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退位警惕“刮风”与“缩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刊记者最近在几省的调查表明，无论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均开始着手落实国有资产从竞争性领域退出的政策。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种“退出”出现“刮风”倾向，一些地方政府限时限量要求国资退出，因而“萝卜快了不洗泥”，国有资本被低价卖出，国家利益和职工利益均没有得到充分考虑。
有关人士指出，国有资本从竞争性领域的退出，是国企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方向，但在操作过程中，应尽量“谋定而后动”，既不能“刮风”，不顾企业实际情况一“卖”了之，更不能坐视国有资产趁“风”流失。在完善配套政策、规范评估行为之后，按各方利益最大化原则有序退出，这样既可以提高资本的竞争效率，又可以最大程度减少社会震荡。
国有资产退出“刮风”
无论是国企产权改革的先行地区广东、浙江，还是后进地区重庆和广西，目前都在开展大规模的以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为主要特征的产权改革。然而，个别地方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刀切式的刮风倾向。有的地方政府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规定时间、规定范围，“以点带面”式地统一推开。
许多党政干部、企业负责人认为，十六大作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部署，意味着我国将开始新一轮以产权转让为核心的国企改革高潮。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黄育川日前在北京的召开一个国际研讨会上也认为：“中国正掀起一个国企改革的高潮。”
在广西某市，市委、市政府决定从2002年5 月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完成国企改制工作。2002年12月下旬，记者在这里了解到，这个市首批改制的重点企业有82家、总资产100多亿元，当时已有70 多家企业进行了土地等国有资产评估，10多家完成改制工作。市里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副董事长表示，“改制时限太短，改制空间不大。”
在珠海，从2000年开始进行以劣势国有企业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为特征的大规模国企产权制度改革， 目前已实现全市国有企业按户数的70％退出。
广东省在去年全面启动劣势企业退出的基础上，今年将继续加快推进省属劣势企业退出市场，争取基本完成近700 户省属劣势企业的退出。省经贸委企业监督处处长林三琳表示：“对退出企业，我们不下任务，不下指标，但我们有宏观要求，即第一步要退，第二步要进行资产重组，第三步要发展。”
浙江三狮集团是省属24家国有资产授权经营集团之一。三狮集团党委书记姚季鑫坦言，国有企业要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不能搞“一刀切”。现在很多地方领导干部都以跟民营企业老板结识为荣，会上会外都高唱“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恨不得一夜之间国企统统“改旗易帜”。
行政命令要求国有资本限期退出使政府在资产经营上陷入被动地位。广州产权交易所所长李正希说，“产权交易是一种商业谈判行为，如果政府制定了时间表，买方掌握到政府要求交易的最后时间底线，就会拼命降低转让价格，这种行政式的并购很容易形成一个以外资为主的国有资产买方市场。”
李正希说，虽然依靠行政命令方式，有利于国企并购的迅速推开，但如果不顾每个企业的实际情况，反而会影响到并购的效率。国有资本退出应该是一种经济行为。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政策，引导企业退出，而不应下指标订时间表，如果内部职工不买、管理层不买，就把企业卖给社会投资者。否则，如果搞刮风式的产权改革，很可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造成好企业卖不好，差企业没人买。
记者调查了解到，浙江、广西、广东和重庆等地在实施国有资本退出战略时，都首先对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具体讲，他们从政企分开、政资分开角度出发成立资产运营公司，代表出资人行使资产处置权。但实践中这种改革与十六大提出的管人、管事和管资产相结合的国资管理体制改革目标相比，还有一定距离。李正希认为：“一些地方虽然组建了资产经营公司，但这种公司往往又是建立在行政主管部门简单化的职能转化基础上，仅仅换块牌子而已，没有在产权关系、人事安排、运营机制上作出与原来企业主管部门不一样的调整，行政色彩依然比较浓厚。”
“产权交易制订时间表，一窝蜂式地下任务，而不顾每个企业不同的状况。如此进行国企改制，想不出问题都难。”重庆市职务犯罪侦查局指导处处长刘昕介绍了当地国企改制过程中发生的一起国资流失案：一家价值5000万元的国有企业改制时，被评估公司低估成400万元， 后来凭借优惠政策，200万元就出售了。 原来的企业负责人在新企业中占80％的股份。后来查明，当地两个政府部门领导和企业负责人一起借改制之机制造了这起侵吞国资案。
