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出版业考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版业论文,南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宋代出版文化的研究，从百年前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开篇，王国维继起，之后张秀民、宿白有个别讨论，长期处于冷寂状态，缺乏深入讨论。近一二十年才有了较大改观，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相关研究有了较大推进。在目前相关的200余篇论文中，把“南宋”列题来考察的，不过10余篇。大都把两宋作为一个整体来做共同的考察，进行长时段的概括，且往往以北宋涵盖南宋，又以南宋顶替北宋，所谓的两宋文化特色有的实际只为北宋或南宋所有，并不贯穿两宋。就是北宋，也是缺少作历史顺序的考察。至少在北宋前期，出版并未见发达。洪迈(1123—1202年)曾说：“国初承五季乱离之后，所在书籍印板至少。”①北宋名臣韩琦(1008—1075年)“少年时家贫，学书无纸……时印板书绝少，文字皆是手写”。②宋前期出版业的兴起，主要表现在官方出版的迅速发展：(1)大量刊刻儒家经典；(2)大规模雕印大藏经；(3)开始编印大书。私家出版的材料在目前见到的文献中极为稀少，说明此时私家出版尚未兴起。大概要到仁宗时期，私家出版才迅速发展，古文家穆修倡导韩、柳古文不遗余力，“晚年得《柳宗元集》，募工镂板，印数百帙，携入京相国寺，设肆鬻之。”③时为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2年)。“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寺东门大街皆是幞头腰带、书籍冠朵铺席。”④对于相国寺书市，当时人还有不少记载，⑤可知相国寺书市的图书内容相当丰富，各类图书应有尽有，是文人学士购求图书的最佳去处。可惜可考的汴京书铺仅有穆修、荣六郎两家。⑥苏轼后来说：“近岁市人转相募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⑦可见仁宗年间私家出版出现蓬勃兴起的势头。但“治平以前，犹禁擅镌，必须申请国子监，熙宁后方尽驰此禁”。⑧此后，宋代的出版业才开始了持续的兴旺发达，并得以形成南宋出版业的繁盛。可见，长时段、尤其是通贯两宋的考察，不能真正把握南宋的脉络和特点，难以做到复原历史真相的目的。
学界对于宋代出版的研究，目前还停留在定性分析阶段，缺少数量的分析，这固然是受制于宋版书佚失严重，十不存一，但也不能不说是我们功夫下得不够。我们对于宋代实际刻过什么书、刻书的数量难以把握，但至少对现存宋版书应该如数家珍。其实不然，除了沈治宏《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⑨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宋人总集叙录》、严绍璗《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⑩对集部书下了功夫外，只有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对宋代刻本数量有个说法：“估计宋代刻本当有数万部。明权相严嵩被抄家时，中有宋板书籍六千八百五十三部。传至今日，国内外所存不过一千部左右，内今台湾约存二百部，又多为残本或复本。”(11)这个数字无疑过于保守，日本阿布隆一考查了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等地所藏宋版书，日本藏有890多部，620版种；中国大陆有1500多部，1000多版种；中国台湾有840部，500多版种(不包括大藏经之类文献)。此外，俄、德、英、美等也有少量宋版书。(12)对于我们来说，应该能够编出一部《现存宋版书目录》(含覆刻本)，但由于宋版书佚失严重，十不存一，仅用现存书目来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再加上文献中记录的宋版书，这样来研究宋代出版文化，可能会是另一种气象。由于笔者的宋版书数据库还未完成，因而本文尚无法采用新的数据来阐述南宋出版业的发展。好在张秀民、宿白、李致忠、曹之、祝尚书、顾志兴、徐学林、方彦寿、张宏生、王岚、周宝荣、杨玲、杨青、张丽娟、程有庆等的成果，可以让我们对南宋出版文化有一个大致的印象。
南宋出版产业持续兴旺，出版文化高度繁荣，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一、官府、私家、民间三大出版系统各领风骚
从现存南宋刻本书籍，可以看出南宋中央和地方官府、书坊、书院、寺院和家塾等都从事雕版印刷，刊刻了众多书籍。现在学界讲宋代的刻书机构，一般都沿袭版本学的说法，分为官刻、私刻和坊刻三大系统。尽管李致忠早就将宋代的刻书机构，按其投资和经营的性质分为官刻、私刻和民间刻三大系统。(13)杨玲《宋刻研究》已采纳官刻、私刻和民间刻三大系统的分类，但她说：“许多编辑出版史专著，如姚福申的《中国编辑史》、方厚枢的《中国出版史话》等均把宋时的编辑出版业分为官、民、私三大系统，而这又与宋代刻书业的三大系统基本一致。”(14)则与事实不符。(15)《宋刻研究》随文注释例举的姚福申《中国编辑史》，并没有把出版业分为政府主办与民营出版业，而是专节论述“宋代的官刻、家刻与坊刻”，(16)目前学界仍然普遍坚持官刻、私刻和坊刻三大系统的说法，既有的观念根深蒂固，要改过来其实很难。
(一)官府出版业
官府出版业是指政府各级机关的刻书业。中央各殿、院、监、司、局；地方各州(府、军)县、各路茶盐司、安抚司、提刑司、转运司、漕司、公使库、仓台、计台；各州学、府学、军学、郡斋、郡庠、学宫、黉宫、学舍，各县县斋、县学等机关单位，大多有出版行为，这些用公帑投资所刻之书，通常称为官刻本。
