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 开创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新局面——2000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学科建设论文,纪要论文,理论研究论文,进一步加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春夏之交，由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举办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于6月1日至3日在北京举行。这是自1998年10月在上海举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以来我国国际关系理论学界的又一次盛会。来自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资深教授和专家、长期在外交第一线工作的老大使、老外交工作者、以及正在工作岗位上发挥骨干作用的中青年专家30余人与会，是一次名副其实的高层次讨论会。会议开幕时，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原会长鲁毅教授和外交学院杨福昌院长先后致辞。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毅同志在开幕式上就如何看待当前国际形势、如何完成新时期中国外交目标以及如何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切实推进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作了内容丰富、生动的报告。会议期间，中联部部长戴秉国同志到会作了重要讲话。他殷切希望来自理论战线的专家学者同奋战在外交第一线的外交工作者加强协作，互相学习，共同促进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高战略思考水平，为开创新时期外交工作新局面作出贡献。
在三天的会议中与会的专家学者们围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学科框架体系建设以及当前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1、加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使命感和紧迫性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新中国成立半个世纪来，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国际舞台上已经树立起中国的“观点”和“声音”。但按照建国初期周总理提出建立中国化的外交学，使之系统化、科学化成为一门学问的要求尚有差距，我们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还滞后于形势的发展。因此作为国际关系的理论工作者要有使命感和紧迫性，要凝聚各方面的力量，同心同德地加紧理论建设，发展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是因为：
(1)当前国际形势正发生着深刻又急剧的变化，出现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与新问题，客观形势要求我们进一步进行科学探索，提出正确的理论观点，以指导我国外交的战略思考和政策应对。比如，全球化浪潮正迎面而来，已经影响到我国内政、外交的方方面面，这就要求我们从理论上加以认识，借势而动，趋利避害，为我所用。
(2)建国50年来，中国外交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老一辈革命家、外交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外交实践相结合，提出了许多深刻的理论和战略思想，形成了毛泽东外交思想、周恩来外交思想和邓小平外交思想，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些思想是我国外交取得伟大胜利的理论保证，是我们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宝库。但是我们对上述外交思想的学习和研究还不够深入和全面，对这些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还没有全面把握。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有些研究工作者对此不够重视。因此，我们在加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时候，要把研究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外交思想作为重要内容，并把它作为基础性的理论建设。研究这些外交思想要紧密联系当前实际，着眼于理论运用、理论思考和新的实践，使之更加系统化、科学化。
(3)由于信息传播手段的现代化，国际上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潮和流派传播极为迅速，几乎是同步进行。这对我们加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是有利的，我们可以及时了解国际上的新动向，从中吸取合理的思想，学习先进的研究方法，“洋为中用”。但是信息的自由传播也带来某种冲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起步早，体系较为完整，尤其是他们的理论学派更贴近现实，新观点、新思路形成比较快。因此，当西方的一些新思潮传来的时候，我们一时难以全面鉴别，在一些研究工作者中容易受其影响，有意或无意地加以推崇。为了迎接西方理论的挑战，改变目前存在的某种重西方、轻自己的现象，我们必须加强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使更多的学者熟悉、掌握并运用中国的理论。在高校这个领域里，加强对青年学子的理论教育更具有现实和深远的意义，青年学生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西方的意识形态就会乘虚而入。
在讨论中，有的学者谈到了社会上有人说中国没有国际关系理论，有的只是对领导者思想和现行外交政策的解释和宣传，有人提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陈旧，处于“贫困”状态等等，这些情况引起与会者的关注。
2、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
这是建设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首先必须要明确和解决的大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我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学者已有基本共识。参加此次会议的专家学者们再一次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更明确地认为应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为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但必须指出，如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仍是我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应注意的问题。与会的一些专家学者就坚持指导思想与求实创新如何相统一的问题发表了看法。有的学者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是从本本出发，而是从实事求是出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需要有创新思维。另有学者认为，创新不能离开大的框框，要同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统一起来，创新要对我们的事业有利。这两种观点只是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并不影响在指导思想上的基本共识，坚持与创新是辨证的统一。显然这一问题仍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
