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系及系统结构——《学习江泽民文选》的体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选论文,重要思想论文,体系论文,结构论文,代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1[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672-1071(2006)05-0001-06
《江泽民文选》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治国智慧和经验的经典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一重要理论创新之作。我们学习《江泽民文选》，当然首先必须抓住贯穿其始终的主线、红线，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学习、宣传、研究的重点和关键则是要理解和把握其理论体系及系统结构。
一、对一种观点的辨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无体系”
众所周知，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明确的定位。[1] 十六大以后，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党兴起了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现在，又出版发行了《江泽民文选》。随着学习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真谛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领悟，它的作用也越来越彰显。这是主流和大势。但是，也有不少群众、党员、领导干部仍然存有一些思想疑虑和认识误区，觉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大多由通俗易懂的讲话、谈话、报告、文件、批示、批语等构成，没有什么长篇大论，更无什么“理论体系”。这些疑虑和误区，必然会影响和妨害我们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真学、常学、深学”，更不可能去“勤于思考，善于运用，真正学通弄懂”。
误区之一：理论应当高深莫测
人们一般认为，理论必定深奥，而且似乎越是晦涩难懂，就越有理论性。其实，这是把“理论”仅仅限定为抽象定义的一种误解。什么是理论？毛泽东早就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中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2] 他还指出：真正的理论家，就是“能够依据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3] 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这种意义上的理论，江泽民也正是这种意义上的理论家。
为什么要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因为在世纪之交，“世情”、“国情”和“党情”均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我们党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这些挑战和课题涉及到世界、中国、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的根本性问题，其中的关键则是党员的先进性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江泽民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果断的决策胆略，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上述根本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作出了自觉的、积极的理论回应。他在2000年2月25日讲话中，首先提出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的命题；[4] 紧接着，他又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总结党70多年历史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并且反复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更好地做到这‘三个代表’，是一个需要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深刻思考的重大课题。”[5]“这个极其重大的问题，已经紧迫地提到了全党面前”。[6] 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上的“两个飞跃”，即“实践→理论→实践”的认识规律、理论创新规律。而它的表现形式和通俗易懂的特点正是体现了江泽民实事求是、亲切易懂的科学文风、学风和党风。在这里，完全没有必要去制造一些“晦涩语言”、“莫测理论”、“书斋哲学”来诠释实践的“常青之树”，把生动活泼的理论灰色化。正如邓小平所总结的，“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7]
误区之二：理论体系应当是体系化的鸿篇巨著
人们一般还认为，理论体系应当是长篇大论，是整块的“大部头”著作，是由一、二、三、四与甲、乙、丙、丁所构成的理论“观点网络”。其实，这是把“理论体系”标准形式化的一种误解。
什么是理论体系？所谓理论体系就是反映研究对象而形成的概念、范畴、判断、推理的体系，它可以是宏大的，如马克思的《资本论》、黑格尔的《逻辑学》；也可以是精巧的，如孔子的《论语》、华生和克里克荣获诺贝尔奖的1500字的“分子生物学”论文。理论体系作为认识思维过程的成果和产物，它的认识、思维过程与制定、表达过程，它的研究方法和表达方法，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马克思将政治经济学理论形式过程概括为“两条道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8] 他解释说：在做研究时，对象是“一定要经常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的”，[9] 研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开始，“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10] 在思维中从最抽象的规定开始，沿着抽象上升到具体道路，便构成了复制对象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这“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在此，“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这里的“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11] 简言之，作为思维起点和终点的具体，是感性具体与理性具体之别，可模式化为：“感性具体→抽象思维→理性具体”。由此决定了理论体系与其表达方式、容量大小并不一定是正相关的关系。
再从建构者的“具体特情”而论，他们面临的环境、条件也是千差万别的。江泽民与邓小平一样，都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党和国家所面临的各种现实矛盾与问题，加之他们本身是政治家而不是理论家，因此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苛求体系化的鸿篇巨著。关键是他们在讲话、谈话、报告中是否掌握了理论真谛，是否表达了内容的科学性、逻辑性。况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一样，在表现形式上都具有中国思想史的“形散而神聚”的特点，即表现形式是松散的，但其精神是聚合的，有其内在逻辑结构。即使在理论容量上，也有了足够的文字量，足以支撑其理论体系。刚刚出版的《江泽民文选》1-3卷，收集篇目203篇，总字数达124.5万，篇均6133字；其中也乏长篇大论，专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七一”讲话(2001年7月1日)长达2.35万安，十六大报告则长达3万字，而且对问题的阐述都是相当系统的。
误区之三：成熟的理论体系应当经长时段的实践检验才能确立
