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类文献”研究对丰富中国哲学史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史论文,中国论文,文献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4)06-0062-06 这里所谓“子曰”中的“子”即孔子，“子曰”即“孔子曰”或“仲尼曰”。“‘子曰’类文献”即包括《论语》在内的先秦两汉等记载孔子言论的文献。古人已经开始尝试整理这些“子曰”，如孙星衍的《孔子集语》。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们又进行了新的编辑整理，如姜义华等编校的《孔子——周秦汉魏文献集》，李启谦、骆承烈、王式伦编的《孔子资料汇编》，孔健编撰的《孔子全集》等。古代文献中的“子”并非都是“孔子”，这里所说的“子曰”专指孔子所说的话。这些话的存在形态多样，有“子曰”、“孔子曰”、“仲尼曰”等。本文把这些话统称为“‘子曰’类文献”。 “‘子曰’类文献”的说法受到了“《论语》类文献”这一说法的启发。梁启超曾经使用过“《论语》学”这样的字眼[1]247。郭沂认为：“《论语》之外那些门人所记孔子言行录的性质与《论语》一样，故我们可称之为《论语》类文献。种种迹象表明，《论语》类文献是的确存在的。”[2]354本文所说的“‘子曰’类文献”范围远远大于“《论语》类文献”所设定的范围，其范围包括所有以孔子名义说出的话，而以秦汉文献中的“子曰”为主。关于《论语》以外“子曰”的来源，郭沂认为《论语》为孔子少数弟子编辑，除此而外还有其他《论语》存在，成为“子曰”文献的来源。因为本文所说的“子曰”范围超过了“《论语》类文献”，也可以认为《论语》是孔子大部分弟子参与编撰的具有一定的共识性的文本，当时有部分孔子的话没有被收入《论语》之中，就构成了其他的“子曰”的来源。 “‘子曰’类文献”的研究对于勾勒孔子思想的全貌很重要，对于研究孔子弟子的思想和早期儒学的创立和发展也很重要，值得花大气力去挖掘和开拓。 一、“‘子曰类’文献”研究的难题 “‘子曰’类文献”包含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但是为什么这么重要的文献一直以来却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真伪问题限制了研究工作的开展。“毋庸讳言，原始文献不足征，以及真实文献、不同记录、各种传闻乃至神话臆测互相混杂，造成孔子言行及其学说的若干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也是导致孔子与孔子研究充满纷歧与抵牾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比较准确地了解现存各种古代文献所提供的孔子及其思想、学说的有关资料，无疑应是对孔子及其思想、学说进行科学分析的必要前提。”[3]2 真伪问题是研究“‘子曰’类文献”的一个基本障碍。光《论语》的注本就有上千种，真可谓众说纷纭，使人莫衷一是。想要借助这些注本求得《论语》的“原意”，一定会有不同的意见。如果因为有真伪问题而放弃了对“‘子曰’类文献”哲学思想的开掘，则是得不偿失的。阐发思想价值的重要性和弄清原创者同等重要。可以暂时搁置追问原创者，而把重点放在思想价值的阐发上面。 面对“‘子曰’类文献”的真伪问题，可以重新调整解决问题的顺序。“《论语》的伦理学价值根基于其文本整体的内容，而非根基于其思想原创者其人其说的历史真实性”[4]47。同样的道理，“‘子曰’类文献”的学术价值并非根基于其一定是孔子的思想。当然，如果没有弄清作者，会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明显的问题是表述的困难和历史定位的困难。求真的问题可以分成两个步骤来进行。先行一步的工作是尊重“子曰”思想的历史性存在。然后挖掘文本材料的思想性价值与其史料价值。要更为关注文本思想的整体性和逻辑性，至于追溯孔子的原始言行、探讨原创者的历史真实性问题可以在把握思想逻辑性的基础上开展。可以先厘清不同文献中共同的、连续性的话题并辨析答案的异同，从“历史”中的孔子，“文献”中的孔子入手，这样就可以为去伪存真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子曰’类文献”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也与研究态度有关。受20世纪兴起的疑古思想的影响，《论语》及其他文献中的“子曰”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怀疑，“子曰”中的“子”被认为不是孔子，而是孔子弟子或者是其他人，或者认为是伪托之作。