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晋代契丹官员的外交活动与作用_契丹论文

论晋代契丹官员的外交活动与作用_契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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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年辽被金所灭,绝大多数契丹人归附于金朝统治之下,契丹人由统治民族沦为被统治民族,成为金朝社会的特殊群体,但作为辽国遗民他们在金代的历史舞台上依然十分活跃。特别是在金朝的外交活动中,契丹人扮演了重要角色,为维护金朝的外交秩序和“国际”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鉴于目前学界对此关注很少,笔者不揣鄙陋,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金代契丹使臣出使周边政权,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为解决双方的纠纷和政治、经济、文化往来等重大问题临时出使,与他国进行商谈;二是几年一次或多年一次的贺即位使、告哀使、封册使、慰问使等;三是一年一度的贺正旦使、贺生辰使等。此外,他国使节入金境,也有契丹人充任馆伴使、送伴使,负责他国使节在金朝的活动。无论是出使还是伴使,他们都肩负着维护国家利益和尊严的职责,金代契丹人的外交活动是金朝外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契丹人在金宋外交中的活动及作用

金宋外交活动始于金朝建国之初,契丹官员作为金朝使节出使宋朝则始于太祖末年。之后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契丹官员在宋金外交活动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根据史籍记载统计金代共有26位契丹族外交使节,30次出使宋朝,约占金朝所有出使宋朝次数的23.6%。①这些外交使节承担着各种出使任务,其中作为国信使、计议使等临时出使宋朝的有12人次;作为贺即位使、贺生辰使、贺正旦使等正常邦交往来的使者有18人次。特别是作为计议使等执行临时出使任务的契丹使臣尤为重要,关系到金朝的国家利益。

太祖、太宗时期,共有12人次契丹人出使宋朝,主要是代表金朝与宋朝围绕缔结“海上之盟”及如何实行其条款问题进行交涉,所派使者称为国信使、计议使。宋金“海上之盟”的主要内容为:1.宋金两国地位平等,互致国书,对等往来;2.宋金双方正式确立联合灭辽的方针。两国分别出兵夹攻辽朝,由“女真取中京,本朝取燕京一带”;3.灭辽后,燕京(今北京)一代土地归宋;4.宋将每年给辽朝的50万岁币转送于金;5.“事定之后,当于榆关之东置榷场”,进行互市贸易;6.双方约定,自盟约签订之后,“不可与契丹讲和”。②宋使赵良嗣与金议约时,由于宋徽宗不知辽燕京、西京和平州各为一路,只称“燕京一带旧汉地汉州”,不仅导致了云州一带土地交涉的麻烦,也影响了平(今河北卢龙)、营(今河北昌黎)、滦(今河北滦县)三州土地的交涉。③

在金太祖天辅六年(1122)十一月至七年二月,金宋双方三次遣使谈判实行“海上之盟”的条约时,契丹人耶律度剌作为金朝的谈判使者之一,积极为金朝争取利益。第一次是金天辅六年、宋宣和四年(1122)十一月,金朝派遣“国信使副李靖、王度剌(都哷)、撒卢母(察勒玛)来议每岁银绢”。④其中王度剌(都哷)即是契丹人耶律度剌。⑤此次出使宋朝是商议归宋燕京一带土地及收取岁币、银、绢等事宜。宋方要求金归宋西京、平、滦等地,但在李靖、王度剌据理力争、严词拒绝之下,宋朝只能同意金朝意见“先将燕京六州二十四县为定,岁交契丹银绢之数”,⑥至于西京等地的归属一事,日后商议。成功完成使命后,王度剌等返金。第二次是金天辅七年、宋宣和五年(1123)正月,“金人李靖、王度剌(都哷)等来议燕地税赋”。⑦金军占领燕京后,金太祖虽然同意按照盟约的要求将燕京一带土地归宋朝,但拒绝将西京及平、营、滦等地归宋,且进而以燕京为金人攻取为由,索要燕地税赋。⑧宋方认为燕京税赋皆实物,无法搬运金朝本地,建议“别以银绢代税赋”,⑨金朝接受。于是双方商议燕京代税的具体数目。第三次是天辅七年(1123),在宋方的一再征求下,金答应归西京之地,但要求宋给金军攻取西京的赏钱。“二十八日壬子,金人国信使副勃堇甯术割(贝勒尼楚赫)、耶律度剌(都哷)、计议使撒卢母(察勒玛)持誓书草来著誓,并求军卒取西京赏赐。……金史作二月癸卯,银术哥、铎剌如宋”。⑩此次出使《金史》记载为,收国七年(1123)二月,“癸卯,银术哥、铎剌如宋”。(11)可见这里的耶律度剌与铎剌是同一个人。这次金朝从宋方获得二十万贯的西京犒赏钱,耶律度剌作为国信副使功不可没。