其实，这是一种把理论体系“成熟度”简单化、表面化的理解。自然科学的结论一旦得到真实的实验数据或检测结果，就可以确定它为真理性(当然，自然科学也需要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社会科学则要复杂得多，一个理论从提出到定位不简单是一个时间问题，还要考虑理论提出的实践土壤、经验总结、集体智慧等要素。具体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尽管从其提出到十六大予以定位只有短短的两年九个月，然而有两大“特殊考量”我们是不能忘记或忽略的：一是它是建党80周年历史经验、第三代领导集体执政13年基本经验的科学总结。江泽民2000年2月25日第一次明确提出“三个代表”，[12] 正是从“大历史”视野维度出发的。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讲话中，江泽民指出：“总结八十年的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归结起来，就是必须始终坚持“三个代表。”[13] 在十六大报告中又指出，联系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我们党必须始终坚持“三个代表”。[14] 显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非仅仅是从“广州讲话”到十六大这两年零九个月的产物。二是它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凝聚全党智慧，总结实践经验，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逐步形成“三个代表”主要思想这一科学理论。不言而喻，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报告、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等等，都是全党集体智慧结晶的集中体现。
根据以上对三大误区的分析，我们认为，一个成熟的科学理论体系一般应当有两个标志：一个是内在标志——这个理论必须在总体上、宏观上驾驭和把握住所研究对象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和发展规律、必然趋势。个别的、局部的、短时的理性认识和理论观点，即使正确也形成不了体系。另一个是外在标志——这个理论的概念、范畴、命题、原理必须具有内在的逻辑结构，以完整、系统地叙述所揭示的基本规律。由此，我们可以判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已经形成为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诚然，江泽民本人并没有刻意去构造一个理论体系，但是由于社会生活本身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他在观察、研究、解决建设“伟大事业”和党建“伟大工程”中重大而现实的问题、矛盾、课题的过程中，事实上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这是其一。其二，体系的形成是一个认识逐渐深化的过程。任何一种理论并不是一经提出就十分完整地、显性地呈现在大家面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端于《高州讲话》(2000年2月15日在广东高州市“三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明确于《广州讲话》(2000年2月25日在广东考察时的讲话)，阐明意义于《上海讲话》(2000年5月14日在上海主持召开江苏、浙江、上海党建工作座谈会时的讲话)，宣传于《北京讲话》(2000年6月9日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0年6月28日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0年10月11日在五中全会上的讲话等)，丰富于《“七一”讲话》(2001年7月1日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深化于《五·三一讲话》(2002年5月31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系统化及集中宣传于十六大报告。这充分体现了理论不断展现和深化的过程。其三，十六大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中央领导集体，又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等作了四次重要概括，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终以一个显性的、成熟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呈现于世。尤其是胡锦涛的《讲话》，最具权威性、系统性和科学性，高度概括了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上各具独创性的21个理论成果与10个独创性理论成果。
就内在标志而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创造性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就外在标志而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成了至少是由哲学基础层次，理论基石层次、理论主题层次、基本观点系列层次和实践理性层次组成的并按内在逻辑结构组合的系统理论体系。
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尤其是党执政规律的总体性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显著标志
每个时代总有它自己的主题、课题，而在提出或解决时代主题、课题过程中获得的理论标志，则是时代最嘹亮、最激动人心的号角，往往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尤其是在深刻变革的时代，一般都会产出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反映该时代本质要求的理论思考和理论体系。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开放性的真理体系，更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在具体历史情景中获得特有的“问题意识”、“主题意识”。马克思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不断地正确回答时代课题，正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格的鲜明特征，而把时代性问题真正地引入哲学的批判精神和实践精神，这是贯穿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精气神。
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立的，在跨越了“卡夫丁峡谷”后，他们毫无例外地遇上了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性难题，甚至还发生了雪崩式的“多米诺效应”——苏东巨变。世界文化研究大师、历史学巨擘阿诺德·汤因比曾经说过：“挑战与回应，是一个民族文明擎升的重要杠杆。”在20世纪下半叶，迫切需要在理论上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而带根本性的问题，于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就应运而生，这标志着“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实现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继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以列宁，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之后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而进入新世纪，由于“世情”，“国情”，“党情”的巨大变化，我党必须在了解世界“向何处去“的基础上，回答“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其中，最根本则是“党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党，党的关键在于先进性，先进性的关键则在于“三个代表”。由是观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生动体现。对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体系及其成熟程度，胡锦涛在《讲话》中曾作了最权威、系统的概括。他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鲜明的特点和最突出的贡献，在于用一系列紧密联系，互相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创造性回答了在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深化了我们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加强党的建设的规律性认识。
其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
