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脆弱性对欧债危机的作用机理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理论文,危机论文,作用论文,产业论文,脆弱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5)03-0100-09 一、欧债危机成因述评 2009年10月，欧债危机在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由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政府资产负债危机引发，并逐步波及欧元区其他国家。欧债危机的不断加剧，不仅引致欧元区国家的金融动荡和实体经济严重衰退，而且也阻滞了世界经济的稳步复苏。对此，国内外学者对欧债危机形成原因、演变以及影响等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关于欧债危机成因的研究文献众多，内容涵盖多个领域，所及内容涉及国际评价机构、欧盟制度、危机国制度及结构、成员国间关系等多个领域，但其探讨多止于外因分析，并未触及欧债危机形成的根本原因。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欧债危机成因的研究大体可以归纳为三大学说。 第一，制度决定说。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学者有伊兴、达瓦斯、马吉诺托、沃荣等人，他们认为经济改革措施和财政整合制度的缺失是欧债危机的根源。[1]由此引发，布朗根据欧盟的一体化进程，认为欧盟不具备最优货币区理论设定的标准。因为欧盟潜在增长率降低、劳动力市场化僵化以及共同负担的财政范围有限。[2]国内学者关于制度的评价也逐步从对欧盟制度的批判，转向对危机国经济制度、监管制度的反思。霍本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视角，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法则造成了该危机。[3]张晓晶等认为，欧债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制度框架缺陷。[4]金圣荣认为，政策的不对称性导致政府过度赤字化，加上欧元区体制内部各成员国之间利益难以协调，从而诱发欧债危机。[5]徐崇温认为，欧债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是产业空心化、福利过度化和欧元区在结构上的缺陷，即欧元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匹配。[6]施亚峰认为，欧债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是制度的缺失，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以及私人的长期过度负债行为则是其直接原因。[7] 但是，制度因素并非根本原因，只是外在的重要条件。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欧元区的制度框架，对于欧盟成员国而言都是共性的外部条件。在共同的前提下，有的国家安然无事，有的国家则岌岌可危，只能从这些国家内部去找原因，从危机国内部不适应这些外部条件之处找原因。而且，从各国内部情况来看，实力不一是必然现象，福利制度也普遍存在，人口老龄化各国皆然，不应成为危机国发生债务危机的关键原因。 第二，救助不力说。颇具代表性的研究学者为奥弗特韦尔德。奥弗特韦尔德认为，欧盟及其成员国对债务危机的救助不及时，造成了危机的严重化，并指出除非欧盟彻底解体或欧洲经济联盟提升为全面的政治联盟，否则欧债危机不会终止。[8] 对此，国内学者则更提出国际机构恶意推进说。叶檀、朱兴勤、缪健民等人认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美国利益集团联合三大评级机构，为了通过打压欧元来提振美元而有意为之的狙击战。[9] 应该看到，欧盟成员国之间的争斗、国际评级机构的落井下石、投机国的推波助澜都是事发后的影响因素。因此，虽然这些因素可以视为使之最终成为重大危机的直接原因，但绝非初始性的根本原因。 第三，复合成因说。其代表性观点来自世界清算银行(BIS)，认为欧债危机爆发原因有三，即危机国内部经济发展不均衡、房地产价格猛涨、经常账户和资本与金融账户的失衡。[10] 相比之下，国内学者对欧债危机的成因组合已经超越了国外的相关研究，而且随着研究的推进，相关总结越来越全面。杜莉等认为，欧债危机的形成和爆发与欧元区甚至欧盟成员国的经济结构发展失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缺陷有密切联系；而信用评级机构的落井下石和国际金融危机的投机行为则助推了欧债危机的蔓延和恶化。[11]栾彦认为，诱发欧债危机的原因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其直接原因为主权信用评级下降和主权债务违约；其二，其内在原因为欧元区的经济结构不合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匹配、高水平的福利政策和国家经济实力不匹配；其三，其外在原因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欧元区的不对称性以及投机国的推波助澜；其四，其更深层原因为人文差异、金融共谋以及道德风险等。