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线论文,民族论文,王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5)06—0077—13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最终取得抗日战争彻底胜利的基本条件和根本保证，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坚强领导核心；在创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王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这里谈一些自己的肤浅认识。 一、推行“下层统一战线”策略 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对全党的统治。同年发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将如何率领全国人民拯救民族危亡的新课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正在筹划远赴莫斯科的王明于事变当晚就要博古起草一份“中国共产党为日军攻占沈阳事告全国同胞书(即《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1]212。在这个宣言和临时中央在10月18日王明起程去苏联之前相继发出的几个文件中①，一方面号召全国工农兵和劳苦民众“实行坚决的斗争，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表达中国共产党誓死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另一方面又把日本侵占东三省的目的判断为，一是要镇压中国工农革命，二是要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三是要为直接进攻苏联做准备。并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关于统一战线问题，这些文件除加上“反日斗争”标签外，在统一战线的性质和对象等实质内容方面，没有相应的变化，仍然沿用既往的那种“要兵不要官”的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即所谓：“党应该特别加紧反帝斗争尤其是反日斗争的领导，以开展反帝的革命运动，尽量同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如像一部分革命学生、小商人以至城市贫民成立反帝的统一战线，并且成立这种反帝的公开组织，而取得领导。”[2]560 目前没有看到毛泽东本人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一时间里有何明确的对日主张，他当时正在受到王明派出的中央代表团关于其所谓“右倾”的指责，并被剥夺对红军的指挥权，转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但是，九一八事变毕竟给中国社会和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带来强烈的震撼。1931年12月14日，奉命“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第26路军，经过其内部中共地下党的发动，在“联合红军，北上抗日”的旗号下举行宁都起义。毛泽东参与了对这次起义的领导。或许是受宁都起义圆满成功的启发，他在翌年1月中旬主持苏区中央局会议分析形势时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但是，他的分析立即被与会的中央代表团成员以日本占领东北的目的主要是准备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而予以驳斥。[3]365 在随后的一年间，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东三省和热河之后，又挑起一二八事变，扶持成立伪满洲国，中华民族的危机步步加深；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在日本侵华的每一个重要步骤，都及时发表了宣言或号召，进一步宣示中国共产党抵抗日本侵略的坚定决心，并在全国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些宣言和文件，对民族危机加重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巨大变化，仍然没有足够的重视，更没有科学的分析，依然沿袭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时那几个相关文件的判断和号召，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因缺乏针对性而号召不力。 远在苏联的王明，参加了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问题(特别是“满洲问题”)的一系列会议，参与了许多对中共中央指示的起草或审稿，虽然后来他自称当时关于抗战问题上的主张有别于在上海的临时中央。但是实际上，在他本人这一年间发表的相关文章和讲话中，其观点与临时中央的观点如出一辙。例如2月29日，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中认为，上海一二八抗战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是19路军的士兵、工人、贫民和革命学生”，“19路军的军长蔡廷锴将军不久前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4]127-128。再如他在3月31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杂志俄文版第五、六期合刊上发表的《中国革命危机的加深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中认为，上海资产阶级和十九路军将领都是上海抗战的“敌人”，中间势力的改组派、第三党，以及国家主义派、人权派、社会与教育派、托陈派等是最危险的敌人，文章强调：“在党内加紧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比任何时候更加重要。坚决地反对各种各色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是目前的主要危险。”[1]224-225又如9月12日，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仍然把领导一二八抗战的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和张发奎、黄琪翔等视为在群众压力下参加的投机者，“而且一直在寻找暂时停战和投降的机会”。[1]235 刚刚出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在一二八抗战爆发不久，就抱病起草《对日作战宣言》，代表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正式宣布对日战争”，决心“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宣言》虽然也套用所谓“必须首先推翻阻碍民族革命战争发展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观点，但是没有提“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强调“直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5]636-637。这份《宣言》于4月15日才正式发表(王明自称他5月就提议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名义对日宣战)，它表明：与国民党政府的一味妥协退让截然相反，新近诞生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立刻对日宣战，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捍卫民族利益问题上的鲜明立场。 总之，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和刚刚成立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立即发表一系列宣言，及时向全国人民发出武装反抗日本侵略和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号召。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占据中央领导地位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积极响应苏联所谓日本侵略中国东三省是进攻苏联的序幕的观点，提出要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当时，他们在国内阶级政策上，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把代表城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第三党”等中间力量当作“最危险的敌人”，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地政策和“要兵不要官”的统战政策。这些错误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关门主义，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坐失“九一八”后国内抗日民主运动高涨的良机，陷自己于孤立，并影响了对全国抗战的发动和领导。 二、倡导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 从1933年初开始，王明率先发生转变。