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民主和程序民主——考茨基和列宁政制之争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考茨基论文,民主论文,政制论文,列宁论文,之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2011)02-0033-07
1918年5月考茨基发表了《无产阶级专政》一文，强烈指责列宁和俄国十月革命歪曲了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背离了社会主义民主的价值。针对考茨基的指责，1918年10-11月，列宁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一书，认为考茨基是受到了自由主义的影响，阐述的是一种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考茨基和列宁关于民主问题的这次争论，对后来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长期以来，我们在此问题上一直以列宁的观点为是非的尺度。但是，近百年后，面对苏共的亡党和当代中国民主事业的艰辛，反思考茨基和列宁关于民主问题的这场争论时，有必要超越谁对谁错的绝对主义，冷静思考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科书通常认为，民主的实质是阶级问题，即民主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镇压、剥夺被统治阶级的工具。随着现代西方国家的成长和不断成熟，以普选权、议会制和多党制为基础，以出版集会言论自由为核心内容的程序民主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也日益显示其重要性。恩格斯晚年在为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导言中，高度赞扬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利用资产阶级民主进行合法斗争中取得的成就，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①。但在恩格斯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基于阶级实质意义上的民主与基于现代国家成长意义上的程序民主却没有统一起来。就考茨基和列宁1918年关于民主的争论来看，二人在阶级民主和程序民主上各执一端，越走越远，衍生出的思想流派之间的分歧至今无法弥合。
考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②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对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进行一般性的探讨，一是评论和分析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等一系列“反民主”的社会主义及其后果。同样，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也是在这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对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进行一般性的探讨，一是为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等行动进行历史和理论上的辩护。第二个层面的分歧，则源于在第一层面上当时这两位最权威、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认识不同。
关于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考茨基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对我们来说，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把现代社会主义不仅理解为社会化地组织生产，而且理解为民主地组织社会。根据这个理解，对我们来说，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③。在这里，考茨基所强调的民主是就其程序性的意义而言的。就这个层面而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首先指的是，民主是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工具。
考茨基并非在一般意义上反对或否认革命暴力，而是承认无产阶级利用民主发展到一定规模后统治阶级有运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的可能性，但他看到了民主的增长对无论是革命暴力还是反革命暴力的抑制作用：“在一个民主共和国里，人民的权利几十年来、甚至几百年来已经在那里牢固地扎了根；这些权利是人民通过革命而赢得并且保持和扩大的，同时人民也教育统治阶级要尊重人民群众”④。也就是说，在一个现代民主制国家中，民主与暴力是反比例增长的，民主的体制性和程序性力量越大，一个国家中运用暴力的空间也就愈小。这一点，其实也就是后来俄国政治学家麦德维杰夫所说的，一个国家越是强大和稳定时，它就越是倾向于采用带有自由主义的政策，而不是暴力⑤。
其次，民主的发展程度与无产阶级的政治成熟也是有内在关联的。因此，考茨基坚决反对社会主义运动中以救世主自居的领袖个人和组织，认为：“无产阶级不仅必须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兴趣，不仅要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和拥有利用这些条件的力量，而且还必须具备一种保持和正确运用这些条件的能力。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能作为持久的生产方式而付诸实现”⑥。
无产阶级运用民主的能力并不是统治阶级赐予的，而是在劳动反对资本的过程中逐渐获得的，无产阶级运用民主的能力实质上也就是无产阶级政治成熟的过程。民主不仅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重要，而且对于无产阶级拥有国家政权后更重要。民主会使“无产阶级具备这样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无产阶级所必需的，如果无产阶级不仅是要利用机会，作为偶然的成功而夺取政权，而且还要能够保持和运用这个政权的话”⑦。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史上，考茨基第一次明确地区分了阶级统治和政党治理的关系，认为一个阶级能够进行统治而不能进行具体的治理，在政党代表阶级进行治理的过程中，防止政党专政的关键在于无产阶级运用民主的能力和政治上的成熟。在这个问题上，考茨基与伯恩斯坦是有明显区别的。在伯恩斯坦看来，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集体行动纯粹是一种政治上的虚构。“一般说来，以处境的某种形式上的类似为根据而推论出行动上的实际的同一性，再也没有比这更能叫人上当的了。”⑧相比之下，考茨基并没有放弃无产阶级统治的概念，而是在此基础上提出阶级统治与政党治理的关系这一现代政治学中的重要问题。
从考茨基对程序性民主和社会主义关系的分析来看，就容易理解他为什么始终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最多只是一种暴力主义的社会状态，而不是一种国家的政治制度；是解构旧秩序中出现的一个暂时特征，而不是民主政治建构中的一个稳定特征。与社会主义本性相适应的国家政治制度只能是比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下的程序性民主更加发达和完备的民主设施和无产阶级运用民主的能力增长。
