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民与张学良关系述论：1931-1936，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论文,张学良论文,胡汉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96年西安事变，张学良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学术界对促成张学良思想转变的主客观原因已有较深入与广泛的探讨，笔者在阅读史料时又有新的发现——当时以“抗日反蒋”为主张的胡汉民等人曾与张学良有着较密切的接触，对其言行产生过一定影响（注：笔者所阅史料为藏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以下简称“往来函电稿”），其基本内容见拙作《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介绍》，〔台湾〕《近代中国》第121期（1997年）。杨天石研究员曾以“往来函电稿”中的部分函电，写成《张学良与胡汉民——胡汉民晚年往来函电考释之二》一文（载《海外访史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考察1932年12月至1934年初的张胡关系。本文在立意及分析角度方面均有不同，且考察胡、张关系的时段更长，所引资料更多。）。同时，胡汉民对张学良的态度从视若仇寇转而积极争取，最后结成盟友，可谓一波三折，也反映出复杂时局下国民党内人际关系演变的某些特质。
在此，笔者即从胡汉民的视角出发，以新史料为线索，将胡汉民与张学良等人的关系作一概述。
一、激烈反张时期
尚难以确定胡汉民与张学良最初发生直接关系的具体时间，但所能查到的资料显示，胡汉民早先对张学良的印象似乎一直不佳。胡汉民较注重国民党的党内伦理，强调党员在党的历史与对党贡献。张学良在国民党内的历史极短，其党内地位完全是在特殊形势下取得的。其父是奉系首领，与国民党为敌多时，年轻的张学良1928年底“东北易帜”时才率众归入国民党阵营，胡汉民似乎始终不认同于张的地位，对其能力更持疑问。“东北易帜”后，张学良仍留东北，与胡接触的机会很少。
1929年，中东路事件发生，更强化了胡对张学良的看法，他认为，“收回中东路是一件极端卤莽可笑的事”，造成那么被动的结果，完全是张学良等人瞒着中央政府“在那里瞎干”（注：胡汉民：《论中日直接交涉》，《三民主义月刊》第二卷第五期（1933年11月），第23页。）。次年，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与阎冯桂相持不下，东北军的态度成为关键，双方都以高官厚禄拉拢张学良。蒋介石委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却遭到胡汉民的坚决反对。胡汉民的理由是“顾惜国家名器”：“我不是反对汉卿，是爱护汉卿，尤其是爱惜国家名器。”（注：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二卷第六期（1933年12月），第119页。）他的潜台词就是张学良无资格无能力出任该职务。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胡汉民正被蒋介石软禁，对时局并不完全熟悉，但他毫不犹豫地将矛头指向张学良，提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一夜之间，失地数千里，事后又倡为不抵抗主义之说，应即由政府明令撤职，严重处分。”（注：胡汉民：《论中日直接交涉》，《三民主义月刊》第二卷第五期（1933年11月），第25页。）以上事实，均出自胡汉民1933年的回忆，考虑到此时胡与张的关系已在改善，用词方面会有所顾忌，更可见胡汉民此前对张素无好感。