[12]张建君等认为，欧债危机形成的外部原因主要是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与转移以及欧盟自身的制度缺陷；内部原因主要是欧洲福利国家的制度弊端和各成员国具有的竞争力差异。[13]刘友余认为，欧债危机发生是由欧元区金融结构、财政收支结构、经济结构以及欧元治理结构的失衡所致。[14]王俊、何海林等认为，欧债危机形成存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结构失衡、欧元大幅度升级以及制度性缺陷等原因以外，还存在隐性的原因，即欧洲国家自身存在的特殊历史脉络。[15] 对此，除上述已涉及因素外，危机国的经济结构失衡似乎成为重点。但是，经济结构失衡更是似是而非的影响因素。一个共同体内一国的经济结构失衡，在生产资料、劳动力、产品都自由流动的统一大市场框架下完全可以通过整个市场内部的均衡实现经济体系的完整和稳定，并不应该成为一国出现危机的借口。 国内外学者认为欧债危机形成原因包括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和转移、欧元区制度框架的缺陷、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失衡、危机国福利过高和人口老龄化等社会问题严重、三大评级机构的恶意助推、成员国之间政治混乱和救助不力、投机国推波助澜等。但这些影响因素只是欧债危机形成与爆发的外部和内部条件，不是根本性原因。欧债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欧洲统一大市场框架下危机国的产业脆弱性，而作为外部前提条件的统一大市场，对于其成员国经济发展具有强强弱弱的功效。具有产业脆弱性的国家则在这一框架下日益处于不利地位，财政收入能力降低，福利开支却在刚性上涨。积之日久，债务高企，一遇金融危机冲击，必然发生债务危机。至于旁观者的坐视不管甚至落井下石，也只是外因而已。为此，我们将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从欧债危机形成的外因及其作用入手，进一步探讨欧债危机形成的根本原因，以为后来者鉴。 二、欧债危机形成的外因及其作用 综观欧债危机的发生过程，危机国的财政收支失衡是其直接的前提条件。没有这种财政收支的严重失衡，欧债危机就不会出现。而危机国的财政失衡并终致债务危机，固然有美国“次贷危机”冲击的影响，有国际评价机构的落井下石、有成员国之间守望失职，但在本质上，欧债危机在其外因方面以危机国负担沉重的福利制度、欧盟统一大市场制度框架的缺失为主因。 (一)欧洲国家福利需求的刚性增长 欧洲国家普遍面临的沉重的福利负担，是欧洲长期实行福利制度而国内失业率不断攀升、人口老龄化严重等福利需求不断刚性增加所致。特别是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塞浦路斯、意大利等国，失业率在2007年后呈急剧上升的态势(参见表1)。 在此背景下，1980年至今，欧洲各国的福利支出不断提高。2007年欧洲平均公共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高达19.2%，比1980年的15.6%提高了4个百分点。2007年，希腊、荷兰、德国、英国等个别国家的政府平均公共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高达23.8%，比1980年的19.4%提高了4.4个百分点。[16]这种高社会福利导致政府财政支出的提高，加重了政府的负债压力。尤其是，近几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贸易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削弱了债务问题国家在传统优势产业的竞争力，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陷入了低迷状态，导致企业雇佣减少，失业率居高不下。加之欧元区国家的老龄化程度较高，必将政府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从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来看，2009年危机爆发之前，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塞浦路斯等国家的财政赤字率都已远远超过了《稳定与增长公约》对此应低于3%的规定。危机爆发后，这种情况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但主要危机国仍然远在3%之上，意大利也2012年开始逐渐恢复到3%的赤字率，但还徘徊在警戒线上。参见表2。
2007年以来，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赤字率急剧上升。欧元区整体上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超出了《稳定与增长公约》制定的60%的警戒线。尤其是2013年，希腊的债务率达到了175.1%，爱尔兰达123.7%，意大利达132.6%，葡萄牙达129%，塞浦路斯达111.7%，西班牙达93.9%，均严重违约了欧盟的《稳定与增长公约》相关规定。如表3所示。