1、国子监
国子监在北宋不仅镂版颁行了正经正史，还校刻了类书、医书、算书等子部书和文选等。刻书事业极其辉煌。靖康之乱，金兵破宋，汴京失守，国子监所藏书籍版片被劫掠一空。
宋高宗绍兴三年六月丁未诏：“驻跸所在学置国子监。”(17)南宋国子监既是最高教育机关，又兼事刻书，是中央政府刻书的主要机构。绍兴中期局势稍定，朝廷就开始了刻印经籍的工作。《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监本书籍者，绍兴末年所刊也。国家艰难以来，固未暇及。九年九月，张彦实待制为尚书郎，始请下诸道州学，取旧监本书籍，镂板颁行。从之。然所取诸书多残缺，故胄监刊六经无《礼记》，正史无《汉》、《唐》。二十一年五月，辅臣复以为言，上谓秦益公曰：‘监中其它阙书，亦令次第镂板，虽重有所费，盖不惜也。’由是经籍复全。”(18)绍兴年间的刊印，是以北宋监本为底本，而由临安府或各州郡承担镂板刊刻；洪迈《容斋续笔》云：“绍兴中，分命两淮、江东转运司刻三史板。”(19)确实，《史记》为淮南漕司所刊，《汉书》、《后汉书》为江东漕司所刊，《三国志》为衢州所刊，南北朝七史为临安府所刊。(20)而经部书，则有可能如魏了翁《六经正误·序》所说，“南渡草创，则仅尽取板籍于江南诸州”，直接使用江南地方政府的现成书版印刷颁行而已，“与京师承平(即北宋时)监本大有径庭，与潭、抚、闽、蜀诸本互为异同，而监本之误为甚。”(21)
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三月，诏令各级考试，“并试刑法，令国子监印造《礼部韵略》、《刑统律文》、《绍兴敕令格式》，并从官给。”(22)
国子监还校刻医书，“(绍兴)六年(1136年)正月四日，置药局四所，其一曰和剂局。十八年(1148年)闰八月二十三日，改熟药所为太平惠民局。二十一年(1151年)十二月十七日，以监本药方颁诸路。”(23)所述“监本”即《太平惠民和剂局方》。(24)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八月十五日，昭庆军永宣致仕王继先上重加校定《大观证类本草》书，诏令秘书省官修润迄，付国子监刊行。”(25)
南宋国子监刻书的数量，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引各书中有关宋代监本书籍的材料，共考出两宋监本170部，其中北宋112部，南宋58部。而据《西湖书院重整书目》，南宋末，国子监中有书名可考的书版有100多种。(26)南宋灭亡后，国子监书板皆归入西湖书院，仍用于印书。(27)
2、中央其他机构
除国子监刻书之外，南宋中央一些机关部门也刻书，如秘书省、国史院、左廊司局、修内司以及太医局等。
(1)秘书省：绍兴元年(1131年)重建秘书省，“掌凡邦国经籍图书、常条祝版之事。”(28)秘书省也刻书。如：“淳熙五年(1178年)九月十四日，有旨，秘书省见印到《中兴馆阁书目》，内将二十部进入，余给赐前日赴坐官每员一部。”(29)隶秘书省的太史局，“掌测验天文，考定历法。凡日月、星辰、风云、气候、祥眚之事，日具所占以闻。岁颁历于天下，则预造进呈。”“其别局有……印历所，掌雕印历书。”(30)
(2)国史院：如建炎元年(1127年)“诏宣仁圣烈皇后保佑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奸臣怀私，诬蔑圣德。著在史册。可令国史院差官摭实刊修，播告天下。”(31)
(3)左廊司局：尚书省隶属的左廊司局曾于淳熙三年(1176年)刻印过《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此书卷末有题记：“淳熙三年四月十七日，左廊司局内曹掌典秦玉祯奏闻：《壁经》、《春秋》、《左传》、《国语》、《史记》等书，多为蠹鱼伤牍，不敢备进上览，奉敕用枣木椒纸，各十部，四月九日进览。监造臣曹栋校梓，司局臣郭庆验牍。”(32)
(4)修内司：《齐东野语》载：“《混成集》，修内司所刊本，巨帙百余。古今歌词之谱，靡不备具。只大曲一类凡数百解，他可知矣，然有谱无词者居半。”(33)修内司为将作监所属单位，“掌宫城、太庙缮修之事。”(34)不知为何刻与本职不相关的乐谱。《绍兴校定本草》，“医官王继先等奉诏撰。绍兴二十九年上之，刻板修内司。每药为数语辨说，浅俚无高论。”(35)
(5)太医局：宋宁宗嘉定年间刻《小儿卫生总微论方》。(36)
3、地方机构
南宋地方官府刻书的地域范围广、刻书单位多、刻书内容丰富。据前人著录和现存传本，南宋地方各类官署如茶盐司、漕司、转运司、计台司、提刑司，以及各州学、军学、郡学、县学都有刻书。州县政府刻书在东南一带尤为普遍。(37)南宋学者王明清说：“近年所至郡府多刊文籍”，(38)可见当时刻书风气之盛。一些地方官在公务之余，往往同属吏以校雠刻书为美绩，南宋诗人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与理学家朱熹、张栻等人，在各处做官时都刻过书。洪迈刊行《万首唐人绝句》，而受到宋孝宗“转秩赐金帛”的厚奖，(39)因此更鼓励大家刻书。由于地方官府用公帑投资，所以都属于官刻书。地方官府刻书是南宋书籍出版的主要力量。杨青《南宋官府对刻书业的管理》曾以《书林清话》中所载南宋地方官府机构所刻书籍为依据，以刻本书籍的类别(用四部分类)、种数为经，以刊印书籍的地点为纬，编制了一个表格，从中可以一窥南宋各时期的地方官府刻书的大体状况。(40)作者的思路是对的，用《书林清话》的记载也便于完成这项统计，其实在目前来说，我们完全可以做得更好，如果利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来做这个统计表，得出的结论肯定更令人信服。杨玲《宋刻研究》，利用既有的各种地方官府刻书资料，大体罗列介绍了各路使司、公使库、州(府、军)县、州(府、军)郡、县学刻本的情况。(41)顾志兴《浙江出版史研究——中唐五代两宋时期》、(42)江澄波等编《江苏刻书》、(43)杜信孚、漆身起《江西历代刻书》、(44)杨晏平《宋代江西的刻书》、(45)谢永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46)方彦寿《建阳刻书史》等，(47)对于各地地方官府出版资料的搜集和研究，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南宋地方官府出版资料。因为笔者现一时提供不了新的研究成果，这里就略而不述，仅就公使库为例稍作阐述。
