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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中国日益广泛的国际关系和不断提高的政治、经济地位，美国经常强调赞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早在1986年7月， 中国当局就明确提出复关请求。但是虽然中美两国表面看上去利益一致，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却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中国从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以来，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力量之一。到1996年，国家的国民收入以大约每年10%的速度递增，出口每年增长速度约为16%，进口每年约为15%。到1996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十大贸易国。然而，与此同时，它的人均收入却只有550 美元，这意味着中国还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美国经常强调：中国国际关系日益广泛，政治、经济地位日益提高，它坚决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当局也从1986年以来一直要求恢复关贸总协定（即现在的世贸组织）的成员国地位，但是尽管中美两国从表面上看来利益一致，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却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展。尤其是美国并没有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提供多少实际的支持。这就引发了我们思考：美国不支持中国到底是因为中国现代经济管理的确达不到世贸组织的标准，还是因为中美双方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入会费”上还没达成共识。
每当调查涉及外贸活动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认准一点：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外贸推行的策略和贸易立法的提出通常都是政治议程的一部分。这种调查要注意政治和经济论据各自所占的地位，两方面都要分析。为了能够清楚地解释中美冲突的背景，本文首先要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利益及它对外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成功进行分析，然后再与美国比较。在对中美双方各自的特殊利益进行概述以后，借助评述中国目前加入世贸组织的所有种种努力和美国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本文将作出结论。
中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
1998年6月，世贸组织的成员国数量已达132个之多，然而一些重要的经济国家，如：中国、俄罗斯、越南还没有被吸收入内，形成世界贸易自由化体系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吸纳这些“局外国家”加入不仅意味着世界经济将得到普遍健康发展，而且加强了的国际贸易关系也将提供稳定政治权力平衡的机会。尽管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已进行了很多年，世贸组织还是只授予了中国一个观察员的身份。实际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反对者一直是美国。为了能够更好地讨论美国的立场和态度，我们先要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目标、加入所需的条件和中国为实行贸易自由化所采取的举措进行分析。
中国的政治目的
1978年12月中国宣布实施改革开放政策，随着社会主义体系在中欧东欧的解体而得到加强。中国一直力求在世界民族之林获得与大国地位相副的一席之地。它现在已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之一。并且从1980年开始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成员国。然而，中国只有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才能真正地、完全地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
世贸组织成员应当把中国作为一个政治伙伴放在平等地位，并且在世界贸易体系形成中给予中国一定的发言权。中国领导人无数次强调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新秩序的重要性。江泽民在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宣布：“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依然在侵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政府一贯把自己视为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拥护者，并承诺如果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将得到改善。
