾连，强调小说中的“忧思”与“哭泣”，实为中国传统文人在国将亡矣之时的深切叹喟④。更有甚者，《红楼梦》研究专家周汝昌等人认为，《老残游记》是精神上最接近于《红楼梦》的中国近代小说。

      但与此同时，对于这部作品另一种声音和评价也从未断绝，小说的结构颇受诟病。由于小说第十五回以下，讲述了两段几乎完全独立的故事，破坏了前十四回收放自如，以游记见闻为线索的写作方式，《续集》更是无法与序言中“棋局已残”哭泣的开篇立意相照应。如日本学者樽本照雄就认为，小说后半部分渐渐违背了最初的立意⑤。又有捷克学者普实克，尝试用“抒情”的格调来为《老残游记》的结构做辩护，认为小说表面的驳杂仍然在一定意义上构建出作品内部的和谐与完整⑥。米列娜亦在《晚清小说情节结构的类型研究》一文中，为《老残游记》“情节和主题方面都缺乏统一性”提出了不同于“西方传统”的中国小说情节模式，以此来解释这部游记看似越来越散乱的故事与结构走向⑦。夏志清则将《老残游记》的主题缺乏统一性归因于作者“不满前人以情节为中心的小说，又有野心包揽更高更繁杂的完整性”⑧。

      《老残游记》在结构上存在一定缺陷，这大概是不容否认的⑨。但是，仅从文本阐释的角度入手，去探求其解读的诸多可能性，虽不能说是饮鸩止渴，却也无益于更深入地理解其成因。但若重建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主体性，回归知人论世的研究路向，通过追索作者的创作观念，结合史料与文献，会发现在《老残游记》写作过程中，刘鹗的关切点已逐渐发生变化。这部小说的结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正是由于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变化的创作观念而产生的。小说最初是在梁启超等人发起的“小说界革命”背景下应运而生，以救国为诉求；但由于写作的两次中断，逐渐脱离了最初的政治语境，而作者亦面临来自朝廷和民间的指摘与误解，这些都促使他的眼光由“向外看”转向了“向内”的自省，并试图通过小说来反思人生的终极意义。刘鹗本人对此亦有清晰的认识，并未放任“文本”如脱缰的野马一般肆意散漫，新的自叙、《续集》的出现等，都体现出他不断重建文本内部一致性的努力。

      一 《初集》创作观念的转变(1903-1905)

      1.转变的轨迹：从“为生民哭泣”到“公案小说”

      正如诗序、题序对于理解作者诗观的重要性，小说的自序，亦在小说结构中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同时也是作者小说观念、创作意图的关键说明⑩。

      《老残游记》最初以“洪都百炼生”为笔名发表在《绣像小说》上，时值清廷内外交困，改良与革命的声音群起，诸多读书人为国家命运忧虑，然而科举制度正在没落，上通下达的途径日渐失效，朝廷所为又令人失望，刘鹗在自叙中说：

      《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11)

      又感慨曰：

      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洪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12)

      作者的立意显而易见，是在清末特殊的“棋局已残”时势之下，表达其为身世、为家国的“哭泣”之情，亦是为在茫茫人海中寻求知音：“吾知海内千芳，人间万艳，必有与吾同哭同悲者焉。”自叙虽寥寥数语，不足千字，却深挚动人、超尘拔俗，不仅勾勒出中国古典文学主“情”的脉络，且在这部小说与此前的经典作品之间建立了深层的互文关系。周汝昌先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刘鹗看作是曹雪芹在清末真正的知音。

      举一纲而万目张，自叙奠定了全文的基调，也从一定程度上限定了小说的主题。然而，小说正文部分却逐渐显示出对于自叙所确立目标的不断偏离。

      作者在第一回中，安排老残行医救治身体溃烂的黄姓大户(暗指治理黄河)，窟窿得到填补之后(黄河被治理)，老残一梦登高望海上仙山蓬莱阁，见远方大船迷失方向，即将倾覆，船上有人吆喝革命，伺机募款后逃往一处安全的所在，却煽动乘客反抗船长，以命相抵。老残等人急忙驾船入海，意图以罗盘相送，救助这些只能在“太平洋”里航行，却无法面对风浪的船只。船上的人认为罗盘是西洋科技，必有阴谋，将老残的小船掀翻。

      这一梦延续了自叙中的关怀，暗示小说的主旨，即有“情”的人为家国哭泣。否定流血改帜，不能为革命派所容；崇尚西方现代科技，又不能为保守派所容，这正是现实中刘鹗本人的处境。一梦醒来，老残忧心忡忡，告别千盛黄瑞和一家人，到济南看泉城山水，听王小玉说书，又为山东抚院文案高绍殷的小妾治病。此后，入抚署会巡抚庄宫保。老残一番独到的治河之见，让宫保叹服不已。因沿途听闻曹州府玉贤大人治下路不拾遗的政声，老残将信将疑，想要一探究竟。于是又不辞而别，只身上路，果然通过掌柜、店伙、路人的讲述，了解到最近发生的一起冤案。玉贤清廉的神话也因此被打破。其间，老残又向山东巡抚文案申东造举荐侠士刘仁甫，东造便遣其弟申子平往桃花山寻访刘仁甫。

      申子平山中所遇，占据第八回至第十一回，共计四回篇幅。这是第一段较长的插入叙事，因与老残没有直接关联，似是横生枝节，已显得略为突兀；但桃花山中，申子平与赤龙子议论国家大势，在主题上仍与前文吻合，而游记见闻的结构方式，亦与前文保持一致。

      老残在第十二回，才又重新出现，继续明察暗访，昔日治理黄河时的旧交黄人瑞正好路过此地，请歌女唱曲，翠环与翠花姐妹讲述因山东废民埝而流离失所的不幸遭遇。老残最终决定为翠环赎身。故事写到这里，已是第十四回。十五回以后，是齐河县女子贾探春与吴二浪子偷情引发的一场灭门惨案。抚台派刚弼下来会审，不但不雪沉冤，反而还要妄杀无辜。老残明察暗访，终于破案，并找到解药，使吴二浪子毒死的一家十三口人死而复生。

      长达六回的这段惨案，使《老残游记》宏大的关怀具体化，窄化(13)。如果说前十四回中描述的案件仍然能够归结在“清官误国”的主题关照之下，后六回的叙述重点其实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更令人无法满意的是，小说至第二十回止：