《孔子家语》和《孔丛子》等书被认为是伪书，思想往往被弃而不用，影响了其思想价值的阐扬，也往往使得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变得支离破碎。近年来又出现了娱乐化甚至庸俗化的倾向。如果采取娱乐化的态度对待古代典籍，自然不需要全面、系统的考察，相应的任意解读也就在所难免。理性的评判，同情的理解，综合创新，存疑、小心求证、求真是一种严肃的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在这一前提下，应当以建设性的态度对待中国哲学史。 从研究路径来看，长期以来，从社会背景出发解读孔子的思想是时代的主流。求真的思路与从社会背景出发进行阐释是一脉相承的。因为，要定义孔子言论的真伪就是要找出言论的真正作者，找出文献出现的时代，进而把相关的思想定位到一定的历史环节中去。在这一思路下，对思想的系统性的研究往往被遮蔽了。因为上述工作本身就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加之不同结论之间的冲突，往往让后来者望而却步。关于“子曰”类文献的研究可以有哲学的路径和史学或者思想史的路径可以选择。“子曰”类文献的研究，以《论语》中的“子曰”的研究最为突出，不过由于其他“‘子曰’类文献”，尤其是《孔子家语》等文献有历史情境和历史事件的记载，更容易受到偏向思想史研究路向的学者的重视。如杨朝明先生说：“与《论语》的简略相比，《家语》有完整的场面；与《大学》《中庸》作为专题论文相比，《家语》中的思想更为全面；《史记》记录了孔子事迹，但《家语》的记录时代更早，内容更多，更加准确。”[5]40哲学的路径强调创造性的解释，强调今人思想和古代文本的交融、沟通以搭建现代的精神世界；从思想史的路径看，哲学路径容易导致对资料进行哲学框架式的剪裁。《论语》中的“子曰”和其他文献中的“子曰”在历史事件的记载方面详略不同，《论语》的思想性更强，这就要求把两个路径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开展本课题的研究。 贺麟曾经提出过内观法，也就是从思想本身看思想的方法，以与从外在的环境看思想的外观法相区别。对“‘子曰’类文献”的研究可以优先使用内观法，然后使用外观法，并辩证处理二者的关系，用整体的方法进行研究。如更为注重原典的内在范畴运用的逻辑层次性；在内容的选择方面，进行多元的、系统的分析，力求从整体结构上澄清个别论述的实际内涵或许更有助于真伪问题的解决。 “‘子曰’类文献”研究另外一个难题就是语言文字问题和思想的表达方式问题。“‘子曰’类文献”和其他中国古代哲学文献一样，是用古代汉语来表达的。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有很大的差异，这给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一种文化的思想受其语言结构的指引和制约，研究“‘子曰’类文献”需要充分考虑“子曰”文献的语言结构特征，并作为鉴别思想差异的一个参考因素。这里以如下例子进行说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什么是孝呢？孔子没有直接给出一个定义或者答案。没有用概念下定义，也没有正面答案，而是举出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是典型的孔子的语言风格。当有事情的时候，弟子干活，但是干活得到的成果却是被老师享有，孔子说这恐怕不是孝吧。孔子给出的这个例子是启发性的。要弄懂什么是“孝”，需要进行如下几步工作。第一，这里讲得是学生和老师的关系，显然孝是谈论所有类似这种上下级关系的。第二，弟子干活，老师享受酒食。酒食是一种功利性的、物质性的东西。这个劳动成果不是老师创造的，也不是两个人合伙创造的，而是学生劳动出来的。显然是学生付出劳动，老师单纯享受的工具利用关系。第三，孔子说如上关系不是孝，就否定了这种“异化劳动”的关系。“孝”不能等同于弟子劳动，老师享受这样一种行动格局。孔子的理想不是把弟子、儿子培养成一种工具(因为“君子不器”)，不在于长辈以一种物质性的功利性的方式来处理“老”与“子”的关系。老师专门享受弟子的供养就是一种单向性的、功利性的、强迫性的规范。第四，可以说在孔子看来，“孝”的行动选择确实从表面上看来让人感到迷惑，但其实是有价值准则的。这个价值准则就是相互在精神生活上的帮助，互相都能达到理想的人格的完善。第五，如果双方是人性的关系，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有几种可以选择的行动方案呢？大约有如下几种：两者都不看重物质关系，尽量超越物质关系，维持在精神层面上；在物质关系方面二者共同劳动、共同享有；老师劳动，弟子享受；学生劳动，老师享受。