这一观点与反对任何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观点是一致的。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在贸易政策领域都是如此。比如：1974年中美两国的上海公报有这样一项声明：“国家不论大小都是平等的，中国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特别是目前美国的支配地位越来越受到中国领导人的公开指责。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在1998年2 月说道：我们决不同意美国自称“世界领导人”的说法。中国倡导一个多元化世界，并且中国也要成为其中重要的一元。
经济目标
1978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广泛的改革方略，并伴之有雄心勃勃的增长目标。从统一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要求整个中国经济进行实质性的结构调整。尽管中国官方登记的全国失业人数为五百万，但中央政府却证实还有一千二百万国有企业的职工正面临下岗，并且潜在的失业人数至少还有五千四百万。除了这些以外，大约有二亿农民需要转入非农业工作以减少农村的就业不足。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想要长期实现充分就业，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是唯一的途径。现在实行的第九个五年计划（1996～2000）把国民收入年增长率定为8%。
在中国，“热衷于消费”的中产阶级只有六千五百万人（占全国人口的5%）， 这就是说政府仅依靠国内经济来达到经济增长的目标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国不得不依靠外销型的增长战略。到2000年，国家对外贸易计划年增长8%～11%，约达到两千亿。 这样中国认为加入世贸组织会保证它的贸易伙伴不会对它的出口策略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世贸组织成员国也会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还会为每年的双边贸易谈判划上句号。一直以来，很多国家，尤其是美国把这一谈判当作推动中国更好地奉行人权政策的一种手段。实质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世贸组织成员国将减少国际与中国国内事件的联系，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将拒绝接受称之为”干预他国内政”的行为。另一方面，一旦每年不必进行新的贸易谈判，贸易伙伴之间的不确定性和获取信息的成本将大大降低。这更将促进中国贸易量的增长。
中国进入世贸组织后，人们确信世贸组织将结束由世界贸易伙伴经常指控中国的搞倾销所引起的单边制裁局面。因为，关贸总协定的第二十二条、二十三条规定了对贸易摩擦所实施的仲裁程序。1947年关贸总协定原文采用的是一种“积极协商”来对待贸易冲突，但1994年马拉喀什草约纳入关贸协定后，却使一种“消极合意”的仲裁手段付诸实现。
总之，一旦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它的出口贸易前景将更为明朗，贸易关系将大为改观，不正当竞争也会随之减少。但是，从静态的观点来看，贸易额增长并不能使贸易条件得到改善。就中国出口的基本模式而论：由于劳动密集型的产品需求弹性小，数量剧增将不可避免导致世界市场价格下降。贸易状况实际上会更恶化。从动态前景来看，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西方管理经验对中国的贸易影响却与上述分析完全相反。自从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明确地把贸易政策的关键目标定为：引进现代科学技术，缩短与工业化国家的技术差距。目前，中国有时限制出口意味着它很难从它的贸易伙伴（尤其是美国）那里引进各种工业品。世贸组织成员国的身份将使中国更加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且有更多的机会引入许多关键技术。随着中国现代化步伐的迈进，它的出口将会倾向于高质量的工业品。因此，随着出口价格的上涨，贸易将又有起色。1997年，中国87%（以数量计）的产品是制成品。
中国对加入世贸组织条件的看法
加入世贸组织的条件是以一个国家经济管理体系和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为基础的。中国目前称它的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拒绝以计划经济的国家身份加入世贸组织。对于这个划分有很多争议。欧盟直到1997年12月才不再把中国列为计划经济国家，实际上美国一直这样划分。
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中国一直要求被列为发展中国家。这样它就可以从1967年写入关贸总协定的一些特殊条款中受益。就在1994年关贸总协定中也有规定，发展中国家不但在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及开放市场方面有一个较大的过渡期，而且它们还在知识产权和服务贸易方面享受特殊的待遇。虽然发展中国家一直被要求采取贸易自由化措施，但同时它们又被给予了比它国更长的过渡期。
