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情报学理论研究中的社会认识论思潮（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认识论论文,思潮论文,理论研究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情报学的发展都遇到了一些困境，这些困境的表现有很多，其中最根本的是无法为情报学找到一个权威的、合适的理论基础。科学哲学（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信息哲学、阐释学、经验主义、建构主义等都被学者作为情报学的理论基础来讨论，但都未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同。这种状况容易导致一个错觉的产生，即情报学是一个“无根”的学科，似乎游离于学科之林以外的独立领域。但笔者认为情报学是一门研究知识以及知识获取的学科，它与哲学上的认识论是紧密联系的，因为认识论的任务就是研究知识的本质、来源、构成要件以及人如何获得知识。所以讨论情报学的理论基础必然不能绕开哲学认识论这一重镇。
西方近代哲学以来的研究重心已经由本体论转向了认识论，现代西方哲学一般排斥形而上学、二元对立，从而出现“存在论转向”现象，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已经无法清晰地发现认识论的影子。在认识论逐渐不景气的现代哲学界，社会认识论独树一帜，它继承了近代西方哲学认识论的衣钵，但有所突破和创新，主要表现在将人的认识视为一种社会的产物，强调不仅单个的人是认识主体，而且整个社会也可以作为认识主体，这样就突破了古希腊哲学以来将认识主体局限在个人的看法。社会认识论由国外图书情报专家首次提出，后来在中外哲学界都得到了广泛重视，作为一种对传统认识论的创新，它必然对情报学产生一定的影响。
1 社会认识论及其主要观点
1.1 社会认识论的产生和发展
社会认识论（social epistemology）这一概念由美国图书馆和情报学家谢拉和艾根于1952年提出的。不久艾根去世，谢拉单独承担了发展社会认识论的重任，并在这一领域获得较高声誉。艾根提出社会认识论这一概念的目的在于解决图书馆和情报学面临的困境，为该学科提供一种理论框架的指导[1]。严格地说，艾根和谢拉提出的社会认识论并不具有太多的哲学意义。在当时的“存在论转向”背景下，社会认识论并未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国内外开始关注社会认识论这一领域。1987年施密特最早在哲学意义上分析了社会认识论概念。几乎在同时，富勒创办了第一个社会认识论学术刊物Social Epistemology，之后许多学者例如劳斯、戈德曼、凯彻尔等都加入到了对该领域的研究中。国内对社会认识论的研究起步时间与国外大致相当。华中科技大学欧阳康教授最早介绍了社会认识论的思想，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许多成果，其他学者如景天魁、陈嘉明也是这一领域的主要代表[2]。
本文将20世纪80年代之前主要由艾根和谢拉提出的社会认识论称为传统社会认识论，而将80年代之后形成的社会认识论称为现代社会认识论。本文讨论的重点是现代社会认识论。
1.2社会认识论的主要观点
社会认识论是在近代认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代认识论主要研究个人的认识问题，而社会认识论不仅研究个人认识问题，更主要的是研究认识的社会性问题以及社会作为认识主体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问题等。社会认识论的主要观点包括：
1.2.1 社会本身可以作为一个认识主体 从古希腊哲学到近代哲学乃至现代哲学中的大部分流派都认为：认识主体只可能是单个的人，只有具备大脑的人才能进行思维和想象，才有资格成为认识的主体。社会认识论认为认识主体是分层次的，自然界从原子、分子、细胞、个体到社会都是认识主体，因为这些不同层次的事物都具有“输入—处理—输出”的特性[3]。其中社会作为整体具有自身的认识机制，而不是单个人认识活动的简单叠加。
1.2.2 知识是由社会生产出来的，必须建立知识生产制度来有效管理知识 社会认识论认为知识和其他物质产品一样由社会生产出来，同时也被社会消费，不同的是知识产品具有特殊性，在生产和消费方面也有不同于物质产品的特点。例如不同人的社会地位、学历、兴趣等对知识产品消费影响巨大。社会认识论的研究成果可以作为制定社会宏观知识管理政策的依据[4]。
1.2.3 在社会主体的认识活动中也有求真的问题 社会主体认识的求真问题与单个主体认识的求真问题不同，它主要是对社会实践进行求真性价值分析的过程。
