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自主的、多方位的外交，日本没有未来——对日本外交的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外交论文,多方位论文,自主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序言
2001年初，以外务省发生的一系列不正之风事件为开端，围绕田中真纪子外相的更迭 问题、国会议员铃木宗南与外务省官僚之间的异常关系、沈阳总领馆事件等问题，要求 根本改革外务省的呼声日益高涨。外务省部分职员令人难以置信的丑闻、违规操作资金 等问题极大地损坏了外务省的形象。这种罪过的影响无论如何也应该得到弥补，今后必 须杜绝。最令人担心的是，外务省日益蔓延的士气低下与软弱无力和缺乏作为外务省官 员的使命感。这一现状将给外务省在制定外交政策、开展外交活动上带来极其消极的影 响。外务省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缺乏存在感。日本必须尽快地从这种外交不在的危机状 况中摆脱出来。
目前，日本国民的批判集中在外务省里。外务省当然需要从根本上进行制度改革、意 识改革，和培养人才。我并无意袒护外务省，但是，仅仅对外务省进行改革并无济于日 本的外交。外务省的改革本身也只能限于事务性的改革，发自内部的改革是有局限性的 。为了加强日本外交，对以总理大臣、外务大臣等最高责任者为首的日本政府首脑对外 交的意识进行改革，甚至对日本国民整体的意识进行改革是至关重要的。即使是游刃于 永田町式国内政治的总理大臣和外务大臣，如果缺乏国际意识和经验的话，也不会给日 本的未来带来光明。这次外务省的骚动外务省自身的责任当然重大。但是，没能阻止实 力议员对外务省过分干预的近几代总理大臣以及外务大臣的责任尤为重之。此外，出于 国内政治的原因，任命了完全不合格人选担任外务大臣的小泉总理的责任也很大。
当今世界政治、经济随着冷战的终结和全球化的潮流也发生着迅速的变化。在冷战构 造下以日美同盟为基础而开展的依赖美国的日本外交，在冷战结束后仍没有从中摆脱出 来。面对中国的迅速抬头，日美中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其结果是日本并没有充分认识 到日美同盟本身发生的微妙变化这一事实。此外，给战后的日本带来飞跃发展的日本经 济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世界经济构造急速变化没能做出相应调整。如此下去，日本经济只 能走向衰退。长期以来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而展开的日本经济外交也会随着日本经 济的衰退而日薄西山。
在这种情况下，小泉内阁尽管在经济上努力进行改革，但是在外交上，面对日益变化 的世界政治格局，却没有长期的战略，仍然采取追随美国式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在对日 本日益重要的亚洲的外交政策上，缺少坚定可行的长期战略。此次外务省一连串的骚动 在国际上羞于启齿，也严重损害了日本的形象。但是，如果日本外交能够借此机会东山 再起的话，则可谓是不幸中的万幸。
全球化时代中的日本外交
在全球化的潮流中，世界政治经济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日本的外交政策也必须转向多 方位的外交。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必须重新考虑原来的外交政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 在日益变化的日、美、中关系中，日本如何开展对美、对华外交，制定好日本对亚洲的 政策。
(一)建立新的日美关系
在考虑今后的日本对美、对华外交时，外务省所谓的主流派经常这样讲，日本同美国 有“共同的价值观”，但是同中国却没有。前不久，自称是亲美派的小泉总理也在电视 上使用了同样的说法。如果说，“共同的价值观”是指OECD常常讲到的“民族主义”、 “市场主义”、“尊重人权”这三个概念的话也不能说是不可理解的。但是，如果说其 中包含其他一般价值观的话，日美间能不能共有却是值得怀疑的。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 看，与只有几百年交流历史的日美间相比，拥有两千多年交流历史的日中间共通的东西 更多。的确，日美间有日美同盟、日美安保条约，对于日本的生存来讲，同美国维持健 全的友好关系至关重要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决不能说因为日中间没有“共同的价值观 ”，就忽视建立两国友好的外交关系。
当然，日中两国因为是邻国，存在很多历史的障碍反而很难相处。但是，既然自己的 周围存在着这么一个政治经济日益强大的国家，就应该象对待美国一样地同这个国家面 向未来建立健全的友好关系。这对日本来说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外务省主流派的精英们 总是有更加重视对美关系而试图逃避对中关系的倾向。这难道不正是由于对方是难相处 的国家，才需要外交官发挥其外交才能的本领吗?
