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期刊第一波之潮起潮落——以《新小说》的创刊、危机、停顿、转移为线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停顿论文,线索论文,中国文学论文,第一波论文,期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604(2004)02-0069-06
一、《新小说》的创刊及其它杂志以它为“标高”竞相涌现
中国文学期刊第一波是1902～1908年的大办小说期刊，开创者是梁启超，后继者有李伯元、吴趼人、陈景韩、黄人、徐念慈等。他们办文学期刊皆自小说杂志始，而带头人梁启超则着眼于小说的“新民”与“群治”的巨大作用。倡导“文艺为政治服务”，梁启超可算是先行者。
创办刊物要有一个志同道合的班底。梁启超有那么多的同盟者与追随者，班底的组成对他来说是不成问题的。1902年创办《新小说》的班底就是他办《时务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的若干人马。《新小说》排头第1篇小说《洪水祸》的作者“雨尘子”即周逵、周宏业，是他的得意弟子。此人1900年就在《清议报》上翻译政治小说《经国美谈》。而《新小说》创刊号的第2篇小说《东欧女豪杰》的作者是“岭南羽衣女士”，这是罗普(罗孝高)的笔名，罗是梁启超的同门师兄弟，他们都是康有为的弟子。大概因为是写女英雄，所以罗普用了一个女性笔名。他还有一个笔名是“披发生”。他在创刊号上，还翻译侦探小说《离魂记》。第三篇小说是梁启超自己的《新中国未来记》，同期上他还翻译哲理小说《世界末日记》。再配上一些其他的作品，一期刊物就这样撑起来了。当时小说刊物中的作品大多采用长篇连载形式，这也是《新小说》带头而为其他刊物仿效的。不过这也因为其时大家熟悉的是传统的长篇章回体，除此以外就只有笔记体，但笔记体是很难撑起厚厚一本刊物来的。
有了一个稳定的班底，创刊以后的道路似乎要平坦得多。如第2期除连载续登之外，只加了一篇“曼殊室主人”，也即梁启超自己的译作语怪小说《俄皇宫中之人鬼》。可见那时梁启超对编《新小说》是用力很勤的。可是好景不长，刊物的大局急转直下。
1903年1月，第3期出版之后，梁启超于1903年2月离日赴美，实现他考察美利坚合众国的夙愿，可是《新小说》就成了群龙无首的“弃儿”。《新中国未来记》几乎难以为继了，《洪水祸》也没有续稿。如此一来，像宴席上少了几只大菜一样——主要稿源不稳定，刊物就出现了“危机”。现在在中国文学史上总是称颂梁启超如何如何倡导小说界革命之功，这是不错的。他提高了小说的地位，将小说这种体裁从“小道中的小道”提升为“文学之最上乘”，并将它作为“新民”、“群治”的有力武器，掀起了近代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潮。可是谁知道他只认认真真办了3期。
缺了《新中国未来记》和《洪水祸》的第4期可怎么办?这时请出了一位“玉瑟斋主人”，即麦仲华，此人是康有为的弟子，后来成了康有为的女婿。在《清议报》上译过柴四郎的专著《埃及近世史》，续登了23次，可见篇幅之长，份量之重。现在又由他在《新小说》上用“自己”的政治小说《回天绮谈》顶了《新中国未来记》的缺。而且煞费苦心地将一篇翻译小说“化妆”成是创作的样子，也即不注明是译作。因为如果注明是译作，第4期几乎就成了翻译专号了。(注：据日本樽本照雄教授所掌握的资料表明，《回天绮谈》转译自日本加藤政之助纂译的《英国名士<回天绮谈>》，见樽本照雄编《清末民初小说年表》第11页b，(日本)木村桂文社，1999年出版。)