胡汉民在刚南下香港确定反蒋策略时，认为张学良与蒋介石系同一集团，张的地位完全是由于蒋介石抬捧的结果，张会坚决执行蒋的政策，故胡确定了类似“清君侧”的策略，一度将打击张作为反蒋的手段。在民族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张学良背负着丧失东北与“不抵抗主义”的罪名，是十分显著的靶子。
1932年元旦，与两广关系密切的孙科组成“责任内阁”，胡汉民多次为其出谋划策，在1月14日的电报中，胡汉民向陷入困境的孙科建议：“以抗日案起冯去张，除某之奥援；以剿共案划分若干军队属何，分某之实力；以均权案多用忠实同志于各执行部，改造某原有之局面，则大势可定矣。”（注：胡汉民致孙科电（1932年1月14日），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往来函电稿”第23册，第49件。原件无编号，册、件编号系笔者整理时所加。有些函电无具体时间。）其中，“冯”为冯玉祥；“张”指张学良；“某”指蒋介石；“何”指何应钦。这里，胡汉民把“去张”当作孤立蒋介石，除其“奥援”的重要手段。孙科从自身考虑，对“去张”策略不以为然，主张从缓。他在复胡汉民电报中称：“至反对张学良一节，在此全国抗日紧张之际，时效已过，似不必多此一举。”（注：胡汉民致陈融转李宗仁陈济棠电（1932年2月11日），“往来函电稿”第25册，第3件。）胡汉民再次去电，列出张学良对孙科的“不恭之词”，促孙“再虑之”，下定“去张”决心：“张（学良）四面拉拢，维宙之表示恐不足恃。观其致弟等元电，竟云要政尽弛，演成从来未有之现象，则其不怀好意可知。且对日绝交，而张不去，谁与我抗日？”（注：胡汉民致孙科电（1932年1月17日），“往来函电稿”第23册，第43件。）这里，“去张”已成为维持孙科内阁与抗日的前提。
不久，胡汉民等又得到情报称，蒋介石要把全国划为四个防区，“第一黄河以北，张（学良）为司令长官，徐（永昌）副；第二河以南江以北，蒋（中正）正韩（复榘）副；第三江以南及闽浙，何（应钦）正（陈）铭枢副；第四两广，陈（济棠）正白（崇禧）副；而川湘滇黔赣鄂陕豫作总预备队。”胡汉民分析判断，蒋如此安排居心险恶，“以此庇张（张学良）、排冯（玉祥）、抬何（应钦）、制陈（铭枢），分拆西南，离间李（宗仁）白（崇禧）”（注：胡汉民致刘庐隐何世桢陈群电（1932年2月10日），“往来函电稿”第21册，第102件。）。他希望孙科及在上海的刘庐隐等人揭穿蒋的用心，引导各地坚决反对，尤以“反对蒋等庇护信任不抵抗之小张为最有名”（注：胡汉民致孙科电（1932年1月17日）“往来函电稿”第21册，第98件。）。
二、拉拢联络
胡汉民坚定的反张态度并未坚持多久。首先是西南并不具备通过政潮扳倒张学良的条件。其次是汪精卫离开两广的立场，与蒋介石形成联合的局面，使胡汉民等对其憎恨不已，将矛头更多地移向了汪精卫；而更重要的则是张学良与蒋介石的疏离。
胡汉民曾派出陈中孚到北方考察形势，联络各方，包括寻找对付张学良的办法。陈中孚考察后向胡报告，要在北方策动大局，非除去张学良不可，而除张学良之策在于分化其部下，张“已不抵抗而坐失辽宁，复苟安于平、津，不自奋振，部属之离心离德久矣，略事点缀，呼叱可举。”（注：陈中孚致胡汉民函，“往来函电稿”第40册，第56件。）陈中孚所谓的“略事点缀”，是指用金钱收买，这使胡汉民感到困难，他的回答是：“倒张拨款为数大，请定进行步骤，俾向粤详商决定。”（注：胡汉民致陈中孚刘庐隐何世桢陈群电，“往来函电稿”第23册，第65件。）当时粤方经费捉襟见肘，根本无法专拨巨款用于倒张。