会上有的学者提出，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科建设应处理好若干关系：(1)理想与现实。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首先必须面对并在理论上讲清楚这组关系，以激励人们面对现实为实现国际关系理想状态而奋斗。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基础理论，应该反映中国和世界最大多数人普遍的、善良的美好愿望，表达他们对国际关系历史走向和人类进步的追求，但是必须与国际关系中矛盾、斗争、冲突、战争的现实结合起来；(2)长远目标与眼前目标。民族国家追求自己的理想，但又要面对现实，立足于现实，其目标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长远目标，另一类是眼前目标。前者是表达对世界进步的追求，描述国际关系的某种完美性。后者是针对现实，有时段性，要求有针对性，是从属于长远目标，并为之服务的；(3)道义与利益。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应有我们自己内涵的国际主义，在国际上讲道义责任。不能将国际主义同国家利益对立起来，而应将它们统一起来；(4)软战略与硬战略。我国作为一个对世界负责任的、有历史抱负的大国，其大战略有两个方面：一是软战略，一是硬战略。软战略是为了争取人心，促进人心向我，与我们团结在一起，为人类进步和世界发展而共同奋斗。硬战略是为准备对付最恶劣的环境。军事战略、安全战略和经贸战略等，都是硬战略。软战略和硬战略我们都需要，目前应重视软战略，因为，现代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谁能争取到公众的情绪，谁就能取得最有利的地位；谁能影响公众的情绪，谁就能影响别国的外交决策，使国际关系沿着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方向发展；(5)宏观与微观。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也有宏观与微观的问题。宏观与微观研究要齐头并进，协同研究，相互促进。宏观研究要深入，需要有大量的微观研究作铺垫。后者是前者的功底；功底不深，难以传神；(6)趋势性理论研究与现状性理论研究二者都不能偏废，它们应相互促进。目前我们尤其要对现状性理论研究下大功夫，以使我们的研究具有较强的前瞻性和预测性。处理好上述若干关系对我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学科建设及框架体系的形成极为重要。
3、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学科框架体系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有了重大进展，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学科建设目前仍处在创建阶段，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与会专家学者们围绕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学科框架体系建设展开了讨论，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建设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应重视对20世纪国际关系发展规律的探索；着重对新中国建国后特别是近20年来对外关系及外交实践的系统总结；充分挖掘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早期的外交思想；在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国际关系中某些新的、对我们有用的学术成果。在这些努力的基础上，形成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以便对国际关系进行原创性、独创性研究，逐步系统化，具备整体的解释力、指导力和预测力。学科框架体系可以有多种设想，但必须回答一个世界观的问题，即对国际关系发展规律和历史走向的判断。
一些专家学者就如何建设学科框架体系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供探讨的建议，譬如：(1)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起点（切入点）应该从建国前后，即毛泽东时代直至邓小平时期，对我党我国整个对外战略方针、政策与策略进行全面的研究与整理，将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提出的战略、策略思想总结出来，成为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指导思想；(2)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必须研究国际关系运行的几个主要方面：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军事关系、文化关系，尤其要研究政治与经济关系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3)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应有不同的学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互相补充，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4)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应具有紧迫性，应有通盘的思考和总体的协调（研究会可以在这方面做点工作），制订一个宏观规划，集中一批学者关注理论建设，有分工又有协调，不断推出研究成果，互相交流。学者们认为，通过这样有协调和集思广益的研究，将有助于学科建设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会上，专家学者们还就涉及到学科建设的一些有争议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争议较大的问题是应如何看待理论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或者说，科学的研讨、对科学精神的追求与为国家利益服务是否矛盾，能否将二者统一起来。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虽然有着自己的概念组合和共性，但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具有同国际斗争紧密相关的特点。目前国家仍是国际关系体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主体和决定其他所有主体的最基本因素。由于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各异，对国际关系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的观点，自然不会一致，而且国际关系理论一般是一个国家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处理对外关系的依据，这样在研究过程中就不能不反映本国的利益和研究者本人的世界观，在当今世界，任何流派的国际关系理论都符合于特定国家的利益。鉴于此，我们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应有一个明确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即从国家利益出发形成我们的理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应该为我国国家利益、社会制度和政权的巩固服务，不能跟在西方理论后面走。另有一些学者持不同的看法，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应为国家利益服务这个提法不妥。强调国际关系理论是对国际关系规律的揭示和陈述，它具有解释力和普遍性，因此不等同于外交政策理论和国际战略理论。而既然是一种规律的陈述，就不宜谈直接为国家利益服务，服务应是间接的，水到渠成的。与此相联系的一种观点认为，不宜把国家利益绝对化，而应将一国利益同世界利益相结合，要看到如今人类的共同点在日益增多，应注重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否有相同、相仿或重叠之处，应努力把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扩展到世界上，并得到世界的公认。