综上所述，福利国家是二战后欧洲国家主要的治理理念之一，社会福利覆盖广、程度高，存在着长期增长的消费刚性。与此同时，社会福利的刚性需求也在不断扩大。由于整个世界经济长周期已处于高峰后的衰退期，第二次产业在世界各国普遍出现了比重下降的现象，经济发展失去了主要动力，使得许多国家失业率不断攀升，而欧洲相对成熟的工业国则表现更为严重。与此同时，世界各国的老龄化现象则愈演愈烈。欧债危机国就是在此背景下，一方面为失业率上升、老龄人口剧增等社会问题所迫，不断强化社会福利，增加财政开支；另一方面，则为经济衰退所困，财政收支缺口扩大，导致政府财政失衡，债台高筑，最终在外部冲击下形成危机。而其财政失衡，看似受欧盟制度缺欠影响，实则源于经济衰退表象下的产业脆弱性。 (二)欧盟制度框架的局限性 欧盟(欧共体)自战后初期起步以来，成员国不断增加，在制度建设上也不断向全面一体化方向推进。应该看到，一体化进程就是成员国让渡主权、逐步实现统一制度框架的过程。这一过程，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而各国让渡的主权范围，也会因其对各国影响程度的差异而有所选择。恰恰就是在欧盟成员国让渡了关税自主权而实现统一市场、让渡了金融管理权而实现统一货币但未让渡财政权的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欧盟这种制度框架的局限性构成了欧债危机滋生的重要外部条件。 第一，统一大市场通过使强国更强、弱国更弱的强强弱弱效果，使弱国经济逐渐固着于统一市场下整个生产体系的低端，财政收入能力低下。 一般而言，共同市场的制度安排，在总体上看是利贸易，不利投资；利高端，不利低端；利强国，不利弱国。首先，利贸易，不利投资。因为，FDI的主要动机在于降低成本、占领市场。当关税成本、运输成本的下降幅度大于劳动力成本及其他管理成本差额时，本来因成本压力而必须转移生产基地的投资国高端产业就可以继续留在本国。这样，投资国的高端产业不仅可以通过统一市场的安排来获取他国市场份额，还必将对他国同类产品形成激烈竞争，并排斥其退出市场，甚至导致其他国家同类FDI撤资，进而放慢受资国社会投资增长速度，进而影响其经济增长。其次，利高端，不利低端。产业技术水平不一的各国同处一个市场，则同类产品中劳动效率越高，技术水平越高，就越能够形成市场优势，能够形成相对垄断的局面。在低端产业、产业价值链中的低端链条占据成本优势的国家，其市场中的高端产业、产业价值链中的高端部分则大多将拱手让与技术先进的国家，由此构成多国共建的大的产业体系。在此，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的国内市场，将贡献巨大财富与他国高端产业，却不能为国内同类产业提供足够的利润来支持其技术研发、企业扩大乃至生存。这不仅不利于其进一步引进高端产业，甚至更可能使国内现有产业体系被固着于整个产业体系的低端，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更不利于技术创新和推动产业革命。 因此，统一大市场的基本利弊关系就是利强国，不利弱国。从欧盟的现实来看，实现了统一大市场，削弱了资本流动，却便利了先进生产力占领市场。德法在生产技术上占优，占据高端市场，获利丰厚，研发能力更强，形成良性循环，因而在金融危机之下损失相对较小；而包括意大利在内诸多以低端产业为主的国家则相反，经济总量不能扩大，主要产业固着于低端市场，财政无力支撑，唯有被占领市场、耗尽财源了。[17] 第二，欧盟现行的统一货币制度并不能解决统一市场条件下带来的强强弱弱问题，甚至形成了各国利用金融杠杆调整产业发展的政策障碍。 统一货币制度的这种局限性，主要原因在于统一货币制度本身条件不成熟，而且其统一货币政策具有自身的局限性。首先，虽然欧洲联盟内部欧元区实现了货币统一，但有效实施统一货币制度的最根本保障性条件尚未成熟，可以说缺乏强而有力的政治一体化机制。因为，只有一个统一的政治制度框架或者一个政治上统一的欧元区(更高级化的政治一体化组织)，才能维系单一货币的存在，也才能更有效地推行统一的货币制度，除此之外别无它途。欧盟对欧洲央行赋予了独立的货币控制、管理以及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但欧洲央行并未落实《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而是欧洲央行与全体成员国各自的央行联合，借助各成员国央行的力量推行相关政策，形成了“二元模式”的货币政策执行框架，使得欧元区货币政策与制度虽统一制定，但分散执行，从而自然是统一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大打折扣。其次，欧元区的货币制度和财政制度之间不相匹配，成为各国调整产业政策的掣肘之处。对一个国家来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危机来临时，通过财政来平衡货币政策的影响，或者有效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提高财政收入。因此，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一个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两个关键手段，缺一不可。但是由于统一货币政策的缘故，成员国无权印钞票的权力，可以说没有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权力，因此，危机国只是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减少政府支出和社会福利，使而产生更不可估量的社会矛盾。 由此可见，统一货币制度和各成员国的财政制度均存在自身缺陷以及货币制度与财政制度的掣肘关系，进一步恶化了统一货币政策和各自独立财政政策的矛盾。在此背景下，欧盟内部各国失去对金融杠杆的支配主权，而只能依靠自己尚可控制的财政制度来应付国内相关政策需求。