一般来讲，外务省的主流派中亲美派太多。为什么呢?因为对外务省的精英来讲，就任 驻美大使是其朝思暮想的。对他们来说，为了实现这一梦想，言行举止都遵循亲美派占 大多数的政府首脑的想法，走精英路线是最现实、最安全的。
因为日本是一个一国总理访问美国总统时都自称亲美的国家，所以外务省的主流派自 称亲美也就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了。但是，最近日本政府对美国的态度不得不让人认为 比以前更加顺从了。布什总统就任以来，采取蛮横的“单边主义”政策，2001年撤出了 旨在防止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拒绝签署CTBT(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并决定撤出ABM(反弹道导弹条约)。美国在2001年11月针对日本在联合国总会第一委员会提出的“ 走向全面废除核武器”的决议案，由前年的赞成转向了反对。日本对美国无视国际舆论 的态度不但没有进行反驳，甚至对连欧洲各国都反对且甚为警惕的美国导弹防御计划也 表示了理解。1997年末由日本主办、最后煞费苦心才得以签署的京都议定书，也是出于 对美国的考虑而犹犹豫豫，一时期议定书签署也险些流产的事也是众所周知的。
对日本来说日美同盟固然重要，我也无意否认战后日本的发展可以说是由它支撑着的 。但是，同盟关系随着时代的变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如上所述，冷战结束后的日美同 盟关系应当视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可是，在日本政府和以外务省为主的主要官厅、财 界、学术界中，依然有很多人相信日美同盟关系是不变的。然而，最近在美国的有识之 士中，针对日美关系的变化已经有人产生了疑问。
2002年3月，克林顿在位时，任美国贸易代表的巴尔舍夫斯基女士访问日本时，以“日 美关系——不断被侵蚀的基础?”为题发表了演讲。在演讲中她指出：美国从80—90年 代力劝日本进行机制缓和，处理不良债权问题，推进机构改革。但是日本的经济改革完 全停滞，经济状况惨淡。华盛顿出现了没有必要把日本作为一个最佳合作伙伴、开始考 虑其它选择的想法。她这样从经济问题看待日美关系，丝毫没有掩饰对日本经济改革迟 缓的焦虑。毋庸置疑，随着日本经济的衰退美国已经出现了轻视日本的倾向。同年3月 ，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的史蒂文·沃格尔副教授(《Japan As No.1》的作者埃斯拉·沃 格尔教授的儿子)访问日本时，也作了题为“日美关系是否正在削弱”的演讲。他在《 旧金山条约》签署50周年之际，预测了将来日美关系的变化，提出了建立新的日美关系 的建议。这两位美国有识之士的观点尽管相差甚远，但他们的共同点是：日美关系正在 不断发生变化，即使日美间的安全保障关系仍然重要，但日美同盟也不可能完全维持过 去的状态。应当看到，日美关系已经正在不断地从特殊的关系变为正常的关系。从这个 角度上看，现在的日本仍然对美国颇为依赖，即使被认为是单相思也没什么奇怪。
2001年在东京，西方主要各国的大使召集日本的亚洲问题专家就今后的日本对华政策 交换意见时，日方专家的多数意见认为：对于日本来说，相比独自的对华外交政策，以 日美同盟为基础开展对华政策更妥。这恐怕与日本政府的主流派意见如出一辙，但是按 照这种想法根本不可能建立新的日美关系也无法建立新的日中关系。这就是外交不在的 日本外交的形象。长此以往，最终日本只会变成被美国、中国和亚洲国家所轻视的存在 。
我认为今后的日美关系应当以新的伙伴关系为基础。不能因为日美是同盟关系，日本 就必须总是与美国采取同样的政策。日美两国之间坦诚交换意见，相互讨论，该协调的 事务进行协调。建立这样的关系才是新的日美同盟应有的形象。以2001年9月11日的恐 怖事件为开端，日本从同盟国的立场出发对打击阿富汗的恐怖分子提供了帮助。但是， 以现在美国的中东政策，无论如何在中东实现和平都是不可能的。对美国进行积极合作 的日本，现在才应当作为真正的伙伴建议美国采取更加中立的中东政策。
(二)建立新的日中关系
2002年迎来了自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以来的30周年。日中两国间经济关系虽然取得 飞速的发展，但是政治关系上靖国神社、历史问题、沈阳事件等问题不断出现，遗憾的 是日中间很难说存在真正的友好关系。也许1972年日中恢复邦交时的友好气氛比现在还 更加高涨一些。那么，为什么日中关系必须发展成更加友好的关系对两国来说都是应该 深思的。