王明在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方面的转变，源自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东北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视与需求。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苏联首先关注的是他们在中东铁路的权益是否有损，至于事变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并未引起他们的特别关注。因此，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近一年间(到1932年8月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共产国际关于如何应对日本侵略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指示，缺少针对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被淹没在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号召之中，并且突出强调：“民众推翻国民党的革命行动是反帝民族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前提条件。”[4]86与此相关，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的临时中央，虽然为加强对东北抗日斗争的领导，派遣大批干部到东北，组织起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但是，由于各种极端“左倾”方针政策的干扰和制约，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大打折扣。随着日本的侵略由“南满”蔓延到“北满”，并陈重兵于中苏边境，苏联越来越感受到日本的威胁，认为“从日本人占领满洲时开始，对苏战争的危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加大了”，中国东北成为日本“对苏战争的桥头堡”[4]197。与此同时，伴随着全中国人民空前高涨的抗日救国热情，东北人民自发组织起各种各样的抗日武装，各路抗日义勇军的人数一度达到30万，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也逐渐使苏联方面认识到这种力量在牵制日军和保障苏联安全方面的重要性。共产国际开始认识到，“严重的问题是统一战线问题，是反帝斗争中的统一战线问题。而且显然我们不得不对各种游击联队、对各种起义组织采取不同的态度。”“我们可以在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上走得远一些，不仅可以从下层来这样做，而且也可以部分地从上层来这样做。”[4]275他们随之调整相关的政策和对中共中央的指导。于是，以王明为主，讨论、起草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简称一一七宣言)和《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即一二六指示信)两个重要文件，经共产国际审定后，分别以毛泽东、朱德等和中共中央的名义于1933年1月发表。 《一一七宣言》提出在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障民众民主权力和武装民众抗日等三个条件下，“中国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共同武装反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4]293，号召中国民众和士兵联合一致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并要求将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与反对国民党军阀的投降卖国斗争结合起来。《一一七宣言》一是改变了过去关于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的判断，而把反对日本侵略和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二是调整以往关于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抗日救国前提的主张，强调把二者结合起来；三是把统一战线的对象由“下层”扩大到“任何武装部队”，实际上是开始将统一战线的基础由“阶级斗争”，变化为“民族革命战争”。因此，它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开端。 《一二六指示信》比《一一七宣言》更为透彻，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实际上是在东北这个“特殊环境”里，放弃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的政策。具体来说：一是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主要任务是领导东北各阶级人民进行抗日斗争；二是指出总的策略方针是“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三是具体分析当时活跃于东北地区的四种抗日武装的性质、特点，分别提出不同的策略方针，并特别强调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领导权”，保持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四是明确指出过去关于满洲问题的会议决议和文件在策略上有许多严重的错误，即放弃过去关于普遍地在城市组织罢工、在农村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在军队发动兵变发展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等不切合抗日救亡实际的主张，转而提出一些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和民族叛徒财产、保障人民群众和各少数民族基本权益、改善民生等比较可行和有利于发动抗战的政策。 《一一七宣言》的发表，在全国产生广泛强烈的反响，福建事变时十九路军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之所以能够订立《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宣侠父等300多名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参与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都与中共自《一一七宣言》开始的政策转变有直接关系。《一二六指示信》在东北的贯彻，更是得到东北各级党组织以及广大抗日民众的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和东北抗日联军逐渐成为东北抗日的主力军，东北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一个有序发展的新阶段。 需要指出的是，《一一七宣言》和《一二六指示信》仅仅是政策转变的开始，它们对民族矛盾上升给中国社会各阶级造成的冲击还没有逐一进行深入的分析，它们在政策上的变化也基本上没有涉及如何看待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和主要对象问题，还只是在“左”倾教条主义的总框架之内局部的某种程度的变化。而且，这种局部的一定程度上的变化，也是摇摆起伏的。例如时隔10个月后，王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十三次全会上的讲演中，关于兵运工作又提出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再次重申“推翻国民党是顺利底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条件”，强调“首先坚决反对目前阶段上底主要危险——右倾倾向”[6]609，并认为中国武装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战争的目的，“不仅是为几万万中国民众底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且是为消灭太平洋帝国主义大战和消灭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底大战”[6]591。因为总的方针路线仍然坚持“左”倾教条主义不变，就如同毛泽东所形容的那样：“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就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7]154-155所以，当时中共同十九路军、同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合作，虽然都产生了一定的成效，但最终都不欢而散。总之，《一一七宣言》和《一二六指示信》还只是创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次积极的尝试，或者说只是开端。 这个时期的毛泽东，因临时中央正式迁驻中央苏区(1933年1月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抵达)，而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更为严重的排挤和打击，他的工作范围被严格限定在政府工作方面。当时虽然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了不少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日本侵略中国的步步深入告全国同胞书之类的宣言和文告，但是没有史料能够确切地证明这些文件是由毛泽东本人(或者是按照他本人意愿)起草的，这些文件的内容也没有超出王明的相关主张。反而是王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副书记，直接参加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和决策；共产国际发给中共的决议、指示，也都由他传达到国内。