1.2.4 现代社会人们的知识主要来源于外部，而不是单个的自我 近代以来的哲学认识论，不管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都认为知识是靠人自己去获得的，自身的感觉、知觉、思维等是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社会认识论从所处时代背景出发，提出现代社会或者说信息社会中人的知识主要是靠从外部吸收得到的。
2 情报学的社会认识论基础之一——什么是知识
2.1 传统认识论对知识的理解
传统认识论主要指以西方近代哲学为代表的认识论，经验论和唯理论是其两大流派，经过长期的争论，这两大流派始终不能说服对方。虽然在知识的来源上面存在巨大分歧，但在知识的涵义上经验论和唯理论却基本一致，那就是认为知识是经过辩护的真信念。信念指人们必须相信它，真指的是与现实相符，辩护基本上可以理解为论证。目前情报学对知识的理解基本上沿袭了这一观点。表现在：将知识视为对信息加工的产物，对信息的加工要遵循一些严格的方法和程序，从而产生出知识，这与“辩护”对应；要求知识的原料信息是反映了客观事物运动状态及变化方式的真实信息，因此知识也是与现实相符的，这与“真”对应；对经过科学方法加工过的真信息采取认同的态度，这与“信念”对应。
传统认识论发展时间长，其知识观对情报学的影响也是根深蒂固的。其中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好的一面是它促使情报学探求知识的本质、构成的要件等深层问题；不利的一面是它对知识的理解完全局限在个人这一层次上，将知识禁锢在个人头脑中。情报学倘若一直无法突破这一局限，可以预计必然会失去在信息时代的学科优势。
2.2 社会认识论对知识的理解
传统社会认识论将知识看做是记录知识即文献，强调记录知识的可记录性和可传播性，谢拉也认为存在于人大脑中的知识也是知识的一个类型，但谢拉认为这在其的研究范围之外。可见传统社会认识论对知识的理解仅仅局限在文献等记录知识，没有上升到哲学层次，这也正是社会认识论只能为情报机构提供实践性指导，在理论上无法建立一个深度框架的原因。现代社会认识论克服了这一局限性，学者们将记录知识转换为具有哲学高度的一般知识。同时，现代认识论将社会因素引入到知识观中，从而形成了不同于传统认识论的知识观，这些知识观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5]：
2.2.1 意义1：知识就是信念 这一观点不关心知识到底是真是假，即知识是不是与现实或实在相符，也不关心知识到底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即知识是来自于理性思考还是来自神启或其他非理性因素，它关心的是知识产生过程中的社会因素，如习俗、习惯、权威等。因为很多人类历史上被视为是知识的事物，后来都被证明是被习惯或权威规定的，这些“知识”并不蕴含什么真理，而是具有更多的社会属性。这一现象在发展中国家较为普遍，发达国家过去有，现在也有，未来也会继续存在。对情报学来说，这一观点是有颠覆性的，它带来了一些新的观念。首先，知识不一定蕴含真理。目前情报学默认知识必然蕴含真理，所以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时十分强调科学性，力图将蕴含真理的知识提供给用户，这样做无疑是对的，但还不全面，因为有的知识确实是由社会建构起来的，不含有确实的真理，情报学不能将这类知识排除在外。在进行信息收集、知识组织、信息服务时，必须注意习俗、习惯和权威的因素，包含两层意思：一个是促进习俗、习惯和权威对信息用户的正面影响；一个是减少或消除习俗、习惯和权威对信息用户的负面影响。
2.2.2 意义2：知识就是真信念 这一观点认为知识是蕴含真理的信念，相对于意义1，它增加了知识与现实一致的要求。例如我们从互联网上浏览信息，总是希望获得真实的消息，例如选举结果、天气变化等。知识就是真信念这一说法，抛弃了或搁置了知识的辩护问题，不对知识进行类似传统认识论那样的繁琐论证，它对真信念考察的重点在知识的组织、制度上，关注人类社会实践如法律、政治、科学、教育等对获得真信念的影响。情报学的目标如果是获得真信念即意义2上的知识，那么不妨也先搁置知识的辩护问题，从社会因素如何影响情报过程入手来研究蕴含真理的知识。比如，什么样的政治、法律制度才可以保证信息或知识包含更多的真理，从而最大限度地剔除知识中的虚假成分；知识在社会中正常、有序流动的条件是什么？如何根据不同信息用户所处的社会背景来区分其真信念、虚假信念和信念缺乏三种状态，从而有的放矢地进行服务。