      老残回寓，派许明夫妇送翠花进省去。夜间托店家雇了长车，又把环翠的兄弟带来，老残携同环翠并他兄弟同德慧生夫妇天明开车，结伴江南去了。

      却说许明夫妇送翠花到黄人瑞家，人瑞自是欢喜，拆开老残的信来一看，上写道：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14)

      这样的收束无法照应小说的自叙和开头，若降格以求，倒是有一“情”字，但却是儿女私情的“小”情，并非作者曾反复铺陈阐述的为家国、生民哭泣的大“情”。而前者正是作者在自叙中执意与高级的哭泣之情相区分的。一信一诗，制造了老残挚友和卖唱女子的一段缺乏铺垫的姻缘，多少有些令人意外，显得牵强。

      由此看来，对于这部小说的几种经典性解读，皆能从文本中找到印证。自叙照应《红楼梦》，并贯通中国古典文学中之“情”，将其引向为家国，为生民而哭泣的真情，叙事过程中，渐渐将主要的笔墨转向救助翠环翠花两女子，及两桩公案，而第二桩公案(见后六回)与前一桩(见前十四回)相比，叙事重点已发生明显的变化，由“清官误国”转向着力展示破案过程的神奇之处。鲁迅先生将小说主题归纳为“揭发清官”之恶，王德威将《老残游记》当作是中国古典公案小说的遗绪，都要“归功于”这桩占据《初集》四分之一篇幅的案件。无论将小说解读为对曹雪芹“千芳一哭，万艳同悲”的呼应，或是公案小说，或是揭“清官误国”之始，都有一定的凭据。不同的解读是建立在小说不同部分的叙事重点之上的。只是，具体的主题窄化了自叙宏大的关怀，故事的结尾有狗尾续貂之嫌。

      2.旅行者停下了脚步：写作的中断与创作观念的转变

      历来的文本释读多未注意到，《老残游记》的写作与发表过程中曾有两次较长的中断。小说先于1903年在南亭亭长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绣像小说》上刊载，至第十二回，忽然中止。由于编辑对小说的删改，《绣像小说》刊登的第十二回，实际上是小说原稿的第十四回。刘鹗一怒之下，未再供稿。直到1905年农历十月，刘鹗才又重新开始创作第十五回至第二十回(15)，并转而发表在《天津日日新闻》上。又一年多之后，写作《续集》。也就是说，小说第十四回与第十五回之间，已相隔近两年之久(16)。

      从小说结构来看，最后的六回之间是具备连贯性的，作者有始有终地讲述了一件公案的始末，内部自成一体。《初集》第十五回，始于老残的故交黄人瑞提供的一段“惊天动地”的案子。齐东镇有贾、魏两家姻亲，本都是庄户上的老实人，贾家为老人办寿，全家十三口人忽然毙命。贾老儿一家连同长工、账房都惨遭劫难，只有人称探春的贾家女儿与其姑姑幸免于难。探春以家中月饼可能有毒为由，将送月饼的贾魏氏告上公堂。之后的六回便围绕这段离奇的公案展开。老残与山东府派来的审员刚弼对峙公堂，又巧设计谋，雇差人深入贾家魏家调查案情。最终查明，是探春与邻村的浪子吴二偷情，因贾家反对二人结合，故吴二下毒谋害全家。吴二使用的毒药是泰山上得来的“千日醉”，老残进山寻访，向青龙子求得“返魂香”，将死去的十三人全部救活过来。

      如果说前十四回中，老残是作为一个旅行中的形象不断移动的，那么，后六回中，老残几乎没有离开齐河镇，除了下齐东村调查案件，上泰山寻隐者青龙子求解药，两次短暂离开，很快又回到原地。这与前十四回线性移动的方式完全不同，换句话说，“游记”中的旅行者停下了脚步。

      如图所示：

      老残行迹：第一回至第十四回

      千乘→济南府(名泉、大明湖、明湖居)→东昌→齐河县(渡黄河)

      老残行迹：第十五回至第二十回

      

      另外，与此前第四回至第六回于家受污一案相比，刘鹗对案件的描述重点从对“清官误国”的愤懑，转向着力展示案件的搜证、推理，进而呈现侦破的全过程。一方面尤其着重表现破案时严密的逻辑推理，显得更加“科学”。同时叙事技巧也更加讲究，甚至巧妙地使用了倒装，即先从案件的后果出发，随着叙事的推进，逐层揭示案情发生的原因、作案人的动机与手段。这使人联想到1903年在《绣像小说》连载的福尔摩斯探案记。最初刊载的六个故事中，虽然第一人称内聚焦的叙事视角被译者做了较为全面的改动，在叙事时间上也常常将华生的回忆取消，使事件能够按照时间顺序进展，但即便如此，被动过手脚的小说仍然多数保持了倒叙的叙事模式(17)。更为巧合的是，福尔摩斯系列也有“死而复生”的情节。“最后一案”这个故事中，福尔摩斯与教授莫里亚蒂同时掉下悬崖，但福尔摩斯很快又出现在华生面前，原因是他新研制了一种药物，能够“假死”数十天。刘鹗是否看过这个故事，我们无从知晓，但小说第十八回结束时，案件还未全破，负责督案的白公曾对老残说过这样一段话：

      “你想，这种奇案，岂是寻常差人能办的事？不得已，才请教你这个福尔摩斯呢。”(18)

      老残一番谦辞自不必说了，可见刘鹗对福尔摩斯并不陌生。以“探案集”在清末的影响力，以及《老残游记》与《福尔摩斯探案集》都曾发表在《绣像小说》这一事实来推测，刘鹗可能受到其影响。相隔近两年，作者很可能受到新的叙事方式的诱惑，沉迷于讲好这个离奇的故事，以致小说后六回与前十四回在叙事重点、节奏、主题等方面均发生明显变化，造成整体结构上的不均衡。

