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竞争力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竞争力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城市发展与城市竞争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突飞猛进，使城市作用日益突出。因此，在全球化下，城市要实现更快发展，必须提高竞争力。城市经济重要性的提高，使城市竞争力的研究蓬勃发展起来。
欧洲学者最早关注城市竞争力问题，这些学者将城市竞争力等同于“城市问题”的有无。也就是说，他们将城市经济的增长或衰退作为评价城市竞争力的标准。这方面的经典文献来自于P.Cheshire及其与同事合作的两篇论文。P.Cheshire,G.Carbonaro & D.Hay(1990)根据城市经济的增长和衰退状况，对101座欧洲城市进行了排名。他们测度城市增长和衰退的变量包括收入、失业、移民以及商业和旅游需求。但是，上述研究的问题在于，测度城市竞争力的方法是一种间接方法，不是对城市竞争力的直接测度。除旅游需求是测度城市竞争力的较好指标外，其他指标都是有问题的。例如，即便是在经济衰退的城市，收入可以通过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转移而得到维持；移民完全可能由国家政策、战争或灾难造成的；高失业率可能是由移民造成的，也可能是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非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造成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P.Cheshire及其同事与其说是在测度城市竞争力，还不如是在告诉我们研究城市竞争力是有难度的。
在美国，C.Negrey & M.B.Zichke(1994)以人口和制造业就业的变化来表示城市发展状况。他们根据不同制造业就业所占比重情况，将城市分为五类：限制工业化的城市、稳定转型的城市、创新中心、新的服务中心和新的制造业中心。但是，这一分类对城市竞争力的分析是描述性的，不是评价性的。这是因为人口和制造业就业的增长既可意味着城市竞争力的增加，也可意味着城市竞争力的减弱。与上述分类不同，J.Pollard & M.Storper(1996)将美国城市分为智力资本产业中心、创新产业中心和多样化制造业中心。他们的研究结论为，创新产业的专业化程度和整个地区或城市就业增长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通过创新产业的专业化程度，我们就可以判断城市的就业是否增长，从而可以判断城市竞争力是否增强。可见，美国学者将就业作为评价城市发展的主要指标。与失业一样，就业也不是反映城市竞争力的合理指标。
综上所述，由于欧洲和美国有关经济衰退和增长的文献不能直接地测度城市竞争力，对城市竞争力研究的贡献不大。实际上，上述研究将城市发展与城市竞争力混为一谈。严格地讲，城市发展和城市竞争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市发展表示的是城市发展水平及其所处的阶段；而城市竞争力是某一城市与其他城市相比较所表现出来的某种能力。
二、评价城市竞争力的两种传统方法
最接近城市竞争力内涵的评价来自于英国的《城市研究》(1999)杂志和《城市竞争力》(2002)一书。它们评价城市竞争力的方法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评价城市的产出，二是评价城市的竞争性资产(competitive assets)或经济基础。若将城市作为一个经济体，则第一种方法测度的是城市的“产出”，第二种方法测度的是城市的“投入”。
（一）评价城市的产出
在这两本出版物中，城市的产出包括就业增长（或失业减少）、产出增长以及重要部门的增长。例如，I.Begg,B.Moore & Y.Altunbas(2002)采用该法评价了87座英国城市和22个新型城镇的竞争力。他们根据就业增长将这些城市和城镇分为五类：稳定增长的、逐渐衰退的(steadily declining)、正在恢复的、正在倒退的(backsliding)和不稳定的。他们又根据人口增长和失业趋势将这些城市和城镇分为七类：有卫星城的大都市(conurbations)、自立型的城市(free-standing)、“北部”小型城市(“northern”smaller)、“南部”小型城市(“southern”smaller)、扩张型城市、新城镇和海滨城市。他们发现，移民从北部城市向南部城市转移，从卫星城的大都市向小型城市和城镇转移。他们认为，传统产业的衰落、居民的偏好以及距离伦敦的远近，是导致这些转移的主要因素。通过对失业趋势的研究，他们发现，对大城市、海滨城市以及自立型的城市而言，失业是个大问题；对小城市而言，失业问题并不突出。
该方法的缺陷在于，一个城市就业和产出的增长以及增长的快慢，并不能正确地反映城市竞争力。例如，一个低科技含量和低收入产业的高速增长，带来了城市就业和产出的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竞争力的增长，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给城市竞争力带来损害。此外，高失业率的城市，也并不能说明城市竞争力下降。例如，快速成长的城市，其失业率可能会上升，而不是下降。这既可能是由失业者的移入造成的，也可能是由于新移民抢占了原来工人的工作造成的。
（二）评价城市的竞争性资产