问题比较严重的是在第3期与第4期之间，《新小说》停刊了5个月。第3期是1903年1月出版，而第4期是1903年6月出版的。读者不知内里的隐情，(注：这内里的隐情直到1903年4月初才露出端倪。据“天津《大公报》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初五日(1903年4月2日)[时事要闻]‘探悉外务部奉旨封禁小说报馆，以息自由、平权、新世界、新国民之谬说，并云该报流毒中国，有甚于《新民丛报》，丛报文字稍深，粗通文学(字)者尚不易入云云。’……说到了横滨的‘小说报馆’，那就只有《新小说》社了。在横滨编辑发行的《新民丛报》、《新小说》，被大量运往大陆，这些影响是清朝政府无法忽视的。从时间上来看以上的新闻报导，我认为可以说明《新小说》第3期到第4期为何空白了5个月的事情了。”以上均转引自樽本照雄的《清末小说丛考》第274～275页，(日本)汲古书院，2003年出版。)他们不免要问：刊物还办不办啊?就在这停顿期间，国内的商务印书馆“杀”出一个小说半月刊《绣像小说》。这《绣像小说》的出现至少可以说明如下几个问题：1.梁启超创办《新小说》的宗旨是得到中国许多文学界业内人士的拥戴的，《绣像小说》的发刊词中就表示了对梁氏办小说期刊宗旨的认同：其中有“远摭泰西之良规，近挹海东之余韵，或手著，或译本，随时甄录，月出两期，藉思开化夫下愚，遑计贻讥于大雅”等语。2.当时创办此类小说刊物，是有较为广阔的读者市场的。3.《新小说》“神龙见首不见尾”，无疑是《绣像小说》创办的有利时机(《绣像小说》是1903年5月创刊的，而《新小说》是1903年6月才复刊)。《绣像小说》匆促上阵的痕迹是很明显的。它没有《新小说》那样整齐的阵容，创刊号就是李伯元及其助手兼老搭档欧阳钜源唱的“双簧”。李伯元用“南亭亭长”和“讴歌变俗人”两个笔名写了5篇作品。而欧阳用“洗红庵主”和“惜秋”两个笔名写了两篇。这就算是它的主要阵容了。到后来它才约到了像“忧患余生”(连梦青)的《邻女语》和刘鹗的《老残游记》等稿件，阵容也逐渐壮大了。与《新小说》创刊时的面目相比，《绣像小说》就是一个既有革新内容，也较重视文艺性的杂志，刊登了许多晚清著名小说篇章。
《新小说》的政治压制的危机因日本政府没有满足清朝政府的要求而总算度过了。停顿了5个月后再重敲锣鼓，可是内部稿源紧张的局面还是相当严峻。于是，除了靠“玉瑟斋主人”之外，又由“无歆羡斋主”提供译稿。就像舞台上演员缺席，临时拉他来“救场”。他在第5期上翻译一篇侦探小说《毒药案》，在第6期起翻译长篇法律小说《宜春苑》。此人以后还译过若干作品，但大多是侦探小说。这些侦探小说皆由梁启超所办的广智书局和新民丛报社为他出版的。但刊物如此拖下去也总不是办法。在第7期上，梁启超就来了一个“大动作”：他自己的《新中国未来记》又刊登了一回(第5回)。雨尘子的《洪水祸》又刊登了两回。梁启超还开辟了一个新栏目，即《小说丛谈》，虽作为“附录”，但也可算是中国小说理论从点评式到评论现代化的一个过渡，具有开创性。而楚卿(狄平子)又发表了一篇论说《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他还以“平等阁”为笔名做了一篇写情小说《新聊斋——唐生》。看来《新小说》要重整旗鼓了。谁知这是梁启超带着他的班底向读者作“告别演出”，他是到这个舞台上向读者“谢幕”来的。从第8期起，梁启超将这个刊物“交”给了吴趼人。这里总有一个谈判过程，但其时梁启超远在美国，估计是由梁氏的代表为之进行。一旦达成某种协议，吴趼人就开始大包大揽，在第8期上竟发了自己的及由他参与的4篇作品：《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新笑史》，还有一篇是写情小说《电术奇谈》(一名《催眠术》)是日本池菊幽芳氏原著，东莞方庆周译述、我佛山人衍义、知新主人评点。这位知新主人周桂笙是翻译家，他与吴趼人于1899年相识，并结为知友。在第8期起，周还译长篇侦探小说《毒蛇圈》。可是吴趼人的架势一摆开，不知什么缘故，《新小说》又停刊了至少10个月(从1903年10月上旬停刊止1904年8月上旬)。我们还不了解其中的内情是什么。梁启超是1903年2月20日赴美的，同年10月底返回日本。是不是他又想自己办下去?