以上行动方式哪些是可以接受的，现代人可以进行开放性的讨论。而在《孝经》中和《荀子》中都使用了“义”作为衡量标准，并追问了“所以”。“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孝经·谏争章》)子贡认为“子从父命”就是孝。孔子说子贡是“小人”。孔子指出“子从父”不能说子“孝”，臣从君，也不能说是臣“贞”。孔子说：“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荀子·子道篇》)“所以”的问题大致相当于对《论语》这个例子的阐释中第三、第四个层面的问题。那么，这几个“子曰”是否都可以看成是孔子的思想呢？如果都是孔子的思想，单纯使用某一个资料就容易导向不同的理论阐释。如果不是孔子的思想需要给出理论上的说明。这类问题是需要详细加以研究的。 “‘子曰’类文献”研究要契合古代汉语的基本语境，力求把握中国哲学表达哲学思想的独特的比喻、对话、传统、情境性特征。要剥离意义与情境和事件、道德指令句子的等同性关系，解释孔子在事件和人物评论、譬喻过程中的一般哲学意义。“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论语·述而》)理解这段话，首先要弄清楚社会情景和事件。这个对话发生在卫君(卫灵公的孙子定公辄)和其父(卫灵公的儿子，世子蒯聩)争国的情境之下。然后要了解典故和传统，也就是伯夷、叔齐的故事。还要了解问题，对话中冉有提出的问题是：孔子帮不帮卫君；子贡提出的问题是：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是不是有“怨”。解决问题要分析事件评论中的原则和主张，其中包括家庭价值和国家价值，争和让等问题。如此才能把握这段话包含的丰富的哲学思想。 “‘子曰’类文献”研究难以持续开展，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思想过于零散，话题众多，难以系统化和概念化。基于此，关注“‘子曰’类文献”的概念体系，以概念范畴为纲要，会有助于研究工作的开展。比如可以把“‘子曰’类文献”中知、志、学、识、问、思、闻等范畴认定为孔子的认识论基本范畴。这部分内容以《论语》中的记载为主要参照，其他“‘子曰’类文献”中则是使用“理”这一范畴。可以把“‘子曰’类文献”中的一、二、三、中庸、譬等看作是方法论范畴。在这方面，《论语》以外文献中的“子曰”中对“类”和“喻”的关系有说明，并且“所以”的思维方式比较突出。对这类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分析思想方法与文献的时代之间存在的可能关联，以及思想方法和儒学形态和儒学发展历史之间的关联。可以通过孝、仁、义、信、忠、礼、耻等范畴来研究“子曰”类文献中的德性思想的历史和逻辑演进。可以研究“庸人”、“士”、“君子”、“圣人”等范畴，其中有一定的演进规律可寻。 “‘子曰’类文献”的研究不能不受制于中西问题的回答。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对儒家哲学，包括《论语》在内的解读，罗哲海概括道：“韦伯式论述(Weberian discourse)把中国描述为呈现排他意识、安于现世、遵守他律和天人交融的国家，而与西方的普遍原则、人定胜天、着重自律，以及超越性(transcendence)形成对比。近来，这种韦伯式论述特别与崛起于美国的另一种论述模式——新实用主义(neopragmatism)或具体情境论(contextualism)，互通声气。”[6]1而罗哲海在《轴心时期的儒家伦理》英文版序言中把自己的论述说成是描述“中国伦理学之‘后习俗’(postconventional)特性”[6]1。西方人的理解里面包含着东西方文化和哲学的对比，有的侧重文化层面来讲，比较注意东西方文化宏观的、表层的区别。有的则从原著内部的思想出发，侧重哲理的分析，特殊性的分析。当研究对象被聚焦在一个相对固定范围的资料上的时候，文化和哲学两个方面都是需要的，一般的把握要和具体的探讨结合起来。既需要以西方为参照解释中国，同时也应以中国为标准解释西方，互相阐释的目的和结果是综合创新。 “‘子曰’类文献”研究没有受到较大的关注，还在于在处理古今的问题上，学术界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往往从现代社会需求出发简单地面对古代经典。对现实肯定较多的人往往去阐发古代经典的现代意义；否定较多的人则把现实生活的种种缺陷都归结为古代哲学或者某种古代哲学。这两种倾向都没有把直面古代经典当成首要的任务，对古代经典的关注只是服务于现实的解释、维护或者批评。