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发展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些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科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教兴国是中国在世纪之交提出的最重要的发展战略之一，它激发起科技创新和教育的蓬勃发展，也给社会科学研究以有力的推动，给社会科学理论工作以极大的鼓舞。在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回首半个世纪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在认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艰苦卓绝、伟大光荣的历程中，社会科学在其中所作的贡献和发挥的作用；展望未来21世纪复杂的国内外环境里在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上，如何确定社会科学的地位以及如何发展社会科学研究，社会科学工作者如何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审时度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在中国党和中国人民回答历史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中提供理论和智力支持，让人民满意，让世界高兴，不禁引发出许多的思考。
一、社会科学事关民族兴衰、国家命运
社会科学是以人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为了便于研究，人们又把它分为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外交学、法学、教育学、文艺学、史学、语言学、宗教学、社会学等等。它的任务是研究并阐述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今天中国的社会科学就是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人类进步做出贡献。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在不同时期形成的巨大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是最集中、最杰出的总论。其唯物辩证的立场、观点、方法是各分支学科的指导思想，其中对许多领域规律的总结与揭示成为经典理论，对实际的指导和灵活的运用推动了历史的进步。由于他们分别回答了各自所处历史阶段的巨大社会问题，不仅推进了历史，也使他们本人彪炳史册。就以这二十年的历史为证：当中国出现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思想路线僵化，形而上学占主导时，邓小平同志以世界的、历史的、时代的眼光，分析中国的现实，力挽狂澜，就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地回答了时代提出的严峻问题，展衍了他光辉的理论体系；挽救了中国经济、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二十年来天翻地覆的变化令世界瞩目，中国人民民族自信心空前高涨，对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建设的光明前途充满信心。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一旦武装人民群众之后迸发出无与伦比的巨大力量，这是解放生产力的精神力量。同样，我们有必要指出，在这二十年中由于邓小平同志亲自组织、发动、领导的解放思想，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大讨论，使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去除了思想枷锁，恢复了科学理性。二十年里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积极参与总结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宣传弘扬邓小平理论，阐释党的基本路线，为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为两个文明建设鼓与呼，讴歌改革开放中的人和事，介绍世界文明优秀成果。社会科学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二十年里喷涌出来的社会科学理论作品是此前三十年的十倍百倍。二十年的胜利是邓小平理论的胜利，是民族大团结的胜利。这种巨大民族凝聚力是所向披靡的力量，是综合国力的具体体现。没有邓小平理论的确立，没有社会科学的贡献，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过去二十年的巨大成就。因此，社会科学的科学属性及它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都说明发展社会科学正是科教兴国题中应有之义。
二十年中社会科学的发展也经历了曲折。其一，在这一期间复杂的斗争背景下，左的和右的干扰和破坏是原因之一。其二，主观上的缺陷使在全面理解和阐述社会主义现代化深刻内涵中出现过某些片面性，或未及揭示和展开论述深层的问题。其三，还有许多问题与社会科学本身发展不充分，尚不适应时代历史要求有关。在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组织空前的工业化发展时期，一些领导同志格外关注工程项目，以至急功近利、重理轻文在所难以免。我国高层的一个科技领导小组里没有社会科学理论界的代表就是一证。但指导伟大事业的领导者、领导集团不应当是短视的，知识结构也应尽量健全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载，江泽民同志曾指出，社会科学研究方向正确与否，社会科学发展状况如何，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道德风尚，对经济建设，对社会稳定和发展，都会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甚至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和社会主义的命运。
江总书记的话是多么重要，多么深刻啊。见物不见人，重技术，不重理论，其严重性中国有教训，毛泽东同志对此有过批评。国际共运中经验教训同样非常深刻。我们一些同志可以理解自然科学有相对真理性问题，却不能理解社会科学同样有相对真理性的问题，鄙薄社会科学是“随风转”，是“注释学”，还嘲问社会科学家：你们的理论、对策使经济指数上了几个百分比？试问全党全民认准了邓小平理论，这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难道是用百分点能计算得出的吗？改革开放以来哪一个领域中没有社会科学在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江总书记要我们把社会科学院建设好，强调这“是崇高的政治责任和紧迫使命，要站在这个高度来认识自己的角色”。我们心里是沉甸甸的，深感责任重大。我认为，认识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是发展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二、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
