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对外战略思想及核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论文,战略论文,思想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印度独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其对外战略思想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如果说，尼赫鲁政府时期的对外政策更加注重道义和政治力量的话，那么，尼赫鲁以后的多届政府则更加强调实力和武力的作用；如果说前者的对外政策在追求国家自身利益的过程中较多理想主义色彩的话，那么，后者则更加强调以现实主义的对外政策去实现国家利益。印度核政策的演变，即从和平的核政策到爆炸核装置最后公开走上核武器化的道路，就是这种对外战略思想变化的集中体现。
尼赫鲁时期的对外战略思想
印度独立以后，尼赫鲁出任政府总理，同时兼任外交部长。在其执政期间，印度的对外战略思想大体上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点：第一，大国思想；第二，不结盟；第三，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第四，非暴力；第五，英印政府的“遗产”。
（一）大国思想
长期的反抗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促进了印度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和形成。而民族主义意识进而又使那些领导运动的民族精英们萌发出印度要成为世界大国的思想。印度的政治领袖和战略精英们深信，印度幅员广阔、人口众多、自然资源丰富、其独特而悠久的文明远播亚洲许多国家，因此，印度命中注定将成为世界上第三或第四位的大国。它未来的国际地位将与美国、苏联和中国相提并论。早在独立之前，尼赫鲁就在其《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憧憬了印度未来的大国地位。独立以后，尼赫鲁在许多演讲中都表白了印度对大国地位的追求。他在一次阐述印度对外政策的演讲中说道：“我可以理解欧洲和亚洲某些较小的国家为形势所迫屈从于某些大国。因为出于无奈而在实际上成为那些大国的卫星国。强加于它们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致于它们无法选择。但我们不是弱小或中庸国家的公民。……如果某个军事大国攻击我们，我们无疑会受到伤害，对此我不能自欺欺人。然而过去我们终究在民族运动中反对过最强大的世界大国之一。”（注：1948年3月8日的讲话，载India's Foreign Policy,New Delhi Publication Division,1960,p,32.）
在尼赫鲁时期，印度的大国思想明显表现为它以第三世界领袖自居的心态。印度前外交秘书J·N·迪克西特分析了印度产生这种心态的政治—文化原因：第一，在亚洲、非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印度是第一个赢得独立的国家。印度对这些国家的积极支持对它们的独立和解放作出了贡献；第二，亚洲许多国家的文化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印度应被视为亚洲社会文化基础的源头。因此它的领导地位自然也应当之无愧（注：参见J·N·Dixit,Across Borders:50 Years of India's Foreign Policy,Thomson Press LTD,1998,p,21.）。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对世界大国地位的追求始终是印度最基本的对外战略思想，也可以说它已经成了印度的国家战略目标。但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思想方面，印度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尼赫鲁时期，印度对大国地位的追求主要表现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尼赫鲁更注重在世界上树立道义上的大国形象。而在尼赫鲁去世以后的年代里，依靠军事实力实现大国地位观念已经成了对外战略的主流思想。
（二）不结盟
不结盟是尼赫鲁亲自制定的政策，它反映了尼赫鲁时期最重要的对外战略思想。美苏冷战初期，美国曾拉拢印度加入西方国家的阵营，但是印度从自己的民族利益出发，没有接受美国的建议，而坚决地选择了不加入任何军事集团的不结盟政策。为此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斥责尼赫鲁的不结盟政策为“不道德”。印度选择不结盟政策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现实主义的明智选择。即使是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瓦解之后，印度仍然没有放弃这种主张。
尼赫鲁当时采取不结盟政策有其多方面的考虑。
第一，印度的目标是“做一个有声有色的世界大国”，而不愿“扮演二流角色”，更不想沦为大国的附庸而失去对外政策的独立自主权。此外，不结盟政策也包含着印度希望通过道义和政治的力量，在两大敌对阵营之外发展第三种力量，以此确立印度在第三世界国家中领导角色的愿望。
