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贫困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贫困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1995年3 月联合国曾在哥本哈根召开以消除贫困为主题的世界首脑会议，提出要以果断的国家行动和国际合作来消除贫困。随后，联合国又宣布1996年为国际消除贫困年。在我国，早把消除贫困放在重要位置，自80年代中期以来，进行了大规模、有计划的扶贫开发工作，成立了专门的扶贫开发机构，大幅度增加了扶贫投入，实施了一系列旨在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惠政策，并实行由单纯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的转变。1994年又制订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去年党中央、国务院又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发出打一场扶贫开发攻坚总决战的动员会，明确宣布我国要在本世纪末基本消除贫困，决不把贫困问题带到下世纪。然而，笔者认为，要消除贫困，就有必要重新认识贫困，改变在贫困问题上过时的传统观念。
一
传统观念往往从经济的角度认识贫困。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贫困首先表现为经济收入低。这种经济上的贫困又可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类。绝对贫困是收入极低，缺少基本生存必需品，不得温饱。相对贫困表现为人们的收入差异。世界银行报告曾认为，收入只有（或少于）社会平均收入三分之一的社会成员可视为相对贫困；也有人把社会中等收入的一半作为相对贫困的临界线。贫困在经济上也可用恩格尔系数、人均收入或维持基本生存需要的消费量来具体量化。如以恩格尔系数讲，一个家庭收入愈少时，其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重愈大。联合国粮食组织提出，购买食物的支出占家庭收入59%以上者为绝对贫困，50%～59%者为勉强度日。世界银行1990年以贫困为主题的世界发展报告，则以人均年收入370美元为发展中国家贫困线， 其中人均年收入275美元为赤贫，即绝对贫困。 世界银行的一些经济学家也曾按人维持生存每日必需食品的热量来划定贫困线， 其热量标准为平均每人每天2250千卡，低于此标准的为贫困。由于各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因而贫困线的具体标准也会不同。
但是，仅仅从经济上认识贫困是不够的。贫困还包括文化贫困、精神贫困。所谓文化贫困，表现为处于文盲、半文盲或低文化知识水平的状态，文化素质差，愚昧迷信等。所谓精神贫困，表现为缺乏理想信仰，精神空虚消沉，落后保守，不思进取，精神生活贫乏等。经济贫困和文化贫困、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有时也会背离。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都有两类人：一类人经济上、物质上贫困，而在文化上、精神上却是富有的。如杜甫、曹雪芹、朱自清就是这样的人；一类人经济上、物质上富有，而在文化上、精神上却是贫困的，如现在有的大款，暴富后过着愚昧的富贵生活，摆阔斗富。
虽然经济贫困和文化贫困、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有时会背离，但是，从总体说，贫困往往是双重的综合，即经济贫困和文化贫困相交织，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相伴随。经济贫困造成文化贫困，文化贫困又促使经济贫困。物质贫困导致精神贫困，精神贫困又加剧物质贫困。事实说明了这一点。去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一个调查材料，户主文化程度不同，家庭人均年收入也不同，文化程度为小学者，家庭人均年收入为3938元，初中者为4336元，高中者为4578元，中专者为4686元，大专、本科者分别达5061元、5881元。家庭人均收入与户主文化程度成正比。知识分子家庭的人均收入，已明显高于普通工人家庭，一个户主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庭人均年收入达7114元，而工人家庭人均年收入仅4128元。这表明虽然从部分说有的学历低的人可能比学历高的人收入多，但从总体说学历高的人要比学历低的人收入多，高学历正在带来高收入。以往存在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现象已经得到较大的改变。根据国家计生委、全国妇联的调查，贫困的母亲中80%是文盲。在城市下岗就业比较困难的人员中，相当一批是由于文化低、缺乏技术专长。这表明贫困不仅是经济上、物质生活上的现象，而且是文化上、精神生活上的现象。经济贫困和文化贫困、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互为因果，恶性循环。