“评估黑洞”损害公共利益
目前国有资产退出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国有资本的严重流失，这在资产评估领域反映得最为集中。当前我国评估管理制度严重不到位，遇到很多问题都无法可依：评估机构五花八门，没有形成完整的评估市场，加上专业性强，政府的监管不可能到位，因此，随着国企产权改革大面积铺开，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也会越来越严重。
一是存在对国有资产有意低估的现象。由于此项改革量大面广，操作极其复杂，记者最近调研的每个地方都发生过国有资产被低估的事。
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是广东一家省属国有资产营运公司，接管了原12个厅局下属的263家企业，目前已有97家企业实现国有资本退出。 公司董事长崔河讲了一起国有资产险遭流失的事例：“我们有家下属公司是国家一级建筑企业，企业老总申请改制，上报评估的净资产只有300多万元。后来，我们请评估公司又审计了两次，结果也一样。然而，企业职工来信举报说，这家企业技术能力很强、市场信誉很好，曾获过鲁班奖，光招牌就值1000万元。我们想，既然企业搞不好，为什么管理层还愿意持大股？于是，我们找业内人士一了解，得知这家企业可以搞好，就放弃了原来出售的想法。结果这家企业去年完成销售收入三、四亿元。”
“如果我们责任心不强，这家企业当年就卖掉了，国有资产很可能就‘合法’地流失了。”崔河对记者说。
广州产权交易所总经理李正希讲的一案例更让人后怕不已。他说：“当地一区政府打算出售4家集体企业， 请了一家国际上很知名的评估公司，评估结论是总资产2.3亿元。后来，我从评估报告上分析评估公司与买家背后可能有交易，我认为这几家企业的总资产应该是4.5亿元，随即建议把企业拿到市场上出售。结果买方急了，买卖双方重新谈判，最后以4.5亿元成交。”
据柳州市国资办主任王启生介绍，他们对市属国有企业改制时发现资产评估问题十分严重。面对同样的不良资产，最初，企业自己申报时的数字是3亿多元，到了评估公司降至2亿元，而国资办最后评定的数字只有1.6亿元。
二是暗箱操作压低价格。记者调查发现，对低估的国有资产，如果采取“一对一”、不公开竞价的交易方式，则连本已低估的价钱都卖不上。据有关部门调查，2000年到2001年，广东省国有产权交易项目3553宗，其中进入产权交易机构交易的1421宗，进场率只有40％。而实际上，大量的场外交易没有统计和反映出来，这些场外交易缺乏监督管理，存在“暗箱操作”，国有资产流失的隐患非常大。
相反，建立了产权交易市场后，通过产权交易市场这个‘通道’，将国有企业产权上网挂牌，通过市场竞争来选择受让方，就能一定程度上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两年来，珠海市国企改制通过交易市场成交500个交易项目、交易额近15亿元，平均比底价增值30％， 最高增值达51％。
三是无形资产价值被忽略。目前资产评估一般都不考虑企业的无形资产、品牌效应和客户网络等因素，这种评估方式只是国有资产在某一点上的静态价值，不能全面反映企业资产现状，与市场价差异很大。按这种方式评估，国企资产常常处于负债状态。由于资产是负的，加上国家给的优惠政策，不少买主以零投入买下改制企业。
李正希认为，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有些人将出资人价值与企业法人价值混为一体。企业资产处于负债状态，说明所有者价值已经没有了，但企业法人的价值、经营者的价值还在。因此，企业进行产权交易时只能把评估价当作参考价，最终的价格要通过产权交易市场发现，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做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产权交易过程中的腐败行为。
重庆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峰武秀认为，一些企业虽然评估时已资不抵债，但实际经济生活中债是能够产生效益，是能够偿还的。如果简单地以资产负债为理由出售国有企业，事实上就会造成国有资本流失。
重庆市经委副主任肖健康说：“过去重庆没有产权交易市场时，国企产权买卖都是‘一对一’的交易，很容易搞暗箱操作。然而当时上海、深圳两市通过产权交易市场出售的国有企业，交易价比评估价高10％以上，而重庆成交价比评估价低30％。”
四是公开竞价仍需规范。进入产权交易市场实行公开交易，是国企产权改革实现“阳光交易”的一个重要措施。但在公开交易的过程中，如果具体操作人专业性不强，照样可以低卖国有资产。如在产权拍卖过程中从竞价买主找“托”，形成虚假的竞价买卖。已有不少拍卖人员因此而追究刑事责任。
甘永峰认为，近几年中介机构评估的对象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一些地方政府不想揭露企业内部的问题，有时评估公司也很难将国有资产的真正价值反映出来。此外，就评估行业本身来说，由于监管不到位，谁出钱，就为谁服务，而且什么都敢干，因为评估的都是国有资产，大家都没有责任感，就算流失了，一般也没有人会较真地出面告发。
业内人士分析，上述种种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一些地方政府总想“捂盖子”，把评估问题说成枝节问题，不想揭露企业内部矛盾。改制企业国有产权很可能以80万元或低于80万元出售了，买家就会侵吞300多万元的国有资产，一夜暴富。”珠海市产权交易中心副主任甘永峰对记者说，在某种程度上讲，国有资产少流失往往披着“合法”的外衣，催生了一大批新“百万富翁”、“千万富翁”。