[8]131特别是在临时中央也被迫搬到受国民党重兵层层封锁的农村根据地之后，使得国内的中共领导与外界的联系极其有限；而王明因为得风气之先，又无需直接面对国民党军重兵“围剿”的生死压力，能够更冷静地观察问题，因此，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的发言权愈加凸显。 4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会议责成王明就反帝运动中的统一战线问题起草简要的指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起草为成立救国会和动员广大群众同干涉者进行斗争的基本纲领。[4]42310月27日，王明和康生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全文下达《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并具体阐述了如何把此《纲领》发布开来的办法。《纲领》提出：1、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2、全体人民总动员；3、全体人民总武装；4、立刻设法解决抗日军费；5、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6、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敌人。他们在信中指出：“抗日救国是目前中国民众最中心最主要的问题，谁能在实际上证明他能解决这个政治问题，谁就能取得广大民众的拥护，谁就成为政治斗争的胜利者。”[4]562翌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发表由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签名的这个《纲领》，以“尽最大可能团结一切反日的力量来建立真正广大的民众的反日统一战线”[9]256。尽管王明在这封指示信中，仍然重申“推翻国民党卖国政府是顺利地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条件”，仍然对已经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地方实力派将领马占山、蔡廷锴等持极不信任的态度，但是起草《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提出“抗日救国的六大纲领”，“号召全国民众和国民党一切军队立刻接受这一纲领，立刻停止一切内战(停战进攻苏区，停战停止军阀战争)，以便集中全力，共同武装抗日”，[4]571当然是推动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又一个重要步骤，王明的贡献自不待言。 这个时期，在酝酿召开共产国际七大的过程中，共产国际领导人逐渐明确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思路，王明也随之更加活跃。8月3日，他和康生致信中共中央，批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的关门主义错误，提出不仅要团结工农小资产阶级，而且尽可能地利用和联合一切统治阶级内部反日反蒋的派别；9月16日和11月14日，他们两次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批评临时中央在福建事变和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问题上的关门主义错误，再次强调“即是军阀国民党内部一切反蒋的力量，我们都必须利用”；同年10月1日，王明在给中共中央一封信件的草稿中提出“武装保卫祖国”的总口号，要求中共中央应该“指出为建立广泛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而利用敌人营垒中的一切矛盾和对抗的可能性和必要性”[10]268。1935年6月3日，他们又发出《给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信》(即“王康指示信”)，提出目前党在东北的工作，“首先是扩大游击运动与联合一切反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这些信件表明，王明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已经远比临时中央的博古等人进步许多。 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最重要的贡献是主持起草《八一宣言》。1935年7月25日—8月20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确定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会议期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经集体讨论、由王明执笔写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救国是每个中国人的首要任务，号召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一宣言》经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审议通过后，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于同年10月1日在巴黎《救国报》第10期正式对外发表。《八一宣言》先是在海外华人中产生很大的反响，随后在国内的上海、北平等大城市的知识分子等阶层中秘密传播，并为国民党上层所知，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爆发和抗日救国运动高潮的再度兴起，并引起蒋介石集团对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可能性的关注。与此同时，1935年11月中旬，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回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的张浩(林育英)，抵达瓦窑堡同张闻天等见面。12月13日，指挥取得直罗镇战役胜利回到瓦窑堡的毛泽东，听取张浩凭记忆口头传达的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精神[11]228。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7日召开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和统一战线问题，正式确定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战略任务。《八一宣言》对中国共产党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产生直接的推动作用。 从上述过程看，虽然王明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源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推动，虽然他对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条件下国内各阶级、阶层的变化缺少深入的科学分析，虽然他有过波动和起伏，虽然他还不能完全摆脱其教条主义思想体系和“左”倾思维惯势的束缚，虽然受客观条件的局限因缺少实践支撑而致使其相关主张在理论上存在缺陷，特别是没有如何实现由阶级斗争向民族战争转化的具体措施。但是，九一八事变后国际国内的风云际会，使得王明能够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提出在三个条件下与一切武装合作抗日，第一个提出“抗日救国的六大纲领”，第一个提出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他关于在东北地区放弃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主张，关于抗日救国是目前中国民众最中心最主要的问题的思想，关于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领导权和保持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独立性的见解，对于中共正式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具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对此，1937年12月12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认为：王明领导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政策的确定与发展上给了中央以极大的帮助”[12]19。 三、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王明和共产国际提出的上述正确主张怎么样才能够由号召而成为中共全党的共识并进而转化为实践呢？事实上，仅凭共产国际的一纸号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还很难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如前文所述，在总的路线方针仍是“左”倾教条主义居于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中共同十九路军、同冯玉祥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合作就不欢而散。