城市竞争性资产法是由B.Lever(2002)基于对“知识经济”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提出来的。B.Lever认为，知识对城市未来经济越来越重要，城市的竞争力体现在城市是否具备这些知识资产。W.F.Lever考察了世界上15个国家的知识资产。这些知识资产包括通讯设施、R&D活动、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数、机场活动、会展和已出版的研究论文。他指出，由于大多数资产不在当地政府官员的控制下，该方法不能对他们提供帮助。即使基于知识的产业得到了发展，也不能保证城市从中获得主要利益，因为厂商可以在一个城市进行研究，却在另一个城市进行生产并创造就业机会，从而使前者得不到主要的利益。最后，如果没有对这些资产进行优先序的排列，当地政府也不知该如何最优地配置这些资产。
实际上，任何一组城市竞争性资产都与特定的经济类型相对应。例如，制造业经济所需要的竞争性资产不同于旅游中心、金融中心以及研发中心所需的竞争性资产。因此，该方法的一个重要缺陷在于，城市产业的多元化导致了城市资产的多元化，从而无法给出一个统一的城市竞争力比较。
（三）两种评价方法的结合
鉴于上述两种测度城市竞争力的方法均无法完整地评价城市竞争力，I.Deas & B.Giordano(2002)将二者结合起来，提出了“资产—产出”模型。在他们的模型中，竞争性资产被分为经济、政策、自然和社会环境四类，同时这些竞争性资产与厂商以及城市的竞争性产出是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同时，将城市的“投入”与“产出”有机结合起来，对城市竞争力的评价更加全面和准确。资产—产出模型还增加了竞争性资产的质量因素，这使得竞争性资产的评价更加全面。因此，模型的结果不仅是对每一个城市资产是否具有竞争性的详细评价，还是对这些资产是否被有效使用的详细评价。资产—产出模型指出，联接城市资产和产出的是当地政府的有效性、当地参与者动员的有效性以及发展规划的适宜性。也就是说，只要政府机构高效、市民积极参与、城市的发展规划适宜得当，那么城市的竞争性资产就能转变为竞争性的产出。
尽管资产—产出模型能够对城市竞争力进行评价，但“资产”和“产出”对城市竞争力的作用是不同的。竞争性资产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显示城市竞争力，但实际上是城市竞争力的解释变量。前已述及，产出尽管是显示城市竞争力的指标，但不是最好的显示性指标。
三、城市竞争力研究的最新进展
近几年，与资产—产出模型不同，城市竞争力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这种新的进展表现在：将经济计量分析引入到城市竞争力分析中来。
（一）产业竞争力模型
以产业竞争力来显示城市竞争力的经典文献来自于J.Sobrino(2002,2003)的两篇论文。在2002年的论文中，J.Sobrino将城市竞争力定义为城市经济能够占领市场、促进经济增长以及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能力。在他看来，最能显示城市竞争力的为工业竞争力，金融、教育、旅游、医疗等产业的竞争力都不能很好地显示城市竞争力。因此，他用工业竞争力来代表城市竞争力。J.Sobrino根据工业竞争力考察了1988～1998年间24个墨西哥最大城市的城市竞争力。在回归分析中，J.Sobrino以城市工业总产值在整个国家中所占比重的增长作为因变量，以静态和动态两组解释变量作为自变量。上述回归模型用简单的函数可以表示为：
在回归分析中，因变量由他所构建的四个被解释变量组成。即城市工业总产出所占比重的绝对和相对变化、产量的绝对增长、人均工业产值的增长和人均工业出口的增长。静态解释变量包括资本—劳动比率、人均床位数、当地经济结构、生产者所提供的服务、交通枢纽数以及与市场的距离等6个变量。回归结果显示，资本、经济结构、服务和距离与城市竞争力是负相关的。动态解释变量包括劳动生产率、当地工业就业所占比重、产业集中度的提高、人均收入的增长和当地厂商的出口等5个变量。回归结果显示，除产业集中度以外，其他动态解释变量与城市竞争力是正相关的。J.Sobrino根据其所构建的4个被解释变量对24个墨西哥城市的竞争力进行了排名，位列前五名的城市依次为：Guadalajara、Aguascalientes、Mexicali、Puebla和Torreon。
J.Sobrino(2003)在工业竞争力的基础上，将城市竞争力的内涵进行了拓展，城市竞争力由工业竞争力、商业竞争力和服务业竞争力组成，使城市竞争力的评价更加准确。据此，J.Sobrino对39个墨西哥城市的竞争力进行了排名。他发现，上次研究排名前五名城市的位次发生了变化：Torreon、Puebla和Guadalajara分别位列第一、第二和第六，Aguascalientes和Mexicali位列13和20。上述城市位次发生变动的原因在于，在工业具有竞争力的城市不一定在商业和服务业同样具有竞争力。实际上，Guadalajara在服务业的竞争力位列25，Aguascalientes在商业和服务业的竞争力分别位列28和16,Mexicali在商业和服务业的竞争力分别位列37和26。因此，城市竞争力的界定不同，研究假设、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不同，城市竞争力的排名也不尽相同。
J.Sobrino还研究了不同时间、区间城市竞争力的变化。他将时间区间分为1980～1998长期和1988～1998短期两个时间段。其研究结果表明，长期排名前十的城市中有四个没进入短期的前十名；此外，有19个城市的排名变动幅度大于10，有20个城市的排名变动幅度小于10。例如，在短期排名前两名的城市Torreon和Puebla，在长期排名32和16位。可见，不同时期、不同城市的发展状况不同。
（二）城市—需求者博弈模型