1932年年中，张学良与汪精卫间发生龃龉，一时水火不容，致汪精卫一度甚至转而求援于西南。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暖昧态度心怀不满，有渐行渐远之趋势，他开始与北方的非蒋势力接触。10月间，有人向胡汉民报告，“张（学良）近感受自身危险，非联韩（复榘）、宋（哲元）不能自存，华北有急转之下之势。”（注：何世桢任援道致胡汉民电（1932年10月4日），“往来函电稿”第21册，第67件。）张学良的代表何世礼持函到香港见胡汉民，胡提出联合的基本条件：“汉卿须能先披露蒋过去一切不抵抗之密谋，同时以抗日讨蒋为职帜，方有办法。”（注：胡汉民电稿（收件人不详），“往来函电稿”第21册，第65件。）并要求张学良在韩复榘与刘珍年对山东的争夺中，支持韩复榘，使张纳入北方反蒋联盟中。胡托何带给张的复信如下：
月前何世礼兄来港，获诵手书并聆缕述近旨，至以为慰。目前要务首在对日抗战，国际形势转佳，日寇之侵略亦必加甚。惟能对日抗战，庶能运用此国际现势，进求独立。今举国人民咸属望于兄能振衰起靡，御盛张之寇，保障华北，收复失地。幸兄毋以大言忽之，自救救国端在此举。盼有以慰国人之望。何世礼兄北返，即嘱代白近意，即希详察。（注：胡汉民致张学良函，“往来函电稿”，第3册，第23件。）
这是目前所见胡汉民与张学良间的第一次通信，其内容虽大而化之，但双方的切实的联络由此建立起来。此后，胡汉民对张学良的态度明显转变，提出“张诚能决心抗日倒蒋助韩，当改变原有方针，进商一切”（注：胡汉民电稿（收件人不详），“往来函电稿”，第22册，第55件。）。
1933年初，侵占东北的日军南侵，先后攻占榆关与热河，时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的张学良再次成为舆论攻击的焦点。3月上旬，蒋介石决定让张学良去职，使他再次成为替罪羊。在此前后，张学良与西南的联络密切起来。还在2月初，张学良的秘书陈言即电告西南，东北军“抗日决心上下一致，迫切待援，盼人接洽。”（注：胡汉民致陈中孚电（1933年2月2日），“往来函电稿”第28册，第2件。）胡汉民再派陈中孚带给张的亲笔信北上，“先观察真相，以备应付。”胡函如下：
汉卿我兄惠鉴：
自榆关陷落，即得陈言同志来电，谓兄已决心抵抗，顾荏苒经月，未见有实际之表现。弟谓日之于中国，其侵略方式为蚕食而非鲸吞，故经一度之攻城略地，即出之以延宕和缓之手段，巧为解脱，使当局受其愚蒙，国联被其欺骗，而日人之计乃大售。苟不能窥破此点，积极抵抗，并进而收复换地，则日人本此政策进行，华北终必沦亡，中国且为日有。兄前以不抵抗而丧失东北，兹又以不抵抗而丧失榆关，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虽云负最终之责任者当别有人在，顾兄身当其任，究何以自解于国人？纵不为个人计，独不为数万万人民之身家性命计耶？西南同志持抗日剿共之旨，戮力经年，限于地域，效命无所，然所以期望于兄者至极殷厚，切盼毅然决然，先求华北将领步调一致，振奋一心与日抗战，使中国不至自此而亡，则绵薄所及，必当力为应援也。兹以陈中孚同志北上之便，顺致拳拳，尚希审察而笃行之。专此。即颂
近祺
000 入七月四日（注：胡汉民致张学良函，“往来函电稿”第3册，第40件。此信末所署“入七月四日”。但该年4月张即出国，时间与内容显然冲突。前引杨天石文中认定写作时间为“2月4日”较接近，唯不知根据为何。）