2.2.3 意义3：知识就是得到辩护的真信念 这个观点表面上看与传统认识论的定义相同，但其实两者完全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对辩护着眼点的区别：传统认识论将辩护重点放在个人，不管是基础主义还是融贯主义都强调知识需要个人亲力亲为才可以形成，而社会认识论这一观点则将重点放在个体与社会其他成员或组织的交流和沟通上面，即如何从他人那里获得真信念，这是一个认识论上关于辩护的剧烈转向。如果说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是以个人创造知识为特征的时代，那么信息时代就是以知识共享和交流为特征的时代。当然以个人创造知识为特征并不是说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就没有知识交流和共享，只是规模比较小而已；以知识共享和交流为特征也不是说信息时代就没有知识的个人创造，只是前者成为主流。在信息时代，社会认识论的这一观点可以作为情报学的一个基本立场，研究在信息爆炸、信息污染并且个人知识主要从外部获得情况下的用户的真信念获得问题。
3 情报学的社会认识论基础之二——如何获得知识
经验论认为人的知识是个体从实践经验中归纳出来的，即所有知识都来自于经验。例如经验论的代表人物培根在逻辑学上提出的归纳法就是对经验的归纳，培根十分推崇归纳法而完全排斥演绎法。从情报学的角度来看，经验论为理解人的信息行为提供了客观依据，它所推崇的从对经验的归纳中获得知识的观点就是情报学中从信息到知识的过程，情报学中讲信息到知识要经过加工，其实这种处理主要就是两种方式：一种是归纳；另外一种是演绎。所以信息可以通过归纳产生知识，也可以通过演绎产生知识。经验论为情报学提供的就是从归纳产生知识的哲学基础。唯理论与经验论相反，该流派认为人的知识的来源不是来自人的外部，而是来自人的内部。人的大脑先天就有先验知识的存在，或者正如康德所说的“先天思维形式”的存在，通过这些先验的知识形态，人们可以从头脑中创造知识。唯理论的这种观点为理解人们的信息行为提供了主观依据，它推崇的从先天知识不断得到其他知识的方法，就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思维方法。信息经过演绎形成知识的哲学基础就在于此。
可见，经验论和唯理论为情报学所提供的都是在个体层次上的从信息到知识的形成原理，因此在研究个体层次上的信息行为和服务时，传统认识论可以提供有益的指导，但同时这种指导也是有局限性的，表现在：①情报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交流，促进信息和知识的传播和共享，传统认识论因为局限在个体认识活动层面，无法在这方面提供帮助；②情报学中的“信息”并不等同于经验论中的“经验”，情报学中“知识”也不等同于唯理论中的“先验知识”。由于情报学相对于传统认识论来说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因此它所谓的“信息”和“知识”在内涵和外延上都不同于传统认识论中的“经验”和“先验知识”。
3.1 知识的社会性与信息源
信息源是情报学里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是情报过程的起点。信息源包括信息载体和信息机构两个类型，目前情报学都是在孤立地研究信息源，没有注意到信息源与社会的联系，忽视了它的社会属性。首先，对于信息载体（书籍、论文、网页等）来说，仅仅关注与其产生有直接关联的著录数据，如作者、出版者、出版时间等，即使是较深层次的主题分析也是对其内容进行提炼总结，不涉及信息的社会属性。其次，对于信息机构来说，目前对于它的分析和评价也仅仅是从实力、声誉等表面因素进行的。社会认识论认为知识不仅具有个体性，更重要的是具有社会性。人们之间的交流、讨论、协商、批评是知识产生的必备条件，在极端条件下，某些知识甚至主要是由社会集体建构的，而与个人没有太多关系。信息载体和信息机构一个是知识的具体形态，一个是知识的生产主体，它们都不得不具有社会属性。例如，论文的同行评审制度是体现论文社会性的一项举措，该制度表明论文是经过其他专家、学者评价的，这就反映了其社会属性，那些不被期刊录用的文章，就没有资格成为社会的知识。目前蓬勃发展的Web 2.0也引入了许多交流和评价机制，对众多微信息的社会属性进行了更多了关注。社会认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些现象。在现实中，还有许多需要情报学去关注的情报源的社会属性，只有真正把这些社会属性充分发掘出来才能有效地描述它，在描述信息源上达到个体性和社会性的统一。
3.2 基于陈词认识论的信息搜寻与信息检索
陈词认识论（epistemology of testimony）是现代社会认识论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如何保证陈词的正确性。在社会认识论产生以前，一般认为知识有4个来源，即知觉、推理、记忆和陈词（testimony），前三者都是与个人有关，陈词则是他人的话语，传统认识论认为陈词是不可信的。现代社会认识论认为陈词包括他人意见、文献资料、制度规范以及具体事件，陈词是有真假的，但陈词可以经过社会性的处理确保其正确性[6]。
