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公司“用脚投票”？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失衡的视角_金融论文

贸易企业“用脚投票”？——基于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不均衡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用脚论文,不均衡论文,区域论文,水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一方面观察到许多企业从东部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另一方面也能观察到许多大型“优质”企业从中西部地区向金融市场发达的沿海地区转移。贸易企业转移既受到劳动力成本的影响，也受到金融要素的制约。学者研究了前一种转移的动因，即贸易企业为了降低劳动力等成本，从东部移到中西部地区（范剑勇，2004，2006）。那么，如何认识后一种转移的动因和影响？

      从动因上来看，目前学者们就金融发展对贸易企业转移的影响研究不足。以往研究从4个比较优势的角度研究了产业转移①，“钻石理论”则从区域竞争力和产业生命周期的角度分析了产业转移的决定要素（Porter，1990）；但这些研究未深入到企业层面的决策。Krugman（1991）发展了以垄断竞争为特征的新经济地理学。Ottaviano等（2002）发现贸易企业集群受运输成本，规模报酬递增和异质程度影响。Baldwin和Okubo（2006）论证了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可能通过“自选择效应”进行迁移并聚集。在我国，学者们主要分析了要素禀赋（鞠建东等，2004）、技术流动（王华等，2010）、劳动力流动（范剑勇，2004，2006）和企业社会网络（符正平，2008）对企业转移的影响。

      在金融要素方面，以往研究主要分析了金融约束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Bellone et al.，2010；Amiti and Weinstein，2011；Manova，2013；Chaney，2013；Feenstra et al.，2014；黄玖立、冼国明，2010；于洪霞等，2011）。而本文直接研究金融要素对贸易企业转移的影响。金融要素通过资本路径进入企业成本函数，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本要素比重上升，其对贸易企业的作用日趋显著。同时贸易企业还面临特定的融资约束，因此当地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对贸易企业转移的影响应该更加显著。

      从影响上看，这种双向贸易企业转移是否能提高我国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呢？从最基本的经济学逻辑出发，市场经济中的一个自发行为应该是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贸易企业主动自发的“用脚投票”行为是否也能优化资源的配置？在我国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动的现状下，企业的转移是否能一定意义上替代要素的流动？

      这个问题涉及我国现阶段存在的金融和其他资源错配问题。资源错配既是现阶段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错配资源重新分配又构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Hsieh等（2009）发现，将生产要素重新配置给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大约每年提升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2%左右，Brandt等（2009）进一步指出，资源重配的机制是新进入企业的生产率高于退出市场的破产企业的生产率。Zheng等（2011）的研究表明，金融资源的错配和重新配置很大程度解释了我国的经济发展路径。在现阶段我国要素不能完全跨区域流动和企业可以跨区域流动的背景下，以往研究中资源重新分配的机制都是通过低生产率企业的退出和高生产率企业的进入来实现，而非通过企业主动的选址和转移进行。

      我国现实中存在着区域间金融发展的不均衡，如果高生产率企业选择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生产，那么企业这种区域间的自由流动替代了金融资源在企业间的流动，实现了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此时金融资源的重新配置不需要完全通过“优质”企业挤出“劣质”企业实现。

      本文在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不均衡的背景下，研究了金融要素对贸易企业转移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表明，企业转移实质上意味着企业拥有的技术、企业家才能等资源在不同区域的流动和优化配置，更“优质”企业转移到金融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进行生产，从而通过“用脚投票”优化了整个社会在金融资源上的配置，实证结果支撑了金融发展显著促进贸易企业转移的结论。

      二、理论模型

      本文参考Melitz（2003）关于异质企业一般均衡的假定，并假设贸易企业生产率x的密度函数为f（x），将生产率区间标准化为[0，1]。考虑将产品全部出口的纯贸易企业。存在两个国家，劳动力是唯一生产投入要素，本国人口规模为L，工资水平为w，外国的相应指标加上标“*”表示。

      国内外均存在两个生产部门，其中第一个部门使用规模报酬不变的技术生产单一同质可自由贸易的计价物商品，其价格标准化为1，且该部门只有一种投入为劳动力。另一个部门生产连续的差异化商品，该部门的企业之间存在垄断竞争关系，即每个垄断企业生产一种异质商品。

      假设本国存在两个地点A、B。运输成本以冰山成本表示，一单位的商品仅有1/τ商品能成功运输到外国市场，其中τ＞1。贸易企业现存在于A，若将厂址迁移至B需要重新建厂，并将A地的原企业出售。为仅考虑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假设A、B两地其他条件相同。厂址转移后不再支付进入国外的滩头成本。而并不知道企业确切生产率的B地垄断金融机构将设置合理的利率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