另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是我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要否提有“中国特色”以及应如何处理中国特色与世界意义之间的关系。与会的一些专家学者主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但也有学者不赞同有“中国特色”的提法，认为这多多少少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套用，而主张形成“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关于中国特色与世界意义之间的关系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要面向世界，就不能只提“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这样的提法容易引起其他国家的误解。我国曾批评前苏联把自己的国家利益上升为“国际主义义务”要求其他国家共产党服从，现在我们也批评美国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普遍化为“全球”利益。有的学者建议较为科学的提法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或者“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的根本利益服务。”
另外，有的学者还就新形势下的国际主义和意识形态问题发表了看法。指出，新中国建国后曾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作为外交的方针。改革开放后，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我们开始从新的角度考虑问题，一般不再提国际主义。但是问题在于，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当今世界民族合作的趋势，全球和地区性一体化的趋势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寻求合作与发展应是当今时代主题的内容。在这种形势下，如何继承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思想并将它上升到理论层次从而最终形成一种国际联合、国际合作的理论，应成为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关于意识形态问题，有的学者指出，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们讲超越意识形态和不纠缠意识形态，这对我国开创外交新局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但问题是，我们不计较意识形态，别人在计较，并且纠缠。在现今世界各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及影响在加强，针对西方对我西化、分化，我们不能被动地应付，而应随着形势的变化有所调整、有所变革。国际关系理论属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研究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意识形态研究是相通的。
4、深入探讨当前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不仅需要研究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更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入研究国际关系的新发展及当前的一些重大新情况、新问题。冷战结束后，世界形势的发展异常迅速，国际上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地涌现出来，诸如国际格局和多极化趋势、经济全球化与南北关系、主权与人权的关系、新干涉主义与霸权主义、以及建立国际新秩序等等，都需要我们以清晰的理论分析予以解答，以便使我们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看清正确的道路。与会的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研究当前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并提出我们的方针和观点，应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们就以下几个理论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讨论：
(1)“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源起于二战后。战后，特别是核武器出现后，战争的概念、手段，甚至性质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和平与发展便已提到日程上来，西欧和日本得到美国的核保护伞，实际上致力于发展（这说明，和平与发展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实用的。战后，资本主义的掠夺方式发生了变化，它不再依靠掠夺殖民地和领土扩张、而是通过经济全球化和经济扩张来实现）。这说明，和平与发展早已是一个现实，成为悄悄存在的世界的主流。邓小平的伟大在于他认识了这一现实，并将它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最高层次。但是有不少学者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起点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战后初期是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年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用武力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局部战争连续不断，在70年代以前和平与发展还不是世界的主流。与会的许多专家和学者赞同时代主题问题仍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2)国际格局和多极化趋势。冷战结束以来，国内学者围绕国际格局这个课题发表了很多文章，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不仅有诸多完全不同的观点，而且多数还停留在一般性概念的讨论。大家认为国际格局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与会的许多专家学者较普遍认同世界政治多极化的趋势。有的学者认为，政治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两大趋势将贯穿21世纪。多极化不是一个主观愿望。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是影响多极格局的两个重要依据。针对学术界在对多极化是主观愿望还是客观现实的问题上存在的认识差异，有学者建议，应在个人研究基础上搞联合攻关，以使研究序列化、系统化。