陈词和情报学中的信息是较为相似的概念，两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相同之处表现在：陈词和信息都是外部的消息来源，不管是陈词还是信息，相对于某个人来说都是来自外部，而不是来自内部；陈词和信息都能为人们带来认知上的变化。不同之外表现在：陈词主要是人发出的，而信息则可以来自客观世界任意的事物，人只是其中一个；陈词的主要载体是语言文字，而信息的载体既可以是语言文字，也可以是图形、图像、声音等。也就是说，陈词主要对人的第二信号系统起作用，信息对人的第一信号系统和第二信号系统都起作用。因此，陈词可以看做是一种特殊的信息，即来自他人的语言信息。
在陈词认识论看来，知识的主体不是个体，而是集体或社会共同体[7]。个体所形成的观点或者信念已经不是知识的主要来源，在人与人之间的陈词才是知识的主要源泉。例如，H·斯特劳森认为“我们的大部分知识，也许是绝大部分，来自于倾听他人所说的或阅读他人所写的东西。”认识活动主要是主体对证词进行辩护的过程。用户进行信息搜寻和信息检索的目的都是为了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陈词，那么既然陈词可靠性主要在于主体对其的辩护，那么信息搜寻和信息检索如何找到具有较高可靠性的信息（陈词）呢？显然，图书馆、情报机构、网站等机构是其中关键的环节，这些机构要对不同群体和共同体所辩护的信息进行评价，而评价的重点不再是这些信息的个体化产生路径，而是转向其社会化产生路径，即各个社会共同体是如何辩护或者批判某信息的。此外，以陈词认识论来看，用户信息搜索行为不再是一个纯个体的活动，用户所形成的搜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某些信息来源的肯定或否定，也就是对某些信息（陈词）进行了辩护或否定；信息检索也不只是检索式和文献的简单匹配，用户所在社会共同体的信息辩护习惯和模式会影响用户的检索习惯和模式，因此检索的过程也是用户需要加强或纠正对社会知识的获得习惯和模式的过程。
3.3 基于求真认识论的信息服务与信息用户
信息服务是向信息用户提供信息或知识的活动，在对信息用户的理解上，目前的研究视角主要放在了信息用户上面，主要的方法是分析信息用户所处的内外环境，从中演绎出用户的信息需求。另外，目前的信息服务和用户理论较少关注图书馆、情报研究所、咨询公司和数据库商等对信息用户的影响，实际上是把信息服务提供者作为独立于信息用户的外生变量。
求真认识论是社会认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戈德曼是其主要代表人物。该理论认为对知识是否与实在相符，需要经由社会性的求真性分析，而不能局限在个体化的、理念性的、非社会实践层次[8]。戈德曼提出了基本的求真性价值和工具性求真价值两个概念。知识、错误和无知这类信念状态具有基本的求真性价值：一个人如果相信某判断为真，那么该判断求真性价值为1；如果不相信某判断为真，那么该判断求真性价值为0；如果不对某判断作真假性决定，那么该判断的求真性价值为0.5[5]。推动或妨碍实现基本求真性价值的社会实践活动则具有工具性求真价值，这些实践活动包括科学、法律、政治和教育领域，它们都可以对信念状态进行影响。
根据求真认识论的这些观点，信息服务的提供者就不能作为独立于信息用户的外生变量。信息服务提供者显然属于戈德曼所说的工具性求真价值范畴，因为信息服务提供者的活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用户对某一判断真假性的决定。例如一个图书馆如果把支持种族歧视的书籍和反对种族歧视的书籍分开排放，那么对于仅仅看到了支持种族歧视书籍的读者来说，很可能相信种族歧视是合理的，而对于也看到了反对种族歧视的书籍的读者来说，他们就会认为种族歧视是不对的、应该禁止的。所以应该将关于种族歧视不同观点的书籍排列在一起，让用户得到更全面的启示。进一步说，戈德曼提出的科学、法律、政治和教育等社会因素应该作为信息服务或用户研究的内生变量，因为这些社会实践活动均强烈影响信息用户的求真性判断。信息服务提供者和社会实践因素都应该嵌入到信息服务研究的内部，而不应该像目前这样把它们作为外生的自变量看待。也就是说，在信息服务中，用户和信息服务提供者与其他社会因素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它们是在相互作用中确定自身的。
3.4 基于社会认识主体的情报分析与研究