      当然，写作过程的中断，只是一个描述性的事实，其背后还关联着这期间小说观念的急遽变化。1902年，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小说被赋予拯救世道人心的功用，一跃而为文学之最上乘，许多有学识的人士投身小说写作，《老残游记》正是在以“小说救国”的背景之下应运而生的。与此同时，期刊连载方式又引发了小说观念更深层次的变革。首先，连载导致“速成”。为吸引读者的持续关注，写作必须迅速和即时。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最先考虑的是每一章与上下两章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小说作为一个整体，其内部的一致性。这无疑对作者统筹全局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考验。其次，作者的读者意识发生了变化。他不仅可能了解期刊的发行量，甚至可能随时得到读者的阅读反馈，根据市场需要调整策略。如果说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时，预设的读者是茫茫人海中若干年后的“知音”，那么，刘鹗写作《老残游记》预设的读者群体则更为明确，也更加切近。市场需求与作者写作同步运行，作者不再有余裕的精力和闲暇反复斟酌，更不可能留待未来的知音协助校正书中的前后不一之处。这与此前中国古典小说经典之作旷日持久的历练，情形完全不同。可以说，从小说“作者”真正浮出水面开始，作品被作者的所有权贴上标签，也成为文本形式的终结。此外，抱着有益于社会目的的小说，又常常陷入观念先行，形式和内容无法相应的两难境地，往往开头振聋发聩，境界高远，但却无法将理念贯彻到最后。

      清末小说家的心态正是这么复杂。刘鹗生前，也并未以小说家闻名，其主要身份，以“儒商”称之，可能不为过。当时的小说家，尚不能完全认同小说“作者”的身份，李伯元过世时，吴趼人曾感叹说：“呜呼，君之才何必以小说传哉，而竟以小说传，君之不幸，小说界之大幸也。”(19)

      研究者在面对清末小说的差强人意时，经常将它们结构上的欠缺归咎于中国古典小说固有的隐忧。但事实上传统的小说完全有能力在结构上做到完整与统一。《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这样的经典作品自不待言，即如《封神演义》《平山冷燕》《儿女英雄传》《花月痕》等，或存在叙事拖沓，故事俗套等缺陷，但仍然基本上遵循着中国古典章回小说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些规则，不仅包含叙事上的起承转合，也意味着结构的完整性和主旨的明确性。中国古典章回小说在清末之前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典范，尽管未有系统的理论著作对其做充分的归纳与整理，但通过金圣叹、张竹坡、脂砚斋等人的评点，可以确定，不论作者本人，或是具备一定文学修养的读者，对于小说的叙事技巧、结构以及创作意图的表现，都有着成熟的认识。

      因此，以传统的典范来要求清末的作者，本不是过分之举。然而，正如生产方式的变化必将导致生产过程的全面变化，清末小说家必须面对小说被商品化这一事实，他们措手不及，几乎毫无准备；加之以忽然强加在小说身上的迫切的现实要求和社会功能，作品结构的分裂和意图的歧义实属在所难免。

      就刘鹗而言，他试图表达的内容过于驳杂，以及来自西方文学的刺激与诱惑，故事本身也要出奇制胜，从而吸引更多读者的注意。此外，1903年至1905年，虽是短短的两三年时间，他本人的小说观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评即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这种变化的轨迹。

      3.自评：创作观念的重述与修正

      值得一提的是，刘鹗本人对于小说行文逐渐偏离自序一事并非毫无察觉。小说自评显示出他刻意重述创作意图，重建文本内部一致性的努力(20)。《老残游记》自刊载之日起，共有十五则回评。而前十四回的回评，与后六回的回评风格也有明显的差异(21)。

      自评是清末小说独有的评点方式，它提供了不同于自叙的另一种形式的创作说明(22)。中国古典小说的“评点”通常是在作品流传过程中由一些文学修养较高的读者写就，如金圣叹评才子书，张竹坡评《金瓶梅》，脂砚斋评《石头记》等。但清末期刊的时效性使作者得以在第一时间直接面对读者，也导致大量评点由作者本人写就。作者通过自评提醒读者注意这一回的得意之处，同时也会刻意照应最初的设想，试图在自叙与每一回之间建立必要的联系。事实上，自评也是对作者自身的提醒。由于要写评论，作者不得不审视自己的作品，从中寻求值得推荐给读者的亮点，同时，他可能又多一次自我审视的机会，并进而在后续的写作中自圆其说。

      前十四回的评点多是基于小说中的具体内容，抒发感慨、喟叹之情，并呼应自叙主题。以十三、十四回评为例。这两回间，歌女向老残与黄人瑞讲述在山东黄河泛滥之后，因官府废民埝，导致两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惨状。作者在回评中说：“张(庄)勤果公慈祥恺悌，齐人至今思之。惟治河一端，不免乖谬。而废济阳以下民埝，退守大堤之举，尤属荒谬之至。惨不忍闻，况目见乎！此作者所以寄泪也。”(23)十四回卷末又有：“不禁痛哭。作者告予云：生平有三大伤心事，山东废民埝，是其伤心之一也。”(24)以评点人身份，反复提示读者注意小说中“寄泪”“伤心”“痛哭”之处，显然是为刻意照应自叙中的“哭泣”一说。这既是点醒读者，同时也在正文之外，建构了另一重结构上的呼应关系。

      而后六回的自评风格大变，转而强调小说写作手法的特点，并集中表达了作者的小说观。如第十五回：“疏密相间，大小杂出，此定法也。历来文章家每序一大事，必夹序数小事，点缀其间，以歇目力，而纾文气。此卷叙贾、魏事一大案，热闹极矣，中间应插叙一段冷淡事，方合成法。乃忽然火起，热上加热，闹中添闹，文笔真有不可思议功德。”(25)疏密相间，以冷淡烘托热闹，是写作的章法，也属小说评点所建立的评判标准。第十六回：“历来小说皆揭赃县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26)与“历来小说”作比较，为《老残游记》在古典小说脉络中主动定位，显示出作者已有了“小说史”的观念。第十七回：“‘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卷惯用此等笔墨。反面逼得愈紧，正面转得愈活。金圣叹批《西厢》拷红一阕，都说快事。若见此卷书，必又说出许多快事。”(27)“紧”与“活”的对应，以及“快事”等，都是金圣叹评点中经常使用的语汇。评点所体现的兴趣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也更多受中国传统小说评点的影响，处处彰显金圣叹的评点风格。

      回评风格的显著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者关注点的变化。前十四回评点刻意照应自叙中申明的创作意图，但后六回的评点已经逐渐放弃在内容上承接自叙，转而试图与中国古典小说及评点传统建立关联。这说明刘鹗本人对于小说内部的变化有所意识，并试图通过作者的干涉重新建立新的完整性。