第二，印度不完全倒向一方则可以为自己的对外政策留有更大的活动空间。1947年12月，尼赫鲁在印度制宪议会中讲到：“如果有一场大战，我们没有任何特殊的理由跳进去。尽管在当今的世界战争中保持中立有困难，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做到，我们就决不加入战争。一旦必须作出选择时， 我们将加入对我们有利的一方。 ”（注：参见
Jaswant Singh,Defending India,Macmilan Press LTD,1999,P.47.）印度著名的战略家K ·苏布拉马尼亚姆的解释是：“不结盟的实质是根据国家利益自由作出选择”（注：K·Subramanyam,Introduction to
Jaswant Singh,Defending India,Macmilan Press LTD,1999.）。
第三，为自己争取一个安全的战略环境。尼赫鲁认为美苏两大阵营的“相互角逐对印度免受一切攻击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证”（注：Harish Kapur,India's Foreign Policy 1947- 92:Shadows and Substance,p.23,Sage Publications 1994.）。 印度只要置身于两大集团的对抗 之外，就能够在全球的范围内为自己营造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
第四，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印度国内（包括国大党内部）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左派与右派的尖锐对立，选择不结盟的“中间道路”不仅更容易为不同的政治派别和广大的民众所接受，而且对国大党政府的执政地位更为有利。但是即使如此，尼赫鲁政府的不结盟政策当时还是遭到了来自左派和右派两方面的反对。左派谴责这种政策是讨好帝国主义，右派则认为它不现实和反西方。直到60年代中期以后，不结盟政策才在各种政治派别中达成普遍的共识。
（三）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不难理解，在这个曾经遭受了近200 年西方殖民主义统治屈辱的国家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思想有着广泛的社会思想基础。早在1928年，国大党在其加尔各答年会上通过的一项决议中就宣布：“印度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是整个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一部分，国大党决定与其他也在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和人民建立联系，并决心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注：转引自J·N· Dixit,Across Borders:50 Years of India's Foreign Policy,ThomsonPress LTD,1998,p,15.）在领导民族独立的运动中，国大党对其他遭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奴役的亚非国家自然也给予了同情和支持。例如，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国大党曾组织了抵制日货的活动，还派遣了以柯隶华医生率领的援华医疗队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尼赫鲁本人也曾在1939年访问了中国，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建立了联系。
印度独立前后，国大党政府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旗帜，呼吁世界和平，强调亚洲团结和亚非合作。这些政策反映了尼赫鲁时期印度对外战略思想中强调道义的理想主义色彩。在这方面尼赫鲁本人深受近代著名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斯瓦米·维韦卡南达和圣雄甘地的影响。维韦卡南达曾反复强调，印度在世界上的未来角色是“和平的使者，是创建公正和道德世界秩序的催化剂”（注：转引自 J· N· Dixit ,Across Borders:50 Years of India's Foreign Policy,ThomsonPress LTD,1998,p,17.）。印度前总理库马尔·古吉拉尔 （当时任外交部长）1996年 3月在美国国会外交关系委员会上的演说中讲到，“任何对印度对外政策的讨论，都要从圣雄甘地的贡献开始，是他在我们的生活中注入了建立在道义和价值基础上的政治。这不单纯是策略，而且是历届印度政府处理国际关系的行为准则。”（注： Stephen PhilipCohen,Indian Perspectives on War,Peace, and InternationalOrder,Paper for the Summer Workshop on Defence,Technology and Cooperative Security in South Asia.）
