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与跨世纪中国——纪念邓小平同志逝世十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理论论文,中国论文,十周年论文,跨世纪论文,邓小平同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310(2007)01—0067—06
一、邓小平理论的巨大影响力和强大生命力在于其理论的科学性
当今世界，邓小平无疑仍是备受世人瞩目的伟人之一。他的历史活动跨越了一个世纪，跨越了中国共产党历史活动的两大历史阶段，对世界尤其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对于中国这个共产党人，世界各国政要都有着极高的评价，特别是对他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的贡献。
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邓小平在中国这个朝气蓬勃的时期留下了他的不可磨灭的印记”。[1]
叶利钦：邓小平是“使伟大而古老的国家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改革的宣告者和设计师。”[2]
克林顿：“他推动实行了中国具有历史意义的经济改革计划，从而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生活水平，并使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实现了现代化。”[3]
西班牙前首相玛丽亚·阿斯纳尔：邓小平是“打开中国未来希望之门的领导人。”[4]
英国前驻华大使理查德伊文思：“邓小平确立了中国持续发展的前进方向，他打开了大门，规划了路线，使其他人能够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他是20世纪下半叶世界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5]
欧洲时报以“国强民富忆邓公”为题撰文说：“当我们回首25年来中国走过的道路，再将中国25年前后人民生活作一比较，谁能不由衷感谢邓小平当年提出改革开放理论给中国带来的新曙光和新希望”。[6]
如此等等，诸多的评价都指出了邓小平及其理论对当今中国的作用和巨大贡献，这个作用与贡献我们可以借匈牙利原驻北京记者巴拉迟的话来说明：“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中国的今天”。[7]
中国今天虽然仍存在许多问题，诸如贫富之间、城乡之间、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存在不断扩大的趋势，仍有小部分地区的人民群众仍没走出贫困的境地，经济与社会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等，但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中国已以一个强国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已是不争的事实。有资料显示，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已从1978年的1475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16494亿美元，增长11.19倍，经济总量居世界第6位，外汇储备由1.67亿美元，增长至6099亿美元，上海人均生产总值达5000美元，这样一个成绩的获得与邓小平及其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是分不开的。换言之，是邓小平及其理论使中国走上了一个健康发展的道路，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绩。
为什么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们没有能够取得预想的辉煌？而邓小平及其理论能够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关键在于他正确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现实需求，并开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一系列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灵丹妙药。比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两大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就能更为清楚地看到邓小平理论在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正确性、科学性。
二、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性源于对中国国情认识的正确性
美国作家莫里斯·迈斯纳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史，他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分为两个不同的大阶段：毛泽东的中国。1949—1976。后毛泽东的中国。1978年以后。前者是以毛泽东及其思想为主导的历史阶段，后者是指以邓小平及其理论为指导的历史阶段。我们这里也借用莫里斯·迈斯纳的说法对这两个阶段进行分析。
在这两个阶段中，从我们党的主观愿望和奋斗目标上讲有共同点，但结果却有别，究其原因，则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中国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的问题上认识不同，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国问题上的指导思想不同，以及所制定的方针政策和所采取的措施不同。
从主观愿望和奋斗目标上讲，都是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强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都是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党的新时期奋斗目标。
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后，1956年9月15日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们的党就明确提出今后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将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
1964年12月三届人大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1957年四届人大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重提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按两步走的蓝图，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现代化。
后毛泽东的中国：早在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之时，1975年3月5日他就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重提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工作设想，并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看作是全党的大局。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与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还就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问题进行了论述，指出了实现现代化的关键问题是知识问题，教育问题，人才问题。
1977年11月27日—12月18日，国家计委召开全国计划会议，会上也提出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1980年元旦，邓小平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新年茶会上指出，八十年代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年代。
元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干部报告会上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指出八十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争取台湾回归，实现祖国统一；加强四化建设；核心是四化建设。并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讲社会主义，首先要使生产发展。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但就其结果而言，却是天壤之别。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商品丰富，市场充足，不必赘述。而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近三十年，经历了大跃进、反右倾和十年内乱，我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由于动乱，导致生产不能正常进行，商品奇缺，日常急需如火柴、煤油、食糖等都难以保证供给。
在相同的主观愿望和奋斗目标下却产生了天壤之别的结果，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
1.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不同
关于社会主义，辞海上解释是起源于19世纪40年代英法两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由“社会的”一词衍生而来，该词导源于希腊文，就社会主义思想而言，原意是同辈的，同伙的，用来表示为了提高劳动群众的福利和保障社会和平而改造社会制度的思想，但究其社会主义社会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应该怎样去建设社会主义，世界上至今为止也没有一个也不可能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对于这样一个社会，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认识上是不一样的。比如所有制问题、经济体制问题等。
所有制的理论与实践，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有制概念最早是由圣西门派提出来的，后来马克思、恩格斯把它作为一个基本范畴来使用。1952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版，提出关于所有制问题就是生产资料归属问题，社会主义唯一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而且只包括两种基本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思想，此后以该书为基本观点的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出版。这两本书的出版，对中国影响很大，直至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党总把社会主义放在与资本主义完全对立的基础上，非此即彼，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私有制只能是资本主义。在当时及以后的一段较长时间里，中国经济理论界也把公有制看作是所有制先进的唯一标准，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唯一的经济基础，任何私有的形式都是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而且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的范围和规模越大越好，公有化的程度和水平越公越好，越纯越好，这就是所谓的“一大二公三纯”标准。到了“文革”时期，更是把它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所有制形式，一切与公有制不相符的所有制形式，如“三自一包”，“单干”等等都是资本主义的。
公有制强调了集体的力量有其积极的意义，人多力量大，钱多好办事。但把公有化的程度和水平夸大到越公越好、越纯越好则是不正确的，况且公有制本身还存在着与积极意义相对应的消极的因素。
四人帮垮台后，中国社会走进了后毛泽东的时期，我们党对所有制问题也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否定了把一大二公作为判断所有制先进与否的标准，重新确立了生产力标准。邓小平还在此基础上从生产力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角度，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并对公有制模式的弊病进行分析，对如何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联产承包、私营经济的进步意义进行了肯定，并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从而充分调动起了人民群众的生产劳动积极性，激活了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社会生产力。