太祖时契丹族官员耶律度剌三次作为副使出使宋朝,可以想见,这位契丹族外交官深受太祖的信任,具备优秀的外交能力,其在出使的过程中思维敏锐,据理力争,在金宋交涉燕京、西京等地归宋,宋岁交金朝的银绢之数、犒赏钱等重要事务中,出色地完成了外交使命,为金朝争得利益的同时也赢得了“国际”地位。金朝初年女真人对汉文化还十分陌生,在与宋朝进行外交和谈时,甚至不了解宋朝使用的“书”、“诏”、“表”、“牒”等文书的具体含义,(12)而契丹族官员多熟知与宋朝的外交故事,且具备较高的汉文化水平,通晓汉语,因此在该时期的外交活动中深受女真统治集团倚重,仅太宗天会三年(1125)、四年(1126)就有7位契丹人9次出使宋朝。

天会四年(1126)正月,宗望率领的右路军包围了宋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宋朝遣使到金营议和。宗望派出与宋朝议和的计议使主要是契丹人,如萧三宝奴、耶律忠、耶律宁、耶律度、耶律克恭等。其中主要原因如宋人所说:“女真言语不通,皆是契丹”。(13)所以,尽管此次议和关乎金国政治、经济利益,但宗望还是将此重任交给契丹人来完成,可见契丹官员在金初外交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契丹使臣第一次与宋朝交涉失败,宗望再次派遣都管契丹兵马辅国上将军耶律度,韶阳军节度使耶律忠充计议使传送金朝国书。经过耶律度、耶律忠与宋朝使臣的交涉,宋方最终答应了宗望提出的全部条件,即由兄弟之国改为伯侄之国;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给金;每年交纳二百万贯岁币和犒军费若干;宋朝遣送康王赵构和少宰张邦昌为人质等等。后因赵构不服金人管制,宗望“以崇义军节度使大安、仁龙州团练使耶律忠充使副送还康王”。(14)此次契丹人出色地完成了外交使命,使金朝取得了更高的地位,获得了三镇的土地、人口和二百万贯岁币和若干犒军费。

天会四年(1126)二月,宗望撤军北返前,遣左金吾卫大将军、权宣徽北院使韩鼎裔、信州管内观察使耶律克恭充代辞使副,带着国书及礼物向宋钦宗辞别。此外,这一时期出使宋朝的金朝外交使臣中还有契丹人萧庆、萧仲恭、耶律固等,他们也在金朝的外交活动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海陵朝,由于契丹官僚深受女真统治集团器重,在金宋外交舞台上更显活跃。金宋缔结“皇统和议”后,双方建立正常邦交。海陵在位13年中,共向宋朝遣使24次,(15)其中契丹人作为使臣出使多达10次,约占整个出使人次的42%。贞元三年(1155),按惯例派贺宋生日使、贺宋正旦使,两次都以契丹人担任正使,即同知南京路都转运司事耶律隆和翰林学士承旨耶律归一。这时期出使的契丹人既有中央官,又有地方官;既有文臣,也有武将,是契丹使臣活动最频繁的时期。这除了契丹人的汉化修养高、懂得汉语、熟知宋朝情况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海陵时期“契丹人尤被信任”。(16)

