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教育思想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陈独秀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6-092.6文献标识码：A
作为五四运动的著名领袖、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的名字，在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永远存在的。但由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陈独秀一方面被国民党统治当局视为“共匪首领”而悬赏万金缉拿；另一方面，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则把他当作破坏革命的反面人物进行严厉批判。受这些历史因素影响，即便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学术界也都一直把关于陈独秀的研究当作敏感的政治问题加以回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提倡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从而才为陈独秀的研究开启了一道宽敞的大门。于是，十几年来，中国学术界一时出现了“陈独秀热”。然而，在这股热流中，人们关于陈独秀的政治思想、革命思想的研究居多，而陈独秀的教育思想，学者们则涉及较少。事实上，无论是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还是1920年被聘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都积极开展教育改革，提出不少正确的观点和主张，有些观点和主张在今天看来，仍闪烁着科学的亮光。他的教育思想，可谓博大精深。下面仅就陈独秀教育思想中的几点进行探析。
一、关于教育的本质的思想
陈独秀指出，所谓教育，“自狭义言之，乃学校师弟之所授受；自广义言之，凡伟人大哲之所遗传，书籍报章之所论列，家庭之所教导，交游娱乐之所观感，皆教育也”。（注：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84页。）这就是说，教育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教育仅指学校教育，广义还应该包括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但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陈独秀认为，教育与知识、思想、言论等一样，都是“经济的儿子”，而不是“经济的兄弟”。（注：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97页。）1923年12月，陈独秀在《答适之》函中明确说：教育与思想、文化、宗教、道德等均属于“心的现象即精神现象”，“都是经济的基础上面之建筑物，而非基础之本身”。（注：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77页。）由此可以看出，陈独秀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明确提出了教育属于上层建筑的见解，这在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史上，是前人所尚未有的新见。
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教育，陈独秀认为，主要具有以下的特性：
1.教育的发展决定于经济的发展
在1923年的《答适之》函中，陈独秀分析了教育发展的历程以及当时欧美各国教育进步的原因，比较集中地阐述了教育的发展必定要受制于经济的发展水平。他指出，在封建社会的经济组织之下，不可能实现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同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也不可能“使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即使在趋向社会主义的俄罗斯，并非不极力推重教育，而是由于受到物质条件的限制，“所谓教育普及，眼前还只是一句空话。”（注：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78页。）所以，教育的进步，离不开经济的发展。他写道：“欧美资本社会教育进步，完全是工业发达的结果，工业家不但需学术精巧的技师，并且需要手艺熟练的工人，资本阶级为发财计不得不发达教育，家庭农业、家庭手工业社会自不需此，所以有些中国人一面绝不注意工业，一面却盲目的提倡教育，真是痴人说梦。”（注：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78～379页。）从这些论断中，可以看出，陈独秀非常强调教育对经济的依赖性。
2.教育不能脱离政治
教育不仅仅依赖于经济，而且还受制于政治。陈独秀认为：“必政治进化在水平线以上，然后教育实业始有发展之余地。”（注：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25页。）陈独秀以为，教育与实业对于社会的进化固然重要，但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只有“全力解决政治问题”，才有可能发展教育与实业。他说：“若今日之中国政象如斯，吾人有何方法从事于教育、实业之发展乎？……而今以后，国民生活倘不加以政治采色，倘不以全力解决政治问题，则必无教育实业之可言，终于昏弱削亡而已。”（注：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25页。）
正因为教育的发展对政治有如此强烈的依赖关系，所以教育不可能脱离政治而独立。“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教育界为了反对军阀官僚侵占教育经费，摧残教育事业，提出了教育经费独立的主张。随后人们又进一步意识到：只经费独立，教育机关还在政府管辖之下，结果仍等于零。于是，在教育经费独立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教育脱离政治、宗教，而在立法、行政上完全独立的主张，在当时有较大影响。对此，陈独秀很不以为然，他对此责问道：“所谓教育独立，是不是离开社会把教育界搬到空中去独立或是大洋中去独立？”（注：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38页。）“若只是主张教育经费独立，在这种军阀横行的政治下，政府指定之独立的教育经费，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因而他告诫说：“希望‘教育独立，不问政治’这种毫无常识的话，勿再出自诸知识阶级的教育家及学生之口！”（注：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38页。）可以说，陈独秀的这种思想，澄清了当时教育界的模糊认识，正确阐述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
3.教育“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