关于经济体制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出的极其重要又极其复杂的经济理论问题，对这一问题，我国经济学界从社会主义是不是存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起不起调节作用，社会主义是不是商品经济，能不能用市场经济体制代替计划经济体制，到承认社会主义是市场经济，经历了漫长的艰辛路程。如果从1952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中国出版，到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整整用了40年的时间。而在这40年中，两大不同的历史阶段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截然不同。
毛泽东一直力求在借鉴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他曾注意到发展商品生产的问题，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甚至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概念。1958年底，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明确提出：“历来就有商品生产，现在加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应该说这是真知灼见。但是，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并没有继续深化和发展，于是最终还是回到了计划经济的套路上来。这显然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
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使我们党逐渐认识到对市场机制的否定是计划经济的根本缺陷，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应当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形势下以极大的勇气，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造性的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观点。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与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吉布尼等人的谈话中，首次明确阐明了他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见解：“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8] 1982年党的十二大，我们党正式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指导思想。
1984年，中共中央在认真总结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及城市企业制度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做出决议，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念，突破了把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把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5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企业家代表团时毫不含糊地说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9] 并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指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调控”[10]“1992年10月的十四大上，我们党明确提出要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
承认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消除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对立，把市场与计划结合起来，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不仅是对传统观念的重大突破，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指出了一条崭新道路，它既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曲折经历反思的结果，又是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原则和指针，从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有效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迅猛发展。
2.对社会主义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认识不同
马克思在1875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按照发展程度划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第一次把马克思称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概括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探索中，列宁提出了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一个多极发展过程或阶段，即大阶段包括小阶段的思想，并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表明列宁已经认识到不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要经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备到比较完备的发展过程。
新中国是一个由不发达社会过渡而来的国家，她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必然要对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作出判断，而判断的正确与否，将会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产生重大影响。在毛泽东的中国，1956年中国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自此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我们党并不清楚所进入的是什么阶段的社会主义，不清楚我们所处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对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艰巨性，长期性估计不足。赫鲁晓夫曾提出20年建设共产主义的规划，我们党也曾估计完成社会改造大约需15年左右的时间，提出15年超英赶美的目标。这种认识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显然是极其不利的，路线、方针、政策上的偏差和急躁、冒进的实践，都与这种错误的认识密切相关。
失败是成功之母，挫折和教训往往是接近客观真理的环节。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党历经挫折和教训，也积累并形成了宝贵的真知和经验，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对中国当前所处的历史阶段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1980年邓小平在总结以往的教训时指出，要认清中国的基本国情，“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11] 1981年6月，我们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首次做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的正确判断。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党的十三大第一次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了系统而精辟的论证，标志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这一理论也必然引起一系列政策上的变化，从而推动社会主义中国的健康发展。
3.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不同。
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是一个政权确定自己工作中心的前提和依据，而不同的工作中心对社会的发展进程则有着不同的作用。在解放以后的二十几年里，我们党也看到了变化，也曾提出了工作中心转移的任务，但是又否定了自己，始终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看作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革的基本完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转换，即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转换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956年9月的八大会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并提出了工作中心转移的问题。毛泽东在1957年2月扩大的最高国务院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他还认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遗憾的是这一中心工作转移的历史任务并未真正实现，随着反右斗争的深入和反右斗争的扩大化，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重新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并由此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上来。这一认识影响了新中国生产力的健康发展，一定程度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和党中央科学地总结了我们对我国社会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判断上的深刻教训，认真研究了新情况、新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纠正了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判断，肯定了八大的正确认识和所提出的正确路线，对中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做出了新的理论概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们党明确提出我国当前的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进一步强调了这一主要矛盾，并指出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是我们目前的中心任务。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主要矛盾作了规范的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正是由于中国两大历史阶段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方位以及我国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认识不同，必然导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方针、政策和策略上大不相同，于是必然形成截然不同的结果。
三、邓小平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发展问题