4、公使库
公使库最初是“太祖既废藩镇，命士人典州，天下忻便，于是置公使库，使遇过客，必馆置供馈，欲使人无旅寓之叹……承平时，士大夫造朝，不赍粮，节用者犹有余以还家。归途礼数如前，但少损”。(48)《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公使库者，诸道监、帅司及州、军、边县与戎帅皆有之。盖祖宗时，以前代牧伯皆敛于民，以佐厨传，是以制公使钱以给其费，惧及民也。然正赐钱不多，而著令许收遗利，以此州郡得以自恣。若帅、宪等司，则又有抚养、备边等库，开抵当、卖熟药，无所不为，其实以助公使耳。”(49)
公使库的主要任务是接待过往官员，专供公使厨传。“厨传”是饮食住行的总称，公使库不仅要为公使提供饮食住行的方便，还要承担其所需的一切费用，其职能大体相当于今天政府官办的宾馆或招待所。(50)公使库的本职是接待来往的官吏，但往往设有印书局刻印书籍，刻书的经费来源于节余的款项和专款，公使库利用刻书积累了不少资金，反过来又促进了刻书事业继续发展，公使库成为地方官刻的主要机构。台州太守唐仲友利用职权之私，放出因伪造会子而入台州监狱的刻工蒋辉。(51)当时和蒋辉一起为台州公使库刊刻《荀子》的刻工还有李忠、吴亮、宋林、王定、叶裕、林俊、徐通、金华、陈岳、僖华、王震、周优、周珣、周言、徐逵、陈显、林桧、周安等18人。(52)蒋辉能伪造纸币会子，可见其技术之精。
公使库刻书的数量究竟有多少，现在已经不得而知，曹之、杨玲都曾整理过公使库刻印书籍概况，大家请参阅。笔者这里只是要指出，在这些公使库刻本中，属于北宋的只有两种：嘉祐四年(1059年)苏州公使库刻《杜工部集》二十卷、元符元年(1098年)苏州公使库刻《吴郡国经续记》三卷，其他都是南宋刻本。虽然公使库在北宋初年就已设立，但其刻书或许是与整个宋代社会书籍市场的形成和壮大同步的，因而主要是在南宋时期刻书多，现在所知的南宋有吉州、明州、沅州、舒州、抚州、春陵、台州、信州、泉州、鄂州、婺州、平江、两浙东路茶盐司等公使库刻过书。更多的公使库是否刻过书，由于文献无证，已经不得而知了。笔者的这个猜测由于公使库刻书的全貌已经不能复原，可能只能作为猜测存在而无法得到证实。
(二)私家出版业
私家出版是指私家和个人出资校刻图书，包括私宅、家塾和书棚、书坊、书肆、书籍铺等，通常称为家刻或坊刻。书坊是古代卖书兼刻书的店铺，是一种具有商业性质的私人出版发行单位，古代称书肆，后来也被称作书林、书堂、书棚、书铺或书籍铺、经籍铺和书坊。其实以往版本学上刻意与坊刻分列的“私刻”，除了标有“某家塾”、“某宅”等字样外，与坊刻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本文就把它们归为一类。
宋代私家刻书的规模有很大发展，地域分布广阔，刻印数量也大。有些书坊专门接受委托雕印业务，刻印和售卖书籍。有的书坊拥有自己的刻工和印刷工匠，并聘人编辑新书，印刷出售。还有的坊肆主人本身就是藏书家，而且兼事编撰、刻印、售卖业务，集编撰、出版、发行于一坊一肆之中。
书坊刻书内容十分广泛，所刻既有文人学子必需的字书小学、经史文集，也有供平民日常应用的农桑医算、类书便览。其中的诗歌、小说、评话等民间通俗文学作品有很高的文学和史料价值。杭州中瓦子街张家书铺出版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现存宋人平话小说中最早的刻本。
(三)民间出版业
民间出版介于官府出版与私家出版之间，它们所刻书的投资有的既非公帑，亦非个人私家之钱，而是靠民间集体的力量集资刻书，如某些寺院、道观、祠堂等，用募捐或家族积累所刻的书，书院刻书也应该归于这个系统。宋代书院基本属于私学，即使官办书院也多依赖民力。书院性质决定书院刻本与官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而更接近于民间刻书。
二、出版业分布大部分地域，形成了杭州、福建、四川三大出版中心
宋代的刻书出版业，适应着政治和文化的需要，伴随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逐渐兴盛发达起来，出现了许多刻书机构、单位和个人，刻书地点遍及全国。宿白《南宋的雕版印刷》，以现存南宋印本为依据，对南宋雕版印刷的地方特征和刊工的活动等作了初步探讨。(53)宿白曾对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四种南宋著名的私家书目著录的刻本书的刊印地点做过统计，晁、尤二目著录的刊地合计不足20，赵目超过30，陈目更超过60。《直斋书录解题》共著录图书3096种，标有刊地的175种版本仅占其中的5％强，统计出这60余个刊地，已遍布南方大部分路、州。(54)张秀民考得南宋刻书之地近200处，在《南宋刻书地域表》中列有183处。(55)张秀民《南宋刻书地域考》，对南宋两浙路的临安府、绍兴府、明州、婺州、严州、湖州、平江府，江南路的建康府，四川的成都府、眉山，福建路的福州与建宁府的建安、建阳等地的官府、书坊刻书概况作了论述。(56)
1、两浙路