信中，既有对日本侵华阴谋与不抗日危险的分析，又有对张个人的规劝，尤其是“兄前以不抵抗而丧失东北，兹又以不抵抗而丧失榆关，……虽云负最终之责任者当别有人在，顾兄身当其任，究何以自解于国人？”等句，更是直指张的痛处，希望用激将法促其奋起。
张学良接见了陈中孚，并写信托陈带回：
展堂先生伟鉴：
违教驰企，适陈君仲孚莅平，藉聆宏旨，承于近日抗日之举关注至殷，兼示力赐赞助。高怀至谊，佩感极深。良以不才，遭值多难，只思少裨艰局，庸敢计及一身。御侮决心，誓当不二，所有一切情形，统浼仲孚兄代为罄陈，尚祈时锡明教，于精神物质两方面并予惠赐鼎助，俾得循率兼利进行。引睇崇标，曷胜盼荷。专上。敬颂
勋绥
张学良再拜 二月二十五日（注：张学良致胡汉民函（2月25日），“往来函电稿”第36册，第1件。）
复信中“御侮决心，誓当不二”等语，透露出的信息是，张基本上接受了胡的意见。值得注意的是，陈中孚在向胡复命时，特地提到，“附汉卿函一封，及密码电本一册”（注：陈中孚致胡汉民函（2月9日），“往来函电稿”，第40册，第55件。）。更可见张学良希望与西南建立秘密联系，双方的关系已非同一般。
3月4日，胡汉民致信陈济棠、萧佛成、邹鲁等，分析北方反蒋抗日形势，商讨策略。胡指出，阎锡山与西北军旧部可以信赖，对东北军“苟善加运用，从同殆无疑义”。他建议在北方建立“以抗日救国为名”的军事组织，其成员“须笼罩鹿（钟麟）、韩（复榘）、阎、冯及东北各旧部”（注：胡汉民致陈济棠萧佛成邹鲁李宗仁邓泽如刘庐隐函（3月4日），“往来函电稿”第3册，第41件。）。可见到此时，西南对张学良的态度仍无把握。
三、松散结盟
从蒋的阵营中争取到张学良，是胡汉民与西南在联络北方实力派努力中最重要的成果。张学良下野后，先到上海并对外表示了出国的意向。胡汉民担心张远行后影响力大减，北方刚燃起的希望之光又要熄灭。胡于3月下旬派在上海的何世桢面见张学良，对张的遭遇表示慰问，同时劝阻其出国的念头。胡并有一函致张：
自热河沦陷，吾兄去职，华北局面日趋混纯。兄典军东北，久历岁时，今为人所乘，有怀莫白，闻将有远适异国之意。弟以为个人权力为轻，党国安危为重。恝然远行似非其时，即不得已而行，亦须力策善后，挽回危局。是非所在，天下不乏同情，此间同人正具决心，为兄后盾也。兹遣何思毅同志趋陈近意，至盼延洽（注：胡汉民致张学良函（3月25日），“往来函电稿”第3册，第52件。前引杨天石文中称“胡汉民派何世桢（思毅）持函赶到上海，劝阻张学良出洋。”实际上何世桢等人长期在上海活动。）。
对此，张学良虽在4月8日复信称，“高谊殷隆，曷胜感奋”（注：张学良致胡汉民函（4月8日），“往来函电稿”第36册，第2件。）。然而，张复信后的第三天，4月11日即离沪出国，显然未接受胡的建议。
据陈言于4月13日致张学良电报，“（胡）展公对钧座倍极关切，过港时颇欲一晤。陈伯南、李德邻均派代表到港欢迎，何东爵士并为筹备行辕，拟请钧座在港小住。西南诸公盛谊可感。”（注：陈言致胡汉民转张学良电（4月13日），“往来函电稿”第24册，第34件。）然而，张学良一行出国途中并未在香港停留。日本对张学良出游的动向十分关注，外交官不断将情报传回日本国内。据日方情报，张“外游途中，在香港的陈济棠、李宗仁等邀请他出任抗日反蒋的西南联盟党首，均被谢绝”（注：“张学良下野游欧及其他动态”，载周毅等主编：《张学良文集》（上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652页。）。大概即指张未留港。