如果中国能有资格获得这些特权，她承受的贸易自由化的压力就会得到缓解。这样它就有更多的余地来调整自由化的步伐和程度以适应国内改革的进度。中国领导人认为：要得到社会广泛赞同和保持对经济发展的控制权，对内经济的调整与对外经济环境的改善相适应，是一个关键的前提条件。自从实施改革政策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把社会的支持与控制经济发展作为保证其政治领导权的关键。基于这个原因，政府没有对对外经济关系进行任何改革以避免对国内经济体制的控制权受到威胁。正如中国外经贸部长吴仪女士1998年2月指出的那样： 任何国家的开放和经济自由化进程都必须依据它的经济发展水平来进行。因此，从中国的远景来看，其发展中国家的身份确认是关键所在。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要求被确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明显成为了在其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中摩擦的焦点。尤其是美国坚决反对中国的这一要求，其借口为：从中国巨大的贸易交易量和经济的动态发展前景上看，中国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但是，就目前的形式看，中国在联合国174个国家中的富裕程度仅居第108位，如果用目前世界银行的贫困线（人均每天消费1美元）来衡量，中国还有3亿（25%的人口）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那么，按联合国、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的定义来衡量，中国理所当然为发展中国家。世贸组织本身并没有确立一个标准来定义发展中国家，它通常接受联合国的划分和定义。
中国的准备工作
中国一方面进行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另一方面已经采取措施促进经济自由化。它的对外贸易法第十五条（1994年5月12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通过）确立了“自由进出口货物和技术的原则”。除了有其他的法律另行规定的以外，对外贸易一概按此法律执行。另一方面，第十六条原则允许对上述进出口进行限制。同时，第九条却只允许已注册的企业进行对外贸易。改革之初仅有12家从事外贸业务的机构，到1996年已有七千余家注册的外贸企业。拥有外国资本的制造企业允许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尽管如此，中国的对外贸易关系还不能说是自由的。
中国对进出口征收的关税率已从1992年的43.2%下降到目前的17%，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略高5个百分点，江泽民主席宣布：到2000 年平均关税将下降到15 %， 以达到世贸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 到2005年计划再次降到10%。但在中国全部关税中，还有一些特殊的关税比较高，造成了不同产品之间相当大的差额。由于发展战略的需要，一些产品包括主要原材料、资本货物和能源的进口关税已有很大可能被减轻，但极有前途的国内消费品行业还是受到了限制性关税的保护，尤其是汽车的保护关税达到了110%～150%。不仅如此，汽车还被列入了有进口配额限制的产品之列。但是，1997年8月中国谈判官员同意将用8年时间逐步废除小汽车和小型公共汽车的进口配额。如果中国能加入世贸组织，所有的配额将在五年内废除。
西方工业国家责难中国的主要一点是汽车业进口的限制性政策。但它们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汽车业实际上是由与外国公司合资的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外国公司才是目前进口配额制的主要收益者。
进口限制之一来自检验要求。自从1997年从国外进口的资本货物，如：锅炉、管道、电缆或涡轮机都要求有原产地的中方检验员出具的检验证明。这一费用要由供应国承担。进口的货物，如：谷物、菜油、酒、钦料以及能用于制造毒品或化学武器的化学制品都要求有进口许可证。1991年，废除了一些出口方面特殊的经济计划；1992年全国只有15%的出口产品是在出口配额之内或有出口证的。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很多生产要素都得到了价格补贴。因而它们的出口能力在利率补贴和一些促进出口的措施的促进下大为提高。然而一些最具活力的出口行业（玩具、衣服、运动用品等）从促进出口措施上得到的援助却相对较少。同时，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的中外合资企业享受了免税期和税收减免政策，从而促进了出口配额的完成。中国海关当局主要给予经济特区、自由港和技术开发区的企业减免关税政策来取代合资企业和外国的直属公司进口。为了使技术发展步伐赶上世界水平，在中国公司还没有机会取得市场优势的地位时，中国对大多数西方行业敞开了大门。这样，90年代早期三分之二的中国出口增长都要归功于外商投资的企业。这些企业在1996年1月至11 月期间依然占据了对外贸易的46.8%。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确已为加入世贸组织作出了很大的让步，并表示出了进一步自由化的意愿。下一部分要讨论美国是否对中国的经济制度有疑虑或者问题更多在于美国基于政治和经济的动机对中国提出的入关条件无法达成共识。
美国的地位