教育受制于经济和政治，但教育本身并不是被动的，消极的，反过来，教育也会促进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之一。陈独秀认为：“教育虽然没有万能的作用，但总算是改造社会底重要工具之一，而且为改造社会最后的唯一工具，这是我们应该承认的。”（注：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38页。）紧接着，他又说：我们反对将知识、思想、言论、教育说成“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和经济立在同等地位”，但并不抹杀它们的重要作用，它们“都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注：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38页。）
教育对社会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①教育为社会发展培养各种人才。陈独秀指出：“教育是智慧的源泉”，（注：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1页。）“舍教育以外，不足以培成社会上经营各项事业之人才”。（注：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0页。）因此，他自称“是一个迷信教育的人”，对于教育的意见，第一是希望有教育，无论贵族的平民的都好，因为人们不受教育，好像是原料不是制品；第二是希望教育是平民的而非贵族的，因为资本社会里贵族教育制造出来的人才，虽非原料，却是商品。②教育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1920年，陈独秀在一次演讲中说：“教育和社会的关系是很大的。社会要是离了教育，那人类的知识必定不能发展，人类知识一不发展，那国的文化就不堪问了。”指出人类知识、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教育。再次，教育可以唤起民众，鼓动革命。陈独秀认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教育、宣传活动具有唤醒民众，鼓动革命的作用，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变革。
总之，教育属于精神现象，属于上层建筑。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教育，不仅依赖于经济而且还受制于政治，它不能脱离政治而独立；同时，它反过来又促进社会发展，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这些是陈独秀关于教育本质及其重要特性的基本主张。陈独秀的这些见解，在今天已成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常识，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初，却是一种崭新的教育观。在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史上，李大钊率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阐述包括教育在内的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特性。从时间上来说，陈独秀对教育本质问题的阐述稍晚于李大钊，但他超出李大钊的是不仅明确提出了教育“是经济的基础上台阶面之建筑物，而非基础之本身”，即属于上层建筑的见解，而且对教育特性的分析，也较李大钊丰富和深刻些。虽然1930年杨贤江在《新教育大纲》一书，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更全面、深刻，然而陈独秀的开创之功不可低估，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二、关于强调“教育与社会密接”的思想
反对教育与社会分离，强调教育必须与社会紧密联系，这也是陈独秀教育思想中的精彩之处。陈独秀认为，新教育与旧教育的区别，主要的不在于两者的形式（学校和科举）、教材种类（科学和经、史、子、集）的不同，而是在于两者的主义和方法的不同。旧教育是主观的，它的教育主义是个人的，教授方法是教训式的；新教育是客观的，它的教育主义是社会的，教授方法是启发式的。所谓旧教育的教育主义是个人的，即是旧教育“专在造成个人的伟大”。他指出：“旧教育的主义是要受教育者依照教育者的理想，做成伟大的个人，为圣贤，为仙佛，为豪杰，为大学者”。（注：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5页。）这种教育的主要特征是教育脱离社会，“把教育与社会分为两件事，社会自社会，教育自教育”。陈独秀认为，“社会与教育分离，其弊之最大者莫如减少教育的效力”。（注：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99页。）又说：“教育若离社会而独立，则教育之力量自减”。（注：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0页。）因此，他主张“新教育是注重在改良社会，不存在造成个人的伟大”，（注：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5页。）强调“必须使教育与社会密接”，“社会与教育打成一片”。（注：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8页。）
教育如何才能与社会密切联系呢？陈独秀在对旧教育的揭露、批判中，主要提出了如下主张：
1.“一切教育都建设在社会底需要上面”
陈独秀指出，教育是社会的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然而由于旧教育把教育与社会分离了，结果造成学校在社会中成了一种特殊事业，学生在社会中成了一种特殊阶级，社会上一般人眼中的学校、学生，都是一种奢侈品、装饰品，不是他们生活所必需的东西。因此，社会上不感到教育的需要，不相信教育的作用。陈独秀认为：“救济这个弊病，惟有把社会与教育打成一片，一切教育都建设在社会底需要上面，不建设在造成个人的伟大底上面，无论设立农工何项学校以及农工学校何种科目，都必须适应学校所在地社会底需要以及产业、交通、原料各种状况”。（注：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8页。）如以广东为例，广州附近丝业颇为发达，即应设立蚕桑学校；潮州、惠州富于海物及渔业，即应设置水产学校；北江多森林，即应办林业学校；如果反之，那便违反了社会需要的原则。主张办教育应以社会需要为原则，要适应当地的实际状况，陈独秀的这一思想无疑是正确的，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实践意义。
2.教育必须联系实际
陈独秀认为，如果教育停留在书本，局限在讲堂，不与实际相联系，那么教育就“无裨实用”，学术便是“死学术”。他抨击旧教育严重脱离实际：农学生只知道读讲义，未曾种一亩地给农民看；工学生只知道在讲堂上画图，未曾在机械上、应用化学上供给实业界的需要；学矿物的记了许多外国名词，见了本地的动植物却茫然不解，学经济学的必得一些理论，抄下一些外国经济的统计，而对于本地的经济状况毫无所知。凡此种种，结果造成学生缺乏实际能力，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学农的“其所学得之学问，反不如老农”；学工的“其成绩反不如一小匠”。（注：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0页。）至于只知道外国，而不知道本国、本地状况的学生，在实际中“亦有何大用之处”？（注：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1页。）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由于学生长期脱离实际，脱离社会，一旦走出校门，踏上社会，往往会感到很不适应，甚至走上邪路。陈独秀说：有许多学生在学校读书时，品行很纯洁，志趣亦很高尚，是一个很有希望的青年，然而出了学校，入了社会，却马上就变成一个胸中无主的人，在社会中混久了，会变成一个毫无希望的恶人。在陈独秀看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个人主义的教育把教育与社会分离”而造成的。为此，他强调教育必须联系实际，学术必须与社会结合。他说“教育与社会打成一片，教育效力才会宏博；学术与社会结合，学术才是活学术，否则便是死学术”。（注：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1页。）