关于执政党尤其是长期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史上还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甚至是一个空白。马克思恩格斯虽奠定了基础，但重点仍是革命党的建设，正如邓小平所言：关于党的学说，“在这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讲的不多。”列宁是党执政理论的奠基人，他提出了党内民主、党政职能分开等原则，并且建构了党的监督理论和监督体制机制的框架，等等。但由于列宁英年早逝，他的探索没有形成体系，且很不成熟。毛泽东未雨绸缪地拉开了“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化的序幕，提出进城后党的工作要“围绕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两个务必”、“从思想上建党”等党建新思路。然而，从总体上看，这些思想仍从属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依然是用“打天下”的方式来“坐天下”，因而丧失了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大好机遇。邓小平力挽狂澜地推动了党执政意识的理性觉醒，首次提出执政党建设三大主题——执政党是个什么样的党、共产党员怎样才算合格、怎样改善党的领导，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执政党建设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邓小平主要精力在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理论问题上，加之他年龄、身体、精力等条件的制约，尚未来得及从基本理论上推动党向现代意义上的执政党的转型。江泽民不负邓小平重托，与时俱进地开创了党向现代执政党的理论转型，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我们对新的时代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建的规律性认识。
基于对时代特征、党的历史方位和党的执政使命的清醒认识，围绕在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应当把自己建成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核心问题提出了许多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其丰富的理论内涵，全面、系统、科学地提出并回答了至少以下五大问题：“一个主题”——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两大课题”——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三大目标”——“两个先锋队”、事业坚强领导核心、“三个代表”。这是十五大报告提出的党建总目标，即“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具体化；“四大要求”——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在坚持发展；“五大建设”——理论建设(灵魂)、基础建设(基石)、制度建设(根本)、干部建设(关键)、作风建设(保证)。如此全面、系统、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尤其是长期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大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进入了“党建的马克思主义”的初始阶段或历史性起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的标志。
有鉴于此，胡锦涛在《讲话》中强调：“我们学习《江泽民文选》，必须紧紧抓住党的建设这个关键，进一步深刻认识和科学回答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问题，更好地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使党始终充满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其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丰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的主题
江泽民说过，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最关注的是两大问题，一个是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一个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两个伟大”——建设伟大事业，党建伟大工程——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建设伟大事业就由党建伟大工程来保证，而党建伟大工程必须围绕建设伟大事业来进行。
邓小平对这个根本问题，作出了“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但实践在发展，对这个根本问题的认识需要不断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中关于执政党建设理论空白的同时，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也形成了若干富有创造性的理论成果，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集中到一点，就是把邓小平理论主题推到一个新阶段，深化为“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社会主义”的问题。1917-1992年，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主要是探索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条件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党的十四大开始，探索的则主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首先将社会主义本质提高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上来，推进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5] 的新高度，丰富和深化了“共同富裕”的内涵，同时在怎样建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作出了一系列宝贵的探索。其突出贡献至少有：
第一，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它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展开和具体化，是第三代领导集体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性纲领。其最大亮点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破除了继“个人崇拜”、“计划经济崇拜”后的“公有制崇拜”，具有划时代意义。
第二，首次将邓小平“三步走”中的“大三步”50年战略具体化为“小三步”战略构想：2010年GDP翻一番，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50年基本现代化。
第三，首次提出五大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发展战略、加入WTO开放战略、振兴东北战略。
第四，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系统化规律：“坚持把发展作为主题(笔者注：后上升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不断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16] 显然这是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娴熟驾驭的体现。
第五，首次提出“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17] 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新开辟。
第六，首次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18] 的论断，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动力和目的，它与“推动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生活”[19] 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理论新体现，是处理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关系的新指针。
正因为此，胡锦涛在《讲话》中强调：“我们学习《江泽民文选》，必须牢牢把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进一步深刻认识和科学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更好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其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对“三大规律”的认识，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全新而重大的课题，也是党执政兴国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重大实践问题