②即使是在共产国际七大的明确指示和《八一宣言》的系统主张传到国内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坚持既往政治路线的博古在发言中，仍引经据典论证“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激烈反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13]371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之所以能够被中国共产党全党接受并最终实现，从根本上讲在于它顺应了中华民族共同抵御日本侵略挽救民族危亡这一时代潮流的要求；具体来说，主要归功于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国内的探索，归功于他们在实践中对抗日统一战线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共产国际和王明则继续赞襄其中，并在一些重要时间节点发出明确的指令和积极的建议。 第一，党中央为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作出重要铺垫。其一，自遵义会议起，中国共产党在独立自主地纠正“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同时，也开始纠正其政治路线。几乎与《八一宣言》正式发表同步，在长征抵达陕北伊始，毛泽东、张闻天和党中央就着手调整阶级政策。恰在这时，传来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精神。这与中共中央树立正确政治路线的方向和内容不谋而合，并提供了最有利的契机。也就是说，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切合中国共产党纠正“左”倾教条主义政治路线的步骤和要求。其二，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党内越来越多的同志对“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组织上和政治上的错误有了深刻的认识，而毛泽东和党中央在遵义会议后成功地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的事实，使得全党同志更加坚定地站在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方面。这成为中共适时转变政治路线、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的组织条件。其三，“九一八”事变以来，党中央和红军在抗击国民党军“围剿”的同时，也在思索和实践着抗日救亡问题。宁都起义、与19路军的停战协定、和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合作尝试、红七军团和红二十五军分别以“抗日先遣队”的名义进行战略转移，以及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等名义发出的诸多宣言和文件等，都是中共中央和广大红军将士贯彻“北上抗日”意愿的具体写照。在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之际，毛泽东针对张国焘关于红军主力西进的主张，明确提出红军主力北上川陕甘、迎接革命新高潮的思想。毛泽东之所以要采取这样的方针，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基于华北事变以来日本对华侵略的步步深入所造成的空前民族危机。他在6月2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就提出，要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放弃华北，这最能动员群众。稍后，他在同徐向前等的谈话中进一步明确，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就是为了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他们关于民族抗战问题的思索，实际成为国内的中国共产党人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思想条件。当然，共产国际和王明关于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诸多指示和相应的宣传鼓动，也是不容忽视的思想准备。 第二，党中央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理论化、系统化，正式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12月1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系统讨论，于25日通过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即瓦窑堡会议决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号召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战略。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等系统地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这主要是：其一，正确判断中国革命的新任务，毛泽东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是变中国为殖民地；我们的任务，是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完整的国家。”[7]152因此“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7]151。其二，从国内的实际出发，摆正国内战争与民族抗战的关系。1935年10月毛泽东率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苏区时，他和他的战友们一方面不得不同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及其所发动的全面“围剿”进行殊死的阶级搏斗；另一方面还要为抵抗日寇侵略做全民动员和准备，肩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责任。如果不战胜国民党军的“围剿”，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生存还都是疑问，何谈抗日？但如果不正视中日间的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这一严重现实，就会失去民众的支持，不仅难以战胜以“政府”名义来“进剿”的国民党军，而且，即使能够克服眼前的生存危机，也必然会失去领导神圣的民族抗战的资格。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没有像王明那样照搬共产国际所谓“推翻国民党卖国政府是顺利底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条件”，他明确指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这就初步明确了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的关系，把民族团结抗战摆在了第一位。③其三，毛泽东从分析敌我力量的对比和蕴藏在中国各阶层人民中的巨大潜力与积极性，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迫切性；进而分析了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并特别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危机时刻的动摇和转变，阐明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新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特别明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革命动力的变化，即：“革命的动力，基本上依然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则可能增加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其四，他从理论分析中得出：在半殖民地条件下，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触犯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时，中国地主买办阶级中的英美派“是有可能遵照其主子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毛泽东在阐述“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时进一步指出：“这个政府的成分将扩大到广泛的范围，不但那些只对民族革命有兴趣而对土地革命没有兴趣的人，可以参加，就是那些同欧美帝国主义有关系，不能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却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们，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参加。因此，这个政府的纲领，应当是以适合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个基本任务为原则。”[7]156其五，毛泽东明确指出：因为有了坚强的共产党和坚强的红军，还有了红军的根据地，“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7]157。 与毛泽东的上述系统理论相对照，《八一宣言》对中国各阶级、各党派的抗日态度，缺少具体深入的阶级分析；在肯定国内某些阶级、阶层和政治派别具有抗日要求时，并没有区别或者说是无视他们在坚定性上的差别；对民族资产阶级等力量的动摇性乃至反动性没有足够的重视；更没有对国民党当局及其所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参加抗战的可能性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因而使得《八一宣言》的口号和主张与国内的实际状况有一定程度上的脱节，显得失之于泛泛。 