海陵王为实现统一,积极准备南攻宋朝,急需搜集宋朝的军事情报,正隆四年(1159)十二月,派翰林侍讲学士施宜生、宿州(今安徽省宿州县)防御使耶律翼为贺正旦使副出使宋朝,实际是想借此机会搜集情报,“隐画工于(使团)中,即敕密写临安之湖山、城郭以归”。(17)将这一重要任务交给施宜生、耶律翼一文一武两位官员,翰林侍讲学士施宜生作为文化修养很高的文官,主要完成常规的外交活动贺正旦节,而耶律翼作为武官知道攻打南宋应该搜集的军事情报,想必海陵派给他的真正任务就是指导使团完成搜集情报的工作,正隆五年(1160),耶律翼完成外交使命北返金国,使团带回了关于宋朝临安的湖山、城郭等形势图,为海陵侵宋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世宗在位29年,仅就《金史·交聘表》统计,共向宋朝遣使47次,其中契丹人代表金朝使宋6次,约占整个出使次数的13%,与海陵时期相比明显减少。而且从使者的官职上看,大部分比海陵时低。大定十年(1170)十月,“金国主遣金吾卫上将军、兵部尚书耶律子敬来贺会庆节”,(18)入宋后由起居舍人假翰林学士赵雄(字温叔)充馆伴使。《金史》记载移剌子敬“读书好学皇统间,特进移剌固修《辽史》,辟为掾属……(正隆元年)迁翰林待制……大定二年,以待制同修国史”。(19)子敬为人非常谦和,颇具文化涵养,与伴使赵雄坦诚交往,对增进金宋双方官员的友好关系作出了努力。

章宗在位19年,据史籍记载统计,共向宋朝遣使40次,其中契丹人代表金朝使宋2次,约占整个出使次数的5%。与前两朝相比,此时契丹人出使次数明显减少。这是因为此时契丹人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多数不被重用,奉命出疆的任务自然就少了。此后卫绍王、宣宗、哀宗三朝都未有契丹人使宋的记载,蒙古南下侵金,金朝一片混乱,与宋朝的邦交也无法正常维持了。

二、契丹人在金与西夏、高丽、蒙古外交中的活动及作用

金代契丹人除了在金宋外交中活动频繁外,也奉命出使西夏、高丽、蒙古等,为维护金朝的宗主国地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契丹人在金与西夏外交中的活动及作用

金建国前,西夏地处西北,女真居于东北,中间有辽朝相隔,彼此没有任何往来。(20)辽朝灭亡前夕,西夏和金朝开始发生外交关系。

金建国后,很快攻陷辽的大片领地,天祚帝西逃夹山。西夏作为辽朝的盟友出兵援助,但野谷一战损失惨重。金朝希望西夏尽快与辽朝解盟,以减少灭辽的阻力,于是借野谷之战胜利之机,遣使到西夏议和。金天会二年、夏元德六年(1124)正月,金夏和议达成。西夏国主乾顺“遣御史中丞芭里公亮奉表金主,请以事辽之礼事金,因受赐地。金都统粘没喝承制,割下塞以北、阴山以南、乙室耶剌部吐渌泺西之地与之”。(21)自此西夏称藩于金,开始互通使节。