      二 《续集》：创作观念的再次转变(1907)

      在《老残游记》(初集)前十四回发表两年之后，1905年十月(农历)起，刘鹗以一日一回的高效率，迅速结束了《初集》的最后六回。又过了一年多，1907年，他另起炉灶，进入《续集》的写作，共计九回，发表在1907年7月至10月间的《天津日日新闻》上(28)。

      从《续集》看来，刘鹗的关注点已无法涵盖在《初集》“救国”、为生民“哭泣”的主题之下，他为《续集》写作了另一篇完整的“自叙”，申明了以小说反思人生终极意义的创作意图。

      1.《续集》自序：“人生果如梦乎？”

      刘鹗为《老残游记》的《初集》与《续集》，分别写作了完全不同的自序，但研究者们大多将注意力集中在第一篇自叙上，《续集》的这篇自序，几乎无人问津(29)。

      人生如梦耳。人生果如梦乎？抑或蒙叟之寓言乎？吾不能知。趋而质诸蜉蝣子，蜉蝣子不能决。趋而质诸灵椿子，灵椿子亦不能决。遂而叩之昭明。昭明曰：“昨日之我如是，今日之我复如是。观我之室，一榻，一几，一席，一灯，一砚，一笔，一纸。昨日之榻、几、席、灯、砚、笔、纸若是，今日之榻、几、席、灯、砚、笔、纸仍若是。固明明有我，并有此一榻，一几，一席，一灯，一砚，一笔，一纸也。非若梦为鸟而厉乎天，觉则鸟与天俱失也；非若梦为鱼而没于渊，觉则鱼与渊俱无也。更何所谓厉与没哉？顾我之为我，实有其物，非若梦之为梦，实无其事也。”(30)

      自序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智慧，去回答“我”设置的疑问：人生是否如梦，还是确有其事？开篇用《庄子·逍遥游》典故。“蒙叟”为庄子别称，蜉蝣朝生暮死，喻人生之短暂、渺小；灵椿寿命奇长，喻高寿者。此处，蜉蝣子与灵椿子无疑代表着道家的智慧。它们未能解答“我”关于“人生如梦”的疑惑。“我”于是转而问“昭明”，昭明以屋中陈设之物借喻说理，得出“我之为我，实有其物”，不同于“梦之为梦，实无其事”的结论。中国古代至少有两位“昭明”，一位是见载于《荀子》的商汤十二始祖，即契之子。另一位是南朝梁萧统，人称昭明太子，信佛能文。根据文意，此处“昭明”应是代表与庄子所喻示的道家相对的佛家观点。依昭明所示，庄周之梦，实无其事；而存在于天地之间的我们，实有其物，那么，“我”所经历的人生，也是实有其事了。

      但“我”仍不确信，因为如若按照这样的逻辑，就无法解释庄周的寓言，何以说人生如梦？“我”又去请教杳冥。“杳冥”最早见于战国时宋玉《对楚王问》：“凤凰上击九千里，绝云霓，负苍天，翱翔乎杳冥之上。”(31)意指比天空还要更高的所在，引申为人与世俗的眼界无法抵达之处。杳冥反问“我”昨日做了什么。“我”据实以告：“晨起洒扫，午餐而夕寐，弹琴读书，晤对良朋，如是而已。”杳冥又继续追问，那么上月的今日呢？“我”不能作答。再问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乃至四五十年之前，“此月此时”，“我”更是“缄口结舌”，无法应对。杳冥于是作结：之前五十年的你，已经随着岁月的奔流消逝了，那么也可由此得知，未来五十年的你，也仍然会随“风驰云卷，雷奔电击以去”。既然如此，那么你与前日的梦，昨日的梦，或人、物、事，也一同归属于“无”。你已经大概了解过去的五十年，今天的你虽仍然存在，但尚且不能保证留住过去的岁月，未来的五十年更是将要“与物俱化”。庄周说它是梦，并不算欺诳。

      “我”由是慨叹道：

      夫梦之情境，虽已为幻为虚，不可复得，而叙述梦中情境之我，固俨然其犹在也。若百年后之我，且不知其归于何所，虽有此如梦之百年之情境，更无叙述此情境之我而叙述之矣。是以人生百年，比之于梦，犹觉百年更虚于梦也！呜呼！以此更虚于梦之百年，而必欲孜孜然，斤斤然，骎骎然，狺狺然，何为也哉？虽然前此五十年间之日月固无法使之暂留，而其五十年间可惊、可喜、可歌、可泣之事固历劫而不可以忘者也夫。夫此如梦五十年间，可惊、可喜、可歌、可泣之事，既不能忘；而此五十年间之梦，亦未尝不有可惊、可喜、可歌、可泣之事，亦同此而不忘也。同此而不忘，世间于是乎有《老残游记续集》。(32)

      历经反复追问，人生而在世，究竟是虚无，还是有意义的？“我”最终是在“叙述”梦中情境的自我这里，找到了存在的合理性。尽管百年后，曾经执行“叙述”行为的“我”也将消失，人生百年，比梦还要虚无，但有生之年的每一日，都仍然要孜孜以求、兢兢业业，那么，这些历经数劫而仍无法释怀，仍不能忘记的事，便是《老残游记续集》产生的原因。

      相较《初集》以抒情为基调，以“哭泣”为旨归的自叙而言，《续集》的自序含混、晦涩得多，其中混杂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无法截然分开。作者并未直接现身，而是摹仿《庄子》的寓言，以问答体表明心迹，设置虚拟的“我”，向蜉蝣子、灵椿子、昭明、杳冥求教，最终肯定了当下的“自我”，于是“我”不再纠结于人生是否如梦，而是要用手中的笔，记录下曾经经历过的“可惊、可喜、可歌、可泣”之事。

      就在《续集》写作十年以前，刘鹗年届四十，始萌生编修诗集之意，自编诗集《芬陀利室存稿》(1896-1902)，并作序言，感慨“今也荏苒四十于兹矣，以及后生不足畏之年。功业、文章庸有望乎！”(33)虽然如此，其所选诗词依然显示出希望借时局变动大展一番拳脚的雄心与抱负。