第三，党中央适时实现由“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政策转变。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把持着中央政权，掌握着中国最大多数的军队，对外是中国国家政府的代表。因此，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关系，是实现全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和关键，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标志。这个问题的解决得力于三个方面： 其一，从大的历史背景看，苏联和蒋介石政府都承受着日本侵略的严重威胁，双方都有合作抗日的强烈愿望。中共既与一个强大的苏联有相同的意识形态和通过共产国际建立的纽带联系，又从本国的利益出发采取坚决支持中国政府抗击日本侵略的政策，这不能不对蒋介石政府缓和与中共的关系发挥作用，而蒋介石政府对中共态度和行动的变化，是中共中央能否决心“联蒋抗日”的必要条件。 其二，王明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推动中共转变对蒋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35年10月29日，王明在给季米特洛夫的信中就分析了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转变政策的可能性，称已经有消息说蒋介石“确信共产党只是现在才真正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并想改变自己的战线，也就是同我们建立统一战线进行抗日斗争”[14]62。11月7日，王明在巴黎《救国报》发表《答反帝统一战线底反对者》中，第一次公开表明“联蒋抗日”的可能性，即所谓“如果他真正停止与红军作战，并掉转枪头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不但给他以向人民和国家赎罪的自新之路，而且准备与他及南京军队一起，在共同的一条战线上，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随后，王明于1936年1月间三次与受蒋介石委派的南京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进行接触，并在第一时间(1月23日)将蒋介石赞同中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和期望中共中央直接与其谈判的信息及其联系渠道等，写信告诉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同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所办的《救国时报》发表王明起草的《中国苏维埃主席毛泽东和外交人民委员长王稼祥最近谈话》，指出：“红军与蒋介石间能否成立协定，并不是决定于中国苏维埃政府，而是决定于蒋介石是否决心抗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在不分党派、不问过去关系，只求一致抗日这一主张上，决不保留任何例外，决不绝人自新之路。”7月22日，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上发言，批评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关于“抗日反蒋”的决议是错误的，当场得到季米特洛夫的首肯。会议责成王明等起草一份指示，这就是8月15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指示电。指示电强调决不能同时既反对日本侵略者又反对蒋介石，督促中共进一步修正政策，从而促使中共中央下决心实行“联蒋抗日”。 其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实践中认识并最终完成对蒋政策的转变。长征抵达陕北后，一直在国内率领红军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的毛泽东，虽然在理论上已经认识到国内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在对日态度上有可能发生转变，但是在行动上却因蒋介石顽固坚持反共、“剿”共，而针锋相对地执行“抗日反蒋”并重的方针。当时，国共两党先后通过四条渠道探讨合作抗日的可能性。1936年2月27日，通过宋庆龄介绍、受宋子文委托前往陕北的董健吾，和受上海地下党委派来汇报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等谈判情况的张子华，一同抵达瓦窑堡，带来蒋介石亦有和红军妥协共同抗日倾向的信息。这印证了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他事后指出：“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二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3]5763月4日，毛泽东更明确地转告董健吾：“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和明智的表现，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3]519等五项具体意见。4月9日，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又和彭德怀联名致电张闻天，重申“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讨日令”。同日，周恩来在延安同张学良会谈合作抗日问题时，张表示希望中共方面改变“反蒋抗日”政策为“联蒋抗日”，这也从一个侧面促进中共中央改变既往政策的决心。5月5日，毛泽东在著名的东征回师通电中进一步明确放弃“反蒋”口号，提出“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在接到共产国际8月15日的最新指示以后，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提得更为明确、更加具体。他“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和主要的对手”[3]568，“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3]573。8月25日，他亲自起草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倡议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9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 毛泽东关于此问题发展变化过程的链条是完整、清晰和连续的。反观早于毛泽东提出此主张的王明，对此问题却曾出现过反复。1936年2月24日的《救国时报》(第13、14期合刊)发表他撰写的社论《蒋介石竟自绝于国人》，号召全国人民在“抗日必须讨蒋”的旗帜下团结起来，让蒋介石受全国人民革命法庭的最后裁判。4月30日，他在《救国时报》又发表《怎样准备抗日？》，更明确地号召“不要再误信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准备抗日的欺骗宣传了，大家起来！共产党、苏维埃、红军和东北反日部队一起地赶快完成真正的抗日准备工作”。可见，王明对此问题曾有过不少于两个月的动摇和变化。还需要强调的是，和王明有所不同，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在实践上也已经采取一整套有效的措施和行动。他一方面在全党和全军中广泛地开展了统一战线思想的教育，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肃清了“左”倾关门主义的影响，号召全党都去做统一战线工作；另一方面他也不是一味地、无条件地求和，他指挥红军坚决粉碎国民党军的军事进攻，打破了蒋介石消灭红军和用军事力量压迫中共同意其收编红军的幻想。与此同时，毛泽东在领导全党为广泛建立下层统一战线而积极努力的同时，又以很大的精力亲自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尤为重视对东北军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的联系，经过耐心细致全面的统战工作，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形成“三位一体”的合作格局。这不仅保证了陕甘宁根据地的安全和发展，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毛泽东关于以西北的统一战线推动全国统一战线建立这一战略设想的实施。可以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已经独立自主地在国内探索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如果没有这些理论上的明确认识和组织上、行动上的准备，“联蒋抗日”是不可能由口号变为现实的。 第四，党中央采纳王明和共产国际的建议，确定国共合作的基本方针。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回南京标志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共内战的停止。但那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时间节点，最终的结局是由国共双方及国内各派力量的博弈所决定的，王明和共产国际也提出他们的建议。 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允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毛泽东语)。但是蒋介石由其阶级立场使然，刚刚离开西安抵达洛阳的蒋介石发表《对张杨的训词》，只字不提他在西安“以人格保证”作出的允诺。回到南京并扣押了张学良，又增兵潼关，使得国内形势骤然紧张。