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诗作的历史观探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观论文,诗作论文,李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通常来讲，人们都会面对两种世界：历史世界和现实世界。如何摆布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每个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不可回避的问题。对于诗人、作家而言，是站在历史长河中来审视现实世界、预测未来世界，还是有意回避现实世界，而把人们的目光引向苍茫的历史世界，这是他们时刻需要解决的敏感课题，也是他们能否成为时代歌手的试金石。打开诗人李白的著作，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不断地向读者走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大舞台上演出的却是以当世人（其中也包括诗人自己）作主角的现代剧，而那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仅仅是诗人用来刻画当世人的材料。李白在其诗歌创作中所体现的历史观主要表现为下列三个方面：
一 回忆历史，旨在述志抒怀
李白一生具有辅助君王“济苍生”、“解世纷”、“安社稷”的政治理想，但是他对自己理想的表述从来不是抽象的，而往往是借助历史上的明君、贤相、名臣的言行表达出来。诗人终生不屑于由参加科举考试而达于仕途，他相信“为士者终有遇合之时”，希望当世君王能像周文王重用姜尚、汉高祖启用郦食其一样抬举自己，从而实现“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注：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理想。诗人心目中所效法的历史偶像是很多的，但是其中最使他耿耿于怀的是先秦策士鲁仲连、蜀国贤相诸葛亮、东晋谋臣谢安三人。李白最推重鲁仲连的地方有两点，一是助人以为乐，二是功成不受赏：“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耀。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注：李白：《古风》其十。）诸葛亮躬耕南阳，刘备三顾始出，诗人最称道的是他由草野一步而为国相，在奠定蜀汉于三国中的鼎立地位作出了卓越贡献：“武侯立岷蜀，壮志吞咸京……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注：李白：《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谢安也是诗人终生景慕的人物，推崇备至，屡以自比。诗人最佩服的是谢安的才能以及在苍生社稷危难时刻勃然而起的奉献精神：“尝高谢太傅，携妓东山门。楚舞醉碧云，吴歌断清猿。暂因苍生起，谈笑安黎元。余亦爱此人，丹霄冀飞翻。”（注：李白：《书情赠蔡舍人雄》。）对于上述三人，诗人总是明确引为同调，并表明爱慕之心，其目的昭然若揭，即以古明志，申述理想。
然而诗人的政治理想在唐玄宗执政的后期是不可能实现的，君王沉湎酒色，大权旁落，以李林甫为首的权贵大臣妒贤害能，有识之士无立锥之地。天宝元年，诗人被召入京三年，玄宗将他视为消闲取乐的笔墨工具，始终没有给他一官半职，最后在权臣谗言猬集情况下被“赐金还山”。极度黑暗的政治使诗人油然产生满腔怀才不遇的悲愤。引人注意的是，诗人在抒发悲愤之时也往往是借古抒怀。这一点在组诗《古风五十九首》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古风》其三十六中，诗人借卞和向楚王献玉的故事，抒发“为士不遇知己者”的感叹和“效鲁连柱史之高举远蹈，与道为群以保全身”的愿望（注：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在《古风》其五十中，诗人借宋野人不辨赵壁与燕石的故事，讥讽世人不识美丑，感慨自己怀才不遇；在《古风》其三十七中，诗人借燕臣邹衍无罪见拘而五月陨霜以及齐之庶女蒙冤而雷电击堂的故事，抒写自己无辜被逐的伤感。诗人青年时期，为了实现从政理想，曾在30岁时首次赴长安寻找仕途。然而由于小人当道，君王近在咫尺而不能相见，为此感慨万千。在《古风》其十五中，曾借燕昭王筑台招贤的故事，表达自己怀才不遇横遭权贵责难的愤慨：“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剧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在《行路难》其二中，又以古代贤臣名将的种种遭遇来陪衬，抒发自己得不到当权者推举录用而产生的难以遏制的满腔悲愤之情：“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彗折节无嫌猜。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