“即便是进入产权交易市场后，如果缺少专业人才，如果监督机制不完善，还是难以识破买卖双方的‘猫腻’，照样可以使国有资本流失。”李正希告诉记者，如果国有产权代表的谈判者专业性不强、责任心不强，甚至被买家收买，常常可能为了5％的回扣，就会出卖95 ％的利益。谈判者仅仅为了一瓶酱油钱，就会卖掉一只鸡。
社会上对这样出现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议论纷纷。不少接受记者采访的干部群众认为，在这“一夜暴富”的链条上，首先是掌握着一定资产处置权的地方政府和部门的主管官员。“权力寻租”在某些企业中将不可避免：故意降低转让价格，暗地收取回扣；优先转让给和自己有关系的亲属、朋友；接受受让企业赠送的“干股”等等。其次是改制企业的负责人、买方和评估、拍卖等中介机构人员。
——“管理层收购”培育出一批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浙江某市印刷厂厂长告诉记者，1997年老厂转制，学习山东诸城经验，人人持股，短时间内起到激励作用。后来通过几次增资扩股，自己的股份由6％增加到22.5％，一下子就有1000多万元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目前国有股仅剩5％左右，其余都是社会投资。
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沈建明认为，国企主要经营者和管理层持有一定的股份是必要的，在国外，老板持有1％的股份就够了， 因为企业盘子大。而国内企业规模小，净资产上亿元的很少，所以老板普遍要求持大股、控股。经营者究竟应该持有多少股份才合理？很难量化，因为企业差异很大。从人人持股到经营者持大股，实质上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人人持股，分红少，对企业的发展前景关心度并不高，反而想早一点把投入收回来。向经营者集中股权，地方政府一开始是迫不得已。企业创造利润的增量部分，经营者认为完全是他自己的贡献，另外他为企业辛苦一辈子，年终奖励只是短期效益，国企增值数倍甚至数十倍，退休后什么也没有，所以要持股似乎也有合理成分。
许多专家和党政干部则认为，如果一个企业负责人对企业没有多少贡献，如果企业发展靠的是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其产品带有垄断色彩，那么这样的经营者通过改制富起来，就是暴发户。
——在迅速崛起一批“暴富阶层”的同时，各地对国企职工安置却苦乐不均。由于许多国有企业不良资产多、冗员多、包袱沉重，支持改制的力量有限，特别是难以筹集资金，解除职工劳动合同。而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大量的失业人员涌向社会，就成为不稳定因素。
记者去年12月在重庆采访期间，经常遇到职工群众上访堵路，有的一堵就是一上午。跟市经委一位领导约好上午9时采访， 结果一直等到上午11点30分才见到人。这位领导一脸苦笑：“我们这些管国企的干部，就像戴‘红袖章’的救火队员，随时准备出去扑火”。
广西柳州国企改革遇到的一大难题也是对改制企业职工的安置。柳州工业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李光元说，企业改制后，职工要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要领取经济补偿金，多数职工不愿与改制企业协商分期支付补偿金。另一方面，企业资产变现却十分困难。原因是，多数改制企业有效资产已抵押给银行，相当一部分企业困难重重、亏损严重，有的企业甚至早已资不抵债，濒临破产。
柳州市通用机械厂改制后，国有资本全部退出，新企业由原来厂领导班子6人以60％的股份控股，参股职工共有58人， 新公司注册资本金200万元。这家企业改制前，已严重资不抵债。 新企业根本没有能力支付职工的经济补偿金。新企业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章建华沮丧地对记者说：“银行不给我们贷一分钱，政府也不给我们借钱，我只能以人格担保，搞缓兵之计，与140名职工签订了3年兑现补偿金的协议。”柳州市常务副市长陈向群表示：“三年后这家企业如果仍不给职工兑现经济补偿金，政府将把企业所在的土地出让给其他投资者，以获取资金安置转制企业职工。
沿海发达地区的广东、浙江等地，改制企业的职工安置费用比较容易解决。他们支持产权改革的资金主要来自两块：一是出售国有股收益，二是转让土地使用权收益。此外，一些财政好的地方政府在解除职工身份方面也会给予适当补助。
据广东省经贸委企业监督处处长林三琳介绍，近两年，广东省财政拿出6亿元用于安置省属改制企业职工， 这个数字接近总安置费用的一半，退了4万多国企职工，很少社会动荡。“按政策规定， 职工该拿的钱基本都拿上了。我们还想把住房补助也发给职工，但苦于目前国家没有这方面的政策。”她说，国有企业存在一定的特殊性，职工不是纯粹的“打工仔”，国家欠职工的医保、住房等历史性旧账一直未采取合理的方式归还。
浙江三狮集团是省属24家国有资产授权经营集团之一。三狮集团党委书记姚季鑫也告诉记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国有企业职工的贡献率没有量化概念，没有客观、公正的评价。企业家说说大话还可以，但一个人下岗，医药费、孩子上学等等就成为切肤之痛，所以政府在考虑退出国企时千万要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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