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综述_经济论文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综述_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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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3)12-0086-03

区域经济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自第一部区域理论著作问世以来,至今已有170多年的历史了。回顾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区域经济学研究还主要局限在对企业、产业的区位选择、空间行为和组织结构方面。在这一时期,涌现了一批至今仍有较大影响的区位理论。第二阶段,本世纪40年代末期以后,由于世界各国各种区域问题的出现,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开始转向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政策问题,加上计量化和模型化的飞跃发展,各国学者提出了许多很有影响的区域发展理论和战略模式。第三阶段,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随着官方统计数据的大量公布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区域经济学研究开始逐步走向实证研究。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合作、相互竞争日益加强,这些巨大的变化给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提出了较过去更为复杂化的问题。

一、从古典区位理论到现代区位理论

(一)从成本分析产业配置的区域条件

古典区位论也叫做成本决定论,它研究的是在特定区域进行一种经济活动比在其他区域进行同类活动可能获得更大成本上的节约对产业配置的吸引作用。古典区位论产生于19世纪20-30年代,杜能(Thunen)于1826年完成了《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奠定了农业区位理论的基础。他提出了著名的“孤立国”模式和假设,即用P=V-(E+T)(P表示利润、V表示农产品的市场价格,E表示农业生产成本,T表示运费)的公式来计算各种农作物合理的种植界限,以此形成农业的区域配置。

随着欧洲工业化的崛起和城市的迅猛发展,一些学者开始探讨工业配置的区域条件。首先是德国学者哈特(Launhurt)应用“区位三角形”的概念,以生产成本最低原则来分析理想的工业设厂地址而第一个系统研究工业区位理论的是德国经济学家韦伯(Weber),他于1909年发表了《工业区位论》一书,从经济区位的角度探索资本、人口向大城市移动(大城市产业与人口集聚现象)背后的空间机制。他指出一个区域对于工业的吸引力不仅由运费最低决定,还要求劳动力费用最低。集聚一方面表现为工厂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带来的单位产品生产成本下降和利润增加;另一方面又表现为那些在生产或分配上有着密切联系或在分布上指向性相同的企业按一定比例规模集中分布在特定优势的区位上会产生比分散布局更大的效益。之后,胡佛(Hoover)修改了韦伯的体系,他考虑了更复杂的运输费用结构、生产中投入的替代物和规模经济。

(二)从市场分析产业配置的区域条件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市场规模的扩大,市场的空间形式与功能在生产力布局中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韦伯以后的区位理论继承者们发现,最小区位生产成本并不能最终确定企业在一区域的配置,因为韦伯的结论有效性是以市场因素对产品价格的影响近似等于零为前提的。[2]为此,这些学者创立了以取得最大利润为原则、以市场为中心的区位理论,也叫做利润决定论。

利润决定论是以在垄断资本条件下对最大利润的追求为背景建立起来的。德国学者克里斯泰勒(Chrastaller)于1933年首先系统阐明了“中心地理论”。他认为,高效的组织物质财富生产和流通的空间结构,必然是以城市为中心,并有相应的多级市场区构成的网络体系。这种以城市为中心的优越的市场空间结构将对产业配置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勒施(Losch)在继承克里斯泰勒思想的基础上,详细研究了市场规摸与市场需求结构对区位选择和产业配置的影响,并扩展了区位理论的范围,将贸易流量与运输网络中“中心地区”的服务区位问题也纳入其中进行研究。新城市经济学的代表贝克曼(Beckman)拓展了勒施的工作,他认识到当地商品的需求会影响一个等级结构中的城市规模。这种拓展是由同一分布的农业生产所推动的,并未对生产布局进行严格的分析。

(三)从成本—市场综合分析产业配置的区域条件

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开始了将古典区位论转变为现代区位论的尝试。美国区域经济学家伊萨德(lsard)是现代区位论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他明确指出,最大利润原则固然是产业配置的基本原则,但这一原则的实现同自然环境、产品成本和区域间工资水平及价格水平的变化等因素有关,因此合理的区位选择和产业配置必然受多种因素影响,必须对多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20世纪60年代以来,现代区位论更强调行为因素的作用。区位的选择必然受到决策者的志向、能力、知识、现实观察力及对信息收集分析与评价所付出的精力的影响,区位决策者的思想行为及价值观念,往往成为区位的决定因素。决策者所满意的区位不一定是成本最低或利润最高的区位,而是综合优势最显著的区位。[3]现代区位论在研究对象上,也从个别企业区位扩展到区位体系,认为工业、农业、城市区位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每一种区位的选定,都必然引起连锁反应,从而影响经济的空间结构。从70年代起,现代区位论又开始向动态化迈进。

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西方经济学中有关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理论对区域经济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区域经济发展成为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一大主题,在理论发展的第二阶段扮演重要的角色。

早期的区域均衡增长模型是建立在自动平衡倾向的新古典假说基础上的。它认为,只要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资本和劳动的双向运动最终将导致区域差异缩小。该理论采用静态分析方法,显然与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距离太大,无法解释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也无法为区域发展问题找到出路,因为对于一般区域特别是不发达区域来说,不可能具备推动所有产业和区域均衡发展的资本和其他资源。而且,它忽略了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因素,似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就能决定工资报酬率和资本收益率的高低,但事实上,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趋向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4]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为目标,把大量资源和要素集中投入到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之间的两极分化,为了对这一现实经济问题进行解释,部分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以二元经济为特征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1945年法国经济学家佩鲁(Perroux)首次提出增长极概念,其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以部门分工所决定的产业联系为主要内容,之后,经一些学者的研究,这一理论有进一步的发展。