两浙路的刻书出版业非常繁盛，这是与该地区的地位密切相关的。两浙地区生产发达，经济繁荣，是南宋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学术繁荣，人才辈出，《宋元学案》载南宋两浙状元共23人(南宋状元总数49人)居首位，福建13人居次。据《宋史·宰辅表》统计南宋两浙先后有23人任相，比第二位的福建9人远多。(57)南宋两浙学术文化的繁盛，为图书市场提供了巨大的读者市场，有力地促进了刻书业的发展。大量人口迁入，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批劳动力，也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使得南方优越的自然资源得到较为充分的开发和利用，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而两浙地区盛产纸张，使得刻印书籍可以就地取材，更加促进了刻书业的发展。
南宋都城临安有刻书的传统，而且质量上乘，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北宋监本刊于杭者，殆居泰半。”(58)宋室南迁杭州之后，大批刻书工匠南迁。宿白统计，大约孝宗以后，约12世纪末叶临安府刊刻《仪礼疏》时，使用了160余人的刊工。而大约同时，绍兴府刊刻分量较多的《毛诗正义》用了30多人的刊工，湖州刊刻版数差不多的《北山小集》用了27人。(59)
两浙地方刻书地区有临安和绍兴、吴兴、台州、衢州、婺州、明州、平江府、镇江府、湖州、严州、台州、象山、余姚、括苍等。其分布地点不但有各州府、军的所在地，也有偏僻的小县。南宋时期刻书出版在两浙地区得到普遍发展。
2、福建
南宋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南移，福建地位提高，移民的大量涌入，特别是海外贸易成为重要支柱，福建经济繁荣，已跻身于国内发达行列，这为文化发展提供了直接有利的物质条件。特别是发达的福建教育，官学与私学成为推动文化发展的基础力量。“宋代福建官学(学校)教育出现的一个奇迹就是各州县建立学校达100％，而同期全国各路县学设立的比率仅为44％。”(60)这是福建在两宋掀起三次兴学高潮后的结果，《文化的地理过程分析：福建文化的地域性考察》图2.1“两宋时期福建学校教育地域扩展分布图”，展现了宋代福建学校地域扩展过程的连续画面。第4幅图是南宋所建学校的情况。这一时期建学最主要的特色是福州的不少偏远小县也相继建立学校，有的县刚建成不久便有官学的兴建。原已建立但因处于文化积累较薄弱的边远或过渡地带的一些县学，此时期也得到进一步完善。官学教育的完善对福建私学有重要的榜样和启示意义，社会风气成为支撑私学发展的主要动力。私学与官学共同稳步发展使教育得以深化，私学在数量和质量上为州县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福建在南宋时期人才荟萃，文化高度繁荣。“各种统计不断说明两宋福建人才的涌现与文化地位的显赫：《宋史》所列《儒林传》和《道学传》中闽人17位，居全国第一；‘福建出才子’列为全国第一；两宋进士总数约为28900多人，福建占了近五分之一，居全国第一；《宋元学案》立案学者988人，福建178人，居全国第一；《宋史》闽人位宰辅之职，居全国第三位；《全宋词》福建北宋词人14人，居全国第六位，南宋词人63人，居全国第三，若以著名词人而论，福建29人，亦居全国第三位；《宋诗纪事》福建诗人128位，居全国第二位……至于宋代文献言及福建文化之盛，更是接踵而至，‘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甲于天下’；‘今世之言衣冠文物之盛，必称七闽’，以至朱熹慨然叹曰：‘天旋地转，闽浙反居天下之中。’”(61)
福建采用麻类造麻纸，楮树皮造楮纸，麻藤造藤纸，竹子造竹纸。“竹穰、楮皮、薄藤、厚藤，凡柔软者皆可以制。竹纸出古田、宁德、罗源村落间，楮纸出连江西乡，薄藤纸出侯官赤岸，厚藤纸出永福。”(62)其中楮纸和藤纸是印书的优质纸。福建竹子资源广布于各县山区，竹子出产丰盛的县多达二三十个，如闽北的浦城、崇安、松溪、政和、建瓯、建阳、邵武、泰宁、建宁，闽中的永安、沙县、南平、尤溪、古田，闽西的明溪、连城、清流、宁化、长汀、上杭、武平、永定、龙岩、漳平，闽东的罗源、宁德等产竹都较多。造竹纸所需的原料如石灰、胶汁等易制易得，丰富的原料和辅助材料是福建竹纸得以兴盛的物质基础。造纸业的发达，使刻书可以就地取材，满足需求。福建竹纸的质量在北宋时还很成问题，(63)南宋以后质量大大提高，建阳麻沙本均采用邵武、三明、延平诸地所产的竹纸。而建阳在南宋一跃成为三大刻书中心之一。
教育的兴盛，扩大了对图书的需求，为福建的书籍销售扩大了市场，促进了福建刻书业的发展。建安是南宋重要的刻书中心之一。清叶德辉说：“夫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建安尤以余氏为最。”(64)南宋时期建安不仅坊肆刻书繁多，漕司和郡斋都刊刻书籍。福建官署印书，除福州、建安、泉州这些地方外，宁化、临汀、莆田、福唐、怀安各县，或郡斋，或学宫，都刻印过不同数量的书籍。
3、江南西路和江南东路
江南西路盛产的竹、麻、葛等农产品，都是造纸的优质原料。南宋初期，洪州曾经上供纸张达85万张，“依例分下分宁、武宁、奉新三县收买解州装发。”(65)抚州的萆钞纸也非常有名，《癸辛杂记》中记廖莹中刻书事云：“《九经》本最佳……以抚州萆抄纸、油烟墨印造，其装褫至以泥金为签。”(66)廖莹中选纸独重抚州萆钞，可见此纸胜于他产。造纸业的兴旺为刻书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另外，当时江南西路教育兴盛，书院、书馆遍布，读书人多，文人交往频繁，这也刺激了刻书业的发展。
北部的隆兴(今南昌)，自古以来就是江西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南宋时期是江南西路的治所。东部的抚州刻书种类多，质量精，其中抚州公使库的刻书最为著名。淳熙四年(1177年)抚州公使库招募两浙和本地高安国、高安道等30余名雕刻良工来刻印《六经三传》，是江西较早一次雕印大工程，所刻书籍极为精审，被历代藏书家奉为至宝。除隆兴和抚州外，临川、袁州、吉州、九江等地官府也都刻书。
