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类型变迁中的资本机制：假说与实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假说论文,实证论文,农户论文,资本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分类号：Q12，Q14，Q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246（2009）04－0052－11
一、引言
随着“三农”问题受到管理层和社会大众越来越多的关注，以农户信用和农贷制度为核心的相关金融研究也逐渐深入。近年来，当对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研究触及到制度层面时，农户行为究竟是否遵循经济学“理性人”的假定（即追求收益最大化）再次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部分学者强调小农的理性动机，坚守经济学的理性假定；而另一些学者则纳入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某些分析元素，提出了小农的“生存逻辑”。这些争论不仅直接触及农户经济行为的解释，而且对既往和可预见的相关制度安排（包括金融制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应该说，“生存小农”理论通过纳入某些社会历史学的分析元素，对长期中处于相对落后经济状态中的农户行为具有解释力。但同时应该指出的是，当这些研究把基于长期历史分析得出的结论直接应用于当前的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研究时，在论证过程中有几个关键的逻辑环节依然值得进一步商榷。首先，如果说中国农民确实一直未能摆脱“生存逻辑”的话，那么，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否就是这些研究所认定的传统性和文化性所致而非别的原因①？其次，很多研究从一开始就区分了“理性小农”与“生存小农”，但作为一个长期分析却在任何时点上将二者割裂开来，这就导致了连续性“纵向分析”中的“横向断裂”问题——因为在一个连续性的长期分析中，不能无根据地排除在某些历史时点上“生存小农”向“理性小农”转化的可能性，而一旦这种转化确实发生，长期视角中的相关结论无疑将得到改写；最后，这些研究通过大量历史文化性的解读来肯定几千年来的小农“生存逻辑”从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从经济学研究的角度而言，似乎缺乏足够令人信服的实证支撑。
针对上述存在争论的问题，本文试图从一个连续的视角给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关于农户信用和农贷市场的初步解读。这一解读将建立在资本机制和金融机制动态影响的基础之上。本研究其余部分的组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对相关文献略作评析后提出关于农户类型变迁机制的基本假说；第三部分通过实证分析对提出的假说进行初步检验；第四部分给出了一个结论性的评价。
二、农户类型变迁中的资本机制：一个理论假说
如前所述，关于农户经济行为的阐释，理论界围绕“生存小农”和“理性小农”问题长期争执不下，而这些争论也进一步投射到了关于农户信用和农贷市场的相关研究中。于此，我们可以使用一个简单的分析模型说明上述分歧所在。
如下图所示，“生存小农”借贷行为的有效边界为IPF1，在IPF1上农户主要通过亲情借贷或者国家扶持性农贷获得贷款，相应地，SCP1表示“生存小农”的信贷偏好曲线。根据“生存小农”理论，在“圈层结构”中无法获得贷款的农户更不可能从常规信贷市场获得资金，因此SCP1在纵轴上有一个截距（表示农户只有获得一定量的“圈层借贷”才能获得市场资金）；同时，“生存小农”的信贷均衡点为E1（此点的基本特征是：通过亲情借贷或者国家农贷获得的贷款数量远高于从信贷市场获得的资金）。与“生存小农”理论所揭示的内容完全不同，“理性小农”理论认为农户的借贷有效边界为IPF3，扁平化的IPF3曲线代表农户主要通过信贷市场获得资金。IPF3与SCP3代表的信贷偏好曲线均衡于E3点（此点的基本特征是：通过亲情借贷或者国家农贷获得的贷款数量远要低于从信贷市场获得的资金）。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生存小农”理论的一种强化，张杰（2005）认为，中国农户的信贷需求具有典型的“金融角点解”特征——农户的信贷来源要么是亲情借款，要么是无息的国家农贷——这意味着中国农户的信贷均衡点位于图中的Q点而非E1点。
图1 借贷边界、借贷偏好和农户类型转化图
显而易见，“生存小农”理论与“理性小农”理论是截然对立的，二者之间由于对农户经济行为认识的差异而产生了分歧。对于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认为：强行区分“生存小农”与“理性小农”在理论上忽略了二者之间的动态转化机制，从一个过程来看待“农户类型”的变迁需要有一个连续的视角。考虑到信贷市场的运作机制和风险控制原则，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的贷款同样需要有足够的抵押和担保品，而农户获得的贷款从金融机构的角度而言是一种资本生产行为，它需要产生稳定和足量的现金流来满足到期的还款需要。这意味着，当农户既有的资本水平处于较低状态时，作为典型风险控制的金融机构不会给农户发放贷款——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农户获得了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也会由于资本缺乏而无法获得金融机构的贷款，于是，农户被“锁定”在IPF1所决定的“生存小农”状态中。但是，随着农户通过自我积累等方式逐渐提高了自己的资本水平，这些资本（作为抵押担保）可以通过“信号显示”作用改善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逐渐获得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贷款的机会，于是，“生存小农”的有效借贷边界扩展为IPF3，并与SCP2代表的新的信贷偏好曲线均衡于E2点。在E2点，农户对关系借贷和国家农贷的依赖降低，从信贷市场获得贷款的机会和数量有所增加。随着农户资本积累的不断深化，农户的有效借贷边界和信贷偏好曲线将进一步右移，并最终演化为具有“理性小农”特征的农户（此时，农户本质上已经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企业家”了）。
