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少数民族论文,传统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804(1999)-0076-05
如果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暴露出的道德与信仰危机是工业化迅速发展所致的话，那么以“边缘”为特征的西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其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壁垒”性制约作用，则是工业化的滞后造成的。但这并不说明工业化必然带来文化危机，也不说明民族文化就必然阻碍工业化发展。事实上，不论是李光耀的“文化决定命运论”（注：（美）法里德·扎卡里亚·文化决定命运——李光耀访谈录[A].公共论丛·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C]·上海：三联书店，1995.），还是金大中的“文化不能决定命运论”（注：（韩）金大中。文化决定命运吗？——关于亚洲反民主观的神话[A].公共论丛·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C].上海：三联书店，1995.），都表明了民族文化与民族命运休戚相关的深刻联系。只不过李光耀强调了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而金大中则强调了弃恶扬善的适应性文化变革的重要性而已。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性条件，没能先于工业化或与工业化同步形成相应的文化力，因而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下显得措手不及，失去了发展重心。事实上，作为后进地区的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种传统文化积淀在业已逐步扩大的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是促进还是抑制、是主动适应还是盲目跟进，这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民族经济发展的方向、速度、质量与动力，因而决定着民族未来的命运。
一
要想找到西北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途径，就应该从了解其民族文化的特征开始。
1.以宗教为核心的基本文化构成
美国著名的宗教学家保罗·蒂利希说过：“作为终极关切的宗教是赋予文化的意义的本体，而文化则是宗教的基本关切表达自身的形式的总和。简言之，宗教是文化的本体，文化是宗教的形式。”（注：张志刚。宗教文化学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5.）
西北民族地区是两大世界性宗教伊斯兰教与佛教盛传的地区。聚居在这里的16个少数民族多是全民信教，其中回族、维吾尔、哈萨克等十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藏、蒙古、土、裕固等民族信仰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宗教与西北各少数民族关系因其结合时间、程度、方式的不同，体现为三大类型（注：杨建新。论我国西北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A].赵延年。论民族问题[C].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第一类是以维吾尔与蒙古族为主。宗教在其民族最初历史阶段作用不大，但后来随着宗教传播及其与政治势力的密切关系，逐渐改变了整个民族的心理状态和民族意识，使之符合新的宗教观念。第二类是藏族。自七世纪以来，佛教就逐渐开始在藏民族的思想意识和生活习俗中占据主导地位，随着政教合一体制的建立，宗教渗透于藏族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成为藏文化体系的主导。第三类是回、东乡等族。宗教在这些民族的形成中起过重大作用，宗教规范与民族的共同性紧密融合为一体。
建国后，伴随着政教分离及宗教封建特权和剥削制度的废除，宗教的社会功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它“主要成为人民群众的信仰和精神寄托，成为一种生活习俗”（注：杨建新。论我国西北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A].赵延年。论民族问题[C].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因此，宗教作为一种制度虽然消失了，但作为一种信仰，它对各少数民族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仍具有很大影响力。
2.伊斯兰教、佛教与汉文化三大板块并存博奕的文化格局
伊斯兰教在西北的每一次重大扩展都有政治势力的辅助。从唐天宝年间中亚战争到喀喇汗王国兴起与扩张，从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到阿古柏政权的洋枪洋炮，伊斯兰教的传播激起的文化冲突是最为激烈的。它构成了三大文化板块博奕格局中的“西倾”力量。
佛教自七世纪从印度传入藏区后，在和当地原始宗教笨教的结合融化后形成藏传佛教，并先后出现很多教派。15世纪青海出生的宗喀巴创立的“格鲁派”（俗称黄教），在蒙古族军事力量支持下相继取得在青、康、藏等地区的统治地位，明、清政府也对其极力扶植。藏传佛教构成三大文化板块博奕格局之“南倾”力量。
汉文化从公元二世纪汉武帝出兵匈奴开始，便随着中央政权的西进而逐步扩大其在西北的辐射及渗透范围。汉文化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始终保持着兼容并蓄的消化力，虽然历史上中原政权与西北少数民族关系因政治、军事和民族等因素影响而时好时坏，时断时续，但汉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却构成了西北与中原地区最为牢固和持久的联系纽带。汉文化是三大文化板块博奕格局中的“东倾”力量，为维护民族团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总之，这三大文化板块都远离其文化发祥地而使西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具备了边缘性文化群落的特征，因此其文化发展与传播包含了更多的政治和军事内容。而且这三大文化板块间以及各板块内部派系形成的次文化圈，构成了西北民族交流及冲突的文化单元。这种冲突与博奕的直接后果就是文明的整合与民族的融汇，并逐渐向以汉文化为纽带的“三元一体”格局演变。除此之外，严酷而相似的自然环境又使他们在人与自然、社会的相互砥砺、交融过程中，形成了独具高原特色与草原风情的文化底蕴，表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聚性特征。如在世界观上敬天、顺天思想以及对“神”的崇敬，在思维方式上长于具象思维，人际交往中热情好客、质朴坦诚，而性格则内敛敦厚、保守务实等。