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印度把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的亚非国家看作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联合力量。自1946年至60年代初期，印度对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东南亚和非洲国家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给予了政治上和物质上的支持。1947年3月， 印度在新德里召开了亚洲关系会议；1955年与印度尼西亚共同召集了亚非会议。中印关系也曾经历过一个“蜜月”时期。1950年印度承认了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共产主义国家。此后，印度始终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54年与中国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印度在50年代的对外政策顺应了广大亚非国家要求民族独立的世界潮流，因而普遍获得第三世界国家的响应和支持，印度也因此赢得了较高的国际声誉。这为以后“印度领导不结盟运动的全球战略奠定了基础”（注：ib.）。
（四）非暴力思想
在印度这个笃信宗教的国度里，非暴力和宽容的思想有着深厚的宗教文化渊源和社会思想基础。圣雄甘地在领导民族独立运动的过程中，利用非暴力思想发动了大规模的抵制英国殖民统治的群众运动。印度的独立使得政治家们更加相信道义和非暴力的力量。甘地曾讲到，“我呼吁印度实践非暴力并不是因为印度虚弱，而是因为我彻底意识到了非暴力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实现不需要训练或征集武器。”（注：J· N ·Dixit,Across Borders:50 Years of India's Foreign Policy,Thomson Press LTD,1998,p,17.）甘地主张“如果印度证明可以通过非暴力手段得到新生，印度决不想要一支庞大的陆军和一支同样庞大的海军和空军。作为战争工具，它们将被发现是没有用处的。”（注：陈平生主编：《印度军事思想研究》第3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
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对尼赫鲁政府的国防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尼赫鲁执政时期，印度始终把军事力量的发展置于次要的地位。其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始终保持在2%左右的低水平。据报道， 当印度的第一任陆军总司令向尼赫鲁提交陆军的发展计划时，尼赫鲁表示，印度“不需要国防计划，我们的政策是非暴力。我们看不到任何军事威胁， ……警察就足可以满足我们的安全需要了”（ 注： JaswantSingh,Defending India,Macmilan PressLTD,1999,P.45.）。
尼赫鲁政府把国家军事能力的发展置于次要的地位，除了受甘地的非暴力思想的影响之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
第一，当时印度国内面临着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印巴分治给刚刚独立的印度在政治和经济上带来非常严重的困难。尼赫鲁政府面临的首要的、最迫切的任务是安置几百万难民以及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经济。为此，尼赫鲁政府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工业化战略，实行了先经济后国防的政策。
第二，对全球和地区安全形势的估计。尼赫鲁认为不结盟政策将使印度得以避免卷入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和冲突，从而可以为自己赢得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在地区问题上，尼赫鲁的最初政策是想通过外交的手段解决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争端。1947～1948年印巴之间爆发了第一次战争之后，印度首先把克什米尔问题提交到联合国，表明了印度当时解决印巴冲突的立场。
（五）英国殖民主义者的“遗产”
独立后的印度政府在接收了英国殖民统治者和平移交的国家权力的同时，也自然地继承了过去“主人”留下的“遗产”，其中包括与中国的非法疆界以及为英属印度设计的安全战略构想。印度的政治家们自信可以继承英国在南亚的地位和权力（注：J·N·Dixit,Across Borders:50 Years of India's Foreign Policy,Thomson Press LTD,1998,p,20.）。正是这些“遗产”，后来成为中印交恶乃至交战的根源。
英国殖民统治者为印度制定的地区安全战略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把南亚次大陆的邻国看成是印度安全体系的组成部分；二是把阿富汗和西藏作为防范俄国和中国势力南下的缓冲区。基于这种安全战略，独立后的印度于1949年和1950年先后与不丹、尼泊尔和锡金这三个喜马拉雅山王国重新签订了条约，建立起防范中国的喜马拉雅安全体系。但是印度建立西藏缓冲区的构想却因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而遭到破灭。