邓小平理论是关于当今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他从什么是社会主义入手，对社会主义本质作了深入的研究与探索，明确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命题，并由此做出了“社会主义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就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邓小平立足国情，对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道路等一系列问题都作了科学的回答，这一系列问题的提出和解答，都是围绕着社会主义中国怎样才能快速、协调、健康的发展问题。
把发展问题看作是当今中国最大的问题，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我们的工作重点，符合马克思主义，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1.符合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为合理公正，并且更有效率的社会，这个合理、公正和效率第一的和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社会物质生活资料更为充裕，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就是这个社会要使“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以及人们在这个社会中自由平等权利的进步获得，“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
列宁曾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通过艰苦的探索，在重病时期的1922年底和1923年初，口授了被称为“政治遗嘱”的五篇论文和给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三封信，在这些文献中，他提出了对现实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基本思想，其核心是：第一，必须及时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上来；第二，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把提高劳动生产率当作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邓小平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要使“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这一基本价值取向的正确性，因此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遇到挫折，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斗争哲学的影响下偏离了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情况下，邓小平仍坚定他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和富裕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
2.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马克思主义曾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做出了科学的说明，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首先认为，人必须活着，然后才能创造历史，才能有人类社会的历史。因此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人类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的活动，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讲，生产劳动就是人类生命活动的基本形式，是人的生命存在和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和源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
同时马克思主义还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生产劳动创造的历史，也是生产力不断解放和发展的历史，只有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不断地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因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对基本矛盾的矛盾运动，而在这两对基本矛盾的矛盾运动中，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执政党在取得政权之后，就一定要致力于生产力的发展，把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自己的工作中心。
3.符合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情
民富国强是任何一个国家努力和发展的方向，没有哪一个国家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人民富裕、国家强大，社会主义中国也是如此。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本应使人民群众过上一天比一天更富裕的生活，但由于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不能正确地理解和认识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不能正确地理解和认识中国这个历史阶段上的主要矛盾，以至于没有能够制定和实施正确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其结果经济萧条、商品匮乏、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中国要想走出这样的困境，就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
4.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闹革命，目的不仅仅是取得政权，而且还要巩固政权，而要巩固政权，那就必须使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使人民群众获得实惠，这样人民群众才拥护这个政权，所取得的政权才得以巩固。从这个意义上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群众“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符合党的利益。
人民群众跟着中国共产党闹革命，也不仅仅是求得翻身做主人，最终的目的也是要过上“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因此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四、发展问题仍是当今中国的首要问题
毋容置疑，邓小平理论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它的伟大之处首先就在于使中国及时地抓住了机遇，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时间，没有邓小平及其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国肯定不会这么快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不断增长，经济总量在世界上排位不断上升，人民生活总体上已经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邓小平理论是在时代主题转换，特别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面临最为严重挫折，中国迫切需要突出发展经济的重要地位的情况下提出的，因此它必然显现出鲜明的时代印记，这就是发展经济的迫切性和经济发展的至上性。十几年间，邓小平反复强调经济发展的关键、核心、决定性地位，以及经济优先发展的不容干扰性，认为“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12]“这是历史的必然，是当时中国最当务之急的现实需求，这种认识和理论对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对世界社会主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世界跨入了新的世纪，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今天，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仍然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问题，是事关全局的大事，是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江泽民“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重大命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他认为，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离不开发展；振兴中华民族、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离不开发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增强社会主义的生命力、解决中国国内各种问题、保持稳定局面离不开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以及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等等，都不是一个表态和一个口号所能解决的问题，都必须以发展为前提，以发展为基础。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针对我国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基础上，也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命题，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科学发展观强调了发展的科学性，强调了发展的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对邓小平发展观的继承与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需求。邓小平的发展观特别强调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指出“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13] 但是，邓小平的发展观绝不是单一的发展观，他注重经济发展，他也重视其他方面的协调发展，指出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14] 并多次强调要注意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只不过在实践的过程中由于我们认识的偏差和工作中的急功近利，使我们忽略了发展的科学性，忽略了发展的全面、协调、可持续性。科学发展观强调和突出了发展的科学性，并没有漠视发展的必要性，发展依然是科学发展观的主题，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求也依然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学发展观作为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指导思想，它是用来指导发展的，它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离开了发展这个主题，它将变得毫无意义。
不难看出，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到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和贯彻“科学发展观”，我们党无不都是把发展放在首要位置，这既体现了党在指导思想上与邓小平理论的一脉相承性，也反映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正确性，以及邓小平理论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影响力。理论就是那样的神奇，当一个正确的理论被正确地运用于实践，它会对实践产生巨大的推动力，理论又是那样的充满时代精神，当和平与发展这一世界主题没有发生转换的前提下，当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时候，邓小平理论就依然是我们的行动指南，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化宏伟目标、取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伟大胜利的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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