3.开放与保守并存的文化二元结构
经济对文化的需要总是促进文化发展的极大动力。在西北大中城市近郊辐射带和宁夏平原、新疆天山南北等农业发达地区，由于经济往来与商品生产的发达，其外向型的经济同时带来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使人们的思想观念、经济意识都有长足进步。比如甘南藏族自治州接近拉卜楞寺等旅游区的农牧民，其商业意识、思想观念就比其他地区的农牧民要领先得多。而后一部分居住在自然环境极端恶劣的地区的农牧民，由于落后生产力和自给自足生产方式的制约，形成了相对保守的思想观念与文化氛围。可以说文化二元结构直接根源于经济二元结构。正是因为经济发展不均衡，才出现了这种文化发展的落差。不过现阶段西北民族地区的文化二元结构还是保守型一元占绝对主导地位，开放型文化只是崭露头角，尚未形成很大气候。
二
一定的民族形成一定的文化，一定的文化又是以个体的人作为载体。因此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其实质就是文化通过对人的影响而产生对经济发展的文化力作用。文化力作为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相结合的综合社会力，一方面可以形成民族的凝聚力、价值取向的同心力，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和组织制度的建设，另一方面它可以通过潜涵或内隐的力量作用于市场经济主体——人的发展和现代化，塑造和培育具有现代意识的劳动者和各方面人才，强化智力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开发与保护。
利用文化力来分析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其优点在于避免了文化涵义理解认识上的偏差。因为文化涵义的广泛性与复杂性，使得提取一定的民族文化成分来分析其对经济的影响，往往存在着主观化、静止化和绝对化倾向。事实上任何这方面分析都存在着标准难以确定的困难。比如儒家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就因地因时的不同而相差甚大，因此至今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西北少数民族文化的边缘性特征，使得这种具体的分析更加困难。因此我们从文化力构成的三个角度来分析西北少数民族文化与经济的关系。
从物质文化角度看，西北少数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演绎，反映了一个相对的、由盛及衰的变迁过程。早在秦汉隋唐时代，西北古代民族戎、羌、匈奴和鲜卑等民族还居住在草丰水美、遍地牛羊的大草原上，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但随着宋元以后中国经济中心逐步南移，西北民族地区的经济也逐渐落后于东南沿海一带，形成巨大的落差。据不完全统计，现在西北少数民族贫困人口近千万，占其民族总人口的一半以上。以青海省为例，全省共有贫困县14个，其中有4个民族自治县和8个藏族自治州所属县，贫困面之大可见一斑。与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西北民族地区交通、通讯和技术等方面均处于滞后状态，并最终直接造成文化力的不足。因为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西北少数民族不得不在生存经济的缝隙中苦苦挣扎，这种残酷的生活现实使他们更多地将希望寄托在“来世”的安排，从而使宗教广为流传。因此在物质文化方面所形成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力是相对微弱的。
从制度文化角度看，由于传统文化积淀与宗教信仰形成了西北民族地区“非正式规则的强大与正式制度的弱小”（注：参见教育部人文社科“九五”规划项目(98JAQ850003)“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环境、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研究”成果之二：高新才，马文龙。供给创造需求的制度变迁模式[Z].），因而在现有制度安排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力，往往表现出与市场经济的不适应，并最终构成经济发展的壁垒。
从价值观念角度看，西北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基本的民族认同思想依然居主导地位，因此各少数民族农牧民还无法摆脱其思想的惰性与观念的束缚，因而所形成的文化力还在短时间内无法与市场经济接轨。
总之，文化力与市场经济之间互动循环、相互支撑的关系，表明了人力资源的重要性。虽然西北少数民族现阶段文化力的孱弱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壁垒，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必将通过对个体农牧民的逐步渗透而影响到文化力，而文化力一旦与经济发展形成目标一致的合力，那么人的潜能就能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带动整个经济高速发展。
三
任何民族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过渡都意味着经济体制和社会价值的巨大历史变迁，都必然会解构传统的社会和文化整体，破除旧有的权威，因而是一个漫长而充满风险的过程。
西方发达国家中的基督教文化圈，在工业化之前便完成了宗教改革，形成了以新教伦理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文化精神，因而社会获得了持续发展的动力，基督教的职能也核心地体现为道德约束功能，具有了更多的积极性意义。