根据上述逻辑，我们提出如下“资本机制和金融机制双向强化”的基本假说：农户资本的缺乏是农户长期处于低水平生产、无法获得正规信贷的主要原因，随着农户资本积累的增加，农户获得金融资源（信贷）的能力将逐渐增强，而这些累积的资本和新增的金融资源将进一步促进农户的经济收入增加。在这一过程中，农户将获得从“生存小农”到“理性小农”转型的机会。在图中，SCP1→SCP2→SCP3直观地表示了这一可能的演化过程。
三、农户类型变迁中的资本机制：实证检验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为了对农户资本形成与农户信用和农户类型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我们的模型设定如下：
根据上述模型设定，被解释变量包括三个：农户的贷款需求（Y1）、信用社授予农户的信贷额度（Y2）以及农户的年收入水平（Y3）。其中，Y1实际上反映了农贷市场中的需求层面，Y2反映了农贷市场中的供给层面，而Y3主要用来衡量农户收入水平的变化是否与我们感兴趣的解释变量存在统计相关关系。
在解释变量的选择上，我们要考察的核心变量指标均与农户资本状况相关。具体而言，我们将农户现实和潜在的资本水平分为四类：（1）存量资本水平，具体指标包括：家庭财产总量和人均耕地面积；（2）流量资本水平，具体指标包括：农业生产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3）人力资本水平，具体指标包括：家庭劳动力占比、受教育程度、农业技术知识水平和其他技术技能水平；（4）社会关系资本水平，尝试使用的替代变量指标主要包括：家人是否担任干部、家里是否有党员以及是否有近亲戚在城市定居。在上述四种资本分类中，存量资本水平代表既有的资本量，流量资本水平代表可供转化为资本的常规收入来源，人力资本水平代表资本形成和转化中的人力技术条件，而社会关系资本水平则代表潜在可转化为资本的各种社会关系资源。为了提高模型的稳定性和解释力，根据既往研究，本文纳入的其他控制变量还包括：区域经济类型指标、农户的借款偏好、农户的消费和投资偏好以及农户对农贷政策的了解程度。
上述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全部根据1100份实际问卷调查所得的农户信息进行指标编制和数据化处理，各个变量的标识及赋值情况如表1所示：
（二）实证分析结果
下面我们首先从农贷市场的需求层面（即农户的实际借款情况）进行考察。通过对农户贷款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OLS回归，我们得到表2所示的实证结果。
从上面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农户的贷款需求与其所处的经济区域类型、农业生产收入、受教育程度、农业技术知识水平、借款偏好、消费和投资偏好、是否了解农贷政策以及是否有城市亲戚这些因素呈现出明显的统计相关性。根据系数符号，可以看出：（1）在一个较好的总体经济环境（如经济发展水平、商业物贸发展程度、交易便利程度等）中，农户的实际贷款将会增加；（2）农户的农业生产收入越高，其实际贷款也越高；（3）农户的投资意识越强，其实际贷款将会增加；（4）如果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借款在其融资偏好中的排列顺序越高（即借款倾向更偏向于银行而不是私人借贷），那么其实际贷款将会增加；（5）随着农户对农贷政策的了解程度不断加深，其实际贷款随之增加；（6）农户的农业技术知识水平及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实际贷款反而降低；（7）农户在城市定居的亲戚越多，那么其实际贷款将会越低。
下面我们再从农贷市场的供给层面（即信用社给农户发放贷款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通过对信用社授予农户的实际信贷额度进行OLS回归，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
从上面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信用社实际授予农户的信用额度与农户所处的经济区域类型、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农业生产收入、外出务工收入、人均耕地面积、受教育程度、其他技术技能以及是否有亲戚在城市定居这些因素均呈现出明显的统计显著性。根据系数符号，可以看出：（1）农户所处的总体经济环境越好，信用社实际授予的信用额度越高；（2）农户家庭所拥有的财产总量越高，信用社实际授予的信用额度越高；（3）农户的农业生产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越高，信用社实际授予的信用额度越高；（4）农户家庭的人均耕地面积越大，信用社实际授予的信用额度越高；（5）农户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信用社实际授予的信用额度越高；（6）农户拥有的“非农”技能水平越高，信用社实际授予的信用额度越高；（7）农户在城市定居的亲戚越多，信用社实际授予的信用额度越高。值得注意的是，农户懂得的非农技术的系数显著性明显高于农户懂得的农业技术水平的系数显著性，这似乎表明，信用社在核定农户贷款额度时，有支持非农业生产贷款的倾向。
在对农贷市场的供求两个基本层面进行分析之后，我们对农户信用的决定因素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下面我们关注的问题在于，农户获得信用的需求与能力是否会对其收入水平产生现实的影响？通过纳入之前我们作为被解释变量的Y1和Y2作为模型3的解释变量，并对农户的家庭年收入进行OLS回归，我们得到了表4结果：