1933年底，张学良决定返国，并将行程通知了万福麟等东北军将领和胡汉民（注：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55页。）。陈言也受张学良之命先期抵香港，与胡汉民等接洽。胡汉民一面写信给陈济棠、李宗仁、邹鲁等实力派人物，希望他们对陈言广泛联络，“延接而指导之。”一面派刘显丞（又作“显臣”）持函往远赴新加坡迎接张学良。其函称：“闻兄东归，至为欣慰。显丞兄前来相迓，并将于国内政情有所陈述，藉备参证。因嘱奉候兴居。弟意种种，兄可并询之，能得其详也。”（注：胡汉民致张学良函（1933年12月22日），“往来函电稿”第6册，第55件。）
1934年1月6日，张学良乘船抵达香港。胡汉民的女儿胡木兰及秘书王养冲前往欢迎，并引导其与胡汉民见面（注：王养冲教授回忆，张学良下船见胡汉民时，双手举着写有“我有罪”的纸。（1999年2月1日访问王养冲教授记录。））。胡汉民于9日在给上海的何世桢、任援道的电报中提及会谈内容：
张有进步，对弟表示亦好，惟必赴沪不知何意，或须与宋子文接洽。渠谓宁闽相攻，总是日与共党之利，故积极使拥护吾人主张，消极使妨止宁闽争斗，或可做到，视其到沪后环境如何。（注：胡汉民致何思毅任援道电（1934年1月9日），“往来函电稿”第24册，第79件。）
从中可以看出，张胡个人关系已相当好，对一些问题也有共识，但仍是各有打算，胡汉民期望张能“拥护吾人主张”，至少也能呼应两广的主张，制止南京进攻福建的十九路军。而见面的象征意义很大，它首次对外公开了张与西南的关系，甚至日本的情报也特别提到这次会面。张学良不得不有所掩饰，对外宣称见面只是出于“答礼”（注：前引《张学良文集》（上卷），第656页。）。为进一步联络，张学良北上时陈言仍滞留西南。不久，陈言北返，胡汉民派刘显丞偕行，并有致张学良函如下：
汉卿先生惠鉴：
在港晤叙甚慰。北行后维起居佳胜为颂。报载宁闽之战，据此间确讯不如京方宣传之甚。两粤以闽有辅车之势，虽闽中措施悖谬，而济困扶危于义不能坐视，故于保存十九路军全力并办理善后各事，经在积极布置中。至对大局主张亦断不以环境之转移而有所移易也。国事至此，有救亡之责者不当狃于目前小利，惟宜彻底做去，则中国庶有可为，想存绝续之间，先生必能熟之。陈言同志北返，因浼显丞兄偕行，经已略述近意，维详询而审察之。顺颂
勋祺
二十三、一、十二（注：胡汉民致张学良函（1934年1月12日），“往来函电稿”第7册，第15件。）
此时，刘显丞成为胡汉民与张学良间的联络人，他在上海的活动似有较大的成效。胡汉民在2月底致陈融信中，转述刘显丞的报告，并提出日后对张联络的意见：
刘显○（丞）自沪归，言阎、韩各派其兄弟到，与小张深相结纳，小张已下决心，为将来北方之主动，目前仍与汪、蒋敷衍，免其猜忌，其计划须与两广互为呼应，故嘱刘归，谒商当局，如我人之主张仍前不变，则东北当密派军事代表来粤切商。且谓蓝衣社四布，电报通函皆所不便，渠之见刘，乃夜半得在一外国家中，事有端倪，仍嘱刘返沪密商也。请兄密呈伯南兄，看作何应付。弟意我人此时宜厚结广西，而密与北方联络，沉机观变，如伯兄意亦谓然，弟当令刘秘密上省，以备伯兄面询一切。此时即海兄处亦不必使知。（注：胡汉民致陈融函，“往来函电稿”第12册，第10件。）
伯南兄，指陈济棠；海兄，指邹鲁。看来，张学良已下定决心有所动作，与西南军事合作。然而，西南方面则对联张的意见并未一致。陈济棠能否有实际动作值得怀疑，而胡似乎还有意避着密友邹鲁。反映两广立场的《中兴报》在有关报道中，用“张学狼”代指张学良，引起萧佛成的震怒，要报社方面“将主稿人撤去”（注：陈融致胡汉民函，“往来函电稿”第31册，第15件。）。