      对于每个企业而言，在生产率能支撑其在A地生存的前提下，其主要决策为是否进行厂址的迁移。对银行等债券投资者和其他股权投资者而言，其主要决策为设置合理的融资成本，从而实现自身利润的最大化。同时本文考虑到金融机构的垄断地位、集中决策的能力以及单个贸易企业分散决策的现状，将金融机构设置为后动方，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般均衡。为简化模型，本文只考虑一期静态均衡。

      （一）贸易企业转移决策

      假设国外消费者满足CES效用函数。其中

为计价物商品。

代表差异化商品，

为差异化商品集，σ为差异化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则国外消费者效用函数为：

      

      

      以及在出售成本|k|较小时：

      

      由介值定理和式（3）、（4）、（5）得到存在唯一

      

      （二）金融发展水平与企业迁移

      

      k可以代表B地的资产变现能力，r、θ表示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的成本。

      （三）金融机构利润最大化决策

      投资者一方面可以提高他们的单位收益r、θ，另一方面这会提高企业转移的生产率门槛，更少的企业转移到B地意味着投资者收益的下降，投资者于是面临这两方面的权衡。对于银行等债权投资者，其最优决策为：对于股权投资者，其最优决策为：

      

      对于股权投资者，其最优决策为：

      

      （四）特例

      假设λ（x）=x，k=0，f（x）=1，可得出企业进行迁移的临界点

满足：

      

      对债权投资者而言，代入（10）有：

      

      在这种情况下

与θ无关，股权投资者取角点解θ=1，即股权投资者拿走了所有的剩余盈利。由于企业恰好能以原价出售固定资产，因此转移的生产率阈值不取决于股权投资者的比例。此时作为剩余索取者的股权投资人选择将所有剩余全部拿走。但如果考虑下一步博弈，企业意识到股权投资者的这种行为，则没有企业选择迁移。金融机构的垄断导致了转移行为消失。

      上述分析说明：第一，生产率与金融发展水平结合起来影响企业的转移行为决策。当迁入地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即使生产率很低，生产率阈值仍会降低到企业生产率水平之下。而当企业面临较高金融约束时，“优质”企业的生产率仍可能超过生产率阈值。两种情况下，企业都选择转移到新的地点。第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会降低企业转移的生产率阈值，贸易企业转移时的自选择效应使得高生产率的企业可以享受到迁移地的金融发展优势，从而实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金融资源在企业间的有效配置并非一定通过高生产率企业“挤出”低生产率并导致其破产来实现，企业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也能部分实现金融资源配置给优质企业。

      三、计量模型

      （一）模型设定和变量

      本文考察各省份的金融发展水平如何影响贸易企业转移。若一些企业选择从A省迁移到B省，那么会引起该省贸易额的变化。因此本文选择每个省贸易额的变化额作为被解释变量。一个省的贸易额的变化可能来源于4个方面：净迁移、新建和消亡的贸易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国外需求的变化。以贸易额变化作为转移额指标的合理性在于：

      第一，净迁移毫无疑问是本文考察的对象。第二，新建企业也存在选址问题，企业将厂房新建在A省而不建在B省，本身就是向A省的隐性转移。新建和转移时企业自身面临的经济决策相同，因此两者经济学意义是否相同取决于政府政策等外部环境对于转移企业和新建企业是否会区别对待。一般而言，地方政府选择招商引“资”而不是引“厂”。第三，假设各省企业破产消亡概率相同。第四，将生产率作为一个控制变量，以考察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第五，忽略了各省出口结构的差异从而假设国外需求的变化对省际面板个体的影响一致，可包含在固定的时间效应中。

      出口生产率阈值实际上无法计算，实证中学者们将企业出口对金融发展指标进行回归，间接证明两者的关系（Feenstra et al.，2014）。本文借鉴上述实证方法，研究金融发展水平对贸易企业转移量的影响。本文参照Beck（2000）的做法，使用银行信贷占GDP的相对规模衡量信贷市场发展水平，股票市场发行和信用债发行相对规模③衡量证券市场发展水平。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也是金融发展水平的重要方面，本文由此加入二级市场相对规模作为流动性考量，同时依据以往研究将劳动力、技术、土地、运输4种成本作为控制变量。表1展示了本文选取的实证分析变量。

      本文的基本回归方程为：

      