      而刘鹗此时的心境已今非昔比。表面的豁达之下暗潮汹涌，其辛酸与犹疑之情，和《初集》自叙中为家国一“哭”踌躇满志的心态，已有了根本性的不同。《续集》自序中，他反复提及自己已年过五十，感叹“人生百年，比之于梦，犹觉百年更虚于梦也”，显然，“五十年”这一节点对他而言至关重要。《论语》说“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仿佛是为了自嘲，他故意反其意而用之，设问显示自己的疑惑。而对于人生意义的拷问和对峙，好比是佛教思想中对于“相”的执着，“我”最终能够破解疑惑，也是由于打破了人生诸“相”的区分；但是，回望经历的五十年，仍然有一件“执着”之事，便是用文字记录下“我”所不能忘怀之事，以此流传后世——这其中，又暗含着儒家“三立”的追求，立德、立功皆有建树，唯独“立言”尚无着落。这也给他一个契机，促使他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事功、时局都不再重要，内心的修为成为人生最终的价值诉求。

      由此可见，《续集》自序所反映的创作观念，与《初集》自叙完全不同，由感慨“棋局已残”，转向“人生如梦”；由从“海内千芳，人间万艳”中寻求“与吾同哭、同悲者”，转为“同此而不忘”。也由于作者本人意识到，他想要表达的主题已无法涵盖在《初集》的诉求中，于是另起炉灶，写作《续集》，虽然保留了老残这位主要人物，但小说的结构与意境，包括旨趣，都迥然相异。研究者们批评《续集》中又写到女尼逸云、靓云等，坐而论道，缺乏情节，一味探讨人生的境界与追求，与前文全无关涉，却忽略了这原本就是另一部新的作品了。

      2.《续集》是否再次偏离了“自叙”？

      《续集》共九回，前六回中老残与德慧生夫妇结伴游泰山，后三回是老残独自回乡，神游阴曹地府(34)。这九回内容，是否偏离了《续集》自叙所言的创作意图呢，在行文结构上又能否一以贯之？

      前六回中，老残并未如《初集》结尾所预告的那样回到江南去，而是携环翠游泰山，途经斗姆宫，访名尼靓云不遇，偏巧遇到另一位聪慧的女尼逸云。她从佛理出发，通过自己追求爱情的经历，讲述了由“执”到破执，再到不拘形迹，看透世事的过程，其通达智慧，不但受到德慧生夫人喜爱，也得到老残的赞赏，环翠因感于逸云的说法，决定剃度出家。

      前六回中，刘鹗将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这位年轻的女尼逸云身上，老残扮演着旁观者的角色，其主要的叙事功能也变化为逸云的陪衬。一路上关于泰山的诸多掌故，多半是通过逸云之口道出。老残与几位友人一起，和逸云谈天论道，听她讲述对人生的体悟。逸云也成为玙姑之后，小说中另一位让人印象深刻的女性形象。她待人接物聪明练达，毫不矫揉造作；同时熟读经书，悟性颇高，能与老残辩论《金刚经》“无人相，无我相”的含义，又以《维摩诘经》天女散花的故事，将人世间的种种苦恼，归因于“人我”“男女”等诸相之别。她的行事做派不仅与一般女子不同，更不能说是“合格”的女尼。虽出家，但并未剃度，着装打扮与寻常年轻女子无异，也接客陪酒，只是不陪过夜；她与德慧生夫妇吃饭，吃肉边菜，并不以为罪过。在她看来，媚上压下的州县老爷，比娼妓还要下贱；女子被迫失节，亦不妨碍修行。

      还有一位重要的角色，是江湖中传说的“赤龙子”，他虽未正面现身，但却大有深意。这人放浪形骸，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能俗能雅，与各色人相处，自由无碍。逸云与赤龙子两人，曾同住四十余天，相互秋毫未犯。他在“形骸上无戒律”，精神上却有自持。《老残游记》中有青龙子、黄龙子、赤龙子三人，前两位是老残至交，黄龙子曾在桃花山中论天下大事，为申子平指点迷津，青龙子曾为老残提供“返魂香”，使将死之人复生。按照《续集》卷一中的描述，黄龙子是己巳年生，青龙子是乙巳年生，赤龙子是丁巳年生，而刘鹗好友中，方药雨为己巳年生，太谷学派第三代传人黄葆年、蒋文田皆为乙巳年生，刘鹗本人为丁巳年生。一说黄龙子喻指黄葆年，青龙子喻指蒋文田，赤龙子喻指刘鹗本人，虽不能简单对应，但这三个形象无疑折射出刘鹗所认同的精神追求与人生境界(35)。

      老残孤零零进入山东，《初集》第十六回中一场突发的火灾，已使他行装尽失，到《续集》第六回离开山东时，又是孑然一身，了无挂碍。仿佛又一次印证了作者此番要传达的道理：人生来两手空空，死去也全不带走。《续集》的最后三回，老残回到家乡淮安，在姐姐家闲住，一日，竟神游阴曹地府，与阎王会面，虽因气数未尽，最终还阳回到人间，但这一番游历，蕴含着世间的人情冷暖和冥府的森罗地鬼，着实让读者跟随老残惊骇不已。

      在刘鹗笔下，冥府是一个阴森却又公正的所在。阴间亦是“本朝服饰”，通往主宫殿的道路，也与阳间的讲究基本一致，到了哪里，几层台阶，都有规矩。按照阎罗讲解，阴间由地藏王总理，阴律虽没有现成的条文，却比阳间更加严厉，“大概佛经上已经三令五申的了”。与老残同受审者，有穿衣朝帽的，也有衣不蔽体的，不分男女老幼，高低贵贱，一概平等入座。针对不同罪行的刑罚手段，有狼牙棒、油锅、磨子等，杀、盗、淫罪尚可以功德抵，惟独“口过”罪不容恕，因“口过”最易犯，且杀人于无形。第九回中，老残被遣返阳间的途中，遇到幼年时一起玩耍的石家妹妹，她已过世多年，又在阴间嫁了神道。她向老残讲述了“一夫得道，九族升天”之说，又引领老残飞升至地面，看阳间人烧纸钱祭奠死人。老残还见识了阴间妓院，叫局亦可抵“口过”。小说最后，一阵檀香味袭来，老残转回阳间。

      前六回通过破除相执，来解释人生而何为。逸云和赤龙子身上集中体现了刘鹗对佛理、对儒学、对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体认，也包含着刘鹗为人处世的理想境界。此前，他曾在《初集》中借玙姑之口，表达了对宋学的看法。