李白未能得到君王重用，隐逸思想便随之抬头。离开长安之后，诗人在不少作品中又借史事抒发自己弃世隐逸之意。据《后汉书·逸民传》记载，东汉隐士严子陵是光武帝的老同学，光武帝即位后，严子陵改名换姓，“隐身不见”，光武帝“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光武帝前往宾馆探望，劝他辅助自己管理国事，他高卧不起，拒绝为官。李白对严子陵的高风亮节、安于岩户深切仰慕：“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昭昭严子陵，垂钓沧波间。身将客星隐，心与浮云闲。长揖万乘君，还归富春山。清风洒六合，邈然不可攀。使我长叹息，冥栖岩石间。”（注：李白：《古风》其十二。）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诗人一方面对当时黑白不分、贤愚不辨的政治现实进行揭露和批评，另一方面对自己受谗被谤的遭遇表示无比愤怒，最后明确表示要归卧岩户，随严子陵而去：“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柱颐事玉阶”，“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
总之，李白在述志抒怀之时，经常回忆历史，或赞美古人业绩而明志，或引古人遭际而感怀。
二 展示历史，志在揭露现实
无数事实表明，历史与现实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据此，人们往往把历史看作现实的一面镜子。这个道理，李白在千年之前就已看清。他作为一名展示时代风貌的诗人，经常借助历史这面镜子来观照现实，或怀古伤今，或援古证今，或借古讽今。
1.怀古伤今
盛唐王朝既有辉煌的前期，又有从巅峰跌落政治深渊的后期。李白生活在盛唐时代，既赞赏过她的前期，又哀叹感伤过她的后期。特别是后期，玄宗沉溺酒色，不理朝政，社会内部矛盾日趋尖锐，豪族地主集团势力抬头，他们在地方支持藩镇，在中央支持太监，藩镇与太监又相互勾结，形成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汉族与外族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深刻矛盾，社会政治一片黑暗。政治黑暗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扼杀人才。当时宰相李林甫是个“口蜜腹剑”、“嫉贤妒能”的阴险人物，他对忠臣贤士一概采取排挤打击的态度，而对那些奉承拍马、追名逐利之徒却百般庇护、培植，听其为非作歹。面对奸臣当道、贤士受屈的黑暗政治，诗人怒不可遏，感伤不已。他大胆地揭开历史，把历史画面与黑暗现实相对照，把丑恶的现实和盘托于世人之前：“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已昏。夷羊满中野，菉葹盈高门。比干谏而死，屈原窜湘源。虎口何婉娈，女媭空婵娟。彭咸久沦没，此意与谁论？”（注：李白：《古风》其五十一。）萧士赟在《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中指出：“太白此诗哀思怨怒，有感于时事而作，风刺谲谏之体兼尽之矣。”此评实为中肯之言。在《古风》其八中，诗人采用对比手法，一方面指出得宠小人骄纵逾制不可一世，一方面感叹扬雄这些不善钻营富贵的儒雅之士由于不识“时务”终遭小人嗤笑，从而无情地把矛头指向黑暗腐败的现实社会。天宝初年，玄宗日益沉醉于声色之娱及斗鸡舞马的享乐生活。由于宠信宦官、优遇斗鸡走马之徒，故宦官气焰嚣张，斗鸡之辈飞扬跋扈。诗人目睹这种腐败现象，既给予愤怒的谴责，又伤感不已。在《古风》其二十四中，他借洗耳翁许由蔑视功名利禄的故事，感叹现实生活中的黑白不分、美丑莫辨的现象：“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2.援古证今
天宝后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宦官、藩镇相互勾结，政治危机日趋严重，眼看一场篡权祸乱就要发生。这一切，目光敏锐的诗人看在眼里，忧在心里。他基于对国家对人民的深沉之爱，再也不能保持平静，济世的责任感又迫使他拿起历史武器，以古代曾经出现的事件来昭示今人，以引起世人对时政的关注。在《古风》其五十三中，诗人以“六卿专权”、“田弑齐君”之事为训，指出当时“奸臣欲窃位”的事态的严重性：“战国何纷纷，兵戈乱浮云。赵倚两虎斗，晋为六卿分。奸臣欲窃位，树党自相群。果然田成子，一旦弑齐君。”陈沆在《诗比兴笺》中云：“此即《远别离》篇‘权归臣鼠变虎’之意。内倚权相，外宠骄将，卒之国忠、禄山两虎相斗，遂致渔阳之祸。”陈氏分析道出真情，证明了诗人的真知灼见。《远别离》一篇，按詹锳之说，当作于天宝十二年诗人目睹安禄山飞扬跋扈气势后离开幽燕南归之时。此时安禄山正蠢蠢欲动，诗人为了引起人们警觉，有意在作品中用“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的比喻和“尧幽囚”“舜野死”的典故预示形势的严峻性。此外，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后，诗人还在《古风》其二十九中，以战国七雄相互征伐、频年战乱不已，来比况安史之乱后天下混乱的局面：“三季分战国，七雄成乱麻。王风何怨怒，世道终纷挐。”同时在《古风》其三十一中，诗人又借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者郑客从关东前往咸阳途中遇华山使者托书的故事，借古喻今，抒发诗人想遁世避祸的愿望。
3.借古讽今