张学良3月初接受蒋介石委任，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而陈济棠的反蒋态度仍不积极。故胡汉民决定促成反蒋较坚决的桂系与张学良的军事合作。他在致陈融信中提到自己的打算：“以某兄（指陈济棠）态度推之，不为戎首或事势使然，故宜以此事暗推桂为前方，而为后盾。……我已嘱刘○臣可即与小张切商军事之联络。小张就剿匪职，其部队将来必调长江上下游，此点利害参半。利在与南方联络，而害在易被分割分化也。”（注：胡汉民致陈融函，“往来函电稿”第12册，第11件。）
胡汉民已将东北军纳入了反蒋军事联盟。信中所谓“利害参半”的分析，正是基于整个反蒋计划而言。张学良回国初期，是与胡汉民关系最密切的一段时间。当时胡汉民甚至考虑在东北军中建立“新国民党”的组织，提出“平津应立即成立政治分会、军事委员会，其委员由中央任命之，秉承中央，就近指导设计整个抗日讨蒋行动方案，其委员均由中央任命之。”（注：胡汉民批注，“往来函电稿”，第22册，第52件。）这里的“中央”是指“新国民党”的“中央”。
胡汉民这一阶段的主要政治诉求是抗日反蒋，他先认为张学良对日不抵抗，亲近蒋介石，故坚决反对。其后张在抗日方面屡有表示，尤其是他与蒋之间出现裂痕与矛盾时，胡便积极拉拢。胡对张由反对到结盟的转变，政治理念的契合中，也掺杂着胡为推倒蒋介石联合一切力量的策略考虑。1934年下半年起胡汉民等人对陈济棠的不满与日俱增，作为反蒋主体的两广始终没有实质性的动作，与张学良的联络似平淡起来。代表西南在北方从事联络的傅觉民在一份报告中提到了张学良的处境与担忧：“张之表示亦甚同情，惟在无具体计画，切实保障。以前对南京诸多顾虑，不敢显然表明态度，尤虑无充分援助，不敢轻于尝试，如能代解以上困难，似易使就范，因蒋张之间已渐发生裂痕。”（注：傅觉民致胡汉民函（2月17日），“往来函电稿”第37册，第30件。）然而，张学良与西南的合作并未完全停止，1935年8月初，有人告诉阎锡山：“张汉卿已与西南同意，至此时张电蒋（介石）同引要求下野，再由西南政会留张逐蒋。”（注：徐永昌日记（1935年8月3日），《徐永昌日记》（第三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296页。）
目前所能见到的胡汉民最后与张学良的直接联系，是他于1936年1月21日回国后致张学良电报：“尊电敬悉，汉民皓日抵港，辱承关念，特谢。”（注：胡汉民致张学良电（1936年1月21日），“往来函电稿”第26册，第69件。）几个月后，胡汉民病逝于广州。
如前所述，两广与胡汉民的最终目的，是争取张学良加入其抗日反蒋的联盟。终及胡汉民去世，两广为主体的联盟并未有实际的行动，因而很难测定两广争取张种种努力的直接功效。那么，究竟该如何评定胡汉民等人工作的成效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或许可以将考察的时间拉得更长一点，范围更广一点。在张学良方面，与胡汉民及两广的联络，是其九一八事变后探求自保及救国之路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西安事变发生于胡汉民过世半年之后，没有直接证据说明张、杨发动西安事变与此前胡汉民对他们的争取有必然关系（有意思的是，胡汉民与西安事变的另一策动者杨虎城也长期保持着联系，策动其抗日反蒋。“往来函电稿”中胡汉民与杨虎城间有6件往来函电，其中胡至杨4件，杨致胡2件）。但胡汉民等人坚定的抗日态度，应该对他们有正面影响。西南的反蒋立场，也有利于改变他们对蒋介石原有的看法。这些都隐约地体现在西安事变时提出的逼蒋抗日的基本策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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