考茨基始终没有涉及民主的阶级内涵，因此被列宁讥讽为“纯粹民主”、“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写作过“在1914年以前被翻译成16种语言，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综合性读物”的《阶级斗争》的作者⑨，考茨基不可能也没有理由忽视阶级理论和阶级斗争。他在《无产阶级专政》中淡化阶级民主，原因在于当时西方民主制的发展已远超马克思恩格斯的那个时代。政党体制的改革、普选权的开放、工人政党选票的增长和无产阶级运用民主能力的发展，使西方国家不仅仅是管理资产阶级事务的共同委员会，而且开始成为管理全体公民事务的共同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考茨基也就自然无法理解列宁对暴力的高扬和布尔什维克对民主机构的废除。
考茨基后来谈到《无产阶级专政》一文时说：“一旦我在某种程度上看清楚了俄国自从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所发生的情况，我立即就认为自己有义务出来反对它，不仅反对那种认为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能够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超过工业的西方这一信念，而且还反对这种妄想：可以用几次强暴的打击把社会主义建设起来，而且是由一个享有特权的少数派在同人民大多数相对抗的情况下来建设社会主义。”⑩面对布尔什维克对暴力的美化，考茨基把最终原因的归结到俄国的占主导地位的农业人口和小农经济。考茨基无法理解列宁，列宁也无法理解考茨基。
列宁对考茨基的批判建立在对民主的另一种解读之上，即阶级民主观。在列宁看来，资产阶级民主就是资产阶级压迫工人的工具，对于工人来说，这种民主“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正是这个真理，这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不理解的。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考茨基不去对那些使一切资产阶级民主变为对富人的民主的条件进行科学的批判，反而奉献出一些使资产阶级‘称心快意’的东西。”(11)阶级民主是列宁对考茨基进行学理反驳的主线。列宁也看到了考茨基对民主的理解是在程序性的意义上展开的，但列宁认为，这种程序性的纯粹民主“纯粹是无稽之谈”；考茨基“迷恋于民主的‘纯粹性’，看不见它的资产阶级性，‘始终如一地’主张多数既然是多数，就用不着‘粉碎’少数的‘反抗’，用不着对少数‘实行暴力镇压’，只要对破坏民主的情况实行镇压就够了。考茨基迷恋于民主的‘纯粹性’，无意中犯了一切资产阶级民主派常犯的那个小小的错误：把形式上的平等当作事实上的平等！”(12)
在批驳考茨基的同时，列宁也为布尔什维克废除资产阶级民主设施，特别是解散立宪会议进行了辩护，即废除的并不是民主本身，而是资产阶级虚伪的形式上的民主。既然布尔什维克已经代表俄国大多数人取得了统治地位，那么毫无疑问，俄国的民主事业自然要比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事业高得多：“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13)
在另一篇后续批判文章中，列宁说，“高谈什么纯粹民主、一般民主、平等、自由、全民性，就是嘲弄被剥削的劳动者，就是践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真理。因为马克思主义教导工人说：你们应该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看到它同封建制度相比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但是一分钟也不要忘记这种‘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14)无产阶级专政下，苏维埃政权建立起了另外一种民主，“这是民主在世界历史上空前地扩大，是假民主变为真民主，是人类摆脱资本的桎梏，而资本使任何一种、甚至最‘民主’最共和的那种资产阶级民主变得面目全非和残缺不全”(15)。
列宁之强调阶级民主，批判形式上的程序民主，主要原因在于他所处的历史环境。在俄国沙皇制度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长期得不到合法地位，只能在秘密状态中走一条体制外的革命道路。19世纪后期，西方国家开始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转型时，俄国才刚刚开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西方国家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不断发展民主时，俄国才刚刚踏上构建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当民主的增长在缓和西方国家阶级矛盾的同时也为西方国家工人阶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利用民主、参与政治的政治空间时，俄国却在经受着一种既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的巨大阶级矛盾之中。自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也就无法从俄国近代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去经历和感受资产主义政治制度下民主的增长和无产阶级运用民主的能力。历史发展的差异，最终导致考茨基和列宁这两位马克思主义者分道扬镳，东西方的社会主义也开始出现巨大的历史分化。
在这次争论中列宁并没有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列宁认为，解散立宪会议是取消资产阶级民主，那么又如何解释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开始在立宪会议中占主导地位这一事实(16)。考茨基选择在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后发表《无产阶级专政》一文，而不是在十月革命后初期马上发表类似的批判，他所尖锐提出来的正是这一问题。二是，既然一直强调民主的阶级暴力形式，那么，又如何防止这种暴力演化为后来斯大林时期以阶级道德和阶级权利的名义开展的大规模政治迫害。从更长远看，列宁没有解决早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所提出的那个重要问题，即“是要使我们未来的政治服从某种基本的民主原则、承认这些原则的绝对价值呢，还是所有的民主原则都必须绝对服从我们党的利益？”(17)被列宁忽视的这两个问题，正是后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的两个核心问题。
同样是在1918年，针对考茨基和列宁关于民主问题的争论，卢森堡在《论俄国革命》一书中说：“我们始终把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内核同它的政治形式区别开来，我们始终揭露形式上的平等和自由的甜蜜外壳所掩盖着的社会不平等和不自由的酸涩内核——不是为了抛弃这个外壳，而是为了激励工人阶级，叫他们不要满足于外壳，却去夺取政权，以便用新的社会内容去充实这一外壳。如果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它应当创造社会主义民主制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制，而不是取消一切民主制，这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但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并不是在乐土中才开始的，那时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已经创造出来，社会主义民主制将作为现成的圣诞节礼物送给曾在这一期间忠实地支持了一小撮社会主义独裁者的恭顺的人民。”(18)表面上，卢森堡对考茨基和列宁是各打五十板，试图把民主与专政结合起来，但她理解的专政已经不是列宁式的制度化的暴力，而是以普选、自由为基本内容的广泛民主，这样看，她对列宁的指责远甚对考茨基的批评。