中国自1979年实行经济开放的政策以来，取得了飞速的发展。无论在我曾经工作过的OECD也好，世界银行也好，都设想了中国经济的GNP(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在十几年内 超过美国和日本，成为经济大国的情形。一味鼓吹中国经济大国论当然不好，但是在日 本的主流派中有这样一股不愿意承认中国发展的风潮，其中有人甚至抱有希望中国政治 分裂，经济崩溃的看法。这种观点有失偏颇。我觉得加入WTO后的中国与世界经济并轨 ，日本把中国看作为在亚洲共同发展的伙伴的看法才更加现实。
日中经济关系日趋紧密。贸易方面，中国成为日本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贸易国。对中 国来说日本成为第一大贸易国。2000年的日中贸易额约为10兆8千亿日元，进出口都达 到了历史最高额。日本的对华投资到2000年实际履行金额累计为继香港、美国之后的第 三位。此外，日本还是中国的最大援助国，截至到2000年度的援助金额约达到了2兆9千 亿日元。日中两国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不断深化。其背景为，面对全球化国际竞争日益激 烈的形势，日本的制造业不得不把生产据点大批迁往中国。结果导致日本国内的失业增 加，两国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发生。所以，今后的日中关系将会进入过去日美间发生过的 经济摩擦的时代。但是，日中间因为存在着日美间所没有的历史障碍，所以两国有必要 建立使经济摩擦不要发展成政治摩擦、避免相互对立的解决机制。
2001年4月，日本宣布对中国产的大葱、生蘑菇、灯芯草三种产品采取临时性贸易保护 措施。自1955年正式加入GATT，即后来的WTO以来，日本从未采用过传统的贸易保护措 施。这些产品即使对日本市场有影响，其市场份额也非常低。日本为什么要对中国的农 产品采取临时性贸易保护措施，我至今百思不得其解。况且，这些产品是日本的公司在 中国开发的所谓“开发进口产品”。2001年4月，我与老朋友，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的 龙永图副部长在北京见面时，他说，如果是重要产品还可以理解，日本为什么要对区区 农产品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甚至想使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实在难于理解。中国在2001 年6月对日本的汽车、手机、空调征收了报复性关税。由此遭受重大打击的日本最终避 免了正式采用对中国农产品的贸易保护措施，中国也撤消了对日本出口产品的报复性关 税。这件事作为处在长期综合协调日中关系立场的外务省来说，如果能够不怕农林水产 省议员的恫吓而尽其所责的话，当初通过谈判协商这一问题也就解决了。
这次的沈阳事件，日方的反应也不应该只限于指责外务省的疏忽。毫无疑问，是日本 政府对接受难民以及人道主义问题的基本态度的消极与含糊导致了这次国内国际上的混 乱。这次的对华外交交涉有些缺乏冷静，使之转变成了国内的政治问题，导致双方产生 不必要的对立。我认为，今后日中间还有可能发生类似的事件，日中两国政府都应该努 力避免发生不必要的纠纷。
由于日中两国处在相互合作的立场上，今后为了亚洲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应该避 免相互发生对抗，努力谋求互补互利的发展。中国尽管面临诸多问题，但今后其经济也 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作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不断发展。不过，现在的人均国民生产总 值比日本要低很多，仍然有很多贫困人口。日本虽然进入的低增长期，但与中国相比， 整体经济水平和技术水平仍高出很多。日本在环境改善、技术转移等中国将来发展过程 中必需的领域中能够向中国提供很多合作。美国及欧盟对中国都有只加强经济联系的倾 向，这一点可以从美国及欧盟对中国在加入WTO谈判时所持的长达14年的顽固的谈判态 度上可以看出。尽管对日本来说，中国的经济市场也很重要，但是开展包括环保问题、 技术合作、人才培养等广泛领域的合作才是现在日中间建立必要的信赖关系所不可缺少 的。