江南东路位于两浙的外围，在雕版之始深受两浙的影响。乾道年间(1165—1173年)当涂姑熟郡斋所刊的《洪氏集验方》、《伤寒要旨》等医书和淳熙三年(1176年)广德桐川郡斋所刊的《史记集解索隐》主要依赖浙工，(67)宋孝宗以后，江南东路的雕印业发展很快，如淳熙七年至嘉泰四年(1180—1204年)池州所刊刻的几部书，两浙的刊工已经很少，绝大部分是本地刊工。江南东路官府刻书范围也很广，包括建康、宣州、信州、池阳、姑熟、当途、新安等地。
4、四川
四川自古有“天府”之称，经济、文化素称发达。唐末黄巢起义后，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移向成都。加上蜀地木材资源丰富，盛产纸张，自唐以来四川的印刷业就在全国居领先地位。后蜀宰相毋昭裔曾经刻过《初学记》和《文选》。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命宦官张从信在成都刻《大藏经》5048卷，历时12年，不仅带动了当时的印刷业，而且为当地培养了大批刻工和印刷工。
南宋时期，绍兴十四年，“井宪孟为四州漕，始檄诸州学官求当日所颁本。时四川五十余州皆不被兵，书颇有在者，然往往亡缺不全。收合补缀，独少《后魏书》十许卷。最后得宇文季蒙家本，偶有所少者，于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刊行。”(68)“七史”即《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和《周书》。顾廷龙认为，“蜀刻的中心由成都移向眉山大约就在这个时期。”(69)
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成都学署雕印《太平御览》1000卷，动员刻工140余人，规模之大可以想见。蜀刻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唐宋名家的诗文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大抵蜀刻唐六十家集，多异于他处本。”蜀刻唐人集有每半叶11行、12行两个系统，11行本为北宋或南北宋之际所刻，南宋初到中叶，变成12行本，传世的有孟浩然、李长吉、郑守愚、欧阳行周、皇甫持正、许用晦、张承吉、孙可之、司空一鸣等，还有孟东野、元微之、刘文房、陆宣公、权载之、韩昌黎、张文昌、刘梦得、姚少监等残本流传。眉山、成都成为四川的主要刻书中心。
5、其他地区
淮南路的官方刻书多在东西两路的路治扬州、庐州(今合肥)及舒州、高邮几个地方。从《书林清话》所载书籍看，扬州州学、庐州州学、舒州公使库、高邮郡庠都刻过书籍。
荆湖南北两路刻书地包括潭州(今长沙)、江陵、鄂州、全州、沅州、沔阳、邵阳等。
潭州，自唐以来，就是我国中部地区南北交通要道。王阮《代胡仓进圣德惠民诗》云：“乙卯(绍兴五年，1135年)饥荒后，长沙富庶全，纪年四十载，斗米二三钱。县县人烟密，村村景物妍。朱蹄骄柳陌，金镫丽花钿。”(70)南宋时潭州不但经济繁荣，而且文风昌盛，著名理学家张轼、朱熹都曾在岳麓书院主持过讲学活动。刻书形成一种风气，如潭州州学于乾道二年(1166年)刻印了胡安国编集的《二程文集》十五卷，淳熙、庆元(1174—1200年)年间又先后刊行了《程氏遗书》二十五卷和《程氏外书》十二卷，流传广泛，对程朱理学在湖南乃至全国的传播发挥了相当显著的作用。潭州州学刻印的经籍，还有易、书、诗、三礼、孝经、论语、孟子、春秋三传等。
鄂州处在川、浙之间的长江中游，和川、浙的交通极为便利。两浙和成都附近的雕版印刷业发展迅速，鄂州刻书业在很大程度上受着川、浙影响。鄂州在南宋也是纸的产地之一，其中蒲圻生产的纸，质地匀称，“厚薄紧慢皆得中，”(71)是较有名的产品。鄂州公使库于淳熙十四年刻《花间集》十卷。
总之，至南宋后期，刻书出版业在各地已遍地开花，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和造纸业发达的地区，如两浙、福建等地，刻书量和刻书点比较多，相应的偏远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如广南东路、广南西路等地区，则刻书量和刻书点比较少。张秀民《宋孝宗时代刻书述略》对当时刻书地域分布有详尽考述。(72)
三、刻书数量巨大，品类繁多，四部皆有
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为南宋出版业的兴盛提供了技术上的保证，不论是旧籍还是新著，均得以大量且迅速地繁衍传播，既增加了图书的数量，丰富了公私藏书，又刺激了人们著书立说的积极性。由于宋版书佚失严重，尽管学者们做了种种努力，如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宋人别集叙录》、《宋人总集叙录》，要想统计南宋刻书总量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做到。
现在能做的，主要就是通过史志目录、通过南宋的公私藏书，从侧面角度来一窥南宋的刻书量。
靖康之乱后，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存，南宋移都临安后，乃建秘阁省，颁献书之赏，在全国搜访佚阙，于是四方之藏，稍稍复集，日益以富，“当时类次书目，得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宁宗时续书目，又得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盖以宁宗以后史之所未录者，仿前史分经、史、子、集四类而条列之，大凡为书九千八百十九部，十一万九千九百七十二卷”。(73)《宋史·艺文志》所述当时书目、卷数的规模，固然会有相当比例的写本，但不容否认其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刻本。南宋政府藏书数量已经超过以前历代藏书。南宋私人藏书已经形成一种风气，潘美月《宋代藏书家考》“博采史传、郡志，遍搜历代文集、笔记、杂说，兼及于公私簿录”，收录宋代藏书家126人。(71)方建新《宋代私家藏书补录》又增至160人，(75)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搜罗宋代私家藏书达万卷以上的大藏书家214人，约占宋代藏书家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可见当时私家藏书数量之大。(76)南宋私家藏书与北宋私家藏书相比，藏书数量大增，北宋私人藏书一二万卷已属名著一时的藏书家，三四万卷的藏书家更为凤毛麟角，七万卷已到顶峰，而南宋三四万卷的藏书家比比皆是，甚至出现了十余万卷的大藏书家。如此众多的藏书自然是出版物兴盛的结果。