与上述从供给角度研究城市竞争力不同，P.K.Kresl & B.Singh(1995,1999)以及P.K.Kresl & P.-P.Proulx(2000)从需求的角度来研究城市竞争力。他们将城市竞争力理解为城市与厂商之间的互动。也就是说，城市尽可能地提高竞争力以吸引厂商来此进行生产并提供就业。由于没有一个惟一的变量能够完整表示城市竞争力，他们采用了一个由3个变量组成的复合变量。这3个变量分别是制造业增加值的变动、零售额的变动以及专业和商业服务的变动。每一个变量的权重为其产值在三者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然后加权平均为一个复合变量。P.K.Kresl等人解释了为什么选择上述3个变量的原因。他们认为，制造业增加值的增长要么意味着制造业的增长，要么意味着当地厂商转移到更高的增加值活动中；零售额的增长要么意味着城市对旅游者有吸引力，要么意味着居民收入的增长；服务业的增长意味着城市正在形成更大的经济体。根据这一复合变量，P.K.Kresl & B.Sinsh运用10年的数据，对24个美国城市进行了排名；P.K.Kresl & P.-P.Proulx运用15年的数据，对40个美国城市和7个加拿大城市进行了排名。在他们的回归模型中，解释变量被分为8个一级变量，5个二级变量，其中，二级变量是对一级变量的解释。这8个一级解释变量包括收入增长、教育程度、研究中心、劳动力类别、文化机构、区位、经济结构和人口增长。然后，他们根据这13个解释变量对美国和加拿大的城市进行了排名，并指明了每一个城市的比较优势和劣势。城市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可以根据城市的优势和劣势确定城市的发展战略。
Gabriel & Rosenthal(2000)也采用了城市与需求者的博弈来显示城市竞争力。他们用生活质量竞争力和商务环境竞争力来表示城市竞争力，将城市的需求者分为厂商、工作者和退休者，城市的问题就是如何通过提高竞争力来吸引需求者。这样，城市的需求者通过相互竞争来决定其区位选择和区位分布。他们假定厂商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居住者追求的是效用最大化。模型结果表明，能吸引厂商的城市不一定能吸引居住者，反之亦然。
（三）模糊曲线模型
上述研究的一个重大缺陷在于，学者们在评价城市竞争力时，并未给出影响因素的贡献弹性（或权重），从而无法确定影响因素的重要性。倪鹏飞(2001)采用模糊曲线法对中国城市竞争力进行了研究，其贡献在于将模糊曲线法引入到城市竞争力研究中。由于模糊曲线法通过求贡献弹性和相关度，能够选出影响因变量的重要因素，所以该方法为城市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很好的决策工具。倪鹏飞将城市竞争力定义为多快好省地创造财富和价值收益的能力。在这一定义下，倪鹏飞采用一个由四个变量组成的复合变量来表示城市竞争力。这四个变量分别为综合市场占有率、综合长期经济增长率、综合地均GDP和综合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这四个变量的权重通过模糊曲线法来确定。倪鹏飞将解释变量分为硬因素和软因素两类。硬因素包括人才、资本、科技、环境、区位、基础设施和经济结构；软因素包括文化、制度、政府管理、企业管理和开放。这样，城市竞争力用简单的函数表示为：
式中，UC表示城市竞争力，
分别表示影响城市竞争力的软因素，
分别表示影响城市竞争力的硬因素。
计量结果显示，按对城市竞争力贡献弹性大小排列的影响因素依次是：资本、文化、开放、政府管理、科技、人才、企业管理、区位、基础设施、制度和经济结构。可见，资本、文化和开放是对城市竞争力贡献最大的三个因素，区位、基础设施、制度和经济结构并非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那么重要。根据城市竞争力的复合变量，对中国200个城市进行了排名，排名前十位的城市依次为香港、澳门、深圳、上海、广州、北京、东莞、珠海、天津和温州。
四、结语
以上分析表明，不同时期的城市竞争力研究依据不同的定义、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选择不同的研究重点，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城市增长和衰退的研究，实质上并未涉及城市竞争力问题，但它表明了评价城市竞争力是很困难的。资产—产出模型尽管非常接近城市竞争力的评价，但由于其所采用的指标并不能真正代表城市竞争力，其应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产业竞争力模型将产业竞争力视为城市竞争力，尽管抓住了城市竞争的主要方面，但其仍不能全面地评价城市竞争力。城市—需求者博弈模型开辟了研究城市竞争力的新视角，依靠需求者的“用脚表决”(voting-with-feet)机制来判断城市是否具有竞争力。尽管城市—需求者博弈模型是很好的判断城市竞争力的模型，由于其对城市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研究不够，很难对城市竞争力的高低做出解释，从而很难找出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模糊曲线模型能够很好地对城市竞争力影响因素的重要性进行排序，但与其他模型一样，它对城市竞争力评价的准确性取决于所选变量的准确性。
通过对城市竞争力研究的介绍，笔者发现，由于城市竞争力的定义不统一，研究结论有很大的局限性；对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界定不同，很难进行准确的比较分析；由于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完整性不同，城市竞争力的分析也不同。因此，要使研究进一步深入下去，首先需要克服这些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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