天会二年(1124),西夏以事辽之礼事金,由于金忙于对宋经略,很少向西夏遣使。据《金史·交聘表》记载,天会年间只有西夏向金朝遣使。熙宗时金朝才开始向西夏遣使。金夏之间的聘使活动以西夏为主动,百年间西夏向金遣使共283次,金朝向西夏遣使则为61次。契丹人在金朝出使西夏的使臣中占有一定的比例,根据《金史》统计,自天会二年(1124)西夏向金朝称臣直到金亡,契丹族官员共8次出使西夏,约占金朝向西夏遣使总次数的13%,时间集中在熙宗、海陵、世宗、章宗四朝,主要担任横赐使和贺夏国生日使,其中有3位契丹官员担任横赐使、5位契丹官员担任贺生日使,这8位契丹族外交官都成功地完成了外交使命,很好地维持了金朝的外交秩序。世宗大定十七年(1177),巡边的“契丹押剌四人,挼剌、招得、雅鲁、斡列阿,自边亡归大石”。(22)这引起了女真统治者的警惕,西夏的西面是西辽,为了杜绝契丹人经西夏奔往西辽,世宗未再派遣契丹人出使西夏。卫绍王时期金朝与蒙古战事全面爆发,金朝与西夏的外交陷入混乱。从卫绍王即位到金亡,金朝仅向西夏遣使三次,(23)没有契丹族使臣也在情理之中。

2.契丹人在金丽外交中的活动及作用

金丽外交正式开始于太祖收国二年、高丽睿宗十一年(1116)四月。据《高丽史》载睿宗十一年四月,“金主阿骨打遣阿只来”。(24)此时辽金已开战,金太祖为了稳住高丽,防止腹背受敌,主动遣使与高丽通好。是年八月,高丽遣使如金。(25)《金史·高丽传》记载,辽亡后的第二年,即金天会四年(1126)六月,“国王王楷遣使奉表称藩……凡遣使往来当尽循辽旧……高伯淑至高丽,王楷附表谢,一依事辽旧制”。(26)从此高丽以事辽旧礼称臣于金,正式确立臣属关系。

此后,在金朝绝大部分时间里,金与高丽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一直维持稳定的册封朝贡关系,直到宣宗南迁汴京。据杨军先生研究,在1115-1214年这百年间,金朝向高丽遣使141次,高丽遣使金朝达350次(包括因特殊原因未能到达的使节)。金朝按惯例每年遣使2次,一次是贺高丽国王生辰,一次是横赐、宣赐。此外,还有应对突发性事件的临时遣使,如遇国丧派的遣敕祭使、慰问使;起复或册封新高丽王的使臣等。(27)在金朝派往高丽的使臣中契丹族官员占有一席之地。根据《金史》、《高丽史》统计,从太宗天会五年(1127)八月到卫绍王大安二年(1210)六月83年的时间内,契丹官员共17次(包括因特殊原因未到达的)出使高丽,其中太宗朝2次、熙宗朝1次、海陵朝2次、世宗朝9次、章宗朝2次、卫绍王朝1次。金代契丹人出使高丽的次数约占金代出使高丽总次数的12%,他们既担当常规聘使,也担任临时使节。

首位出使高丽的契丹族官员是耶律居谨。天会五年(1127)八月,耶律居谨充宣庆使奉命将灭亡北宋和册立大楚皇帝张邦昌之事诏谕高丽。《高丽史》载:“金宣庆使、永州管内观察使耶律居瑾、秦州团练使张淮等来。丙辰,王迎诏于天成殿。”十月,耶律居瑾回国,高丽附以谢表:“非常胜事,不世异恩,实千古之未闻”,表示对金朝当“心存事大,但忠尽以为期”。(28)显然耶律居瑾圆满地完成了此次外交使命。出使高丽的契丹人也有因各种特殊原因未完成使命的,如大定十年(1170)十月,大宗正丞耶律乣为贺生辰使出使高丽。当时正值高丽发生宫廷政变,无暇接见使臣,所以耶律乣“至境,边吏以前王让位,却之”。(29)