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曾说，辩证法会对一切事物进行审判。这是一个很深刻的、不以任何人、任何政党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真理。十月革命后，“现实社会主义”民主事业发展的举步维艰客观上表明，20世纪初期考茨基和列宁所争论的民主问题，并没有成为历史，它还在影响着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
重新审视考茨基和列宁1918年关于民主问题的争论和认识分歧，有一个结论非常重要，也非常清楚，即，历史不会自动保证苏维埃式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先进性，如同西方国家民主的发展一样，社会主义民主仍然需要一个艰辛的建设过程。如果这种苏维埃式的社会主义民主没有被真正地建设起来并被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所真实感受和体验，那么它原初所标明的阶级内涵完全可能发生变化，也会变得如同列宁所说的“面目全非和残缺不全”，或变得如同普列汉诺夫所说的，阶级专政蜕变为“劳动人民中一部分人的专政，即集团的专政”(19)。对于任何一种民主制度来说，利益集团民主和程序民主都是统一的。一个国家的政治进步，不仅仅在于它确立起了什么样的民主制度，即什么样的阶级民主，同时也在于在这个国家制度和阶级民主的基础上执政党通过程序民主的建构能够把政治文明提升到一个怎样的程度。没有民主程序的阶级民主是无法长久地经受历史考验的，这样的社会主义政权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苏东共产党政权的覆亡，其教训正是在这一点上，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最应该汲取的历史教训也是这一点。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对于阶级民主和程序民主的认识和实践同样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前，过度张显的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阶级内涵而忽视程序民主，在“阶级专政”的名义下，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被真正通过民主政治设施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对于这一点，邓小平指出：“在民主的实践方面，我们过去做得不够，并且犯过错误”；“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20)。邓小平这里指的是程序性民主的不足，这种不足导致了中国民主化的滞后。改革开放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实践，其实质在于构建阶级民主与程序民主的均衡，从而使社会主义民主既具有质的规定性，又具有量的意义上的可参与性和可体验性，使民主与专政一样，都成为社会主义须臾不可缺少的因素。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6、517页。恩格斯的这一思想究竟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战略思想还是策略思想，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不同意见，但这一思想本身的存在至少表明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具有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含义。此外，189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在刊发恩格斯的这一导言时作过删节，引起恩格斯的强烈不满。但未经删改的导言关于选举权及其运用的问题，仍然是非常鲜明的，与马克思恩格斯早先的认识有很大差别。关于这一点，可参见[英]拉·米利班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6页。
②这一著作与1919年的《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1921年的《从民主制到国家奴隶制》一起，成为考茨基在理论上批判布尔什维克的三部代表作，也是考茨基后期重要的理论著述。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柯尔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中认为，考茨基的这些著作“没有一本对社会主义理论作出有重要意义的建设性贡献”([英]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4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3页)。柯尔此说不确。考茨基在这些著作中不仅从理论，而且从实践中提出了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从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史看，这构成了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
③王学东编：《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6页。
④王学东编：《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8页。
⑤[苏]罗伊·麦德维杰夫：《论社会主义民主》，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4页。
⑥王学东编：《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0页。
⑦王学东编：《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3页。
⑧[德]爱·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53页。
⑨[英]唐·萨苏：《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⑩[德]卡·考茨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31页。
(11)《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1页。
(12)《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0—611页。
(13)《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6页。
(14)《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4页。
(15)《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6页。
(16)参阅金雁、秦晖《“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民专制”》，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7年第3期。
(17)金雁、秦晖：《“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民专制”》，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7年第3期。
(18)[德]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
(19)张光明编：《普列汉诺夫文选》，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56页。
(2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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