这其实已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梁氏从美国回到日本时，他的政治观点有了较明显的变化，叫他按原计划将《新中国未来记》续写下去，已是办不到的事了。或者原班子人马觉得吴趼人办刊离他们的初衷太远了些?10个月的“大停顿”的原因没有足够的史料佐证，不便随意揣测。吴趼人的大包大揽，实际上是将梁氏铺设好的政治功利路线，“转移”到社会小说为主的办刊方略上去。梁氏是想通过刊物“发表区区政见”。而吴氏办刊只起谴责和讽喻作用，缺乏梁启超式的“畅想”了。另外，吴趼人将梁氏的“新小说”刊物，拉向“通俗化”的路子上去。凡此种种皆大有出入。
就在这大停顿后再次复刊的同时，上海又新办了一个小说月刊《新新小说》，由陈景韩(冷血)主编。在1904年创办《新新小说》时，他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也许认为《新小说》的观点不新，他要办的是“新”的“新小说”，故取名《新新小说》。《新小说》是倡导改良的，他则鼓呼革命。即反政府，反殖民，歌颂革命党。以致当时陈冷血是写虚无党小说写得最好，译的虚无党小说也最多。那时，中国进步人士对俄国虚无党是非常崇拜的。他办的刊物逐渐归结到中国的一个“侠”字上去。这个“侠”字，与中国传统的“侠”有所不同，里面包含着“革故鼎新”的意思，即推翻政府，代之以新的国家管理体制，也包含着反种族压迫的内涵。包天笑后来也为《新新小说》写稿，开始了冷血与天笑的友谊。他们的友谊所以值得一提，是因为中国文学期刊的第二波是由他们两人领衔的。但《新新小说》缺乏一个固定的班底，经济上也似乎缺少强有力的支持，杂志办得并不兴旺，脱期现象严重，只出版了10期就停刊了，最后两期几乎成了年刊。但这个小说期刊有自己的特色，有它的个性，有自己的“标高”，因此在这里也有插叙一下的必要。
《新小说》经过10个月的大停顿后，出版就比较正常了，虽然在办了第1“年”的12期后，停顿了两个月，才开始出版第2年的第1号(即第13期)。此类的停顿大概是一种新阶段开始前的筹划，不会像过去一样，引起人们的“窃窃私议”。在以后的刊物中，吴趼人的作品仍占了绝对的多数，除了我们上面提及的几篇作品外，他又以“岭南将叟”的笔名，重编了《九命奇冤》。以致第13号刊物的176个页码中，他的作品占了106个页码。这说明，这本刊物就等于从梁启超手中“转移”到了吴趼人手中，一直到第24期(1906年1月出版)停刊为止。
在《新小说》停刊之后3个月，由于李伯元的病逝，《绣像小说》也停刊了。那时的《新新小说》衍期现象严重。这又是一个大大的空档。于是吴趼人跃跃欲试，与他的知交周桂笙联盟，于1906年11月创办《月月小说》。在《月月小说》创刊号上还刊登他们的照片：“本社总撰述吴君趼人肖像”、“本社总译述周君桂笙肖像”。这里不想为介绍《月月小说》花过多的笔墨，因为从《新小说》第8期起，吴周联盟已经定下了一个格局，而这个格局也就成了他们编辑《月月小说》的套路。若要知道《月月小说》的概貌，只要看《新小说》第8期以后刊物就是了。吴趼人、周桂笙的《月月小说》早在未诞生前就“借体寄生”于《新小说》之中。也可以说，由梁启超提供阵地，让吴、周在《新小说》中演习操练《月月小说》的十八般武艺。
《新小说》是1906年1月停刊的，可是在它停刊后的1年零1个月，还有一个杂志以它为“标高”，决心要超越它，并补它所留下的缺憾。可见《新小说》影响之深远。那刊物就是1907年2月创办的《小说林》。像《新新小说》一样，它也针对《新小说》表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小说林》认为梁氏的“新民”、“群治”调该唱，可《新小说》忘记了一个字：“美”。黄人在发刊词中说：“则以昔之视小说也太轻，而今之视小说也太重。……请考小说之实质，小说者，文学之倾向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征论小说，文学之高格可循者，一属于审美之情操。”