这种倾向不全然是缺点，就古今问题而言，“‘子曰’类文献”的研究涉及儒学与现代社会交涉涉及的诸多问题，如儒学与中国贫富的关系，与工业化的生活方式、熟人社会和公共生活的关系，与官员的效率和行政效能的关系，与共和民主的关系，与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关系，与个性发展和家庭稳定的关系，与世界性价值的关系，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等等。如何处理好研究中的古今问题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可以从“‘子曰’类文献”思想逻辑出发探讨传统与现代交涉涉及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对于“‘子曰’类文献”哲学的现代阐释与文本原意的关系问题，可以按照如下思路来解决：“子曰”文献包含的“原意”是丰富的，有直接论述的问题，有间接提出的问题，有主要的哲学范畴，有次要的哲学范畴，包含多个层面的哲学思想，对文献本身关注的重点和角度不同，“原意”的追寻就变成了“现代”阐释。可以从文献中选取和现代交涉的问题、角度、范畴、逻辑关系进行阐发，并保持原意与解读间的连续性和引申的合理性。 二、“‘子曰’类文献”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把“‘子曰’类文献”合起来成为一个类别进行研究是必要的。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人们谈论孔子思想的时候，或者引用《论语》来说明，或者使用《春秋》等来说明，或者引用《孔子家语》中的材料。因为使用的材料不同，得出的结论也自然千差万别。其中《论语》中的“子曰”被认为是孔子的思想言论。但《论语》中的“子曰”往往缺乏相关背景或情景的说明，而其他文献中的“子曰”往往和《论语》有互补性，这使得合起来进行研究显得很必要。 例如《论语》中曾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但是在这一记载中，话题马上就转为谈论“知”的问题。要想弄清楚“爱人”的内涵，当然可以从《论语》中的其他资料寻找线索，不过其他文献中的“子曰”也有很重要的价值。“爱人”中的“人”是一般的人、特殊的人还是个别人，还是兼容一般与个别，或者就不应该用一般和个别的逻辑来分析呢？《孔丛子》中有一则资料对于说明这一问题是有意义的。公孙龙对孔穿(子高)说孔子也是赞同白马非马的。“王曰：‘止也，楚人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闻之曰：‘楚王仁义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孔丛子·公孙龙第十二》)公孙龙认为这是孔子“异楚人之于所谓人”，也就相当于白马非马。不过，如果联系孔子回答樊迟的问题来看，这句话孔子的意思是：完美的仁爱是爱所有人，而不仅仅是爱楚国人。不计较是自己找到弓，还是被楚国人捡到，或者被其它哪个国家的人得到，这样对人的爱是普遍的爱，是较高层次的仁的要求。用西方伦理学分析模式来看，爱一切人是仁爱原则。仁爱是说要有爱心，希望行善避恶，是希望或准备行善避恶。但爱人总涉及爱具体的人，这就有了矛盾，需要有先后和轻重缓急之分。这就要求有功利原则来加以补充说明当不能实现百分之百的爱的时候，应该选择最大量的善，也就是最大量的爱。“假设我们有两个行为，A和B，A产生的善是99分，且没有产生恶；而B既产生善，又产生恶，扣除被恶抵销的部分，善净得100分。在这种情况下，行为功利主义者要求我们承认B是正当的，但有些人肯定会认为A是正当的，仁慈原则允许我们这样认为，尽管它并不要求我们这样认为”[7]95。《荀子·子道》记载说：“子路人。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子贡入。子曰：‘赐！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贡对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君子矣。’颜渊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颜渊对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明君子矣。’”在这里，子贡所说的“爱人”，显然有爱他人的意思。从孔子的评价来看，当遇到自爱、使人爱己、爱他人的矛盾的时候，自爱优先，其次是爱他人，最后是使人爱己。 还可以另举一例加以说明。“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乐山”和“乐水”的哲学蕴味何在？《孔丛子》中记载子张引用《尚书》的话问孔子：“仁者何乐于山？”