章宗泰和四年(1204)七月,高丽神宗病逝,熙宗即位。泰和六年(1206年)四月,契丹人移剌光祖奉命使高丽册王,但因册王礼仪与高丽发生了争执。《高丽史》记载:“四月甲子,金遣大理卿移剌光祖,小府监马黯来册王,宣庆、大观两殿倚屏久为塵污,王命忠献子、将军瑀书洪范于宣庆殿,无逸于大观殿以迎北使。”高丽王将受册之时,遣左承宣郑叔瞻议行礼所于金使,移剌光祖等要求高丽受册于大观殿,但郑叔瞻答曰:“受册宣庆殿,设宴大观殿,行望诏拜于昇平门外。”并认为“前王时,宣庆殿灾,故受册于大观,而望诏于昇平门外,今正殿已成,岂可苟循一时之制,而便失旧规耶?”(30)最后移剌光祖等同意在宣庆殿受册。移剌光祖在必要时的退让,避免了两国邦交的不愉快,维持了金朝的外交秩序。

总之,在金与高丽的外交往来中,契丹族使臣们奉命出疆,尽力为金廷争取更多利益,在维护金朝宗主地位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3.契丹人在金蒙“外交”中的活动及作用

金与蒙古的外交和金与宋、西夏、高丽的外交有所不同,即双方之间没有常规的外交往来,只是在多次和谈中互派使者,在此过程中契丹人担当了重要的角色。

金代蒙古草原一些游牧部落,包括后来统一蒙古草原的蒙古部是金的属部。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蒙古全面攻金,金朝连连失败,蒙古迅速占领金朝大片领地。在这种情况下,金朝多次主动遣使求和,金蒙之间的和谈成为金朝政治的头等大事,此时契丹人成为金朝与蒙古汗国之间外交活动的主角。世代为金廷守卫西北边疆的契丹人由于经常与蒙古诸部打交道,了解游牧民族的习俗,一些契丹族官员还通晓蒙古语,如金后期多次出使蒙古的石抹明安、耶律阿海,二人都是桓州人。崇庆元年(1212),在野狐岭大战前金将纥石烈九斤曾命石抹明安曰:“汝尝使北方,素识蒙古国主,其往临阵,问以举兵之由,不然即诟之。”(31)可见,石抹明安在金朝后期经常出使蒙古,明安于阵前骂敌,说明他通蒙古语。耶律阿海,金桓州尹撒八儿之孙,“天资雄毅,勇略过人,尤善骑射,通诸国语(应包括蒙古语)”。但金末出使蒙古的契丹人也有很多归降蒙古,加入了蒙古攻金的行列,如阿海奉命出使蒙古,“见太祖姿貌异常,因进言:‘金国不治戎备,俗日侈肆,亡可立待。’帝喜曰:‘汝肯臣我,以何为信?’阿海对曰:‘愿以子弟为质。’明年,复出使,与弟秃花俱往,慰劳加厚,遂以秃花为质,直宿卫。阿海得参预机谋,出入战阵,常在左右。”(32)金朝派契丹官员往蒙古和谈,主要是因为其通晓蒙古语,契丹人与蒙古的和谈使金朝有了喘息的机会,延缓了其灭亡时间。

三、契丹族伴使的活动及作用

在金朝外交活动中,除选派使臣出使外,对他国使臣的迎来送往也是外交活动的重要方面。这些负责接待他国使臣的人称为“接伴使”、“馆伴使”、“送伴使”。虽然不衔命出疆,但举止稍不合度就可能贻讥辱国,言谈略有不慎就可能泄露机密,因此金代对伴使的选任十分谨慎,通常情况下伴使一般选有较高文化知识和修养,有应变能力的人充任。章宗曾诏谕有司:“凡馆接伴并奉使者,毋以语言相胜,务存大体。奉使者亦必得其人乃可。”(33)此外对伴使的族属、相貌、语言方面也有要求,《大金国志》记载:“金国每差接伴、馆伴、送伴,(诸)客省使必于女真、渤海、契丹人物白皙、详尼下令重建以达拉为首的一系列边境要塞后,因有坚固的要塞为防御依托,驻守军队数量相应减少,这样一来,更多的士兵和马匹武器等战争资源就可直接派至西部战场,有助实现帝国的西征战略。缓、能汉语者为之。”(34)从现有的资料看,契丹人作为伴使者只有萧庆、耶律绍文、庞显忠三人。