从活动目的角度来划分人的活动，可以分为认识活动、决策活动和实践活动。其中决策活动本质上属于认识活动，但由于其直接作用于实践活动而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情报分析的产品就是一种决策辅助产品，因此，情报分析属于决策活动的范畴，而不属于一般认识范畴。情报分析是我国情报学的一个有特色的研究领域，在information的intelligence化逐渐得到共识的大背景下，情报分析已成为情报学中最具发展前景的领域之一。但目前情报分析的基础还是传统认识论，即只承认个人思维的存在，主要依靠个人的知觉、记忆、思维、想象以及计算机等信息工具进行分析活动。
现代社会认识论有一个标志性的观点，那就是认为思维并不独属于个体的人。从宇宙智能谱来看，不仅个人有思维，任何生命体都有“思维”，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信息处理过程的内容、语言、结构和功能范围的不同。社会是比个体思维层次更高的思维主体和认识主体，在社会从工业化发展到信息化时代的大背景下，社会认识主体需要得到广泛的认同。
那么，如果我们站在社会认识主体的角度应该如何重新审视情报分析呢？在信息化时代，情报分析是否还依然能够采取个人主义立场呢？社会组织是否具有单个员工不具有的集体信念（集体知识）呢？显然，信息社会中社会组织乃至国家都在面临更多的挑战，它们都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行动以适应信息社会快节奏的行动模式。社会化的情报分析成为决定社会认识主体行动快慢和正确与否的关键。在组织层次上，组织内所有个体都成为更广泛的组织认识主体的一分子的时候，情报分析就不再属于个人的事情，而是成为组织思维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情报在组织层次上经过了“输入—加工—输出”的过程，在单个情报分析人员层次上也经过了“输入—加工—输出”的过程，但这两个过程具有质的不同，前者是组织的思维过程，后者则是个体思维过程，思维层次的差别导致产生了一系列问题，目前情报分析所采用的就是以分析人员个体层次的分析活动来代替组织层次上的分析活动，从而出现组织决策需求和情报支持上的断层。很显然，组织应该而且必须具有属于自身而不属于个体员工的决策知识，这种决策知识不是单个员工的知识，更不是所有员工知识的简单相加。因此，在情报分析理论研究方面，笔者建议一个研究视角的转向：从情报分析人员转向组织整体，即从个人认识主体转向组织认识主体。确立这种转向是必要的，具体的基于组织认识主体的情报分析的结构、过程、机制，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4 情报学的社会认识论基础之三——如何评价知识
4.1 评价知识的5项标准
在对信息服务对象知识产品进行评价方面，情报学目前也缺乏有效的手段，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框架体系来评估知识的价值和作用。现代社会认识论关于认识评价的社会视角应该引起情报学信息服务理论的重视。社会认识论包含若干对知识的不同理解，如信念、真信念和经过辩护的真信念，这些在社会认识论框架内都有不同的认识论目标和评价标准。对其中任何一种如对“真信念”来说，也存在不同的认识论目标和评价标准，笔者以下主要以此为例展开讨论。
戈德曼提出了求真认识论的5项标准，作为对社会实践的评价，这5项标准是：力量、速度、多产、可靠性和效益[9]。这些标准中，笔者认为除了效益外，其他都具有认识论意义，因为成本效用本身不是一个认识论目标，财务考虑不是认识论的约束。情报机构本身就是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环节，其主要实践就是提供知识，所以这4项标准也同样可以用来评价情报机构所提供的知识。
4.2 知识评价标准之间的冲突
力量指知识帮助人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即能否帮助人们解决更多的问题；速度指实践帮助人们获得知识的快慢；多产指能够为更多的人服务；可靠性指社会实践促进人们获得值得信赖的知识。情报学知识评价容易在这些标准上产生问题，表现在：
·相同信息服务的不同用户可能具有不同的认识论目标。例如治病的医生比完成作业任务的医学系学生要求更高的可靠性，信息服务就要满足这一要求。咨询公司在向企业和政府机构提供解决方案时，显然对企业应该更多地关注所提供解决方案的速度，对政府机构则应关心所提供解决方案的可靠性。
·如果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具有不止一个目标，这些目标有时是互相冲突的，那么实现一个目标会阻碍另一个目标。因此，如果一项信息服务具有多个认识论目标，那么在进行决策时需要考虑到认识论后果，即一项信息服务必须决定怎么解决这些认识论目标之间的冲突。
例如，设想一个网站编辑人员正在决定是否移除一个旧版本的百科全书。首先会考虑互联网用户或许会因得到过期的信息而产生错误认识，但旧版本的保留或许也有潜在的认识论好处，比如旧版本包含有最近的版本中所没有的信息。但又会考虑如果一个儿童浏览网站时恰好找到的是旧版本的百科全书，那么他就会想当然地自动假定其中的观点正确，但其实有不少错误的词条可能在新版本中得到了删除或更正。