印度对解放军进入西藏感到极大的不安和关切，但在当时既无财力，又无军力的情况下，尼赫鲁政府不得不在西藏问题上放弃与中国对立的立场。他在议会中表示，“我们正在放弃我们实际上无法掌握而事实上已经失去的东西”，面对这种已经改变而又极为脆弱的地缘政治环境，印度所能实行的只能是“通过对华友好来实现国防”（注： HarishKapur,India's Foreign Policy 1947-92:Shadows and Substance,pp.23-24,Sage Publications 1994.）。1954年4 月印度与中国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放弃了从英国殖民政府继承下来的特权，明确承认了中国对西藏拥有的主权。然而，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印度却采取了非常僵硬的立场。尼赫鲁政府实行的不断蚕食中国领土的“前进政策”，终于挑起了1962年那场本来可以避免的边境战争。
对外战略思想的转变：走向“实力对实力”的政策
印度在中印边境战争中遭到“耻辱的失败”之后，圣雄甘地和尼赫鲁思想的权威和影响迅速低落。印度国内舆论谴责尼赫鲁对巴基斯坦和中国的政策太软弱，把战争的失败归咎于尼赫鲁低估了武力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在今天的印度，政治精英们对尼赫鲁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国防政策的批评几乎随处可见。有的批评尼赫鲁的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政策过于理想主义化和不切实际（注：参见J·N·Dixit,Across Borders:50 Years of India's Foreign Policy,Thomson Press LTD,1998.）；有的则谴责尼赫鲁以其个人的道义和伦理牺牲了国家利益的现实（注：参见Jaswant Singh,Defending India,Macmilan PressLTD,1999,P.43.）。
中印边境战争之后，印度又与巴基斯坦发生了两次战争。频繁的战争和国内暴力事件的增多，使印度走上了发展军事力量的道路。1962年之后，印度进入紧急备战时期，5 年中迅速组建了旨在与中国和巴基斯坦作战的11个山地师，空军由25个中队增加到46 个中队， 军队人数从1962年的51万迅速增加到1965年的90万，国防开支则由29亿卢比猛增至100多亿卢比（注：见Jasjit Singh,Defence India in the
21st Century:Issues of Affordability and Credibility, Strategic Analysis,October 1996.）。虽然印度自1971年以后没有出现过战事，但其军事实力却在不断扩张。美国著名的南亚学者斯蒂芬·科恩教授认为，印度在中印边境战争中所遭到的“耻辱的失败”“教训了整整一代印度人，……从那时起，印度在心理上已经成了军事化的国家”。尼赫鲁去世后的几届国大党政府总理“英·甘地、拉·甘地和纳拉辛哈·拉奥尽管讲的是理想主义的语言，但实行的都是现实主义主导的对外政策。”（注：Stephen Philip Cohen,Indian Perspectives on War,Peace, and International Order,Paper for the Summer Workshop on Defence,Technology and Cooperative Security in Sonth Asia.）
80年代以来，在印度政坛上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和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色彩的右翼政治力量不断上升，这些政党的观点和主张对印度的对外战略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印度人民党及其盟党国民志愿团极力推行的观点是，印度是一个弱国，并且正在受到威胁，为此印度必须实行“实力尊重实力”的现实主义政策。他们认为圣雄甘地和尼赫鲁强调印度教的道义和精神方面偏离了印度教的正道。他们现在需要纠正这种过失，复归印度教的准则。印度人民党在其1991年的竞选宣言中主张，印度应当建造一支足能控制从新加坡到亚丁湾整个印度洋的舰队，军队应当武装上“核牙齿”，不管经济上有多大的困难，印度都要继续建立强大的、现代化的军事力量（注：Sandy Gordon ,India's Rise to Pow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Beyond,St.Martin's Press,1995,p. 388.）。 该党的一名官员在核武器问题上说到：“我们不想被讹诈和被当作东方黑人一样对待。核武器将给予我们威望、权力和地位。当我们拥有核弹的时候，印度人就会挺起腰板走路，理直气壮地讲话。”（注：The Nuclear Risk Shifts to South Asia,The New York Times,31 January 1993.）