金初较受重用的契丹族官员萧庆,天辅五年(1121)与耶律余睹一同降金后,效力于宗翰军中。天会四年(1126),金军围攻北宋都城,宋遣秘书少监李若水等“往大金山西军前和议”,此次金方的馆伴使就是萧庆。《三朝北盟会编》记载了萧庆与李若水的一段对话:“庆曰:‘使副们缘何事来?’若水曰:‘某等为和议来?’……庆曰:‘国书外莫别有议者事否?若有,须当先去译知,国相(宗翰)元帅为便也。’”(35)从萧庆与李若水的对话看,他是通晓汉语,又谙熟外交事故的契丹人,在金初女真统治者不懂与宋朝的外交事宜时,萧庆作为伴使维护了金朝的形象。

金前期频繁作为伴使的耶律绍文是文化修养较高的契丹文人。熙宗时曾参修国史,天会十五年(1137)十二月,“命韩肪、耶律绍文等编修国史”。(36)此人从太宗天会十年(1132)到熙宗天眷二年(1139),宋数次遣使议和,耶律绍文一直作为伴使负责与宋朝使臣交涉。太宗后期,金朝改变了欲灭南宋方针,开始以和议佐攻战。宋高宗得知金有议和之意,于天会十年(1132)八月,遣使如金,金朝命耶律绍文为伴使,接待宋朝使臣。宋人王伦作书与耶律绍文,并赠“银三百两、缣、币百匹”。(37)在谈判中耶律绍文极力为金朝争得利益,但宋方未能接受,所以和谈未果。天会十二年(1134),宋再次遣使赴金议和,“请还两宫及河南地”。此次王伦受朝廷的旨意给“粘罕所亲”耶律绍文等又带去亲笔信及“《资治通鉴》、木棉、虔布、龙风茶”等礼物,希望耶律绍文能促成和议,但最终因金方提出“画江以益刘豫”(38)的条件,宋金此次仍未能议和。

天眷二年(1139)十月,王伦再次出使金朝请归河南地。熙宗令翰林待制耶律绍文为宣勘官,问王伦:“知挞懒罪否?”伦对:“不知。”又问:“无一言及岁币,反来割地,汝但知有元帅,岂知有上国邪?”伦曰:“比萧哲以国书来,许归梓宫、太母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国寻海上之盟,与民休息,使人奉命通好两国耳。”就馆后,熙宗复遣耶律绍文告诉王伦说:“卿留云中已无还期,及贷之还,曾无以报,反间贰我君臣耶?”(39)可见此时耶律绍文依旧作为熙宗亲信与宋使沟通,以他的忠诚和敏锐的外交头脑为金朝争得利益,出色地完成了接待使命。

金朝中期还出现一位契丹族伴使,即庞显忠。庞显忠是在女真贵族家庭中长大的契丹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显忠,契丹人,其父为常胜军校,母耶律氏美,梁国王宗弼纳之,而杀其夫,后封王妃。”(40)显忠在宗弼家里长大,与宗室成员相差无几,因此也得到女真统治集团的信任。金大定二年(1162)五月,宋遣洪迈等赴金贺世宗登位,金方的接伴使就是庞显忠,此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有载:“起居舍人充大金国贺登宝位使洪迈等出境,金人遣工部侍郎庞显忠接伴。”(41)