文化贫困、精神贫困表明人的文化素质、精神素质不高。而人的素质高低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力资源存量，主要包括人的智力资源存量的多少，人的智力资源可开发利用的潜力的大小。贫困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人的智力资源存量的短缺，可开发利用的潜力小。一位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说过：“土地本身并不是使人贫困的主要因素，而人的能力和素质却是决定贫富的关键。”去年7 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1996年度人力资源开发报告》，提出没有经济增长，人力资源开发就不可能持久；缺乏人力资源开发，经济增长也难以为继。世界银行对192个国家的研究表明，物质财富仅占这些国家总财富的16%， 自然资源占20%，人力和社会资源所占比例则高达60%。因此，人力资源，特别是人的智力资源存量多少，潜力大小，对经济的增长，对贫富差别的影响已经越来越明显。
我们重新认识贫困，就要从认识经济贫困、物质贫困，进一步扩展到文化贫困、精神贫困，重视消除文化贫困、精神贫困对消除经济贫困、物质贫困的作用。为什么同样是贫困的地区，有的早已富裕起来，有的虽长期“输血”，送钱、送粮、送衣，却仍然不能脱贫，成了“年年扶贫年年贫”，差异就在人的素质。因此，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志，重在扶人，人的素质提高是脱贫的基础。可以说，这才是扶贫扶到根本上。国家教委提出的将在本世纪最后几年，以200 亿元巨资实施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工程，正体现了这一点。
二
传统观念认为贫困是同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社会制度相联系的。现在看来，贫困是世界历史现象，从人类有史以来就存在，虽然贫困不会永存，以实现共同富裕为宗旨的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必将消除贫困。但从目前说，贫困仍在世界上普遍存在，不仅发展中国家存在贫困，发达国家也存在贫困；不仅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贫困，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贫困。区别在于贫困的根源、性质、程度、规模和对贫困的态度、政策的不同。
在历史上，人们曾经把贫困归结于个人原因，是自身懒惰造成的。后来人们才看到贫困有社会根源，认为在私有制社会中，阶级剥削必然导致贫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曾作了深刻的论述，指出主要是社会制度不合理而造成了阶级性贫困。虽然资本主义社会可以采取一些措施缓解、缩减贫困，但是决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1964年，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曾宣布“向贫困宣战”，许诺在他任职期间消除贫困，其诺言当然不能实现。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1994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6.73万亿美元，但据美国官方统计，当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有3690万人。美国的学者在《美国社会问题经济观》一书中说：“美国的贫困问题从根本上讲是收入分配问题。理论上，美国有足够的用于分配的收入，可以保证没有人生活在贫困之中。但是这些收入并没有分配到每一个人手中，于是造成一部分人生活在贫困状态。”
传统的观念往往只注重由于社会制度不合理而造成的阶级性贫困，但现实的情况又告诉我们要认识贫困成因和性质的复杂性。就我国来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已经消除了由于社会制度不合理而造成的阶级性贫困。同时，由于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与世界贫困人口越来越多的状况不同，我国贫困人口一年比一年减少。以我国农村讲，贫困人口已从1978年2.5 亿人减少到现在5800万人。农村贫困率从30.7%下降到6.7%， 我国贫困人口占世界贫困人口的比例，从70年代的四分之一减少到目前二十分之一。
我国当前的贫困不是社会制度不合理造成的阶级性贫困，它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区域性贫困，主要是由该区域自然生存环境恶劣造成的。具体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到，我国贫困人口明显具有区域性集中的特点，主要在18个连片山区。这些山区大多是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区、荒漠区，重山峻岭，海拔高，坡度大，耕地少，土层薄，干旱严重，灾害不断，生态失衡，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生存环境恶劣，甚至缺乏基本的生产生活的条件。如贵州“地无三尺平”，石多土少，有的地方遍地是石头，有一个乡的土地竟然分布在1.8万个石缝里， 缺土也缺水。宁夏黄土高原区，干旱少雨，年均降水量仅240～600毫米，而蒸发量达2100～2300毫米，农作物产量低。1995年江泽民同志到甘肃定西干旱山区的贫困村视察，面对“一片孤城万仞山”，对比江浙鱼米之乡，感叹地说：“老天爷不公平！”可见自然生存环境恶劣是造成这些地区贫困的重要原因。二是个体性贫困。由于家庭成员严重的残疾、患重病，造成丧失劳动能力，又要承担较多的医疗费用，从而导致贫困。据湖北、江苏、广东诸省的典型调查，“因病致贫”的农户占贫困户的比例，低的占30%，高的达70%。上海《生活周刊》“特困户档案”栏目所刊登的特困户，几乎都是“因病致贫”。三是转折期的暂时性贫困。我国处于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多重转换过程中，一批企业由于不适应市场的需要，经济效益差，不得不精简职工，甚至整个企业破产，就出现了下岗待业人员。其中有的生活陷入贫困的境地。