加之财政监管制度的缺失，为有些国家提供了“搭便车”的机会或者创造“投机”的环境。这使得弱国不得不以其有限的财政收入能力应付不断扩大的福利需求，于是债台高筑，为债务危机埋下了伏笔。 三、产业脆弱性对欧债危机的作用 欧债危机形成的外部条件主要包括危机国福利负担的刚性增长、欧元区统一大市场与统一货币制度的局限性，而欧债危机之所以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危机国产业发展的脆弱性，而这种产业发展的脆弱性主要体现为工业部门的总体衰退和产业竞争力的低下两个方面。 (一)工业部门的衰退 20世纪70年代之后，世界经济进入慢速发展时期，标志着第三次工业革命推动下的这一轮经济长波高峰期已过。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IT革命以信息化、便捷化、网络化的技术手段对重化工业技术体系进行了改良，但进入21世纪之后，实体经济再次失去活力，第三轮经济长波走进尾声。美国借服务业、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来推动经济增长，饮鸩止渴带来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欧洲发达国家也处于同样的进程之中，工业部门普遍衰退，服务化倾向显著。如表4所示。 理论研究和实践都已证明，在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一个经济体进入工业化之后，第二次产业将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反映在长期增长过程中，第二次产业比重上升和保持较高水平的时期，往往就是经济增长加速或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时期。而第三次产业则恰恰相反，其比重上升或保持较高水平的时期，往往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或经济陷入萧条甚至危机的时期。事实上，我们注意到第二次产业的长期波动周期，往往与工业革命的周期相重叠。这说明，依靠技术进步推动的第二次产业快速发展与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而第三次产业恰恰相反。这一点，从欧洲主要国家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也可以得到证实。在2005-2013年间，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欧债危机发生国大多出现了第二次产业比重快速下降的倾向；而德国的第二次产业比重基本稳定且长期微升，法国的第二次产业比重只是微弱下降。
在第二次产业出现快速衰退的同时，危机国的虚拟经济却呈现快速发展态势，房地产和金融业急剧扩张。欧元区的低利率货币政策助涨了房价，提高了资产负债率，形成了房地产泡沫。危机爆发前希腊、爱尔兰等国家的房地产价格一度高升至1997年的2倍甚至更多。参见图1。① 在此，第二次产业比重的下降，必将带来整个经济增长的减速和长期低迷。虽然房地产业等虚拟经济的繁荣可以短期拉动经济增速高企，但并不能解决第二次产业衰退带来的增长减速。而且，一旦虚拟经济的泡沫破灭，经济增长即会转入急速的低落。参见表5。 欧债危机国存在着整个产业体系的脆弱性。产业结构的快速服务化，意味着这些国家实体经济对国民经济驱动力的快速削弱，泡沫经济的急剧膨胀则更危害一国经济特别是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实体经济的削弱，同时也意味着一国创造价值能力的下降和经济活力的日益减退，当然必将导致经济发展减速，财政收入能力的降低，进而使得其偿债能力受到大幅削弱。而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等泡沫经济的膨胀，不过是实体经济创造价值向个别产业部门集中的再分配过程，并不创造新价值。而且，这些虚拟经济具有很强的顺周期性，抵抗不对称冲击的能力比较薄弱。房地产金融化以及金融业衍生品的过度开发，将进一步积聚系统性风险。一旦受到不对称冲击时，金融资产和房地产的价格急剧下滑，必将导致金融动荡、资本外逃，使整个经济陷入危机。
图1 欧洲部分国家民用住宅价格变动指数的态势图 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BIS2011年报》，瑞士：巴塞尔，2012年。
(二)产业竞争力低下 在一个统一的自由市场中，产业竞争力成为一国能否获取足够发展空间的关键。危机国第二次产业竞争力与德国、法国等强国相比差距较大。具体来说，危机国存在缺少支柱产业，缺乏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单一，经济拉动能力薄弱等许多问题。例如，希腊的支柱产业是旅游业和航海业；西班牙和爱尔兰则依靠房地产和建筑业投资拉动经济；意大利主要依靠出口加工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拉动经济；葡萄牙主要依靠服务业推动经济发展且工业基础薄弱。这些国家的支柱产业大部分都过度依赖外部需求，受资源、技术所限制造业缺乏国际竞争力。 产业竞争力突出地表现在一国通过进出口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来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能力上。