      而后三回则试图解答人死后又往何处去。通过对阴间的想象，表明了作者最基本的道德理念，其实是以阴间的维度，来解决如何“生”的问题。其中，视尘世功名、权势若粪土，着力强调人之为“善”之根本——心存善念，以自我内在的修为当作“人”身后的评价标准；以及对“口过”的着力刻画，都显示出刘鹗在此期间对于人生的反思和总结(36)。

      相比之下，《续集》力道更为集中，且不计其余，基本上没有枝蔓之笔，用意十分明确。作者寄予宋明理学与佛理的关切点已不在于事功，不在于时局的变动，而更多地转向了自身内在的修为。此外，两次游历皆形成完整的环形结构，且神形相似。不论由女尼引领游泰山，论道参悟；或是下阴间见识人生百年之后的境地，皆看似其行未远，却“思接千载”，可称之为实质上的精神“漫游”，亦由此产生了不同于《初集》的另一种游历形式。作者对经验的处理方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他不再试图将时代、风潮、人生的经历直接置入小说中，而是将其对一生遭际的思索与体认通过人物之口道出。

      综上所述，《续集》既未在故事中横生枝节，制造长时间的叙事停顿，也没有偏离《续集》自序所设定的主题。作者的创作意图由《初集》自叙中为生民、家国、种族而哭泣，转为《续集》的思索“人生如梦”，以小说的形式较为系统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关注点由外部进入自身，跨越生死，考虑人生的终极意义，这是《老残游记》兜转近三十回，最后呈现给读者的面目。

      三 初心末意难相宜，形禁势格自为解(1903-1907)

      《老残游记》甫一面世，其对家国的诚挚关切便吸引了读者与研究者的注意，也因此被冠以“谴责”小说的美名，“谴责”所蕴含的“救国”伦理价值，亦奠定了这部作品作为“小说界革命”理论倡导下的创作典范地位。刘鹗表达了对乱世中国家的忧虑，但之后小说的写作经历了两次中断，尤其是在《初集》完成到《续集》产生之间，作者的创作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小说写作的两度中断既是外部原因所致，很可能也与作者生活的变化与内心的波动脱不开干系。1903年至1907年，看似短短五年，却几乎是刘鹗生命中最后的时间了。从《初集》到《续集》，写作时的心境已全然不同。

      在此期间，他的商业活动经历了由衰转盛，又急转直下的过程。刘鹗投身实业多年，涉足印刷、百货、铁矿、煤矿等多个领域，但由于种种原因，都波折重重。直到1902年之后，他与英商福公司之间的合作，在鄂、浙等地反复遭遇挫败之后，终于渐渐有了起色，日记中时有银钱往来、事务合作的记载。从《十一弦馆琴谱》序言来看，1902年至1905年间，刘鹗的经济状况是较为宽裕的，生活亦顺遂无虞。这也为他写作《初集》，提供了较为安定的环境。不过，1904年至1905年，他又投资坤兴织布厂，与日资合作办盐厂海兆公司，这两次投资于1906年均宣告失败，事业再次跌入谷底。蒋逸雪在《刘鹗年谱》中说“鹗旋营海北公司，制炼精盐，南北奔驰，不遑执笔。业败，乃更有二编之作”(37)，是有一定道理的。

      刘鹗与官府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对官府的希望也逐渐落空。刘鹗虽无功名，却曾以“杂家”之博学，参与山东治黄，受到朝廷褒扬。1900年庚子事变后，刘鹗第一时间主动请缨，“改东洋装，束带”，北上参与救济善会在北京的救济活动，在给陆树藩的信中，他将国家比作大舟，形容目前的形势，正如“大舟触礁而沉，舟人登陆者半，沉溺者半，则登陆者不当尽力拯救沉溺之人乎？”(38)尽管事后担着私售仓粟，甚至挪用公款的污名，都未影响到他救人、救国的一腔热情。大舟之比喻，又在《老残游记》初集第一回中得到进一步展开，可见他对清廷仍抱有莫大的希望。

      但写作《续集》之时，正是刘鹗腹背受敌，百口莫辩的另一个关键时期。他与官府的合作更不顺畅。1906年因盐场与日本人合资，受到赵尔巽等人上书极力反对：“刘铁云媚狐伥虎，情极可恶，而此时此地又不能不纡与委蛇，以稍杀巫臣教吴之毒。”(39)这也代表了清廷一些要员对刘鹗的认识与判断。在张之洞等倡办洋务的人看来，刘鹗是具有外资背景，却号称手持华款的狡诈华商；在赵尔巽等保守官员看来，他是借助与日本人交厚的背景，来协助外国人窃取中国利益的为虎作伥之辈。刘鹗看准了中国刚刚起步的民族工业建设亟需外资的契机，也深谙行将末路的清廷对洋人心存忌惮；但相较掌握政治权力的洋务派官员，他是身家浅薄的民间商人，无力与之竞争；相较保守的清廷官员，他通晓洋务的背景，又造成投机卖国的嫌疑。

      1907年，刘鹗又因与亲戚程恩培等集资购地浦口一事，被推上风口浪尖，受人弹诘，遭到来自官府和民间两方面的指责。刘鹗特地撰文《风潮论》，详尽阐明自己对于外资的看法，但早年《矿事启》(1902)中“竭愚尽瘁，要无非忠君爱国之忱”的表白已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对舆论之可怕与不理性的惶恐与极力申诉(40)。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06年至1908年，他几乎一直在为避祸而四处奔波，1906年还曾两度游历日本。这其间，身边数位友人过世，自小照拂他，深得他敬重的兄长刘孟熊也于1905年因病辞世(41)。似乎预见到自己时日无多，自1904年起，他便陆续将自己的藏品整理、拓印成书，先后印《铁云藏陶》、《铁云泥封》、《铁云藏货》、《铁云藏印》等，1907年，又印《十一弦馆琴谱》。