      其中，Y、F、X分别表示贸易转移总额、金融发展水平和控制变量，i、t分别表示第i个省和第t年。如前所述

为各省贸易额的年变化额对数值，金融发展水平包含4个具体指标，分别为全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额、年度股票交易额、信用债券发行值和商业银行贷款总额占全省GDP的比重。控制变量包括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单位：元），劳动力总量（单位：万人），劳动力的人均产出，技术合同（包括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标的金额总和（单位：亿元），工业用土地交易价格指数，累积货物重量和运送距离的乘积（单位：亿吨公里）。上述总额变量在实证中均取对数值。为避免个体不变因素和国际需求变化等对贸易转移额的影响，回归中考虑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

      

      （二）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包括中国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西藏、青海和台湾除外）2002～2011年的年度数据。其中，劳动力年平均工资水平、劳动力数量、技术市场成交额、土地价格、货物周转量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份统计年鉴（2003～2011）、各省份劳动局网站、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及Wind数据库（2012）。金融发展水平上，直接融资渠道考虑各省份股票发行市场规模、信用债规模、股票交易市场规模3个变量。金融市场规模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以及国泰安数据库。间接融资渠道考虑银行贷款规模，2004～2011年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2002～2003年数据来源于金融年鉴。

      四、实证结果

      （一）绝对金融发展水平的回归结果

      基于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计量结果如表2所示，将贸易转移额对金融发展水平和其他控制变量在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省份层面分别进行回归④。金融发展指标中，银行信贷和股票融资指标均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检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IPO发行量占GDP比重增加1%，东中西部各省份贸易转移额平均分别增加1.12%，1.04%和1.80%。银行信贷增加1%，东中西部各省份贸易转移额平均分别增加8.28%、5.50%和5.03%。二级市场股票交易量增加1%，东中部贸易转移额平均分别增加1.14%和1.01%，西部贸易转移量增加不显著。这表明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对该地区的贸易转移额具有正向影响，且影响大小随着金融市场发达程度而更加显著；二级市场的活跃程度对当地贸易转移额的影响由东向西部地区依次减弱。信用债指标的效应不显著，反映出其在国家管制下难以对贸易企业转移产生显著的金融支撑。

      

      其他影响贸易企业转移的因素的回归结果表明，技术和土地成本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运输成本以及劳动力要素不如传统理论所认为的那么重要。上述结果说明：第一，我国贸易企业逐步向技术密集化转型，而东部地区贸易企业的转移对技术的依赖程度较大。第二，土地价格成为制约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可能源于土地价格在企业成本函数中的比重较大。第三，与理论模型一致，生产率的提高会促进贸易企业转移。第四，中部地区劳动力对贸易转移额影响显著，部分反映出中部贸易企业劳动密集型的特点。

      中东西部回归结果差异表明，东部出现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特征，中部呈现劳动密集型特征。东部地区各种金融渠道影响显著，技术、土地要素影响明显，不仅体现了企业较高的资本技术密集水平，也表现出金融市场结构的深化。中部地区劳动力具有显著影响，同时银行信贷影响较大，而技术和土地价格也有一定影响，体现了中部地区企业劳动密集度高，融资主要依赖传统信贷渠道。西部地区二级市场影响不显著，各金融指标边际影响最低，金融支持机制处于初级发展水平。

      （二）相对金融发展水平的回归结果

      企业转移除考虑迁入地的绝对金融发展水平，还面临对两地金融市场的比较和选择。衡量两地相对金融发展水平可采用两地绝对金融发展水平指标之差，在省际面板个体间两两匹配共

个，其中N为省份数量。但本文并没有从一省份向另一省份转移的数据，而只有其他所有地区向该省份转入总额的数据。因此构造了衡量一省份与其他地区的相对金融发展水平指标——某省份的绝对金融发展水平与其他28个省份平均金融发展水平的差额，差值越大说明该省份相对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表3展示了相对金融发展水平对贸易企业转移影响的回归结果⑤。

      

      相对金融发展水平的回归结果与之前结果基本一致。IPO指标，银行贷款和股票交易额显著，而信用债指标不显著。IPO的相对变动对中国东中部的贸易企业转移的影响分别是1.501和2.091，对西部贸易企业转移的影响不显著；银行贷款量的相对变动对中国东中西部的影响分别是2.11、2.001和2.018；股票交易额的相对变动对中国东中西部的影响分别是1.213、1.023和1.49。东部地区贸易企业受到金融市场影响更大，而中西部地区影响较小，金融支持渠道表现出东强西弱和东部金融结构深化的特点。

      （三）稳健性检验

      1.剔除劳动力生产率

      理论模型说明，金融发展水平和生产率对企业转移均有显著影响。但金融的发展仅降低了转移生产率阈值，而非直接提高企业生产率。如果两者的相互影响明显，则计量结论会强烈依赖于影响路径和模型设定。本文剔除劳动力生产率进行分析，表4中列（1）报告了该结果。在剔除生产率变量后。金融发展能显著增加贸易企业转入；比较表2和表4发现，4个金融发展指标的回归系数几乎没有差异。这表明金融发展不是通过影响生产率来间接影响企业转移，而是对企业转移行为具有直接影响。