12月28日，毛泽东针锋相对地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指出：“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做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设使内战扩大，张杨长期禁锢蒋氏，则事变的进展徒然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7]247他警告说，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言必信，行必果”，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毛泽东认为，中共在西安事变之前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和平；事变和平解决之后的任务是巩固和平，而要巩固和平，就必须发展民主。 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十分担心来之不易的中国国内和平的局面，会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极力挑动内战的走狗在搞阴谋”以及中国共产党采取“错误的步骤”而不能持久。为此，共产国际于1937年1月19日致电中共中央，要求中共不要就蒋介石在西安的许诺大发议论，不要提出立即对日宣战要求，不要有分化蒋介石集团的企图，不宜强调同苏联结盟的口号。20日，王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报告中国最近的事态和中共的策略。会议提出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改变自己的方针：(一)将苏维埃政府改为人民革命政府；(二)将红军改为人民革命军；(三)仅在城市中心区保留苏维埃，并且不作为政权机构，而作为群众组织；(四)放弃普遍没收土地做法。并要求中共中央“极其认真地考虑和讨论这个问题”[14]273-274。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有保留地吸收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并根据国内的实际适当地予以修正，于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成为国共谈判的基础，也构成国共合作抗日的基础。 四、在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变异 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成分非常复杂。既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又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和地方实力派，以及台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中的广大爱国人士，更有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的各阶级和各阶层，既有合作抗日的共性，又有各自的个性，甚至存在着某些方面的根本对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分别代表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两翼，他们在抗战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即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还是只恢复到卢沟桥事变前的局面？在实行什么样的抗战路线，即是全面的抗战路线，还是片面的抗战路线？在采用什么样的战略战术，即是持久战，还是速决战？是游击战、运动战，还是正规战、阵地战？以及在抗战的外交、抗战时期的政治改革和战时的经济政策等诸多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上述问题上的分歧及其实行后的结果将直接关系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巩固与发展，决定着抗日战争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毛泽东当时就深刻地指出：“中国能否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15]364。对于如何处置上述问题上的分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与王明和共产国际的主张并不完全一致。这主要集中体现在如何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如何通过发挥其独立自主作用以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等问题上。 近十年来，一些学者引据王明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后关于保持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独立性问题的论述，指出过去的一些论著对“王明放弃党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指责有失公允”[16]。的确，如前所述，王明在1933年的《一二六指示信》中就提出保持中共的独立性和领导权问题。在他参与起草、校订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1936年8月15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进一步强调：“在政治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当是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其他组织在保持它们各自政治和组织完全独立的条件下，在共同抗日立场上的协商一致。”[14]241当时，王明本人还以“陈绍禹”发表署名文章，指出：“我们不仅一分钟也不应当允许减弱我们自己的共产党及其组织，而且特别应当用尽一切力量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党，更加保障党的纯洁和统一。”[17]保持党的独立性是中共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前提，也是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步性和能否巩固发展的必要条件。王明和共产国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建伊始就提醒注意这个问题，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在统一战线中独立性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就已提出，列宁在制定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提纲时进一步进行了阐述。共产国际的历任领导人都熟知这一原理，曾多次告诫中共。比如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国共关系问题的决议就强调：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但是，这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18]436我们不能无依据地妄言王明和共产国际在创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重申这一原理是泛泛而谈，但是，对于其针对性究竟如何，应联系相关问题及其具体措施进行分析。 第一，关于如何保持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性问题。王明和共产国际在1936年8月15日来电中对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决议关于“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的规定，进行了批评，强调“要有条不紊地做好征集党员的工作，特别是在国统区要加强这项工作，同时必须避免大规模地接受新党员的做法，只有那些优秀的经过考验的工人、农民和学生才能加入党的队伍。”来电还特别批评中共中央：“允许有产阶级的代表参加苏区的政权管理是不正确的，因为他们有可能从内部破坏我们的政权机关。”[14]242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认为：中国共产党过去领导红军为建立苏维埃而斗争，现在同是这些人，却要实行另一种新的政策。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含有使党和党的干部堕落，从思想上解除武装的危险性，并可能导致某种涣散”，“我们从这里纠正的可能性十分有限。为达到这一目的，需要有对国际形势很有研究的新人来帮助中共中央”。[12]3于是，王明和康生奉命从莫斯科回国，于1937年11月29日飞抵延安。一般地说，王明和共产国际的上述提醒与告诫是必要和及时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十分赞同，并认为保持共产党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是使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主共和国得到彻底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19]481但是深入分析看，王明和共产国际对中共注重思想建党和已经在实践中成功地解决了在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人口居多的情况下如何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经验，可能并无所知，他们的主张充斥着对中共独立自主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及其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怀疑；他们关于保持共产党独立性的主张侧重于强调保持党的纯洁性，反映出对中共领导层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藐视；他们的主张不仅表现出与其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上的矛盾，同时也反映出他们在究竟应如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偏颇和茫然。 