具体分析我国社会当前的贫困状况，使我们看到随着社会制度发生根本变革、消除了由社会制度不合理产生的阶级性贫困，但不等于说贫困就不存在了。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共同富裕，但是在当前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贫困现象。我们要正视这个现实，但又不能把它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同等看待，要看到两者在成因和性质上的区别，资本主义的本质必然导致两极分化，产生贫困，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也就要求消除贫困。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由于改革开放，使我国成为世界上能以最快速度消除贫困的国家。
三
传统观念往往忽视科学技术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当代，由于新科技革命的力量越来越大，这就要求人们把新科技革命，纳入认识当代贫困问题的视野之中。
新科技革命将会使贫富差距越来越扩大，给贫困国家和地区脱贫致富带来更大的压力和更严峻的挑战。因为新科技革命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富裕的国家和地区拥有发展、利用科技的优势，产品的科技含量高，价值高，市场竞争力强；穷的国家和地区往往缺乏发展科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利用科技成果的条件差，产品大多是初级产品，科学技术含量低，价值低，市场竞争力弱。而且从发展趋势看，这种差距会越来越大。一些富裕国家和地区发展多媒体技术、计算机网络系统，将通信技术和信息技术融合，通信设备与计算机融合，正在建设“信息高速公路”，而一些穷的国家和地区连电话还没有普及。即使在一些富裕国家和地区，在信息时代，人们对信息资源和财富的占有也会出现新的差距。英国的一个调查表明，有45%接受调查的人认为，他们尚无条件获得电脑网络服务，更没有机会得到正式培训。信息高速公路的兴建将使英国人分为拥有信息技术和不拥有信息技术的两类人。随着信息资源的财富作用的提高，信息高速公路也将在英国导致一种新的贫富分化。
当然，我们又要看到新科技革命成果的应用，能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改变自然生态环境和资源贫乏对生产发展的不利影响，能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例如，以色列的国土面积仅1.4万多平方公里， 一半以上为沙漠，雨水甚少，是贫水国，耕地面积只占全国土地面积20%，农业生产条件差。但他们走科技兴农的道路，利用新科技革命成果，研制出世界上最先进的节水灌溉技术和设施。农田灌溉按农作物的需要由电脑控制，避免不必要的水资源浪费，并利用高新技术开发地下水资源和发展先进的人工降雨技术，从而使农业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 仅占全国5%的农业人口生产的农产品，不仅满足本国需要，还可大量向欧美出口。又如，设在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先后培育出产量高生长快的水稻品种，六七十年代培育的“奇迹水稻”产量为每公顷10吨，“超级水稻”产量为每公顷12.5吨。不久前宣布“超超级水稻”，每公顷产量高达15吨。设在墨西哥的国际玉米和小麦品种改良中心也培育出抗干旱、耐高酸性土壤的“超级玉米”新品种，产量比现有品种增加40%以上。这些都表明新科技革命成果的应用，能使生产出现跳跃式的发展。
新科技革命并不是富裕国家和地区的专利，贫困国家和地区如果采取科技优先的战略，急起直追，也有可能后来居上，使经济出现跳跃式发展，较快地脱贫致富。世界新科技革命对贫富问题的影响有两重性，既有拉大贫富差距的一面，又给脱贫致富，后来居上提供机遇。我们要摆脱把科技发展和贫困问题割裂开来的思维模式，积极研究新科技革命对脱贫致富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四
传统观念往往对贫困和其他社会问题的关系认识不足。客观事实却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贫困和其他社会问题之间恶性循环关系。