［收稿日期：2012年12月1日］
注释：
①洪迈：《容斋随笔》，《容斋五笔》卷7，《国初文籍》，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908页。
②焦竑：《焦氏笔乘》，《焦氏笔乘续集》卷4，《韩忠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00页。
③魏泰：《东轩笔录》卷3，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0—31页。
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3，《相国寺内万姓交易》，《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19页。
⑤王得臣《麈史》卷中：“予在开封时，长子渝游相国寺，得唐漳州刺史《张登文集》一册六卷。”吴处厚《青箱杂记》卷3：“乡人上官极，累举不第，年及五十方得解，题省试，游相国寺，买诗一册。”张邦基《墨庄漫录》卷2：“魏泰道辅强记(汉宫香方)，面疏以示洪炎玉父，意其失古语，其于相国庭寺中买得古页《子书杂抄》，有此法，改正十字。”朱弁《曲洧旧闻》卷4：“黄鲁直(即黄庭坚)于相国寺得宋子京(即宋祁)《唐史稿》一册归，自是文章日进。”佚名《枫窗小牍》卷下：“余家藏《春秋繁露》，中缺两纸，比从藏书家借对，缺纸皆然，即馆阁订本，亦复尔尔……后从相国寺资圣门，买得抄本，两纸具全，此时欢喜，如得重宝，架橐似为生气。”邵伯温《河南邵氏闻见后录》卷17：“真宗尝问杨大年见《比红儿诗》否？大年失对，每语子孙为恨。后诸孙有得于相国寺庭杂卖故事中者。”
⑥穆修已见前述。荣六郎也在大相国寺开过书铺，刻过《抱朴子》等书。赵宋南渡后，他随之到了临安，继续刻卖图书。他在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所刻《抱朴子》的牌记中说：“旧日东京大相国寺荣六郎家，见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今将京师旧本《抱朴子》内篇校正刊行，的无一字差讹，请四方收书好事君子幸赐藻鉴，绍兴壬申岁六月旦日。”
⑦苏轼：《苏轼文集》卷11，《李氏山房藏书记》，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59页。
⑧罗璧：《识遗》卷1，《成书得书难》，《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10页。
⑨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
⑩严绍璗：《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
(11)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8页。
(12)张大可、王继光主编：《中国历史文献学》，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9页。
(13)李致忠：《宋代刻书述略》，《宁夏图书馆通讯》，1980年第2期，收入《历代刻书考述》，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李致忠：《宋代的刻书机构》，《北京出版史志》第11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笔者也持此观点，见章宏伟：《宋代出版业考述》(上)，《出版史研究》第六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收入《出版文化史论》，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
(14)杨玲：《宋刻研究》，西北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53页。
(15)见姚福申：《中国编辑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方厚枢：《中国出版史话》，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二书均把出版业分为政府主办与民营出版业。此外，高文学的《宋代编辑繁荣的原因》(《河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7期)一文，把宋代编辑出版分为官、家、坊三大系统。
(16)见姚福申：《中国编辑史》第八章第五节，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61—165页。
(17)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6，绍兴三年六月丁未，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122页。