孔子进行了解释。《大戴礼记》中记载子贡问孔子关于水的问题，孔子回答：“浅者流行，深渊不测，似智。” 从以上两个例子来看，《论语》中的“子曰”与其他文献中的“子曰”相比较，前者抽象，后者具体；前者往往没有说明“为什么”，后者往往说明了“为什么”；前者对情景的交代不详细，后者往往有历史场景的描述，如孔子和子张谈论《书》的时候讨论了“乐山”的问题；前者和后者之间话题可能不一致，如《大戴礼记》专论水的时候涉及“水”和“知”的关系，《论语》论“知者”的时候涉及“水”和“知”的关系，这两个说法都涉及“水”和“知”的关系，可以互相说明、互相补充。“‘子曰’类文献”间的这种关系使得其思想构成一种系统性，把其合起来进行研究就显得很必要。 对“‘子曰’类文献”进行研究可以使《论语》提出的问题和表达的思想得到补充、完善，从而使“‘子曰’类文献”形成一个有连续问题和思想主题，有一定层次性和结构性的思想系统。《论语》的思想价值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其他“子曰”文献对《论语》思想有扩展、正面印证和反证的作用，其思想价值也不容忽视。正因为“‘子曰’类文献”的哲学思想具有互补性、呼应性，使得研究具有了可行性的前提。随着新出土文献研究的深入，给研究“‘子曰’类文献”提供了新的契机，新出土文献和原有文献互相印证，有助于得到可靠的结论。具体的技术路线如下几种是可行的。 其一，以范畴为纲进行研究。可以把“‘子曰’类文献”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范畴(字)组织起来进行研究。把“‘子曰’类文献”依据价值论、认识论、方法论、道德论、天道论、人论、政治论等进行分类的研究。 其二，进行不同文献中的“子曰”的专门研究和比较研究。可以按照如下类别进行：儒家经书中的“子曰”，包括《春秋》三传中“子曰”、《易传》中的“子曰”、《礼记》中的“子曰”、《孝经》中的“子曰”等；诸子文献中的“子曰”，包括周秦诸子文献中“子曰”(儒家文献中的“子曰”、道家文献中的“子曰”、墨家文献中的“子曰”、名家文献中的“子曰”、法家文献中的“子曰”、杂家文献中的“子曰”)、两汉诸子中的“子曰”、魏晋南北朝诸子中的“子曰”；史志中的“子曰”，包括周秦史志中“子曰”、两汉史志中的“子曰”、魏晋南北朝史志的“子曰”；纬书中的“子曰”；孔子家学中的“子曰”，包括《孔丛子》中的“子曰”和《孔子家语》中的“子曰”；新出土文献中的“子曰”。可以在这些分别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一定比较研究和整体性研究，对孔子及其弟子的哲学思想进行一定宏观描述。可以以对《论语》的哲学解析为基础，并以之为基本的参照系。 其三，以“‘子曰’类文献”关注的主题或话题为中心开展研究。可以从孔子对待修身、家、邦国、天下等问题入手，整合相关的文献，勾勒思想的整体面貌。随着帛书《周易》研究的深入，“子曰”表达的易学思想资料也很丰富，可以单独作为一个主题进行研究。 以上三条技术路线并不是彼此冲突的，而是互相补充的。综合运用以上三条技术路线，就可以有效地开展“‘子曰’类文献”哲学思想的研究。 三、“‘子曰’类文献”研究对丰富中国哲学史的意义 近现代以来，中国哲学创新虽然也关照到了“子曰”，但对“子曰”思想的使用系统性不强，建设性不够，对“子曰”思想进行系统解读，有助于以其为思想资源思考中国哲学创新的问题。“‘子曰’类文献”的哲学思想是丰富的、有生命力的，有很多思想属于中国文化的核心观念，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可以使得“‘子曰’类文献”成为中国哲学创新的契机和环节。 对“‘子曰’类文献”进行全面的整理提供的较为翔实的资料，可以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方便的条件。目前的“‘子曰’类文献”存在状况不仅零散，而且分类不清，话题不集中，更缺乏必要的文字训诂和现代汉语的转化工作。这给研究人员和广大读者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子曰’类文献”研究的初级目标显然是比较全面地搜集、整理“‘子曰’类文献”资料，并进行训诂考证和现代汉语的转换工作。进一步的工作显然是在文献整理的基础找出共同的话题或有连续性的问题，进行合理的分类，以构造出“‘子曰’类文献”的话题域。如此研究工作才能奠定在可靠的基础上。 “‘子曰’类文献”有很高的哲学价值，从丰富和发展中国哲学史的角度来看，如下四点意义是非常明显的。 其一，有助于比较全面系统地勾勒孔子的哲学思想。目前存在的研究成果对孔子哲学思想的把握大多使用的资料是《论语》，对其他涉及孔子的文献，尤其是“‘子曰’类文献”鲜有所及。这使得孔子的很多思想被忽视，被遗忘。