21世纪整个世界将会更急速地变化：观念日新月异，技术突飞猛进，生产能力空前提高，冲突和协调，竞争和合作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波澜壮阔地展开。21世纪是一个充满希望与问题的年代，特别是世界的关联性更加突出。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如何维系与推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如何应对一强独大、多极均衡尚未建立的局面？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维护独立自主？如何实现依法治国，确保宪法和各项法律的严肃性，确保人民权力的尊严，确保政令畅通高效？如何面对信息时代，人才、知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真正实现科教兴国战略？如何在实现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现代化的过程中正确处理各种有关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如何实现可持续的协调发展？如何处理改革中一系列利益与观念的冲突？所有这些急需解答的课题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社会科学提供智力支持，给予超前的、中肯的、深刻的研究和回答。在今天再凭老经验、老办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凡事来有所自，皆有规律。广泛深入的、高质量的研究有助于长治久安、繁荣昌盛对策的建立，有助于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的建立，有助于解决各种前进中的问题。
江泽民同志在15大报告中号召，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把邓小平理论同我们正在做的事相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理论不能束之高阁，不是用作供奉或赞赏把玩收藏的，而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指南。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对问题解释得越深刻，解决得问题越多，成绩就越大。一切社会问题、人的问题，在条件变化了之后，其表现、要求、解决方法都是不同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绝不能墨守成规，固守几条现成的结论，而是要研究、要创新、要丰富、要发展。江泽民同志说得好：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充分说明了邓小平同志的伟大首创精神和理论的历史地位，充分说明了邓小平理论不是一个封闭体系，而是一个可以而且应当丰富和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邓小平同志本人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他继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国的正反经验，放眼世界，吸收人类一切有用的文明成果，加以改造制作，登上一个新的理论高峰。江泽民同志不仅号召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而且身体力行，不懈探索，他发表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若干重大关系》就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创造性地指导实践的光辉典范。
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这个时期的历史主题，都有一个主要的重大问题，并且围绕着这个重大问题，派生出一系列次重大问题。这是时代提出的挑战，也是历史给予的机遇。站在人民利益的高度，回应挑战，找出解决的途径，并致力于问题的解决，这就是伟大的理论家，伟大的实践家的诞生条件和机遇。多少风流人物，千古英雄，几多大师大家，无不与此相联系。天才的理论家、思想家、实践家都是深入社会实践的，都是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都是汇集更多思想家、理论家的思想成果，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
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否坚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向，能否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按照国家的需要和社会科学发展规律，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拿出高水平的成果、出高水平人才，发挥党和政府的参谋助手作用，是评判其作为、贡献的标准，也应当是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三、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与改革
社会科学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自有一般学术研究的共同性，也有所有社会科学共通的许多属性，在研究对象、方法，甚至理论、模型、一般规律上有共同点。但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鲜明、最突出的特点是其意识形态性、政治立场性。因此作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要使自己的研究真正代表人民利益，代表未来发展方向，必须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离开了这一方向将一事无成。邓小平同志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一篇南方谈话，读来回肠荡气，感人不已。这不仅在于他的兴邦之言的重要，更在于他处处以人民利益为归依，只要人民高兴，人民满意，只要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就是出发点；相反人民不满意，人民不高兴就坚决不能干。一篇南方谈话，干部党员、黎民百姓，过眼不忘，脱口能引，自觉把它变作自己行动的指针。这样的理论与人民休戚相关，心心相印，难道不是千古少见的吗？人民不需要理论？理论没有震撼力？关键看你拿给人民的是什么东西。江泽民同志《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若干重大关系》一文中提到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带有全局意义的问题，哪个不是人民群众关心的焦点热点，改革开放的要点难点，新一轮改革的重点着眼点？这一切来自百姓人家的议论，来自千山万水的考察，来自党内党外的智慧、理论实践的考察。通篇文章直面问题、直面挑战，抓住机遇、探索道路；充满着热爱人民，忠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充满着求索的勇气，创新的智慧。文章丰富了邓小平理论宝库。只要社会科学工作者高举邓小平理论联系实际的旗帜，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发挥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研究新问题，回答新问题，社会科学研究就会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发展前进。
社会科学研究发展除了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外，还面临着科学研究组织体制、机制、管理上的改革和创新，许多社会科学研究部门正在探索，力求有所推进。但以下一些问题虽属于重大却未引起足够的关注，也应列入改革和探索之列。