从上面的实证结果来看，对农户的家庭年收入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包括：经济区域类型、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人均耕地面积、受教育程度、其他技术技能、是否了解农贷政策、是否贷款、实际信贷额度、是否党员以及是否有亲戚在城市定居。就我们所关心的农户获得金融资源的能力是否有助于解释农户收入的差异这一问题而言，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不论是农户的贷款情况，还是信用社实际授予农户的信贷额度，均对农户的收入增加有非常显著的正影响。此外，作为社会关系资本的两个替代变量，农户是否党员以及农户是否有近亲戚在城市定居也对农户收入水平有显著的正影响，这似乎倾向于说明，农户拥有的社会关系资本可以转化为现实的收入增加。
四、结论性评价
在本文中，我们主要考察农户的资本水平（包括既有资本水平和潜在的社会资本获取能力）对农户信用和农户收入的影响。在我们的分析中，一如前面的变量界定，我们把农户现实和潜在的资本水平划分为以下四类：存量资本水平、流量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社会关系资本水平。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我们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对农户信贷需求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包括：流量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社会关系资本水平。其中，以农业生产收入为代表的流量资本水平的提高将增加农户的现实金融（信贷）需求，以农业技术知识水平及受教育程度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将降低农户的现实金融（信贷）需求，而农户社会关系资本的增加将有助于降低其对信贷需求的依赖。
2.对农户信贷供给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包括：存量资本水平、流量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社会关系资本水平。这四类资本水平的提高均能显著增加信用社针对农户的实际信贷投放，这意味着随着农户总体资本水平的提高，其获得金融资源的能力将相应增强。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的实证结果中，发现农户懂得的“非农”技术水平的系数显著性明显高于农户懂得的农业技术水平的系数显著性，这似乎表明，信用社在核定农户贷款额度时，有支持非农业生产贷款的倾向。这为当前信用社的贷款追求商业性的高收益提供了另外一个例证。
3.农户获取金融资源的能力对其收入水平有显著影响：选择贷款的农户的收入水平高于选择不贷款的农户的收入水平；从信用社获得较高授信额度的农户的收入水平高于那些只从信用社获得较低授信额度的农户的收入水平。此外，我们通过实证分析还发现，当农户拥有更高水平的社会关系资源（社会关系资本）时，其收入水平往往更高，这意味着，农户拥有的社会关系资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现实的收入增加。
4.从我们纳入模型的其他控制变量的统计显著性来看，农户所处的经济环境、农户的借贷和投资偏好以及农户对农贷政策了解程度这些因素都会对农户信用、农贷市场供求以及农户收入水平的增加产生相应的影响。
综合上述结果，如果我们把低收入农户向高收入农户的演变看作是一个连续性的变迁过程，那么，在这种转化过程中，资本机制的作用是明显的：既有和潜在的资本水平不仅决定着农户的信贷需求，还现实地决定着农户实际获得信贷资源的能力和水平，而农户的信贷需求和实际获得信贷的水平又最终会对农户的收入水平产生重要影响。于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循环递进的资本形成机制：“现实的资本水平→信贷需求和供给→潜在的资本水平增加→进一步的信贷需求和供给……”正是在这一个“自我实现”和“自我强化”的资本增进机制中，农户类型的转化得以实现。
显而易见，上述机制也可以部分地解释我们前面所提出的假说：从“生存小农”到“理性小农”的农户类型转化是可能的，二者并非截然割裂、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存在着彼此转化的经济机制和内在动力。在我们的分析中，资本形成在农户类型的转化上具有重要作用：因为只有当农户具备一定的资本水平时，才能逐渐获得并逐渐增加其利用金融资源（尤其是正规金融资源）的能力，而一旦农户在资本形成和利用金融资源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以农户增收为基础的农户类型转化就会变得现实可行。如果从另一个侧面理解这一问题，我们还可以认为，有些农户之所以长期处于“生存小农”（低收入和低水平生产）状态，其主要原因正是在于资本水平和金融资源的“双重制约”：这些农户可能面临过低的初始资本水平，从而无法获得资本增加和利用金融资源的机会，最终导致其资本、收入和生产长期处于低水平陷阱状态而无法自拔。
收稿日期：2009－01－10
此文为“金融与经济发展研究”征文活动优秀稿件。
注释：
① 亦即，何以能排除别的原因而把“传统性和文化性”作为主要原因？
② 该市位于中国西部地区，共辖11个县，包括11个乡镇。全市土地面积29459平方千米，耕地面积187672公顷。2007年，全市总人口345.69万人，其中农业人口超过300万人。总体而言，不论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还是社会属性来看，该市都可以视为中国西部一个典型的农业地级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