以贫困和人口问题的关系讲，造成一些地区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增长过快，过多地消耗经济增长的成果。据1982年我国人口普查，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5‰，而贫困山区一般都在25‰左右；1985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为11‰左右，而贫困山区仍高达20‰以上。有的地方人口增长甚至超过粮食增长。如1949年至1985年，宁夏南部山区八县的粮食年增长率为2.3%，而人口年增长率却高达3.4%。199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北京为3.2‰，天津4.79‰，上海－1.2‰，而西部一些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居高不下，贵州为14.78‰，青海15.24‰。这表明地区之间生活水平高低差别明显与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低有关。以家庭说，国家统计部门1994年调查城镇34940户，平均每户人口为3.28人， 其中10%的最低收入户平均为3.78人，而10%的最高收入户为2.81人；平均每户就业人口为1.88人，其中10%的最低收入户为1.68人，10%的最高收入户为1.92 人； 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人数（包括就业者本人）为1 .74人，10%的最低收入户为2.25人，10%的最高收入户为1.53人。 这表明最低收入户人口多，就业人口少，就业者负担重，而最高收入户人口相对少，就业人口则相对多，就业者负担也相对轻。可见家庭的贫困明显与人口多有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指出：“事实上不仅出生和死亡的数量，而且家庭人口的绝对量都同工资的水平，即各类工人所支配的生活资料量成反比。”也就是说人们的生活水平与人口出生率成反比。同时，贫困的加深和人口的增长往往存在正相关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曾引述过赛·兰格的话：“贫困在达到引起饥饿和瘟疫的极限以前，与其说会妨碍人口的增长，不如说会促进人口的增长。”形成了“越生越穷，越穷越生”恶性循环的怪圈。
从贫困和环境问题的关系讲，两者也密切相关。从世界范围看，当前存在两类环境问题：一类是由于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环境污染；一类是由于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在发达国家，主要是第一类环境问题，在发展中国家，两类环境问题都有，而第二类环境问题更严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贫困造成的。可以说贫困是环境的一个重要破坏者。因为贫困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是粗放型的经济，技术水平低，管理不善，贫困的压力又迫使人们追求短期利益，过度开发和廉价出卖自己并不富裕甚至日益枯竭的资源，重取轻予，掠夺式经营、滥砍、滥伐、滥垦、滥放，又采取高消耗、高排放，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的模式，使环境愈益恶化。当前世界上存在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的趋势，相应地就存在富国环境越来越改善，穷国环境越来越恶化的趋势，这正表明贫困在恶化着环境。另一方面，环境的恶化又在加剧着贫困。因为环境的恶化表现为资源的枯竭，大气、河流、湖泊污染面的扩大，水土流失、草原退化和土壤盐化的加剧造成严重的生态失衡和频繁发生灾害，从而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和人们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恶化。贫困和环境也双向互动，形成了越穷越破坏环境，越破坏环境越穷的恶性循环怪圈。1993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就是以“贫穷与环境——摆脱恶性循环”为主题。这表明贫因和环境的恶性循环已引起世界的普遍关注。
其他许多社会问题，如道德风尚，治安状况，社会稳定等方面问题的产生，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要看到贫困也有可能衍生出一些社会问题。
贫困和其他社会问题相互强化、恶性循环，表明贫困对其他社会问题来说，它既是原因，又是结果。贫困既是经济问题，又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问题；既是贫困者个人生活痛苦磨难问题，又是全社会需要关注的治国安邦的大局问题。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消除贫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同时，这也表明贫困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我们要把消除贫困和解决人口、环境、道德、治安等社会问题统筹兼顾，综合治理。这样才能走出贫困和其他社会问题恶性循环的怪圈，脱贫也才能做到持续、稳固，不会出现脱贫一时又返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