由此，我们认为，西北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首要课题就是找准传统与现代化的联结点，顺应社会发展趋势，确立为市场经济发展服务的新文化，从而形成强大的文化力，推动民族经济迅速发展。这场现代化进程必须解决好三大问题。
1.如何实现宗教现代化
宗教现代化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导向作用，是“抑制或加速经济增长的基础，并且决定着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注：（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5.）。因此没有宗教文化支持，没有宗教权威的合理利用，在西北民族地区就很难调动各族人民参加到市场经济建设中来。其矛盾集中体现在：(1)宗教“出世”和“来世”观念与市场经济自主竞争、求实求利的原则的矛盾。(2)宗教禁忌与自然资源开发的矛盾。(3)形成于宗教基础上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以及行为规范与国家法律法规的矛盾。(4)宗教教育观念和现代科技发展的矛盾等。
解决这些矛盾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通过各种方式淡化宗教对政治、经济的权威性影响，使宗教逐渐从现实王国向纯粹的精神理念王国转移。(2)加速宗教世俗化进程，对宗教教义中与市场经济严重冲突的内容给予折衷性重解。(3)加强宣传教育，培养人们市场经济意识，改变农牧民保守的思想观念。(4)利用族际文化交流，激发农牧民对现实生活的激情与憧憬，打破固有宗教心理平衡，创造农牧民文化转型期的心理临界状态。
2.解决文化多元汇聚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矛盾
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的前提是统一的文化认同。西北民族地区有16个少数民族聚居，近40个民族分布，除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外，道教、萨满教、东正教也都不同程度发挥着影响力，而且语言文字丰富多样，使族际交流与沟通更加困难。总之，各少数民族不同的生产方式、民族历史情绪以及民族文化的多元化、多层次性特征，构成了一个个或大或小的民族藩篱，严重制约了区域内商品与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无法形成经济的规模化生产与资源的合理配置。解决这个矛盾，应从三方面着手：(1)加强普法教育，逐步用法律替代惯例，用法治替代人治，最终实现法制化。(2)利用汉文化的强势地位和纽带作用，实行双语教学，从而为族际交流提供共同的文化参照。(3)以市场经济规律为标尺，加强族际间物质与文化的交流。
3.解决文化转型与优秀民族文化遗失的矛盾
虽然我们提倡民族交流与共同文化认可，但这并不意味着要进行民族同化。民族同化是被同化者与同化者共同的悲哀。中国历经五千年的历史洗礼依然能重新振作，这与周边少数民族不断与汉族融合而提高其民族素质、丰富其民族文化有着直接的联系。正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所言：“在告别过去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深刻的不安，失去传统会使我们一无所有。”（注：（美）法里德·扎卡里亚·文化决定命运——李光耀访谈录[A].公共论丛·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C]·上海：三联书店，1995.）由此可见，保存民族优秀文化与文化转型同样重要。服饰、语言、舞蹈、民居、礼仪及许多无形的优秀的民族文化心理等，都值得保存下来，但是现代工业社会中盲目趋同之风与各少数民族朴实而澄明的理性与智慧，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为避免出现类似于北美印第安人被同化的不幸与痛苦，西北少数民族保护优秀的民族文化刻不容缓，我们的初步构想是：(1)发展民族特色旅游。利用本地区丰富的人文资源及独特的自然景观，开辟一些展现民族风情与人文积淀的地区作为旅游景点，这样不仅能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又能有效保护一些民族优秀文化。(2)建设人文生态保护社区。对一些相对集中分布而又具有典型的民族特色的地区，建立成比较独立的社区，通过一定资金的注入，由本民族按照自己民族的特性来确定一种发展的模式，并通过向游人部分开放等方式来确定长远的自我发展道路。(3)政府要重视民族经济发展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不能以牺牲民族优秀文化作为代价，要制定长远的发展思路，以民族特色作为经济开发的起点，从而使文化力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互相促动。
四
总而言之，在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改革、宗教与世俗这几种力量相互碰撞与冲突之下，民族现代化是以人的换位和痛苦的高昂代价来换取新的机会与前景，它的发展必然造成政治经济利益的再分配，因此对其困难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估计和准备。
西北少数民族要在保持文化的历史连续性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这里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供参考：(1)以市场经济发展为突破口，通过信息、交通、生产力条件的改善，给各少数民族提供更多的接近现代生活、生产的基础，创造人们改变观念的社会条件。(2)发挥政府作为民族现代化的倡导者、组织者和调控者的职能，通过适当教育、引导和利益驱动，逐步消除传统心理定式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3)抓住国家扶贫工作的“输血”机会，变救济式扶贫为开发式扶贫，长远规划，合理利用，打破传统文化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4)以本族的力量为根本，利用宗教的权威性为改革服务，注意培养少数民族经济带头人，发挥“能人”示范效应，打破各民族固有的心理平衡，激发其变革的需求。(5)将民族教育与现代教育相结合，不要一味搞思想宣传，追求一时的新闻效应，要将教育重点放在培养下一代人的基础教育上，切实提高下一代人的文化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