在当今的印度，持这种实力政策主张的并非仅限于印度教的极端主义者，而是广泛地存在于印度新兴的中产阶级之中，“在印度的智囊机构、军界、学术界和新闻界都是一股新兴的力量”（注： Stephen Philip Cohen, IndianPerspectives on War, Peace, and International Order,Paper for the Summer Workshop on Defence,Technology and Cooperative Security in Sonth Asia.）。例如，1989年9月， 印度退休海军上将奈雅尔在美国全球战略委员会论证的演讲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在甘地忽视实力的40年之后，国家意识到，当今的世界不幸还是军事实力说了算。”（注：Sandy Gordon,India's Rise to Pow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Beyond,St.Martin's Press,1995,p.202.）负责导弹计划、后来负责核计划的印度国防与开发组织的高级国防官员阿布杜尔·卡拉姆更为直截了当地说，“弱小并不令人尊重，因此我们必须强大。”（注：对阿布杜尔·卡拉姆的采访报道，载India Today,15 June 1989.）
印度国内的民众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实力至上”思想在当今印度已经成了一种普遍性的主流思想。印度1974年爆炸了核装置之后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国内90%的人宣称为此感到自豪并认为印度的国际声望提高了（注：Chris Smith:Security,Soverrignty and NuclearWeapons in South Asia,p.16.）。1995年12 月《今日印度》杂志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62%的人赞成印度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68%的人主张只有五个核大国放弃核武器时，印度才能放弃。1998年5 月的核试验后，《今日印度》在12个城市对1635名18岁以上不同性别和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进行了民意测验。其结果是，87%的人赞成核试验，86%的人赞成核武器化。
印度核政策的转变
（一）尼赫鲁时期的和平核政策
印度是世界上最早利用原子能的发展中国家。尼赫鲁在担任总理期间曾多次表示印度要和平利用原子能，反对发展核武器。1948年4月4日，尼赫鲁在印度制宪会议的辩论中明确讲道，印度发展原子能是为了和平使用的目的，而不是用于战争（注：B·M·Jain,Nuclear Politicsin South Asia,in Search of an Alternative Paradigm,p.53.Ravat Publications,1994.）。1957年1月，他在主持阿普萨拉核反应堆建成仪式的讲话中说：“无论发生了什么，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将永远不会把原子能用于罪恶的目的。”（注：Sekhar Ghosh, Dynamics of Nuclear Arms Control:Case of the CTBT,India Quarterly,1996,No.4.）当年7月，尼赫鲁又在印度人民院重申：“我们没有兴趣而且将来也不会制造原子弹，即使我们有能力这样做。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把原子能用于毁灭的目的。……我希望这是未来所有政府的政策，无论是谁当政。”（注：Quated in Brochure "National
Nuclear Energy Program",Lok Sabha Secretariat,1985,p.57,in B·M·Jain,Nuclear Politics in South Asia,in Search of
an Alternative Paradigm,p.57,Ravat Publications,1994.）在国际上，印度从50年代中期开始积极呼吁停止核武器试验。1954年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的讲话中呼吁举行禁止和消除核武器的国际谈判并建议在此之前通过一项协定停止核试验。
（二）冠以“和平目的”的核试验
60年代中期，印度的和平核政策开始改变。1964年中国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对印度来说无疑是继1962年印度战败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冲击。在当时议会的激烈辩论中，印度的现任总理瓦杰帕伊断言：“对原子弹的回答就是原子弹，别无其他。”（注：Manoj Joshi, Nuclear Shock Waves,India Taday,May 25,1998.）1965年， 继任尼赫鲁总理的巴哈杜尔·夏斯特里批准了进行地下核爆炸的计划。这就是1974年印度在博克兰地区第一次核试验的开端。
1974年的核试验之后，印度声称那是一颗“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装置。印度当时之所以这样宣布有其处心积虑的目的：一是可以避免遭致西方国家的制裁；二是避免改变自己的和平核形象而影响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声望；三是避免给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制造借口；四是在国内对发展核武器尚有争议的情况下，减少所冒的风险；另外还可以不违背对加拿大援建反应堆时所作的和平利用核能的承诺。一些印度的分析家认为，这次核试验的主要目的是向世界表明印度已经掌握了核技术，具备了生产核武器的能力。因为英·甘地相信，印度因此就会受到大国的尊重，印度的国际地位和声望也会提高。据报道，英·甘地政府在爆炸了一颗核装置之后还曾计划进行几次核试验，但由于害怕美国报复而被迫放弃了（注：India Today,May 25,1998,p.28.）。