      事实上，若将刘鹗的选择放在历史大背景之下，会发现从以小说救国，回归传统士人著述以立言的举动，并不是个别现象。以梁启超为例，1900年前后，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创办小说刊物，写作《新中国未来记》等政治小说，但风潮过后，他本人也不由得感慨“而还观今之所谓小说文学者何如？呜呼！吾安忍言！吾安忍言！其什九则诲盗与诲淫而已，或则尖酸轻薄毫无取义之游戏文也”(42)。他淡出“小说界”，将更多精力投入实际的政务，更写作《清代学术概论》等著作传世。毫无疑问，在梁启超心目中，《清代学术概论》这样的著作才能够称得上是他的“立言”之作。与梁启超相比，刘鹗仕途不顺，尽管平生所做的许多事，便无官位，也足“立功”，但未能有著述以表达其对人生意义的思考，确是他深以为憾之事。这也是刘鹗与清末民间儒学学派太谷学派之间关系若即若离，尤为复杂的原因之一。作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滋养的文人，他仍然希望能够通过写作来留名后世。小说这种文体为刘鹗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无论是有意或无意，他都将期望寄托在了《老残游记》的写作之上。这也是这部作品在清末小说中质量尤为突出的根本原因之一。而这种期望，在《续集》中表现得尤为集中、明确。

      作者创作观念的转变，是导致《老残游记》结构不尽如人意的重要原因。小说《初集》后六回破坏了前十四回所建立的线性“游记结构”，显示出对原有主题的“窄化”，以及作者对于新式“探案”小说叙事方式的着迷，虽以“清官误国”仍与自叙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呼应，但显然并不能令挑剔的读者满意。《续集》刻意别开新章，写就一篇独立的自序，与《初集》划清界限，且形成了新的游记结构。如果说刘鹗写作《初集》时，极有可能是因为受到“小说界革命”以小说来“救国”的风潮影响，那么，及至《续集》，作者的创作意图更为明确。在《初集》中，他仍试图将自己治理黄河、行医救人的经历，及亲眼所见的清末清官害人的见闻揉进小说中，但在《续集》中，他已放弃了对于小说情节的执念，转而专注于“向内看”。换言之，他已通过《初集》的写作，找到了通过小说写作来表达一个传统文人内心声音的途径，从而将自己对于人生的哲学思索以及生死观念，借由小说这一形式来表达。当然，由于创作意图明确，文本掌控虽更见力道，也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初集》显示出的随意与舒朗的风格，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续集》对刘鹗的价值不可忽视，研究者亦应注意到《续集》相对《初集》的独立性与其自身内在的完整性。

      由衷感谢编审与三位匿名评审专家对原文结构、理论概念的使用等所提出的宝贵意见，促使我不断回到问题本身，真正拉近了我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

      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卷，第282—285页。

      ②胡适《〈老残游记〉序》，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集，第568页。胡适并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中盛赞包括《老残游记》《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白话小说是“五十年中国文学的最高作品”，“最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参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全集》，第2集，第261—262页。

      ③阿英曾在《关于〈老残游记〉》(1936)一文中(此文有两稿，题目略有变化，内容改动较大；此处参照第一稿)，将描写的生动归因于刘鹗的科学精神，认为这种精神反映到小说中，形成了情景描写的艺术价值。也有研究者认为，刘鹗的写作手法可能受到翻译小说，如法国自然主义小说的影响。参见阿英《小说三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28页。

      ④夏志清《老残游记：艺术及意义剖析》，台湾《清华学报·中国研究》1969年第2号。此文后经修改，更名为《〈老残游记〉新论》，作为台北联经版《老残游记》(1976)附录。又见夏志清《文学的前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3—85页。

      ⑤樽本照雄对胡适的观点(也即刘鹗本人在“自叙”中申明的小说主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是，可以感觉出自叙所谓‘哭泣’，与阅读小说后得到的印象存在相当的差距……”参见[日]樽本照雄《清末小说研究集稿》，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78页。

      ⑥[捷克]普实克《二十世纪初中国小说中叙事者功能的变化》，李欧梵编，郭建玲译《抒情与史诗——现代中国文学论集》，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09—119页。

      ⑦[捷克]米列娜《晚清小说情节结构的类型研究》，米列娜编，伍晓明译《从传统到现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页。

      ⑧《文学的前途》，第54页。

      ⑨国内多年来的刘鹗、《老残游记》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不过，对于小说的结构问题，多直接归咎于清末小说普遍的质量低下。另有一些研究偏向评价、定性，虽也结合了刘鹗本人的生平，但正是由于刘鹗亦儒亦商，行事颇多争议，“知人论世”往往演变为对于研究者所处年代的历史观的反映。海外汉学的相关研究特别关注小说文本内部的自洽，这也体现出二十世纪以来欧美文学理论由“作者中心”向“文本中心”的转变趋势，此类研究强调文本细读，不乏洞见。更为晚近的王德威等人的研究，倒不如说是“文本中心”向“读者中心”的转向，角度更为奇崛新颖，不拘泥于完整的文本，而是大胆地将文本碎片化之后将其在文学史上重新定位。今天看来，这些研究又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作者”。此外，关于刘鹗的诸多新的史料与发现，确实提供了更多无法忽视的线索，让人得以重新看待这部作品的结构问题。

      ⑩《老残游记》发表在《绣像小说》与《天津日日新闻》上时，有一段“自叙”，后来印行的单行本等，也多保留“自叙”二字。而《续集》正文前一段功能相同的说明文字，用了“自序”两字。为与原文保持一致，本文保留《初集》“自叙”的说法与《续集》“自序”的说法，虽称谓有一字之差，实则功能相同，并无差异。

      (11)刘鹗著，王继权校点《老残游记》，《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由于《老残游记》初载于《绣像小说》(1903-1904)，至第十三回中止，后又在《天津日日新闻》发表，故现存两种版本。《中国近代小说大系》全文收录了两种版本，由于《天津日日新闻》版为刘鹗生前重新发表，故本文引文(包括自叙、评点)皆以此为准，也即天津日日新闻社印刷，天津孟晋书社发行本为底本(1906)，该书《续集》以《天津日日新闻》剪报本为底本。

      (12)《老残游记》自叙，第8页。

      (13)王德威《〈老残游记〉与公案小说》，《想象中国的方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3—70页。

      (14)《老残游记》，第196页。

      (15)参见刘鹗日记。乙巳日记：十月初三日：“归寓，撰《老残游记》卷十一告成。”十月初四日：“撰《老残游记》卷十五。”十月初五日：“决计回京，约松乔来，合同签字。撰《老残游记》卷十六。”十月十九日：“夜撰《老残游记》二纸。”此处的乙巳年即1905年。参见刘德隆等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9—272页。