李白既是一位“难为桃李颜”的正直诗人，又是一位天不怕、地不怕，具有大无畏精神的志士。他对造成唐帝国日益走向腐败、黑暗的原因有清醒的认识。在李白看来，君王的沉溺声色、权臣的争权夺利、受宠小人的为非作歹是其主要因素。因此，诗人在不少诗文中有意识地采用借古讽今的手法，愤怒地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最高统治群。杨贵妃是玄宗宠妃，诗人在《清平调》词中就敢把她比做日夜蛊惑西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以李林甫为首的统治集团的中贵及其爪牙，更是被李白咒骂为历史上一群弑君篡位的奸臣；对于最高统治者唐玄宗，诗人也决不手软，对他的批判揭露真可谓惊世骇俗。诗人一方面把唐玄宗斥责为不可救药的昏庸君主殷纣王、楚怀王：“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已昏”（注：李白：《古风》其五十一。），“徒希客星隐，弱植不足援”（注：李白：《书情赠蔡舍人雄》。），另一方面，又大胆揭露他沉醉淫乐和好神仙、求长生的愚蠢行为。在《上之回》里，借汉武帝巡幸回中之事，讽刺玄宗耽淫乐而疏贤能。在《古风》其十三中，又借用周穆王、汉武帝沉溺淫乐，笃信神仙而终不免一死，讽刺玄宗求仙、淫乐均为荒唐之事。用借古讽今手法揭露批判唐玄宗好神仙、求长生愚蠢行为最典型的篇章是《古风》其三和《古风》其四十八。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作品，表面上写的是秦始皇，实际上批判的是当代皇帝。在诗中，诗人以秦王“扫六合”“决浮云”的丰功伟绩作陪衬，无情揭露其劳民伤财的愚蠢求仙行为：“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连弩射海鱼，长鲸正崔嵬。额鼻象五岳，扬波喷云雷。鬐鬣蔽青天，何由睹蓬莱？徐市载秦女，楼船几时回？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逐日巡海右，驱石驾沧津。征卒空九寓，作桥伤万人。但求蓬岛药，岂思农
春？力尽功不赡，千载为悲辛。”在诗人看来，“雄才大略”的秦始皇竟然干出如此荒唐之事，实在可悲，而当今皇上正重蹈其覆辙。
三 追述历史，意在革除时弊
李白是一位有责任心的诗人，面对王朝的种种社会弊端，他忧伤过、感叹过、揭露过，甚至欲走上弃世之路。然而，他的济世理想没有泯灭，始终在胸中燃烧着，他决心以清除时弊为己任。诗人除旧布新的办法就是以古鉴今，效法古道。具体表现为：
1.在文坛上，主张在复古的旗帜下，以“风雅兴寄”、“汉魏风骨”的传统为榜样，廓清齐梁形式主义文风，把诗歌推向现实主义道路。
因上行下效，齐梁形式主义的浮艳文风到李白时代并没有彻底清除，诗坛上大多数作家作品依然是“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注：杨炯：《王勃集序》。）。陈子昂曾经指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主张用复古办法解决问题。（注：陈子昂：《修竹篇序》。）李白紧步陈子昂后尘，以古鉴今，效法古道，把这场诗界革命进一步引向深入，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李白在清除齐梁余风中坚持古为今用的历史观，主要体现于下列三点：
其一，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诗人在《古风》其一中具体论述了自周代以来诗歌发展所经历的曲折道路，认为《诗经》、《楚辞》的现实主义传统未能继承发扬，尤其是建安之后，诗歌创作日趋脱离现实，那种徒具形式的作品根本不值得推重，诗人感慨地写道：“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其二，具体指明改革齐梁诗风的办法，即继承和发扬《诗经》《楚辞》和建安诗歌面对现实、反映现实、慷慨多气、质朴刚健的传统，用古时代清新自然、古朴率真的诗风代替齐梁浮靡诗风。诗人明确指出，“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注：李白：《古风》其一。），清真的诗风就是清新、自然、古朴、率真的诗风，这种诗风与绮丽浮华的齐梁诗风是相对立的。
其三，对恢复“古道”，既有强烈的责任感，又有必胜的信心。诗人对齐梁余风统治诗坛的严重性看得十分清楚，决心将荡涤齐梁诗风作为己任，所谓“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注：孟棨：《本事诗》引。），“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注：孟棨：《本事诗》引。）。他真诚地希望有更多的诗人、作家联手合作，及早完成消除齐梁余风的历史任务，诗人在《古风》其三十五中深沉地写道：“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安得郢中质，一挥成风斤”。
2.在政坛上，主张实行儒家的中庸之道和道家的无为而治，力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注：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百姓安居乐业。
儒家在治民方术中，强调“中庸之道”，既反对苛政，又反对纵民，主张“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注：《左传·昭公十一年》。）。李白继承“鲁道”，在《任城县厅壁记》中明确强调治民之理应“宽猛相济，弦违适中”。
道家始祖老子主张无为而治的统治术，所谓“为无为，则无不治”（注：《老子·三章》。）。李白在《大猎赋》《明堂赋》中，则希望为君者，“以端拱为尊，玄妙为宝”，效法黄帝，崇尚自然，追随至道，无为而治，使社会“弃末返本，人和时康”。
李白最高的社会理想是，“致吾君于尧舜”（注：李白：《崇明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颂并序》。），社会安定，风俗淳古，百姓安居乐业，所谓“心和得天真，风俗犹太古。牛羊散阡陌，夜寝不扃户”（注：李白：《赠清漳明府侄聿》。），“百里鸡犬静，千庐机杼鸣。浮人少荡析，爱客多逢迎”（注：李白：《赠范金乡》其二。），“权豪锄纵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让于道路，任者并于轻重。扶老携幼，尊尊亲亲，千载百年，再复鲁道”（注：李白：《任城县厅壁记》。）。总之，诗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的蓝图，实际是先秦儒家道家传统思想的结晶。