1.研究现实重大问题。重要的有实力的研究部门对具战略意义的重大的关系到未来国计民生的前瞻性课题研究不够。例如文化发展战略、社会思潮、经济制度与结构、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环境物质人文互动、国际战略关系、国民性和国民素质提高、社会分层和利益、宗教、民族、社会控制和安全，等等。受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受经费的左右，浮躁的心态、短期效应、迁就表面，最典型的是有些研究报告成了出资人的代言书。有力购买文化的对象在分化在变化，文化一味迁就，忘了自己的引导功能。研究者，包括研究机构追求短平快，追求数量与即时效应等。决策部门要作研究，但决策部门的视点、精力是有限的，其决策是依据程序，强调判断力，是选择，本身非研究部门。为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决策部门需要研究部门发挥更大的作用。
2.布好研究大局。为避免人力、物力的分散，更好地发展社会科学研究，在力量布局上应有统筹兼顾。一般以教学为主导的高校，应着重于研究如何将系统、成熟、科学的理论传授给学生，使学生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掌握正确的理论思维，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具备一般的社会科学理论知识，有初步的理论研究能力。许多实际部门的发展研究所应利用自己在实际工作中积累起来的大量资料和对所从事工作深刻了解的优势，进行对策研究，在应对和导向两个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社会科学院、所应发挥其理论基地专业骨干众多，比较关注长线的、更基础的、全局性的、相关性突出的课题和重大的、前沿的、前瞻的问题的特点，依托专业，依托广泛联系，进行超前深入的研究。它不如教科书成熟，却能给教科书以营养；它不能代替工作的对策，却可以为对策提供理论思考。社科院、所还可以直接参加修改教科书的工作，也可加入实际对策研究。
研究院、所内部也是分层次的，要处理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这是内部改革中重要的布局问题。必须非常重视基础理论研究，这是研究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之本，是引导教学、科研上水平的重要力量。不能因为一时看不出它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或它一般不立刻产生经济效益而冷落不予重视。当然从我们现实的财政力量和研究人员的状况实际出发，我们应当确保少数最有希望夺学术“金牌”的研究人员，让他们有可能潜心学术。必须鼓励大多数研究人员更密切地关注社会发展，积极从事应用研究，理论联系实际，促进两个文明进步。在社会科学社会化中应用研究无疑应该走在更前面。现在很多研究人员拘泥于旧的价值观点，不能扬己所长避己所短，还没有认识到在应用研究领域里自己有着广阔的天地和大量的机会。实践表明，事业有成才能功名有成。
3.淡化学科，加强整合。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这不仅在于它们研究的对象与方法是不同的，而且社会科学的相关因素更多、不确定性更强，因此更需要某些系统的而非局部的，辩证的而非机械的，关联的而非孤立的，概约的而非线性的思维能力，兼顾意识。尽管它引进了试验、试点等方法，但它决不是实验科学。不能一般地采用实验的办法，因为社会绝对承受不起推倒重来的代价。现在社会科学研究有一个倾向亟待改变，即专业越划越细，研究课题不断纯化，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切磋实际上在减少。学科要淡化，专业要交叉，合作是一个整合创新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综合优势。这种综合优势甚至应该跨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界线，要加强国内外合作。试想环境问题仅仅靠技术力量可能得到解决吗？没有法学的、社会学的、行为学的、教育学的综合研究与对策能行吗？人口流动与城市化问题仅仅靠社会学或人口学的力量可能解决吗？在调查、数模、配置等许多方面更是数学、统计学、分析学上的问题，更不用说电脑技术的普遍加入了。改革开放，对引入国际合作，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推动是功不可没的。不用说，这方面拓展的余地还很大。
4.建设创新的环境。社会科学创新机制的建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社会科学由于它的意识形态性、政治性很强，常常有人直接把它看作是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的展开，一些管理部门同志怕产生不良导向或效果。其实学术研究与方针政策是两回事，至少是两个时段上的事。研究为方针政策的提出或完善提出学术上理论上的依据，但根本上还不是方针政策，只有被党和国家按一定程序通过，并正式发布，成为指导的权威文件，才算方针政策，成为党员或法人、公民所必须遵循规则和法律。而研究成果只是研究人员个人或小部分人依据专业理论、事实情况独立研究的成果，其探索性、不确定性、非权威性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有些人被称作学术权威或某领域里的权威，也只是说明在过去他的一些研究成果、一些重要发现被采纳或被实践证实，具有科学性，而非真的权威，没有必须照办的规定性。社会科学工作者经常学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用于关照自己的研究，把邓小平理论、党的纲领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也比较熟悉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参加一些宣传工作。此时他应当相当严格准确地表达方针政策的内容，这是责任，是自重。但研究是学习的深入，是发展的前提，研究同宣传是不一样的，发表研究意见决不能等同在作宣传。社会要逐渐培养了解和适应这种区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纠正了把一切都政治化的倾向，廓清了学术问题不等于政治问题，这是一次政治上的解放，给了社会科学发展，学术繁荣一个宽敞的空间，这是二十年来知识分子普遍赞同的一大进步。其结果是研究成果丰硕，创新精神复苏。尽管如此，我们还不敢说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甚至我们还必须承认近年来大家一直在呼唤的大师大家出得并不很多。这一方面同社会形态多样化，人才代谢节奏加快，崇拜权威思想淡化等等有关。同时也同我们并没有真正掌握人才成长规律有关，同创造精神还缺少有力的宏扬和内化为人的最强烈的欲望有关。民族的文化修养、思辨力量、创造精神是需要在浓浓的文化、思辨、创新氛围中，在自由讨论中，经历几代人的积累才可以培养起来而成为民族精神的。中国有这一美好的传统，但同时存在压抑这一传统的陋俗。发扬好传统，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才能顺利实现。
发展社会科学研究是所有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使命。挂怀人民，回应挑战。我们一定可以更理性、更科学、更自觉，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一定可以在党的领导下，在十二亿人民的团结奋斗中实现。社会的进步给社会科学的发展创造了无穷的生机；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推动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回眸五十年是如此，二十年是如此。展望未来，将更是如此，我们豪迈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