（三）走向核武器化
80年代以来，印度国内舆论对是否发展核武器的问题虽然仍有争论，但主张发展核武器的呼声显然已经占了上风。1983年出版的《印度的安全》一书集中反映了当时印度人的思想。印度的安全专家们在分析了印度的核战略环境后指出：“印度位于（美、中、苏）三个核大国相互作用的交叉路口，与此同时，巴基斯坦正在竭力获得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因此印度需要认真地重新审查其不发展核武器的政策。”（注：U· S · Bajpai edt.India's Security,p.65, Lancers Publications,1983.）此外，该书还以中国为例， 认为印度只有发展核武器才能像中国一样受到西方大国的重视和尊重。书中写道：“当今国际政治的格言是实力……尼克松和基辛格为他们去北京忏悔朝觐之行辩护时，提醒了这样的事实：一个拥有8 亿人口和武装了核武器的国家是不能被忽视的。当中国弱小时，它的领空被经常侵犯，领海被故意超越，合法权益也被否认。一旦它显示了核能力，承认便随之而至。中国的经验对所有的发展中大国都是历史经验，也是印度该好好考虑的时候了。”（注： U· S· Bajpai edt.India's Security,p.65,LancersPublications,1983.）
如果说80年代印度国内主张公开发展核武器的声音还比较温和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以来，主张发展核武器的声音则越来越强烈，对政府的保留核选择政策的批评也越来越多。有些防务专家指出，印度的核政策“已经成了缺陷和失败的混合物”（注： B· M· Jain, NuclearPolitics in South Asia,in Search of an Alternative Paradigm,p.53,Ravat Publications,1994.）。“现在是印度作出抉择而不能再是骑墙观望的时候了，要么公开实行核计划，接受西方社会很可能实行的经济制裁，要么向前进签署《核不扩散条约》。传统的保留核选择政策既不能威慑中国，也不能威慑暗中进行核武器计划的巴基斯坦。追求核武器可能是为了取得大国地位。如果印度因为缺乏经济影响而不能获得西方尊重的话，它可能会通过展示核武器获得这样的尊重。” （注：Raju·G·C·Thomas,Democracy,Security,and Development in India,p.158,St.Martin's Press New York,1996.）就在印度人民党政府进行核试验的几个月前，印度著名的安全战略专家、一直鼓吹印度应当发展核武器的K·苏布拉马尼亚姆则更为直截了当地向政府建议， “如果印度打算扮演一个全球的角色和避免战争，那么它就应当发展最低的威慑力量，拥有适当数量的核弹头和2500～3000公里射程的导弹。”（注：K·Subramanyam,In Search Security after the Cold War,WorldAffairs,Octorber-December 1997.）苏布拉马尼亚姆认为， 21世纪，全球将出现以美国、中国、日本、欧盟和印度形成的多极力量中心。印度只要“保持最低的核威慑，防止核威胁，就必定成为全球性的角色，必定成为多极中心的一极。然后印度才能将其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国家的经济、技术、社会和政治发展上。最低的核威慑为这样做提供了保护，邓小平的中国即是如此。”（注：见K·Subramanyam,Nuclear Indiain Global Politics,World Affairs,July-September 1998.）
上述舆论得到了印度主要政党的支持并对印度公开进行核武器试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印度，可能除了左派政党之外，其他主要政党都赞成核试验，区别是只有印度人民党将其公开写进了竞选宣言。据报道，自90年代以来，几乎每届政府都做了核试验的准备。“拉奥政府曾于1995年和1996年两次决定试验，但最终都因国际压力而被迫取消。”（注：India Today,May 25,1998,p.28.）1998年3月印度人民党上台执政，5月便在48小时内连续进行了5次核试验，随后宣布印度为核武器国家。值得提到的是，印度1974年核试验的代号是“佛陀微笑”，而为这次核试验则意味深长地取名为“实力”。它代表了今后印度在国际政治中的战略思想趋向。
为了实现其最低限度的可靠的核威慑目标，印度今后将会毫不犹豫地继续走核武器化的道路。印度安全顾问委员会最近提出的核理论构想明确表示，印度要建立强大的陆基、海上和空中三位一体的最低的可靠的核威慑力量。有的印度防务专家提出，建立可靠的核威慑，并不仅仅是核武器的数量，关键在于核武器的质量和报复能力，因此印度不需要建立大规模的核武库，两位数或低三位数的核武器就可以满足印度的核威慑力（注：K·Subramanyam,Nuclear India in Global Politics,World Affairs,July-September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