关于共产党执政规律。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研究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就是要解决好如何领导、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执政本质问题。为此，就要研究其执政应遵循的基本理念，如执政为民、执政兴国、执政安邦、执政清廉等；基本原则，如合法性、利益整合、法治、权力制约、党内民主等；基本方式方法，如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以及总揽全局，渐进民主等。为此，要在明确执政党的定位、功能和作用基础上，重点打造好党群关系和党政关系，重构党与社会的关系，其实质是进一步从政治学意义上而非法律意义上解决党的领导权、执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与正当性问题，即大众对其的政治认同和价值认同、拥戴与忠诚、谅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大大小小执政规律中最根本的规律，因为它从根本上解决了党的执政资格(第一个代表)、执政能力(第二个代表)和执政宗旨(第三个代表)三大具有决定意义的根本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十六大报告所总结的社会主义建设十条基本经验，也就是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群的新总结、新概括，是对邓小平理论主题的深化发展。可以归纳为“四个坚持”、“一个归结”：第一条是要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思想路线，第二条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第五-九条是坚持基本路线诸方面的展开的重大国策，第十条是坚持以上九条的根本保证方面的经验总结，归结起来，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此外，现代化建设十二大关系辩证法，社会主义建设系统化规律，新型工业化道路等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正如江泽民所说，“三个代表”也是“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要求”[20]
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唯物史观在当代新阐述、新发展，并且弘扬了能动性原理，突出了人民主体论，体现了慎终如始的过程论，是历史辩证法在当代的生动体现。概言之，发展先进生产力，繁荣先进文化，实现、维护和发展好人民利益，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永恒主题，是人类不断促进社会发展的根本价值选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顺应了人类历史活动的基本规律，辩证地展现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这一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尽管三大规律处在一般、特殊、个别的不同层面，但三者之间是一个有机整体。存在着两个双向互动作用，一个是“实践-理论-实践”的双向互动作用，一个是“个别—一般—个别”的双向互动作用。执政规律与建设规律更是密不可分的，执政规律必须遵循建设规律和社会规律。
三、由五大层次构成的有机整体系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
逻辑结构是使理论体系从理论论述、理论表述上呈现出来，它的科学化总的要求是，要使历史逻辑即客观规律性与理论逻辑即理论表述论述统一起来。它要求基本范畴、基本观点、基本层次的表述规范化，要求层次结构的清晰性和合理性。
(一)哲学基础层次
诚然，江泽民不是职业哲学家，本人也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然而，他那“有哲学的实质而无哲学的形式”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构成了他作为主要创立者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体系的坚实的哲学基础。这集中体现在四条根本指导思想上：
唯物论：主要是坚守并发展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这是构成理论体系的“脚手架”。其突出的贡献是：把“与时俱进”纳入思想路线；给“与时俱进”下了一个经典定义(即“三性”)；将“与时俱进”的作用高度概括为“两个决定”：“决定国家前途命运”、“保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方法论：“三个不能停留”、“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两个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三个解放出来”，等等。
辩证法：“三个代表”的辩证法，社会主义建设十二大关系的辩证法，三大文明建设的辩证法，党的建设的辩证法，等等。
认识论：尊重实践、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善于概括和总结历史经验、基本经验。
唯物史观：集中体现了唯物史观的三大基本原理，即生产力决定论、意识形态能动论、人民主体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身就是唯物史观的新阐发、新创造。
(二)理论基石层次
建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基石主要是三块：一是历史方位论。江泽民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21] 主要是“两大转变”：从革命党转向长期执政党，由封闭僵化条件下执政转向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执政。二是党的先进性论。先进性是党的本质属性，生命所系、力量所在。搞好党的建设的核心在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归根到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主要包括先进生产力论、先进文化论，先进根本利益论。三是执政本质论。这是最重要的理论基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论，犹如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一样，是建构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体系大厦的顶梁柱。
(三)理论主题层次
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在长期执政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其深刻性和尖锐性在于：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尤其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党的建设、巩固和发展的理论，具有突破性意义。
(四)基本观点系列
基本观点系列，可称为核心内容的外层结构，是理论主题在各个领域的具体体现，它既丰富了理论主题内涵，同时又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和作用。胡锦涛概括的许多独创性理论成果，蕴含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外交工作等许多内容，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各个领域，是一个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
(五)实践理性层次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提出“是什么”、“为什么”的认知理性，而且进一步阐发了“干什么”、“应什么”的实践理性。这主要集中在“三大根本要求”和“四大基本要求”上。“三大根本要求”，即“关键在于坚持与时俱进，核心是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是坚持执政为民”；“四大基本要求”，即“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的力量”；“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的活力”。
综上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必须全面、完整、准确地加以把握。当然，它是开放的、发展的，它反映了真理但并没有终结真理，而是为我们开辟了一条进一步认识规律、揭示真理的正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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