他提出《新小说》忘记的是文学的本体论。黄人当时是东吴大学(今苏州大学)文科总教习，刊物的另一个重要台柱是东海觉我(徐念慈)。徐在《小说林缘起》中说：“所谓小说者，殆合理想美学，感情美学而居其上乘者乎!”他认为要从“醇化于自然”、“事物现个性”、“形象性”、“理想化”等四方面体现文学之本性。曾朴的《孽海花》前20回出版单行本后，很快行销了5万多册。《小说林》创刊，他在刊物上连载第21至25回，使刊物“人气”大增。这本刊物可说是黄、徐、曾三位常熟同乡的“珠联璧合”。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极为重要，也显示了中国文界在理论上逐渐走向成熟。但它只出版了12期，以台柱(实际编者)东海觉我的暴卒而停刊。至此，中国期刊第一波画上一个“休止符”。
二、梁启超策划的政治小说与历史小说之简析
在简略地勾画出中国文艺杂志办刊的曲折起伏的第一波之后，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梁氏的班底所写的若干重头作品应该如何给予得体的评价。梁启超在中国期刊的现代化过程中，肯定具有开创性的丰功伟绩。作为一位著名政治家、文化巨人，他有极大的号召力。他的气魄也是很大的，《新小说》创刊号一印就是7000册。(注：这个数字是根据《新小说》第1号《新串班本黄萧养回头全套》的台词：“新印起七千几部”而来。见该号第171页。)但这和梁启超作为主笔的其它报纸相比，数字是并不算大的。他在上海任《时务报》主笔时，1896年发行量是7855份，1897年增至10680份。1902年元旦在日本创办的《新民丛报》，1903年发行9000份，后又高达14000份，“每册一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可见盛况之一斑。[1](p.143)
在《新小说》中，梁启超最看重政治小说或政治性很强的历史小说，如《新中国未来记》、《洪水祸》、《东欧女豪杰》和《回天绮谈》，这是一个政治家所办的小说刊物，他们对小说的创作规律并不熟悉，可是他们并不在乎这些缺陷。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说：“此编今初成两三回，一覆读之，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编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篇累牍，毫无趣味，知无以餍读者之望矣，愿以报中他种之有滋味者偿之。其有不喜政谈者乎，则以兹覆瓿焉可也。”(《新小说》第1号，第52页)他不在乎这种“四不像”现象。而上述这4篇重头作品的一个基调就是要搞“无血革命”，以“无血的破坏”达到君主立宪国的目的。在《新中国未来记》中，黄克强与李去病的44回合的往返驳论的中心思想就是论证中国只能走英、日式的改良之路。在黄克强的驳论中也兼带着梁启超的自我表白：
我和现在朝廷，是没有甚么因缘，难道我的眼光只会看见朝廷，不会看见国民吗?但据我想，若可以不干涉到朝廷，便能达到国民所望的目的，岂不更是国家之福么?……我想，我中国今日若是能够一步升到民主的地位便罢。若还不能，这个君位是总要一个人坐镇的。但使能够有国会有政党有民权，和那英国、日本一个样儿，那时这把交椅谁人坐它不是一样呢?若说嫌他不是同一民族，你想我四万万民族里头，却是哪一个有这种资格呢?兄弟啊，我那爱平和的自由的热心，也不让你，谅来你是知道的，但我总是爱那平和的自由，爱那秩序的平等。你这些激烈的议论，我听来总是替一国人担心受怕。(《新小说》第2号，第45～46页)
梁启超向往的是英国和日本的政制模式。他将“君权”——“秩序”——“元气”三者“绑”在一起加以考虑。在他看来，只要虚君共和，保存君权，就不会有全国性的流血大破坏。保持了中国的秩序，老百姓的生命财产也就得到保障和不受损失，那就等于保存了国家的元气，人民于是可以获得“平和的自由”、“秩序的平等”。这就是他笔下的驳论的44个反复的核心所在。那是他决不肯退让的“底线”。