(18)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4，《监本书籍》，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14—115页。
(19)洪迈：《容斋续笔》卷14，《周蜀九经》，载《容斋随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38页。
(20)参阅［日］尾崎康：《正史宋元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89年；潘美月：《南宋重刊九行本七史考》，《故宫图书季刊》第4卷第1期，1973年。
(21)毛居正：《六经正误》，《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57页。
(22)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二九，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4305页。
(23)王应麟：《玉海》卷63，《熙宁太医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98页。
(24)《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在《和剂局方》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和剂局方》是和剂局制售成药时的处方和制剂规范的总结，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由当时名医陈承、裴宗元、陈师文等进行校正而成。《玉海》卷63《熙宁太医局》云：“大观中，陈师文等校正《和剂局方》五卷，一百九十七道，二十一门。”(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98页)此书在绍兴以后，“又有宝庆、淳祐续添诸方”。见李经纬、孙学成编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医家类及续编》，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39页。
(25)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崇儒四，《勘书》，第2237页。
(26)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8，《西湖书院重整书目》，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
(27)黄缙撰：《文献集》卷7，《西湖书院义田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33页。明初，西湖书院内的书板被移入南京国子监，至清初，有个别南宋监本书板还被用于刷印，成为有名的“三朝本”。
(28)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一，第2755页。
(29)《南宋馆阁续录》卷6，《赐书》，载陈骙、佚名撰，张富祥点校：《南宋馆阁录续录》，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22页。
(30)脱脱等：《宋史》卷164，《职官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879页。
(3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第117页。
(32)叶德辉：《书林清话》卷3，《宋司库州军郡府县书院刻本》，北京：中华书局据原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影印，1987年，第61页。
(33)周密：《齐东野语》卷10，《混成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7页。
(34)脱脱等：《宋史》卷165，《职官志五》，第3919页。
(35)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3，《绍兴校定本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86页。
(36)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第149页。
(37)参看罗树宝编著：《中国古代印刷史》第126—129页所列“宋代州、县政府刻印书籍情况(以南宋为主)”，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3年。此表虽然不能反映当时州、县刻书的全貌，但由此可见一斑。
(38)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一，“士大夫家藏书，多失于雠校”，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0页。
(39)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洪景卢编唐绝句》，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0页。
(40)杨青：《南宋官府对刻书业的管理》，山东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41)杨玲：《宋刻研究》，西北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