从历史的观点看，可以较好地美国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一愿望所持的态度。美国是唯一一个经历二战后，经济和政治实力都得到加强的国家。后来在70和80年代，由于两次石油危机、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崩溃和欧洲日本激烈的竞争，美国暂时失去了它的霸主地位。目前，由于苏联已经解体，美国又被看作是在政治上支配世界的国家。最近美元的坚挺增强了美国再一次称霸世界的自信心。
政治目标
1997年，总统的经济报告中用一章的篇幅讨论：“美国在目前全球经济格局中的领导地位”。美国把这种领导定义为以政治、经济、技术和国家安全四方面为基础的全方位领导。这四方面之间自然有密切的联系。所以，美国倾向认为象中国这样新兴的经济势力，对它的霸权地位造成了威胁。美国政府对中国提出的任何限制条件都会另眼相看。当作是对它的领导地位的一种限制。美国十分重视把中国纳入它领导下的世界秩序，但五角大楼委托的一项研究甚至还警告说中国有与美国发动战争的倾向。
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发展最快的经济力量之间的经济关系给它们彼此的政治利益添上了一层浓重的色彩。它们都要按照自己的利益影响现在和未来的世界力量平衡。美国不能接受中国这样的新对手给它的竞争实力带来潜在的威胁。美国同时也担心中国进入世贸组织将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任何理智的政府，若想将来的世界力量平衡格局发生变化，它就会自然地运用它目前的政治和经济优越条件使将来的环境朝着有利于它的方向发展。这时可以作为强权政治手段的贸易政策显得越发重要。这就是当中美两国进行双边谈判时，美国总是对中国施加伎俩的原因。迄今为止，美国在世贸组织的庇荫下一直反对与中国过渡到多边谈判的进程。但它的官方声明却恰恰相反。这表明美国政府确信双边对话为美国进一步维护它的利益提供了更好的机会。
经济目标
对于任何经济力量来说获得和保持国际竞争力是一个重要的目标。据美国自己评价，它目前的经济实力是三十多年来从来没有过的。竞争力的重要表现便是就业情况。自从克林顿执政以来，美国经济发展，又增加了一千四百万的工作机会，其中仅1997年就增加了三百二十万。在将来的一段时期内，在保持现有的工作机会上再创造更多的新的就业机会是经济政策的中心目标。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生产设备的流动和国际竞争的增加势在必行。美国工会正倡议保护国内的工作机会，其中从中国进口的廉价商品成为了这种保护呼吁的攻击对象。但他们却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有17万个工作机会都是因向中国出口产生的。
显示美国经济面临国际竞争的另一个标志是它的贸易平衡。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以从1987年的28亿美元稳步地上升到1997年的497 亿美元。这导致美国政府不断努力采取积极的贸易政策以达到减少赤字的目的。
美国主要把它与中国的双边贸易赤字归咎为两国之间的贸易业务不平等、缺少透明度和中国市场开放不充分。相应地，美国一方不仅把双边的主动性和共识而且把目前加入世贸组织进行的谈判都当作为美国产品打开中国市场的一种手段。
中国政府反对美国的指控，并指出美国自己才应该对它的赤字增加负责。中方想引进的先进技术（如：核动力技术和电子元件）还受到美国严格的出口限制。在关于中美贸易平衡的白皮书中，中国国务院声明：美国一方面强调它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另一方面继续对出口实行控制，这样做是没有道理。如果批评对中国多年来的总贸易收支一直保持赤字，那么指责中国封闭市场便有失公允了。仅美国的100家最大公司， 就有一半在中国发展事业。
克林顿政府确切认识到：中国为使其具备加入世贸组织资格已作了大量工作，不过仍不相信这些条件已适应了中国“在商务可行条款上”的进程。另一个问题是，美国贸易代表查伦·巴舍夫斯基畏惧旧的贸易壁垒事实上会被不同类型的其他条款所取代。
杰克逊·范尼克修正案
克林顿政府目前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源于1974年贸易法中第四条。这条法律规定：实行非市场经济的国家没有资格享受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但是，该法中的402条和409条，即杰克逊修正案规定：这样的国家被授予有条件的最惠国地位。在这一规定下，美国从这些国家进口货物享受统一税收。
1974年实施的杰克逊修正案，构思的初衷是想把它作为向苏联施加压力的一种外交政策手段。“意图是要等到苏联取消对犹太移民的限制时才给予它最惠国待遇。”在后来的几年中，该修正案被用于所有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从那时起，实行非市场经济的国家要满足以下两种方式中的一种才能被美国授予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一种是满足杰克逊的修正案要求（最近被用于俄罗斯和蒙古）；另一种是满足总统已停止其该年度实行修正案。（这个条件最近用于中国）。
显然，美国对保证中国移民自由的权利丝毫不感兴趣。实际上，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1979年卡特总统访华时就声明：如果你想我把一千万中国人放到美国去，我很乐意如此。导致中国获得有条件最惠国待遇的因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和贸易利益；另一方面想要借此对中国提出人权要求。既然克林顿政府从1994年起停止了在最惠国问题上对中国提出人权要求，那么决定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关键是是否最终能保留美国的利益。