为了阐明他的政见，他还发表了雨尘子的历史小说《洪水祸》和玉瑟斋主人的政治小说《回天绮谈》。前者将法国大革命比作“洪水”，带来的是人民的一场浩劫与灾难；而《回天绮谈》却是讲英国的君主立宪共和的成功道路。关于梁启超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我们只在他《新中国未来记》的驳论中引一段就可知晓：
但天下事，那理想和那实事，往往相反，你不信，只看从前法国大革命时候，那罗拔士比、丹顿一流人当初岂不是都打著这自由平等亲爱三面大旗吗?怎么后来弄得互相残杀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把全个法国都变做恐怖时代呢?当十八世纪的末叶，法国人岂不是提起君主两个字便像喉中刺、眼中钉一般，说要誓把满天下民贼的血染红了这个地球吗?怎么过不到十几年，大家却打着伙，把那皇帝的宝冠往拿破仑第一的头上奉送呢?可见那一时高兴的理想是靠不住的哩。(《新小说》第2号，第40～41页)
而对英国政制的评价，我们可引用《回天绮谈》的开端的议论加以说明：
人民则恁般自由，王室也恁般尊荣，文明的光辉，赫赫照耀。这地球上，也不是英国吗?
到了纪元一千三百年，这时正是约翰做国王，做出一番从前没有见过的大改革，把官民的权限，分得清清楚楚，又将人民自由的基础，立得如山似的一年一年扩张起来。是以能够有今日的，那约翰王当初也是很胡涂的，后来被这些人民逼他，不得已才行这大改革。这篇就是当时的事情，从头至尾说将出来的。看官读一回，就晓得人民的辛苦曲折了。(《新小说》第4号，第27～28页)
即使是写俄国虚无党的《东欧女豪杰》，民党与政府斗争是如此激烈，“先求之于泪，后求之于血”。可是在作者罗普的笔下，俄罗斯革命者发动群众的目的就是要平阶级、争自治，造成一个平民过幸福生活、自由平权的世界。但他们又可为贵族保留一份权利：“大抵民党的意思，总是不想太过激烈，反为酿成大变，因此让了一步，只求和那政府立了几条各各自治的宪法，就可以上下相安无事，把那国家的生机发达起来。内中有那些识时务的君相，知道这个趋势万无可抗的道理，因此快快准了民间的请求……。”(《新小说》第3号，第11～12页)这样看来，4篇政治历史小说从正反两面阐明一个梁启超所信仰的政见：他要的是“上下相安”的“无血”的改良。
梁启超及其同人们的这些政治小说的创作特点是用类似写政论的方法去写小说，他们的小说即是“拟人化的政论”。例如雨尘子的《洪水祸》第4回的情节就是脱胎于他的政论文《近世欧人之三大主义》的“拟人化”。政论文中说：
“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之格言，是欧洲人人所知也，近百余年之风潮，殆无不因此格言之精神所贯注。荚之独立也，为租税问题也；……法之革命也，亦为租税问题也。……盖以为议院者，人民之代表也，而下议院，由纳税者直接所选举，其权尤不宜不重。……淫后(指慈禧——引者注)构广厦以行乐，所费皆民之膏血；异族(指满族——引者注)仰漕米以糊口，所食皆民之钱粮。若以例美人所以独立，法人所以革命，其糟蹋吾民之权力，不知若何，而吾民无抗之者也!呜呼，为吾民，可不哀欤!(《新民丛报》，1903年3月，第28号)
他实际上是鼓吹中国要开议会，纳税人应在议会中选出自己的代言人——议员。欧洲人以纳税来换取自己的权力，不给权力就抗拒纳税。而中国人则视纳税为天然的义务，毫不反抗，乖乖地缴税，于是就做人牛马，任人奴役。在《洪水祸》第4回中作者写三位绅士的一段对话：
这人道：“是了，是了。‘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这句话，本是天下的公理。只就只有英国人作得到。如今美洲人也因为这个起事。我们法国的平民，甚么租税都纳了，我们的代议士却在哪里呢?”(《新小说》第7号，第11页)