第二，关于与保持党的独立性密切相关的领导权问题。王明和共产国际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在理论上是有警觉的。他在1936年7月25日发表文章指出：“必须反对那些实际上可以造成重复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等机会主义错误的倾向，这种错误的实质，就是……使共产党丧失独立性和使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变成民族资产阶级的尾巴。”[17]但是他在具体实践上却是脱节的，甚至是根本相悖的。王明回国前受到斯大林的接见，斯大林指示他们：“现在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最基本的是融入全民族的浪潮并参与领导。”[12]13王明回国后，受到毛泽东等的真诚欢迎。为了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9日至14日召开会议，王明做长篇发言，自称代表国际路线，是传达斯大林对于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和新见解。他指出：“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的问题，这是将来看力量的问题，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1]272在他的影响下，“十二月会议”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应该在共同的纲领下协同进行斗争，不应互相削弱，而相反应该互相帮助，共同领导和负责，虽然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无法消除但应尽量避免和缩小。”[12]55这样，实际就是搁置或者说是模糊了领导权问题，至多说只是采用了斯大林提出的“参与领导。”王明的发言造成不少与会者转而检讨自己的所谓“错误”，毛泽东后来说他当时非常孤立。关于这次会议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冲击，在张闻天起草的关于这次会议情况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可以得到反映：“此次政治局一致地接受了国际的指示，检查了过去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一些经验教训，纠正了实际工作中的某些偏向，使统一战线政策有了新的发展。”[9]450会后，王明率中共代表团到武汉同国民党谈判，公开发表一些不恰当的言论和文章。他从执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关于缓解苏联因受东西方法西斯两面进攻压力的旨意出发，过于看重和强调国民党军队、蒋介石政权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为密切同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他无视统一战线中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否认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原则区别，反对毛泽东关于在统一战线中有左、中、右三种不同政治集团的划分，认为只有抗日与降日的区分。因此，他不讲斗争，只讲联合。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无视独立自主原则，无条件地贯彻共产国际“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他把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完全对立起来，认为强调阶级斗争可能会导致统一战线破裂。 与王明等相比，毛泽东在理论上对此问题的认识更为透彻。在中共中央刚刚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初，他就对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的企图，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方向与分化等问题，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旗帜鲜明地向全党提出：“是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15]362他这个时期有一个鲜明的观点，即阶级投降主义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毛泽东告诫全党：在我们和资产阶级分裂的时候，容易发生“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在和资产阶级合作的时候，容易发生右倾错误。他提醒全党注意在肃清“左”倾关门主义影响的同时，防止右倾投降主义的蔓延。在实践中，毛泽东把理论上的清醒认识贯彻始终。1937年3月12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时指出：谈判的方针，无疑是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合作的方向，而不是无产阶级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如果这样，我们便要失去信仰。同年5月，他在苏区党的代表会议上，又针对党内同志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把持全国政权，共产党的力量不居支配地位而产生的对争夺领导权问题的疑惑，进一步阐述了实现无产阶级政治领导任务的四条具体的原则，即：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奋斗目标；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成为实现奋斗目标的模范；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与同盟者建立联盟；共产党队伍的发展、坚强和思想统一。毛泽东深刻总结中共历史上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和遵义会议前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极大损失的教训，在抗战发动之初就提出对统一战线中的大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随后，又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他根据各阶级对抗战的态度，把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阶级和各阶层分为左、中、右三个集团。其中，他认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右翼集团，“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他们一方面害怕战争对他们财产的破坏，另一方面害怕民众起来。他们中间有些人暂时地加入民族统一战线，是被迫的、勉强的。“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15]396在八年全国抗战的实际斗争中，毛泽东运用“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打退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掀起的三次反共高潮。从而有力地贯彻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扼制了国民党方面的投降、分裂势头，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与统一。 第三，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抗战路线问题。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性和领导权，其根本目的是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究竟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抗战路线和相应的战略方针呢？在这个问题上，王明的主张也源于斯大林和苏联。斯大林认为中共及其武装力量对于抗击日本的强大侵略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他曾明确告诫即将出任驻华军事总顾问的崔可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要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还显得弱。要把群众争取到自己一边来需要时间，很难说。”“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蒋介石可以轻而易举地联合日本人去反对共产党。共产党却不可能联合日本人。蒋介石可以从美国和英国得到援助。毛泽东只要不背叛共产主义运动，就永远得不到这些国家的支持。”[20]45因此，他把牵制日本的希望主要寄托于南京国民政府。