目前，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没有享受美国的最惠国待遇，比如利比亚、伊拉克、北朝鲜。因此每年讨论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总是感情用事，缺乏长久考虑。在保加利亚和蒙古都已加入世贸组织的情况下，以中国还没完成经济过渡为借口而拒绝其加入是站不住脚的。即使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前，中国的人权问题就已成为了争论的焦点。但美国与其他类似国家也建立了贸易关系，并从未指控它们侵犯人权。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政府的“反华”战略是有其政治和经济动机的。即使中国复杂情况出现动武，考虑到诸如叙利亚那样的贸易伙伴的活跃行动，贸易也不会是一个充分理由来“特殊对待”一个国家。换句话说，评价一下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明显缺乏自始至终的稳定性。
而且，每年的最惠国待遇的撤消和续期再也不能成为制裁中国的一种手段。因为如果美国实施严厉制裁的话，美国公众将付出更大的代价。根据世界银行分析，美国对中国的进口税从6%增加到44%， 美国消费者用他国的产品代替中国的产品，他们将比1994年多花掉140 亿美元。
杰克逊的修正案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也有负面影响。它规定即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美国也不会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换句话说，两国的双边贸易关系现状就不会改变。所以杰克逊修正案的实施减弱了美国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
与以上讨论的美国对华政策的背景相对应，本文的下一个部分要看一看现在是哪些贸易问题容易引发中美争论，并延缓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步伐。
争议不断的贸易问题
我们从知识产权和纺织品领域，对中美的贸易摩擦进行本质的考察，就明白了美国的立场。至于为什么这两个领域比较特殊，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在乌拉圭和谈中这两个领域就显示出了它的活力，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第二，美国是制定关于这两个领域新规定的发起人，它正呼吁在关贸总协定的基础上实行更大的贸易自由化。
知识产权
在世界市场上，由于工业化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它们的竞争，它们一度稳定的领导地位已不复存在。知识产权作为促进和保护发明创造的一种手段变得越来越重要。从中美之间已出现的政治和经济对抗来分析，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美国在中国的双边谈判中如此不懈地坚持保护知识产权。（例如，比对日本、韩国、台湾的要求还要严格得多）。美国鼓吹尊重知识产权，1989年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威胁对中国某些出口产品征收惩罚税。迄今为止，中国政府不得不在许多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协议上签了字，在国内也制定了相应的法律。而且，中国还作出承诺，加入世贸组织后，它将调整立法，使之完全符合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然而，虽然中国采取了种种措施，但遭到美国制裁的可能性还依然存在。 特别301 条款（1988 年补充的美国“1974年贸易法”）允许美国根据保护知识产权的需要，确定自己的标准——一个国家即使符合接受贸易“知识产权协议”，它还有可能反对适当、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在美国看来，它的301 条款是与世贸组织的管理要求相一致的。但对于这件事，世贸组织的贸易政策评论组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它抱怨301 条约是美国继续它的单方面政策的一个明证。 同时，该组织还批评美国签署了大量的双边贸易协定。
美国的软件行业声称：由于中国的盗版行为，仅在1995年它们就损失了23亿美元，它们呼吁中国当局应当对此制定更为严厉的法律。盗版也使中国的经济付出了代价。知识产权保护不力阻碍了中国年轻的软件业的发展，因为它们的产品在廉价的国外盗版品面前没有竞争力。例如，微软文字处理的盗版软件在黑市上只卖15元人民币，中国供应商的同类产品却要花掉480元人民币。1997年12月， 市场上盗版与正版品的比例为10∶1。因此， 中国的软件业也在呼吁更加强有力的措施打击盗版。
考虑到美国的批评和自身的利益，中国在立法的基础上还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步骤来保护知识产权，并宣布还要采取更多的措施。例如，中国政府在1995年2月至1997年期间关闭了六家非法光碟生产厂， 还销毁了80万张光碟。1997年40多家未注册的光碟生产厂被关闭， 大约40 ～50台光碟生产设备被迫迁往香港。这都充分显示了这些措施的力度，也向外界表明了中国政府的态度。应该让人们明白：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关贸协议的签署者，自世贸组织1995年元月1 日成立以来就是其成员。
纺织品贸易