在决定是保留还是剔除百科全书的旧版本时（包含新版本没有的信息），两个认识论目标产生了冲突。一方面，网站编辑人员想要读者获得他们对之感兴趣的话题的真信念。换句话说，编辑人员关心力量标准。保留旧版本好像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好途径，因为它给了读者更多信息内容。另一方面，编辑人员不想让读者获得错误信念，即他们又关心可靠性标准，剔除旧版本又好像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好途径。
为了在涉及目标冲突时进行决策，我们必须决定哪一个目标更加重要。换句话说，因为我们不能兼顾所有的社会认识论目标，所以必须决定要以一个目标的多大程度的牺牲来实现其他目标。对旧版本百科全书的适宜决策取决于力量和可靠性的相对重要性。如果互联网用户从事的职业（例如医药、安全等）决定了避免错误更重要，那么剔除旧版本是更适宜的决策。但是，如果互联网用户获得更多真的信念更重要，保留旧版本就是适宜的决策。
除了力量和可靠性之间的冲突，认识论目标之间的其他冲突也使信息服务复杂化了。例如，扩大服务规模能够增加一项信息服务的多产性，但在信息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一个咨询公司或图书馆或许必须在增加用户数量和改善目前用户服务之间进行考虑。换句话说，在多产和力量之间存在潜在冲突。
速度这一认识论目标经常和其他认识论冲突。例如企业情报分析人员在完成一项分析任务后，要检查情报产品是否合乎决策要求。这时就需要在速度和可靠性之间进行衡量。如果企业面临的内外环境较为平缓，那就应该偏向可靠性，如果内外环境变动较为剧烈（如危机时期），则应偏向速度。因此，为了达到更大的可靠性，就需要牺牲掉一些速度，反之亦然。
本文在介绍了社会认识论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分析了其对情报学的影响和意义。主要结论如下：
·在如何理解知识方面，社会认识论提出了许多新的视角，情报学需要认真思考。现代社会认识论认为知识就是信念，知识是真信念以及知识是经过辩护的真信念等，都与传统哲学认识论有区别。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传统哲学认识论也认为知识是经过辩护的真信念，但在辩护的路径上和社会认识论迥异。基于传统认识论知识观的情报学需要在知识定义这个基础问题上进行借鉴和改革。
·在如何获得知识方面，社会认识论关注其社会途径，情报学需要在各环节上引入社会因素。社会认识论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人的知识主要来源于社会，而不是个人，特别是在现代信息社会，人们大多数的知识都是从他人那里获得的，并且社会实践对于获得知识具有决定性作用。情报学的信息收集、信息组织与检索、信息服务、信息分析等各领域和环节，都需要根据知识获取的社会化途径以及实践在知识获取当中的决定性角色来重新考量和设计自身角色。
·在如何评价知识方面，社会认识论提出了具有认识论意义的评价标准。情报学在评价知识时可以系统借鉴，以促进情报用户真信念的普遍获得。现代社会认识论当中的求真认识论在评价知识上面建立了一套标准体系，即力量、速度、多产、可靠性等，这些指标反映了社会实践因素对知识的影响，而情报机构作为极重要的社会实践因素理应将这些指标纳入自身考虑范围。
社会认识论特别是现代社会认识论在什么是知识、如何获得知识和如何评价知识三大方面都有不同于以往哲学流派的新观点。由于这三大方面涉及情报学的根基问题，故是任何情报学理论都不能绕开的问题，所以从社会认识论角度进行情报学研究必然可以得到许多新的思路和启发。对于社会认识论这一新兴哲学流派，特别是现代社会认识论，笔者希望也能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研究，因为这一流派极有可能成为情报学理论基础的有力竞争者。另外，由于现代认识论发展至今不过20余年时间，其本身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还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但社会认识论发展势头良好，特别是在国内哲学界它已经成为认识论研究的一个主要生长点。因此，情报学界应跟踪社会认识论的发展，及时吸收其有益成果，为自身发展添砖加瓦。
收稿日期：2011-12-12 修回日期：2012-03-13 本文起止页码：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