1.布代维尔(Boudeville)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含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包括了经济现象的区位关系或地域结构关系。因此,增长极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在经济意义上特指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二是在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

2.地区经济意义上增长极理论的发展。1957年缪尔达尔(Myrdal)在他的代表作《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地区》中提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这些区域就能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

3.产业经济意义上增长极理论的深化。1958年赫希曼(Hirschman)也在《经济发展战略》中提出了“发展是一连串不均衡的锁链”的命题,指出“发展确实是按照主导部门带动其他部门增长,由一个行业引发另一个行业增长的方式进行的。”[5]为了论证这个观点,他提出了产业关联效应概念。

4.增长极理论空间组织上的表现。弗里德曼(Friedman)考虑到区际不平衡较长期的演变趋势,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外围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而外围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生产要素从外围区向中心区的净转移。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二元结构十分明显,表现为一种单核结构;随着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单核结构逐渐为多核结构替代。

5.增长极理论的动态演变。从动态角度来看增长极理论就形成了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该理论的基础是美国的跨国企业问题专家弗农(Vernovn)等人的“工业生产生命循环论”。区域经济学者把生命循环论引用到区域经济学中,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盛衰主要取决于该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劣及转移,而产业结构的优劣又取决于主导专业化部门在工业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与梯度推移理论相类似的是日本学者提出的雁行模式,他们将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中国等国家列为不同的发展梯度,并冠之以第一、二、三、四批大雁等。

自50年代开始,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转向以实证分析来回答收敛或发散问题。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Williamson)把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将时序问题引入了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分析反映了一般趋势。同时作出数学证明的是萨缪尔森(Samuelson)。当然,其证明包括大量的简单化假设,这些简单假设并不符合社会现实。传统的新古典理论假设受到质疑。

三、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的新进展:新经济地理学

西方国家区域经济活动实践已充分说明,从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出发来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区域经济学,由于生产要素和商品不完全流动性、经济活动不完全可分性的存在,使得两个假设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随着外部性、规模经济等概念的引入,也随着建模技术的升级,一些原先被忽略的因素可以重新纳入到模型中,区域经济的研究逐渐转向另一个方向——新经济地理理论。

(一)新经济地理理论对产业区位和集聚经济的再发现

新经济地理学派的代表人物克鲁格曼(Krugman)的分析,多采用规范模型方法,他试图通过建立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规模报酬递增模型,把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模型证明了工业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性趋势,阐明了由于外在环境的限制,产业区集聚的空间格局可以是多样的,特殊的历史事件将会在产业区形成的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也就是说现实中产业区的形成是具有“路径依赖性”(path dependence)的,而且产业空间集聚一旦建立起来,就倾向于自我延续下去。[6]瓦尔兹(Waltz)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和创新产品的区域性集中。马丁(Martine)继续研究了聚集经济条件下的区位竞争问题,得出在同一区位的厂商数目会随着外生的相对成本优势和内生的聚集优势的增加而增加的结论。藤田和莫瑞(Fujita and Mori)研究了多制造业经济体系中的运费与规模经济差异,并且对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等级体系模型进行了修正。

(二)新经济地理学中的贸易分工理论

主流经济学的贸易分工理论经历了从斯密的绝对成本说到李嘉图的相对成本说,再到要素禀赋学说的转变。二战后,著名的“里昂惕夫之谜”对要素禀赋理论提出质疑,要素禀赋理论的权威性因此而被动摇。至此,主流经济学的贸易和分工理论都忽视了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抽离了地理空间概念,无法真正解释经济空间现象的典型特征。

新经济地理学就力图把“空间”因素引入对区际贸易的分析,通过把运输成本作为“空间”因素纳入区际贸易模型,用以解释贸易量随距离的增加而迅速减少,价格、要素报酬和行业生产率在不同区域间差异等区际贸易问题。主要代表人物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有以下不同之处:首先,克鲁格曼认为,国家之间的贸易代表了这些国家根据规模收益递增(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原理而发展专业化的结果。在规模经济和收益递增的驱动下,产出规模扩大带来生产成本下降。各国通过发展专业化和贸易,提高其收益,这正是当代产业经济的流行特点。其次,在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生产要素的需求和回报状况,取决于微观尺度上的生产技术条件。生产技术变化,可以改变生产要素的需求结构和收益格局,从而影响相似要素条件下的贸易。最后,不完全竞争和收益递增的存在,为国家和区域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竞争优势提供了可能。

沃纳斯伯尔(Venasbles)把运输成本纳入俄林的区际贸易模型,发现贸易方式不仅取决于资源禀赋和要素密集度,而且依赖于运输成本。新贸易活动的区位选择相对于已有的贸易活动密度而言,依赖于要素密集度和运输密集度。如果中间性商品受到规模经济和运费的影响,生产过程中所引起的区际经济分化必然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大量制造业门类的区域能为中间性商品提供比较广阔的市场,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趋向于区域一体化集中,从而使下游生产具有成本优势,并强化这种优势。

当然,纵观区域经济理论发展的全过程,各派别的差异和各个经济学家的理论分界并不是像以上描述的那样清晰,更多的是为解释同一个经济现象,有着不同思想渊源的理论需要交叉、碰撞,以求探明其内在机制。或者即使是一脉相承的理论,也在研究方法和关注点上截然不同。所以说,对理论的分类和归纳方式也是灵活多样的,其目的只是让有兴趣关注区域经济学理论的学者对理论能有个整体、快速、清楚的了解。

收稿日期:2003-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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