      (16)关于《老残游记》的写作与发表时间，历来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最早刊发《老残游记》前十四回(其中两回被编辑删改)的《绣像小说》原本仍存，不难查找；但后来重新刊发这部小说，并一直登至二十回，乃至续集的《天津日日新闻》，起初并没有被找到。直到阿英和樽本照雄相继发现了根据《天津日日新闻》影印的带有报纸出版日期的《老残游记》版本，作品的不同部分的确切发表时间才得到了确认。而对照刘鹗现存的日记，最终可以推知作品不同部分的大致写作时间。这一研究成果已得到偏重考证的学者们的公认，但并未见到任何解读分析文本时注意到此事。另，刘鹗的后人刘大绅曾撰文提供过一种关于写作时间的说法，但后来已被证明是不可靠的。参见《清末小说研究集稿》，第31—34页。

      (17)最初刊载于《绣像小说》的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为：《荣苏号》《黄脸人》《住院的病人》等。其中，《黄脸人》和《住院的病人》将小说开头华生的回忆放在了译本的结尾处，取消了内聚焦的限制视角，但倒叙的叙事模式仍然被保留了。

      (18)《老残游记》，第175页。

      (19)吴沃尧《李伯元传》，《月月小说》第1年第3号，1906年。

      (20)由于《老残游记》回评有的有署名，有的并未署名，故使用之前，有必要先对回评的作者做出说明。这些回评中有些直接署名“蝶隐加评”(蝶隐为刘鹗笔名之一)，也有个别回评并未注明“蝶隐加评”，且并非由于版面限制所致。限于篇幅与主题，此处无法详尽考释每则回评是否确为刘鹗所作，为使讨论更为严谨，此处选取来作比较的，均为明确署名为作者本人所作，并无争议的十三则回评。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时，曾引用卷一六“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并说明是作者自评。刘鹗后人刘大绅也曾说，“原稿前十四卷之后，皆有评语，亦先君自写，非他人后加。今坊印本多去之，实大误也”。参见刘大绅《关于〈老残游记〉》，《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第390—411页。但亦有学者考证认为，并不是所有回评都出自刘鹗本人。参见张亚权《〈老残游记〉原评考索》，《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

      (21)并不是每一回都有回评。前十四回共十一则回评，后六回共三则回评。

      (22)清末作者本人自评的广泛使用，既体现着写作与阅读过程中作者对“知音”的重视与直接的召唤，同时，由于期刊连载的方式，自评也常常难免自我吹嘘，具备一定的广告性质。但归根结蒂，它仍然意在点醒读者留心作者的特别用力之处。

      (23)《老残游记》，第129页。

      (24)《老残游记》，第138页。

      (25)《老残游记》，第147页。

      (26)《老残游记》，第157页。

      (27)《老残游记》，第167页。

      (28)刘鹗后人又提供“外编残卷”一回，这一回既不属于《初集》，也不属于《续集》，是作者的残稿，生前并未发表。

      (29)现有文学史中，多数未提到《续集》，但论述过程中，有一些实际上就包含着《续集》的内容。刘春芳《刘鹗与〈老残游记·二集〉的心理观照》，《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金刚师红(刘蕻)《刘鹗〈老残游记·二集〉与佛教思想的关系》，《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0年7月第4期，是为数不多的讨论《二集》的专文，前者也认为“作品二集，迄今仍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不过，两文都未提及这篇自序。

      (30)《老残游记》续集自序，第199页。

      (31)袁梅译注《屈原宋玉辞赋译注》，齐鲁书社2008年版，第116页。

      (32)《老残游记》续集自序，第200页。

      (33)刘鹗著，刘惠荪标注《铁云诗存》自序，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3页。

      (34)《续集》并未全部完成。现存最后一回第九回末尾，老残伴随着越来越浓烈的檀香气味，就要回到阳间，但还未真正回转阳间：“老残诧异不解何故，正欲询问，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老残游记》，第283页)

      (35)有学者专门就小说中的“黄龙子”、“青龙子”、“赤龙子”做过一些研究，但并无定论。亦有人认为“黄龙子”为李龙川。

      (36)刘鹗一生行事多遭人议论。他本人可以说是深受他人“议论”之苦，刘春芳在《刘鹗与〈老残游记·二集〉的心理观照》一文中，说刘鹗在《续集》中特别强调“口过”在阴间所受到的惩罚，与他本人最后十年间所遭受的误解和质疑脱不开干系，是有一定道理的。事实上，对于刘鹗引入外商合资，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从事经商活动等事，即便被刘鹗引为“知己”的太谷学派第三代传人黄葆年，亦持保留态度。刘鹗晚年很可能正遭遇一场愈演愈烈的“精神危机”。

      (37)蒋逸雪《刘鹗年谱》，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42页。

      (38)参见刘鹗致陆树藩书信(二)，《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第296页。

      (3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外务部档案《赵尔巽档》(微缩胶片)：致外务部函(光绪三十二年)、刘鹗致赵尔巽禀稿，以及外务部回复赵尔巽咨文。

      (40)刘春芳在《刘鹗与〈老残游记·二集〉的心理观照》中，将《二集》作为刘鹗最后的人生陈述，并特别注意到《二集》最后三回阴曹地府中对于“口过”害人的描述，认为这正是刘鹗写作《二集》时的心理写照，确是中肯之见。

      (41)刘鹗与长兄感情甚笃。两人早年曾一同访太谷学派李龙川，此后，刘鹗父亲刘成忠过世，长兄也曾资助刘鹗生活。刘鹗乙巳日记中曾记载长兄辞世：“三月十八日，阴。昨夜心摇摇如悬旌，至三钟始卧，甫欲成寐，有大声如物仆地，惊醒，家人皆睡熟。知有变，燃灯起坐。一刻许，王荣来敲门，云大哥去矣！呜呼哀哉！予之不才，赖大哥不时诫我，今而后予欲寡过，不更难乎！急赴昌寿里哭之。监家人为易衣服。材木为姚少铭所买，布置琐事，徐锡卿也。文字之事，赖汪剑农。”此前日记中，也多次记载刘鹗前去探望，以及大哥病情的变化。参见《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第227页。

      (42)梁启超《告小说家》，《中华小说界》第2卷第1期，19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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