从货物进出口总额来看，2013年欧洲强国德国货物进出口总额高达26412.44亿美元，比2012年的25743.18亿美元提高了669.2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2.6%，占全世界货物进出口总额的7.2%，贸易顺差为2641.48亿美元。②但希腊、爱尔兰等危机国对欧盟的进出口比重较小。以希腊为例，2013年货物进出口总额仅为988.2亿美元，贸易逆差为257.2亿美元，自德国进口额占希腊进口总额的9.7%。因此，从货物进出口额的角度来看，危机国与强国之间产业发展差距较大，并有扩大趋势。参见图2。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网：http://data.worldbank.org.cn.2004年2月。 图2 危机国与欧洲强国的对外贸易总额态势图 再以一国出口额占欧盟区域组织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指标衡量其产业竞争力，则会进一步证实危机国与德法等强国之间的产业竞争力差距较大。德国在欧盟市场上的产业竞争力较强，而希腊、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等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则与德法等国有着数倍甚至十倍以上的差距。参见表6。
在竞争力差距巨大的背景下，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必然给成员国带来不同的利益。为此，我们应用SPSS17.0软件，对成员国经济一体化程度与国内经济发展之间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发现(见表7)欧洲经济一体化程度与成员国的经济发展之间呈现出不同的相关性，在显著性水平0.01下，法国的相关系数最大，0.939**，其次是爱尔兰和德国。这意味着欧洲经济一体化对成员国带来不同的利益，法国获益最大，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获益相对较少。值得注意的是，个别国家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呈现出负相关，这意味着经济一体化对该国带起到了负向效应。因此，通过这一实证分析，我们进一步证实了欧洲统一市场具有的强强弱弱效应。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深，产业竞争力强的国家更有效地利用统一大市场，扩大出口，以出口来拉动国内经济发展；而产业竞争力弱的国家逐渐失去了高端产业市场，出口逐渐减少，进口增多，被固着在整个产业体系的低端，从而导致弱国更弱、强国更强的局面。
四、结论与启示 欧债危机形成的外部条件主要包括危机国福利负担的刚性增长、欧元区统一大市场与统一货币制度的局限性，而其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危机国的产业脆弱性。从本质上看，正是由于危机国第二次产业对经济发展的拉动能力急速下降，虚拟经济恶性膨胀，严重削弱了危机国经济的稳定性和发展潜力；而危机国产业竞争力的相对低下则使得这些国家的主要产业被固着于整个统一大市场内产业体系的低端，进一步削弱了其经济增长的动力，更直接削弱了这些国家的财政收入能力。欧盟统一大市场强强弱弱效应，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国家的产业脆弱性；欧元区的统一货币政策则迫使这些国家更多地运用财政手段去缓解短期的经济矛盾。加之各国内部刚性福利需求剧增，遂令这些国家不得不债台高筑。于是，时值金融危机冲击，债务危机便暴露无遗。而国际评级机构的恶评、成员国救助的迟缓，终令债务危机演为大患。 综观上述欧债危机的形成机制，不难看出，一国乃至一个共同体内部的金融监管、财政监管制度固然重要，但缺乏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没有实体经济较强的产业竞争力，其经济的脆弱性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即便欧元区实行了统一的财政政策，产业脆弱性仍然是一国甚至整个欧元区发生危机的根本原因。为此，中国在今后的发展中应当借鉴欧债危机的教训。第一，要坚持以实体经济增长为核心、以第二次产业增长为根本动力的增长方式，夯实经济基础，避免经济走入服务化和虚拟经济主导的歧路；第二，加快第二次产业内部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促进提高产业竞争力，以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尤其是要强化研发服务能力，研发服务对于创新体系构建具有重要意义；[18]第三，建立与本国经济实力和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提高国民福利；第四，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处理好地方政府负债问题；第五，谨慎对待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增强我国应对不确定因素的能力。 ①1997年均值=100。 ②数据源自世界贸易组织网：http://www.wt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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