综上所述,在金朝外交活动中契丹族官员表现出卓越的才能,尤其是在金初与金末,契丹人以他们独有的文化涵养和语言优势以及敏锐的头脑和对外交事务的谙熟,多次出色地完成了外交使命,为金朝赢得了利益并提高了其“国际”地位。如金初与宋的外交活动中契丹人以不可替代的人选临危受命,为金朝争得了土地、人口、岁币等利益,在金朝外交活动中做出了重大贡献,而此后随着金与周边政权邦交的正常化,契丹人在维持金朝的外交秩序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绝大多数把金朝视为自己的祖国,表现出对金国的忠诚。但金末,在金朝大势已去的形势下,也有部分像耶律阿海兄弟那样的契丹使臣,利用从事外交活动的机会,投靠了对方的蒙古政权。

注释:

①根据《金史》、《三朝北盟会编》、《大金吊伐录》统计,金代出使宋朝共127次。后文的统计数据,如没有特别注出,皆出自上述史籍。

②(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四《政宣上帙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③赵永春:《金宋关系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3页。

④(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政宣上帙一一》,第80页。

⑤金天辅七年、宋宣和五年(1123),“二十八日壬子,金人国信使副勃堇甯术割(贝勒尼楚赫)、耶律度剌(都哷)、计议使撒卢母(察勒玛)持誓书草来著誓,并求军卒取西京赏赐”。参见(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四《政宣上帙一四》引马扩《茆斋自叙》,第102页。王度剌(都哷)与耶律度剌(都哷)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即都哷,而且金初常以同一身份即国信副使出使宋朝,可以推定王度剌即是契丹人耶律度剌。

⑥(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政宣上帙一一》,第81页。

⑦(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政宣上帙一三》,第89页。

⑧赵永春:《金宋关系史》,第30页。

⑨(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政宣上帙一三》,第90页。

⑩(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四《政宣上帙一四》引马扩《茆斋自叙》,第102页。

(11)《金史》卷二《太祖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0页。

(12)赵永春:《宋金关于交聘礼仪的斗争》,《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6年第3期,第58页。

(13)(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九二《靖康中帙六七》引《秦湛回天录》,第681页。

(14)(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靖康中帙六》,第230页。

(15)据《金史·交聘表》统计。

(16)《金史》卷八八《唐括安礼传》,第1965页。

(17)(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一四《海陵炀王中》,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9页。

(18)(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八《赵温叔探赜敌情》,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28页。

(19)《金史》卷八九《移剌子敬传》,第1988页。

(20)杜建录:《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159页。

(21)(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三,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22)《金史》卷八八《唐括安礼传》,第1964页。

(23)根据《金史·交聘表》统计。

(24)金宗瑞、郑麟趾等编撰:《高丽史》卷一四《睿宗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57年版,第205页。

(25)何适之:《论十二世纪初金与高丽的外交》,《江海学刊》,1998年第4期,第118页。

(26)《金史》卷一三五《高丽传》,第2885页。

(27)参见杨军:《东亚封贡体系确立的时间——以辽金与高丽的关系为中心》,《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121-122页。

(28)金宗瑞、郑麟趾等编撰:《高丽史》卷一五《仁宗一》,第228页。

(29)金宗瑞、郑麟趾等编撰:《高丽史》卷一九《明宗一》,第289页。

(30)金宗瑞、郑麟趾等编撰:《高丽史》卷二一《神宗》,第322页。

(31)《元史》卷一五○《石抹明安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556页。石抹明安借骂阵之机投归蒙古,成吉思汗命其领蒙古军,抚定云中东西两路。

(32)《元史》卷一五○《耶律阿海传》,第3549页。

(33)《金史》卷一一《章宗纪三》,第47页。

(34)(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四○《许奉使行程录·一》,第569页。

(35)(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五五引《靖康大金山西军前和议日录》,第409页。

(36)《金史》卷四《熙宗纪》,第72页。

(37)(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八《太宗文烈皇帝六》,第127页。

(38)(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八《太宗文烈皇帝六》,第127页。

(39)《宋史》卷三七一《王伦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525页。

(40)(宋)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374页。

(41)(宋)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九,第3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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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晋代契丹官员的外交活动与作用_契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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