综上所述可知，李白无论是述志抒怀，揭露现实，革除时弊，都不忘回忆历史，展示历史、追述历史，坚持史、实结合，为我所用，显然，诗人奉行的是古为今用的历史观。
李白古为今用历史观的形成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主客观原因。
其主观原因有三：
1.强烈的主体意识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儒家的礼制观念曾长期禁锢人们的思想，它使人们失去了“自我”，泯灭了个性，而把自己的命运交付于天神或圣贤。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儒家礼制观念逐步丧失了一统地位，在文坛涌现不少敢于显示纯真自我本性和自我价值的斗士，诗人李白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为了实现宏伟的政治理想，傲视天地，目空一切，敢于自尊、自信、自立，根本不把儒家的“无我”之道放在眼里。他主张走自己的路，决不看着别人的眼色行事，一切“自主”，所谓“舒卷固在我”（注：李白：《秋日炼药院镊白发赠元六兄林宗》。）。对于外界事物的态度是“吾不凝滞于物，与时推移”（注：李白：《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之元演隐仙城山序》。），主张学习荀子“善假外物”，一切为我所用。对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也是这样，坚持“拿来主义”，为表现今人，反映现实，抒发情怀服务。
2.执着的济世热忱
李白是一个有大济苍生、社稷之志的人，由于家庭的教养、时代精神的激励以及诸家思想的影响，他逐步形成了建功济世、有献于国家和人民的主导思想。诗人的政治理想就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注：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从而使广大人民安居乐业。正因为如此，他常常以历史上济世贤相名臣诸如管仲、晏婴、鱼仲连、诸葛亮、谢安等人自诩，希望自己能像他们一样，辅佐君王，为安定天下作出贡献。而当其辅助君王安邦定国的宏愿不能为世人理解时，他的济世理想便化为内心深沉的痛苦：“欲献济时策，此心谁见明”（注：李白：《邺中赠王大劝入高凤石门山幽居》。），“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注：李白：《赠韦秘书子春》。）。他对待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态度显然与诗人强烈的济世理想不无关系。“述往事，思来者”（注：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诗人在作品中大量引用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其根本目的正在于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为君王待人处事、治理国家提供借鉴。
3.渊博的历史知识
李白出生在一个有浓厚文化氛围的富商家庭，优越的家庭条件，使他从小能够在浩瀚的历史海洋中撷取丰富的知识，正如他自己所云：“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注：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诗人26岁辞亲远涉以后，多次漫游大江南北，黄河上下，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所到之处，凭吊古人，瞻仰遗迹，追忆往事，使其历史知识更加渊博。因此，当诗人援笔作诗著文之时，“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古人往事，左右逢源，一起流向笔端。
其客观原因有二：
1.历史可以成为认识现实的参照系。陈沆在《诗比兴笺》中指出：“疾末世而思古人，鄙荣利而怀道德。”人们在认识世界之时，确实有这样的共识：寻找一种参照系，通过比较，求得鉴别。诗人陶渊明为了反映官场的黑暗险恶，曾以恬静、安适的田园生活作为参照系，通过对比，更加暴露官场的丑恶。历史也可以成为现实的参照系。诗人屈原为了揭示楚王及其周围小人的昏庸、贪婪，曾以具有高尚品德的楚国三代先君和辅佐先君的贤臣作为参照系。诗人李白要揭露“群沙秽明珠，众草凌孤芳”（注：李白：《古风》其三十七。）、“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注：李白：《古风》其十五。）的黑暗现实，也会转向历史，以燕昭王筑台招贤纳士作为参照系，事实正是如此。
2.历史与现实往往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获得的深切体会。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可以成为现实的一面镜子。借用历史这面镜子，可以更委婉地抒发情怀，更准确地反映现实，更好地为革除时弊提供借鉴。这些在前文已经提及，这里不再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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