对日本来说，维持日美同盟固然重要。但是今后日本外交的出路不能只依赖于日美同 盟，必须开展多方位的外交。因此，日本应该从更长远的观点出发，重新考虑日本的对 亚洲外交，特别是对华外交的方向。美国虽然在政治问题、人权问题等方面与中国对立 ，但是在中国加入WTO谈判上一直占据主动权，进入中国市场先于日本。并且，美国对 中国虽没有丝毫ODA援助(政府开发援助)，但是，美国的财团给中国的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等精英学校投入高额捐款，努力培养担负未来美中关系重任的人才。在我常常前往 访问讲学的北京大学里，设有福特财团捐资设立的“中国中央经济研究所”，那里的年 轻学者、学生之间，美国式经济学的流行程度令人瞠目。优秀的中国学生希望留学美国 的愿望非常强烈，而来日本留学则成为第二、第三志愿。现在，赴美留学的中国留学生 的数量已超过5万人，远远超过赴日留学生数目的事实值得关注。
到目前为止，日本向中国支付了高额ODA，用于道路、地铁、水库等经济基础设施的建 设，却忽视了培养担负日中关系未来的人才。1972年日中恢复邦交时，中国的日本研究 曾经很受欢迎。但当时的日本研究者们现在也都已高龄。目前的现状是年轻的中国一代 中，美国学者成长迅速，而日本学者始终难以成长。更加令人遗憾的是现在的两国领导 人之间并不存在很多作为沟通渠道的人脉，使双方能够毫无避讳地交换意见、互相信赖 。因此，以上日中间的政治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双方难于互相理解是症结所在。在迎 来日中邦交30周年的今天，这种事态极为令人遗憾。日本应该加大力度，真正致力于努 力培养担负日中未来友好关系的人才。
(三)开展新的亚洲外交——推行自主的、多方位的外交
最近的日本外交或是说“外交不在”，或是说除了依赖日美同盟以外看不到日本外交 的支点。的确有一种看法称，日本在目前的状况下，基于日美同盟开展日本外交是最安 全和现实的。
恕我直言，同是在日美同盟下，老一代的日本外交家更加努力谋求多方位的自主外交 。在联合国有关中东、人权、对待发展中国家等问题上，日本也曾经没有追随美国而投 相同的票。此外，1971年尼克松政权抛开日本秘密地开始了同中国恢复邦交的谈判，针 对国务卿基辛格从巴基斯坦飞往北京展开的秘密外交，日本暗中派外务省的年轻科长前 往越南，开始了日本同越南恢复邦交的外交。
在亚洲外交上，70年代，三木首相、大平首相、大来佐武郎等推出“环太平洋经济合 作构想”。后来成立的APEC(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就是基于这一构想。但是，APEC 1989年成立的时候掌握主动权的不是日本而是澳大利亚。自1993年克林顿总统主办APEC 首脑会议以来，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主导下，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不断推进，日本 的影响却日薄西山。由于日本存在农业自由化等问题，没能积极地掌握主导权，日本提 案的影响也微乎其微。2001年在上海召开的APEC首脑会议上，继美国提出的第一支柱( 贸易投资自由化)、澳大利亚提出的第二支柱(贸易投资灵活化)之后，中国提出了第三 支柱ECOTECH(经济技术合作)，显示了其存在感。这个ECOTECH的构想本来是日本“环太 平洋经济合作构想”的重点，现在被中国抢了先。
1997年7月，从泰国开始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日本当时的大藏省为了防止金融危机的 蔓延，立即提出了“亚洲金融基金(AMF)构想”，但是由于美国财政部拉里·萨默斯副 部长主张全部委托给IMF处理，这一构想因遭到反对而中途夭折。最终亚洲经济危机在 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迅速蔓延，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甚至危及到了俄罗 斯和巴西。勿庸置疑，亚洲金融危机并非单纯对金融造成了危害，从印度尼西亚的例子 来讲还发展成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作为日本政府，在势态恶化之前，不应只停留在日 本大藏省对美国财政部的问题，而应该包括日本外务省作为一个外交问题同美国政府交 涉，为了防止亚洲金融危机的蔓延而果断采取措施。