为了使纺织品和服装贸易自由化，乌拉圭和谈决定到2005年7月1日将分四步取消关于多种纤维的协定。这对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因为，它们有很大潜力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这一变化中最有可能使贸易获利的就是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相反，拥有自己纺织品部门的工业化国家却担心一旦纺织品贸易完全在关贸总协定的监视下，它们将面临发展中国家增长的竞争压力，而不得不进行痛苦的结构调整。但是，此项自由化计划实施的有效性受到来自工业化国家的威胁。当这些工作化国家面临严峻的进品竞争压力时，可能会采取其他的贸易保护政策。比如，加大申请反倾销的力度来作为多种纤维协定限制的替代。
中国政府常被指控纺织品倾销，美国的指控尤其强烈。因为国有企业可享受免税期、出口配额和优惠信贷政策。除了1996年外，中国的纺织业一直是很重要的出口大户；1997年它的销售额达460亿美元， 其中一半来自出口。也就是说，中国的贸易盈余有四分之三来自纺织品和服装业。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清楚地看到目前大约有45%的工业出口品是外资企业制造的。
明白了纺织业在中国的重要性，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在纺织品贸易上要颇费周折地与中国签定双边贸易协定。1994年和1997年分别达成降低中国对美国纺织品的进出口关税、降低美国对中国纺织品的进出口配额。首次关税降低于1997年10月1日生效。 一旦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再也没有机会通过双边协议来影响市场了。另一方面，乌拉圭和谈达成的“纺织品和服装协定”包含了一个保护性条款（第六条），它允许进口国在“多种纤维协定”规定2005年到期的以后四年内仍可采取选择性的措施来保护国内的相应工业部门。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美国的纺织和服装业将至少在短期或中期内采取大规模的保护行动。并且，美国自己在纺织品贸易自由化上的行动都是尝试性的。它的贸易伙伴抱怨道：美国还没有履行它在乌拉圭和谈中关于纺织品协定的承诺。
这两个例子表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主要采取双边协定的形式。美国坚持认为这种形式会使它有更多的机会进入中国市场。尽管事实上，在乌拉圭和谈中是美国率先发起对纺织品和服装领域的谈判的，但它目前对中国的政策却与它在谈判中确立的原则相反。美国还能够运用它依然相对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来维护它自己的利益。
结论
以上讨论的内容表明中国希望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由于中美利益的分歧而被故意延缓，冲突的背后是两国政治和经济力量的抗衡，如果中国经济在长期内保持稳定增长，这两国政治、经济力量将达到均衡。
美国批评中国对美国产品的开放力度不够。不可否认，中国的贸易政策本质上来说是保护性的，它的贸易保护还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然而，中国政府在短期内实施了多种自由化的步骤，这证明它要求加入世贸组织的愿望。美国指出中国贸易保护主义的目的是试图通过双边协定这一办法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美国政府实事求是地为双边协定辩护，认为它可以为促进多边平等提供一个机会，这确实是真的，在我们讨论过的例子中，单方压力促进了中国方面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从整体的经济过渡期来看，尽管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自由化进程是比较快的，但到目前为止，美国坚持阻止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世贸组织商务秘书威廉·达勒在1998年3 月声明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准备工作并没有任何的进展。
那么，美国政府采取双边协定的办法而不是采用多边政策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呢？首先，我们必须假设在纯经济原理基础上，美国不会从双边协定转向多边协定，直到多边协定能带来更大的回报。由于选择双边协定意味着美国不能利用世贸组织规定的仲裁程序。我们必须进一步假设因中美贸易摩擦而向世贸组织解决争端机构诉诸仲裁，美国得不到什么好处。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美国主要动机有可能是拒绝中国把自由化措施作为加入世贸组织的代价。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曾建议美国政府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充分利用向中国入关这一事件提出一些有实际意义的要求。这种方法的危险之处在于中国还未完成它的经济过渡进程，并且国内经济还面临一些主要的问题，因而美国的要求很可能无法得到满足，如果中国被美国的政策逼得太紧了，那么，中国很有可能不太愿意采取自由化和其他一些措施。中国外经贸部长吴仪曾威胁说当中国经济发展成绩有目共睹却还不能加入世贸组织时，那么，中国有可能作出不再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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