这三位绅士一阵宏论与上面所引的论文内容完全一致。最后作者写道：
这三位的名姓，不见史书，无从杜撰，故付缺如。但请看官记着，这都是巴黎市绅，在市民里头，最有权力的。(《新小说》第7号，第14页)
他不过是虚拟了三个绅士，用他们之口，将论文中的思想来了一番“拟人化”的发挥。
这4篇政论式的小说，没有一篇是登完了的(《回天绮谈》好象登完了，可是在第14回的结末，还是有“未完”的提示)。就是因为将发稿权给了吴趼人的这样一次大“转移”，这些作者或许有“解放”之感，就各自忙他们的政治去了。说明这些搞政治的人，与其说是在写小说，不如说是在搞宣传。从宣传家的角度去看，小说虽然没有续完，也并不遗憾，他们可以用政论文章去补足，以达到同样的宣传目的。而梁氏本人的《新中国未来记》，由于访问新大陆后，他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敬仰之余，因此更感到中国的国民素质的反差之大，他恨铁不成钢，于是得出偏颇的结论，他认为中国现在既不能行革命，也不能建共和，中国只能实行“开明专制主义”。他写出了长篇论文《开明专制论》，发出了“共和，共和，吾与汝长别矣”的悲观的哀叹。《新中国未来记》也无法续写下去了。
《新小说》虽从梁氏的手中“转移”给了吴趼人。但在这一转移过程中，吴趼人好像也没有接过编辑的重担，因此除了一些主要小说稿件连载正常外，其它的工作显得混乱与粗疏。最突出的例子是，在《小说丛谈》中竟然有8篇(这些“丛谈”每段独立成篇，称为“一则”)文稿是一字不易地重复刊登了。这种原封不动的二次重刊，对办杂志的编辑说来是不应有的也是不可原谅的错误。(注：第1年第8期中浴血生的两则“丛谈”，在第2年的第2号上，又重新刊登了一次；而第2年第1号上的曼殊的3则“丛谈”，仅隔了一期，就重复发表在第2年的第3号上；同样，定一的刊登在第2年第1号上的3则“丛谈”，也被原封不动地搬到了第2年的第3号上。)从这种种迹象看来，吴趼人只是大量供稿，编辑责任是不承担的，因为在第二年《新小说》正常刊出期间，即1905年的春、夏，吴趼人应《楚报》之聘到汉口去任编辑。如果他是《新小说》的编辑，他就不可能应汉口之聘。我们至今还不知道第8期以后《新小说》的实际编辑人是谁。据樽本照雄考证，《新小说》从第2年即第13期起，编辑部移址上海的说法是不确的。它实际上仍然是在日本印刷出版的。那么编者更不会是吴趼人了。
三、第一波之余韵与第二波之预示
1908年10月，《小说林》停刊。至此，中国文学期刊第一波也就告一个段落。梁启超淡出文学界，去干他认为更加重要的事业了。而从1906～1910年这5年中，中国的文艺界痛失了许多俊才。李伯元于1906年病逝，时年40。欧阳钜源也于1907年英年早逝，年仅24。吴趼人于1910年病逝，年45。徐念慈于1908年暴卒，年34。黄人后来也发了疯……还剩下谁呢?几大刊物的主持人命归黄泉，只剩下一个陈景韩(冷血)，他与知友包天笑于1909年办了一个《小说时报》。两人轮流主编，有时还合用一个笔名：冷笑(两人各取一字)。这第二波是属于陈、包的。(注：还有王西神与恽铁樵先后编辑《小说月报》(1910年创刊)。王钝根与周瘦鹃先后编辑《礼拜六》(1914年创刊)等等。)特别是包天笑，除合编《小说时报》外，他还编《小说大观》(1915年创刊，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大型季刊)，《小说画报》(这是中国第一个通体白话的小说刊物，创刊于1917年1月，同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倡导文学以白话为正宗)。到1917年，包天笑手中握有3个文艺大刊，成为第二波中的一员主将。
收稿日期：2003-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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