就这样，面对亚洲金融危机，日本 由于过分顾及美国，而失去了开展对亚洲外交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为什么当时日本听从美国，全部委托给IMF而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呢?这里暴露出来了日 本对美外交的弱点。美国后来承认过于轻视亚洲金融危机的危害而过早地摧毁了日本建 立AMF的构想是错误的。不管怎么说亚洲金融危机对东盟、中国以及美国提供了前车之 鉴。为了防止再次发生亚洲金融危机，东盟认为在东亚地区成立旨在加强地区经济合作 的组织是必要的。其第一步就是2000年5月倡议在泰国清迈召开的东盟加三(日本、韩国 、中国)财政部长会议。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没有支持AMF构想的中国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并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
东盟加三论坛不只限于讨论金融问题，今后可能发展为包括贸易、环境等问题在内的 进行广泛协议的场所。2001年11月，中国提出10年内与东盟之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小 泉总理也于2002年1月在新加坡提出“日本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构想”，强调了以东盟加 三为中心的东亚地区合作的必要性。
我对于日本能够最终实现包括东盟加三、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经济合作构想表示欢迎 。但这如果被认为是担心中国占据了主动而匆忙提出的构想的话，也没有办法。日本到 底能否使这一构想得以实施值得怀疑。第一，在亚洲推动不包含美国的亚洲加三形式的 经济合作，如果遭到美国的反对，日本将再次踌躇不前的情形似乎都能预见。1990年马 来西亚的马哈蒂尔首相提出EAEC构想时，日本也是因顾及到美国而没有支持这一构想， 最终使之流产。第二，与APEC的农业自由化问题一样，如果全面经济合作构想包括农业 ，这从日本的现状来看是不可能的。如果包含WTO的凯恩斯集团成员澳大利亚、新西兰 的话，则更加困难。
在全球化时代，欧盟继续扩大，而且有趋势显示要从现在的15国增加到数年后的20几 个国家。另一方面，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将从现在的3个国家扩大到2005年的34 个国家。然而，在东亚除了东盟以外，日本、中国、韩国这样的经济大国间没有某种形 式的地区合作机制。面对世界各地地域统合的趋势，这个地区将留下一个空缺。
在外务省的官僚中，大多数人认为：日本同韩国之间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是可能的，但 是日本同中国之间，中国要达到能够按照WTO的规则办事的程度，今后还要10—15年。 这之前同中国签署类似自由贸易协定这样的东西是很困难的。但是，我认为，全球化时 代的世界经济变化迅速，中国与世界经济并轨的速度也远比日本所想象的迅速。日本在 亚洲如果不能从过去顾及美国的做法中脱离出来，开展自主、积极的外交的话，就只会 出现中国在政治、经济上掌握主动权，而日本变成亚洲孤儿的局面。
2001年4月12日，在中国的海南岛召开了亚洲论坛。小泉总理出席了此次论坛并作了“ 亚洲的新世纪——挑战与机会”为题的基调演讲。这次论坛上也是中国占据了主动。在 参拜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等亚洲问题上没有充分顾及对方的感情的小泉总理自就任以 来，首次开始了对亚洲的外交，尽管稍显迟缓，但一定会受到欢迎。日本应该更加积极 主动地行动起来。
小泉总理于2002年9月17日访问了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北朝鲜)。这一试图使两国关系 正常化的努力可以说是日本近几年来首次主动开展的独立自主的多边外交，受到了广泛 的欢迎。尽管两国间仍有象绑架、导弹、核武器检查和经济合作等问题亟待解决，但是 ，长远来看，日本的努力在政治和经济稳定上，尤其是安全利益上，必将有益于东北亚 乃至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