3.学校应该破除“闭关主义”，向社会开放
陈独秀认为，旧教育下的学校奉行的是闭关主义，实施的是贵族式的、神秘的办学路线，学校大门向社会紧闭，学校门首都挂着“学校重地闲人免进”的虎头牌，阻止社会上的人进学校受教育，致使学校设施不能充分利用，“减少了文化普及底效力”。对于这种状况，陈独秀很不满意，指出：“新教育对于一切学校底观念，都是为社会设立的，不是仅仅为一部分学生设立的”。（注：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9页。）他主张学校应该破除闭关主义，实行“开放主义”。要求各级各类学校，以及各种社会教育机构，都应向社会开放，认为惟有如此，才能使教育与社会打成一片。他说：“自大学以至幼稚园，凡属图书馆、试验场、博物院，都应该公开，使社会上人人都能够享用，必如此才能够将教育与社会打成一片，必如此才能够使教育与社会打成一片，才能够造成社会化的学校，学校化的社会。”（注：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9页。）
陈独秀强调“教育与社会密接”，旨在反对旧教育。他所提出的教育应以社会需要为原则，必须紧密联系实际，要向社会开放等主张，不仅是医治旧教育与社会分离的一帖良药，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也不无启迪。
三、关于教育的发展方向的思想
中国的教育向何处发展？这是中国近现代的教育家们长期以来努力探索的又一个重要问题。鸦片战争的炮声，轰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也惊醒了沉睡的中国人。在严重的民族危亡面前，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确实有比我们高明之处，要使中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逐渐富强起来，就必须向西方学习。于是，他们大胆地提出了学习西方的口号，从魏源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林则徐“开眼看世界”开始，学习西方教育，在中国建立起资本主义的教育理论体系和教育体制，一直是近代中国许多进步教育家所孜孜追求的目标。陈独秀如同当时许多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先进中国人一样，当他在政治上还是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时，强烈主张中国教育“必须取法西洋”。他说：“我们中国教育必须取法西洋的缘故，不是势力的大小问题，正是道理的是非问题。”（注：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19页。）所谓“道理的是非问题”，即是西洋教育，“非中国所及”。在他看来，近代西洋教育比中国教育“优胜”之处很多，最重要的有：“第一，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而非单独脑部的。在这个时期陈独秀的其他有关教育文章及演讲中，也时有类似思想的反映。如在1915年，他主张中国的教育方针，应采近世各国教育之所长，体现四大主义；一是现实主义即用科学和现实生活的教育代替复古迷信的“理想主义”教育；二是惟民主义，即用民主主义教育代替封建专制主义教育；三是职业主义，即用职业教育代替空洞的传统伦理教育；四是兽性主义，即用注重体魄和意志锻炼的强身教育代替忽视体育的弱民教育。总之，陈独秀在与外国的比较中，看到了中国教育的落后，因而强烈要求效法西方，改革教育，发展中国的教育。应该说，这在当时不失为一种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进步教育观点。尤为可贵的是，随着陈独秀在政治上的进步，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他开始认识到，西方用资本主义固然发展了教育，但同时也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资本主义并非是发展教育的理想道路，中国不应该效法。因而，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明确地主张“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
陈独秀在《致罗素先生》的信中指出，由于中国人在知识和物质方面都很不发达，因此发展教育及工业固然是当时中国“重要的事”，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究竟用资本主义还是用社会主义来发达教育与工业？“我个人的意见，以为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发达教育及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而且过去的大战争及将来的经济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之产物，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的错路”。（注：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2页。）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固然也能发展教育与工业，但同时却给社会带来了种种罪恶。因此，为了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走过的错误发展道路，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尽管陈独秀关于“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的思想说得不具体，尚未展开论述，但他明确提出这一命题，这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是第一次，表明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已突破效法西方资本主义教育的框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是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质的飞跃，也是陈独秀对中国教育理论的一大贡献。他的这一观点，不仅在当时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旗帜鲜明地捍卫了社会主义，而且也为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值得我们去认真深入地学习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