这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在如何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等方面，与中共诸多分歧的根源所在。和斯大林亦步亦趋，王明忽视人民群众在抗日战争中的主体地位，批评毛泽东等对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指责。他在“十二月会议”上提出“过去提出国民党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要动员广大人民来帮助抗战，不要提得那么尖锐，使人害怕”；关于动员群众问题，王明强调“一定要争得合法，到国民党去立案，市党部来参加，利用合法来组织群众”，“现在中国需要统一的群众组织，不要分裂群众组织，在抗战条件下不怕国民党限制”[1]273；在军事战略上，王明也强调统一指挥，轻视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蔑视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战略，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主导的正规战。[21]他认为：“没有统一的国防军和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不能战胜日本。”[1]271与此相关，王明照搬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国红军是农民武装，工人比例很小，中共最重要的任务是把工人阶级置于自己影响之下，“以某种形式依靠国统区以及上海、广州和中国其他中心大城市的工人阶级”[12]2的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现时大多数干部，是在国内战争中教育和锻炼出来的，其中许多人社会出身是农民……很多干部完全缺乏在没有苏维埃和红军的区域内进行群众工作的经验，甚至有些人连大城市中工人运动的一般概念也没有”[22]。他们的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脱离中国实际的“城市中心论”在抗日战争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因为忽视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意义和轻视敌后游击战争的作用，在国民党正面战场接连溃败、大片国土沦陷、国民党军抗战乏力、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王明的幻想就破灭了，他们的主张也彻底成为空谈。 和王明不同，毛泽东始终把独立自主作为自己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与出发点。他在1936年7月16日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明确指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主要依靠全体中国人民的联合作战。全面抗战爆发后，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完全不同于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全面抗战路线，确定了持久战的总战略和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着眼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采用“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不奏”等方式冲破国民党的军令、政令束缚，放手发动群众，壮大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采用“敌进我进”的方针深入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大规模抗日游击战争。他在《论新阶段》中明确指出：“在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存在着许多优良条件，利于我们组织坚持长期的广大的战争，去反对占领城市的敌人，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长期战争中逐渐生长自己力量，变化敌我形势，再配合之以世界的变动，就能把敌人驱逐出去而恢复城市。”[23]397毛泽东虽然没有将抗战时期开辟敌后根据地比照为农村包围城市，但在其一整套的战略战术和政策措施中，实际蕴涵和运用了红色政权的理论和思想，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抗日战争条件下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新实践和新发展。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先后开辟了大小19块敌后抗日根据地，收复沦陷区100万平方公里，解放沦陷区人口达1亿；党直接领导下人民抗日武装发展到130万人，八年间共歼灭日军52万余人，从1938年到1945年间分别牵制58.8%到75%不等的侵华日军和90%以上的伪军；敌后战场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逐渐成为抗击日寇的主战场，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强领导核心，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历史证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是有效地坚持和捍卫了无产阶级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如果不是有效地坚持和贯彻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如果不是有效地坚决执行了全面抗战路线，而是像共产国际和王明所主张的那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毛泽东更认同的口号是“一切服从抗战”)，听任蒋介石国民党的统一指挥，将中共仅存的五万多人民抗日武装集中使用打正规战，而不是分散到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那么，就不会有人民军队的壮大和敌后根据地的开辟，全国的抗战就会因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而陷于失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会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动摇和日寇的诱降而瓦解，等待中国人民的将是“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毛泽东语)。 综上所述，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有一个从漠视到倡导，再由推动到变异的变化过程，画了一条奇特的弧线。我们必须承认王明为之投入极大的热情和努力乃至智慧，必须承认他所发挥的作用远远超出他所担任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责范围，必须承认他作为首倡者所起的重要推动作用(在前期甚至可以说是领导作用)，必须承认他主观上也是要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贯彻始终并通过它使中国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但是，在实际上他却留下很多的遗憾。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党际、国际和国内的风云变幻，给王明开了个历史的玩笑。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症结，恰如毛泽东在回答师哲询问时所评价的那样：他“对自己的事(指中国的问题——引者注)考虑得太少，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24]263。他不懂得毛泽东在1930年就明确的一个基本观点：“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7]115 ①即《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9月20日)，有很多论者认为此文就是王明起草的，但他自己说是博古或李竹声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9月22日)和《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9月30日)等。 ②王明1936年1月29日在《救国时报》发表《论上海反日战争的教训》，承认一年前在一二八抗战期间，“因为我们党的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工、农、兵、学、商联合’的口号是不能容许的，因此采取了不正确的立场，以致真正广大的反日统一战线没有建立起来”。 ③此前的口号至多是主张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抗战结合起来，《八一宣言》对此问题也没有明确的改变。参见《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1933年1月1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6辑，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507页。标签：王明论文;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文; 统一战线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毛泽东论文; 武装论文; 第三国际论文; 大日本帝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