      

      2.剔除劳动力人数变量

      本文考虑了两个劳动力指标，其中劳动可得性以劳动人数表示，劳动成本采用平均工资表示。劳动成本是企业直接关注对象，但劳动力人数来源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与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口径不同，以户籍所在地划分劳动力区域不能完全表征区域实际可得劳动力。于是本文剔除劳动力人数进行了回归，表4中列（2）的结果说明金融发展指标的边际效应无显著改变，中部地区受到劳动力成本的影响更大。

      3.贸易比重变化额和贸易额年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

      金煜等（2006）使用年度地区工业产值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衡量工业聚集度。作为稳健性检验，本文使用各省份贸易额占全国比重的变化额来衡量贸易转移额。表4中列（3）和（4）分别将被解释变量更换为贸易比重变化额和贸易额年增长率进行了计量分析。回归结果显示IPO市场以及银行信贷的支持作用均显著，二级市场部分显著，信用债市场作用不显著。东中西部地区子样本的回归结果仍然呈现出在金融市场影响广度和深度上，东部最高，中部次之和西部最次的态势，实证结论较为稳健⑥。

      总而言之，传统要素，包括劳动力和运输成本等对贸易企业转移的影响较弱，而资本、土地、技术等要素的影响较强。金融和技术要素比较重要，中部地区劳动力要素影响显著。金融发展对全国范围内的贸易企业转移具有显著的影响。在各种金融渠道中，银行信贷和股票一级市场融资对贸易企业转移具有显著影响，作为金融市场流动性指标的二级市场交易量对贸易转移也具有一定的影响，而受到管制的信用债市场影响不明显。

      本文就金融发展水平对贸易企业转移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驱动我国贸易企业“用脚投票”的因素不仅包括劳动力和运输成本等因素，还包括金融发展水平、技术可得性、土地成本等。本文从理论上解释了金融发展对企业转移行为的影响机制，即只有越过转移生产率阈值的企业才会选择转移，而迁入地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会降低该阈值，从而增加迁入的贸易企业数量。

      基于省际贸易企业的面板回归结果表明，较高的绝对和相对金融发展水平均提升了贸易企业转移，贸易企业更偏好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方。同时劳动力和运输成本等传统因素的影响正在逐渐减弱。从区域特征来看东部地区首次公开发行、二级市场交易量和银行信贷均对贸易企业转移具有显著影响，呈现出较为完善的金融结构和多层次的融资渠道；中部地区金融要素对贸易企业转移的影响次之，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的影响较大，呈现出劳动密集型特征；西部地区贸易产业和金融市场都呈现出较低的发展水平。

      本文的研究具有以下现实意义和政策内涵。第一，比较优势不能持久地来源于低廉的劳动力，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助于贸易企业的合理分布。在产业升级的大趋势下，贸易企业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金融和技术要素应成为政企关注的焦点。第二，由于知识生产的内生性和长期性使得技术转型短期内难以实现，而放松外源性金融约束则更可行。因此放松金融约束相对于其他产业调整更具有可操作性。第三，企业的跨区域流动对于要素的自由流动具有替代作用。目前，金融发展区域不均衡和户籍制度等问题在短期内难以充分解决，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要素难以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中小企业融资市场存在一定的信息不对称，此时企业的跨区域流动能部分解决要素自由流动的问题。企业的“用脚投票”引致了自我甄别的结果，高生产率的“优质”企业转移到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获得金融资源，从而实现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在要素市场短期难以实现充分流动的背景下，鼓励企业跨区域转移或成为一种可行的改革方向。

      感谢余淼杰、汪浩、杨汝岱、陈仪、赵玉林、戴觅和张牧扬的建设性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①包括劳动力流动倒逼效应、资本汇聚的驱动效应、技术外溢的扩散效应和政策创新的洼地效应。

      ②省略部分步骤，详细推导可与作者联系。

      ③在我国根据主管审核主体的不同（证监会、发改委或人民银行），信用债分为公司债、企业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

      ④参考以往学者的做法，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和直辖市；中部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汀、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安徽8个省；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10个省份，西藏和青海与其他省份经济存在结构性差异未考虑。

      ⑤后面的回归只报告金融指标回归结果，其他结果可与作者联系。

      ⑥稳健性检验中只报告东部地区的回归结果，其他结果可与作者联系。

标签：金融论文;  用脚投票论文;  生产率论文;  贸易金融论文;  要素市场论文;  市场均衡论文;  劳动生产率论文;  股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