(3)全球化问题。这是讨论的一个热点。关于全球化的内涵，国内外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指经济全球化，另一种认为它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制度、价值观、文化等全球化问题。讨论中多数学者倾向于前一种观点，认为当今世界虽有社会制度、价值观、宗教等某种趋同现象存在，但政治制度难以全球化，价值观念也不可能趋同。国外学者宣扬综合性全球化是有政治意图的，实质上是要西方化。因此，使用经济全球化的概念比较符合当前的实际。另有学者较倾向于后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含义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全球化问题。全球化的潮流不可阻挡，全球化属中性，谁都可以利用它为自己的国家服务，美国为其全球称霸服务，我国应避害趋利，为开放发展服务。关于全球化的本质，国内外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观点。国内以及第三世界的许多学者认为，全球化本质是资本主义化，殖民主义化，甚至美国化。因此，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应保持高度的警惕。另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发展以及生产社会化加深的一种客观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不能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思想和从姓“资”姓“社”的角度来观察全球化。这种观点得到与会的部分学者赞同。由于当今世界存在着西强东弱、北富南贫的实际情况，全球化更有利于发达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讲，今天的全球化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下进行的。我们必须面对这一现实。对待全球化趋势，我们不能回避，要抓住机遇，主动参与；同时也要保持警惕，迎接挑战，沉着应付，化解矛盾。关于全球化与国家主权问题，西方学者的主流观点认为全球化使民族国家弱化。学者们针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在主权国家时代，全球化既有使民族国家弱化的一面，也有使之强化的一面。承认全球化确实对国家主权造成了冲击，提出了挑战，但是对这种挑战应从两个层面加以分析：从经济层面看，国家主权的某种让渡是相互的，是通过协议（有人称主权的交换）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它是受协议约束的。这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至少在条约中是平等的，因此是正常的。从政治层面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利用经济、政治乃至军事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侵犯，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这种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乃是一种强权，发展中国家应坚定地捍卫自己的主权。也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并不仅仅是西方干涉发展中国家的事情，而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既要看到西方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蚕食第三世界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主权平等和自愿的让渡的一面，通过这种让渡可求得自身发展。因此，在主权问题上应确定哪些主权权利应坚持，哪些可以转让。这又引出了主权是否可以分割的问题。对此有的学者发表观点指出，主权概念是一个整体，它不是部分的总和；主权是一个根本性质的问题，它没有数量、质量之分，因此应明确“主权不可分割”的原则。
(4)国际新秩序问题。与会的许多专家学者赞同国际新秩序理论应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并认为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有的学者还具体阐述了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认为，尽管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进行艰苦而长期的斗争，但只要坚韧不拔，努力奋斗，在斗争中不断求得发展，目标就能够得以实现。
(5)人权与主权问题。专家学者们着重就人权与主权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有的学者认为，人权是天赋权利，主权是法定权利，它们既是各自独立的权利，又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二者相互补充，主权是人权的一部分，人权靠主权来保护。还有学者认为，人权现包括国家、民族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今天在国际上围绕人权问题的斗争主要是政治、外交问题。就人权理论而言，不同观点进行对话是有基础的，从人类文明发展史角度看，有研究、借鉴意义。随着今后我国的发展，我们完全可以把人权与主权统一起来，与会者对西方政府和学者大力宣扬的“人权高于主权”和人道主义干预的理论进行了批判，指出这是露骨的新干涉主义，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严重威胁。有的学者还依据国际法的“主权”概念对“人权高于主权”理论进行了批驳，指出，国际法的“主权”概念，对内就是“最高司法管辖权”，既然是“最高”，又岂容“人权高于主权”！有的学者还就民族自决权问题进行了再思考，并发表看法指出，冷战结束后，民族自决已成为西方用来对付前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工具。对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并应采取措施对民族自决权的适用范围加以限定，譬如应规定，被强行兼并的原独立国家，可享有自决的权利，但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则不能适用民族自决、独立原则。现在台湾一些人大力宣扬台湾历史、文化等，是否也在为今后搞所谓民族自决铺路？西方不敢对我进行所谓人道主义干涉，但有可能利用“民族自决权”来对付我，对此我们应予以重视并做好各方面的应对准备。另外，一些学者还就冷战后出现的其他国际政治思潮（如“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等）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进行了评析。
三天的会议议程虽短，但会议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会议的质量也是相当高的。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会议的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发表了很多有见地、有新意的见解，并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会议讨论结束后，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代会长顾关福研究员作了总结发言，对研讨会所取得的成功表示祝贺，并对会议后将会陆续出现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表达了乐观的期望。本次会议将对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开拓学科建设的新局面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外交学院赵怀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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