后人有偏好地选取孔子的只言片语去论证自己的看法，也使得孔子哲学思想的整体思路和整体特征不能得到有效的彰显。正因为如此，孔子的哲学思想甚至成了一个无法“研究”的课题，社会中流行着一种以情感为主去对待孔子的态度，似乎孔子的言论只适合作为信念的支撑或者道德劝诫来使用，而不应也不能成为一种有系统的哲学。加之对真伪问题的担忧，以及解释的正统等问题的限制，对孔子哲学全貌一直缺乏深入的探讨。借助“‘子曰’类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有助于说明孔子哲学以及勾勒孔子后学发展孔子思想的逻辑脉络。把握孔子的哲学全貌可以从语言风格、表达方式、思维方式、思想观点等多方面进行研究，以《论语》为参照系，分析其他“‘子曰’类文献”与《论语》的差异。可以以《论语》为相对可靠的资料，纳入部分其他文献的资料定性孔子哲学，整体地把握孔子哲学的理论特性，把握孔子所创造的原始儒学的存在形态，说明孔子哲学自身的发展过程和发展阶段。 另外，与“‘子曰’类文献”紧密相关的文献中有大量对孔子生平的记载，以及对孔子和“六经”关系的把握。相关文献中还包括对孔子形象的不同定位。对“‘子曰’类文献”的研究与这些文献结合起来，可以更为准确地定位孔子言论的时空背景，并进一步勾勒孔子的生平，把握孔子形象的基本特质。这有助于全面展现孔子的形象，提炼孔子哲学，这对于凝聚民族精神，提高民族道德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二，有助于全面研究孔子弟子的哲学思想，勾勒早期儒学的哲学全貌，勾勒早期儒家哲学思想发展线索和脉络。“‘子曰’类文献”为孔子的言论集，其中绝大部分言论为和弟子的对话。因为弟子所问不同，孔子的回答也不同。从这些对话中，可以把握弟子关心的问题，可以了解弟子的思维方式，可以勾勒弟子的形象。可以以此为契机，进一步研究孔子弟子的生平和思想。“‘子曰’类文献”虽然特指孔子的言论，但是这些文献是存在于其他文献之中的，而相关文献中有大量弟子的言论，弟子的言论和孔子的言论互相交错，交相辉映，构成了原始儒学的绚丽画卷。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哲学如果缺乏对其弟子哲学的系统研究，孔子哲学思想的价值就不能进一步被开掘出来，先秦哲学史尤其是其中的儒家哲学史的脉络就会显得存在很多跳跃，存在着很多空白。可以以孔子哲学的理论特性和存在形态作为研究孔子后学的理论参照，说明早期儒学的存在形态的多样性及存在形态的变迁。可以说，“‘子曰’类文献”的研究为孔子弟子哲学思想的研究准备了资料和研究思路，使得对孔子弟子哲学的研究提上了日程。 其三，有助于进一步明确先秦儒家和其他相关各家的关系问题，从一个宏观的思想平台上把握先秦哲学思想的发生和发展。与“‘子曰’类文献”相关联的文献中有很多孔子和道家关系的记载，孔子的弟子也和其他思想流派有着这样那样的关联。但这种关联的细节和较为详细的面貌一直没有得到系统的揭示。就“‘子曰’类文献”本身而言，其中很多文献是存在于其他学术流派学术经典之中的，如《墨子》、《庄子》等典籍。这些典籍中的“子曰”及其思想有其较为独特的面貌，对不同思想流派典籍中的“子曰”进行对比研究是研究儒家和其他思想流派关系的切入点之一。“‘子曰’类文献”的研究有助于说明该文献在其他哲学流派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对于阐发相互的关系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其四，有助于回答秦汉尤其是先秦主流文化及其流变的相关问题，总结主流文化建设的经验。“‘子曰’类文献”较好地记载或者反映了先秦两汉主流文化遇到的挑战和危机。可以透过“‘子曰’类文献”分析先秦两汉主流文化的特质以及应对挑战的思想回应，结合历史现实，立足当代文化建设的需求，总结中国古代主流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 中国哲学史的每一次创新，总是与对不同经典的关注和挖掘有关。有理由相信，对“‘子曰’类文献”的深入研究，可以引申出大量的学术话题和现实话题，从而提供先秦两汉哲学史研究创新的动力。 [附注]本文还得到了湖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团队创新项目(BHDCX04013-095171)资助，特此致谢！标签：论语论文; 孔子论文; 文献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子曰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孔子家语论文; 国学论文; 孔丛子论文; 儒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