(42)顾志兴：《浙江出版史研究——中唐五代两宋时期》，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43)江澄波、杜信孚、杜永康编著：《江苏刻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
(44)杜信孚、漆身起编：《江西历代刻书》，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45)杨晏平：《宋代江西的刻书》，《文献》，1991年第3期。
(46)谢永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47)方彦寿：《建阳刻书史》，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
(48)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一，“祖宗置公库以待过客，欲使人无旅寓之叹”，第52页。
(49)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7，《公使库》，第394页。
(50)顾志兴说：“南宋时，两浙东路茶盐司、两浙西路茶盐司、两浙东路安抚使、浙东庾司、浙右漕司、浙西提刑司等省级部门刻书颇多。这些政府机构用公库钱刻的书，统称‘公使库本’。”显然是误解了公使库。见顾志兴撰著《浙江出版史研究——中唐五代两宋时期》，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页。
(51)朱熹：《晦庵集》卷18，《按唐仲友第三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45—352页。
(52)清黎庶昌翻刻宋淳熙八年(1181年)台州公使库大字本《荀子》，收在《古逸丛书》中。该书板心有刻工姓名。
(53)宿白：《南宋的雕版印刷》，《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84—104页。
(54)宿白：《南宋刻本书的激增和刊书地点的扩展——限于四部目录书的著录》，《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第105—110页。
(55)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第59、93—94页。
(56)张秀民：《南宋刻书地域考》，《图书馆》，1961年第3期。
(57)参见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5、142—143页。
(58)参见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序》，《王国维遗书》第12册，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序第1a页。
(59)宿白：《南宋的雕版印刷》，《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第86页。
(60)John.W.Chaffee,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ong China: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转引自林拓：《文化的地理过程分析：福建文化的地域性考察》，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49页。
(61)林拓：《文化的地理过程分析：福建文化的地域性考察》，第47—48页。原文的出处不再过录。所言两宋也不再细分北宋、南宋。
(62)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41，《土俗类三》，收入《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252页。
(63)如蔡襄在福建为官时，禁止手下人用竹纸写作公文，因为“诉讼未决，而案牍已零落，况可存之远久哉！”见蔡襄：《蔡襄全集》卷31，《文房杂评》，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01页。
(64)叶德辉：《书林清话》卷2，《宋建安余氏刻书》，第42—47页。
(65)赵鼎：《忠正德文集》卷2，《乞免上供纸》，《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657页。
(66)周密：《癸辛杂识》，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85页。
(67)宿白：《南宋的雕版印刷》，《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第99页。
(68)叶德辉：《书林清话》卷6，《宋蜀刻七史》，第147页。
(69)顾廷龙：《唐宋蜀刻本简述》，《四川图书馆学报》，1979年第3期。
(70)王阮：《义丰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40页。
(71)陆游：《老学庵笔记》卷2，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9页。
(72)张秀民：《宋孝宗时代刻书述略》，《大公报·图书副刊》，1936年9月155期，同年为《图书馆学季刊》十卷三期转载，收入《张秀民印刷史论文集》，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年。
(73)脱脱等：《宋史》卷202，《艺文志一》，第5033—5034页。
(74)潘美月：《宋代藏书家考》，台北：学海出版社，1980年，第7页。
(75)方建新：《宋代私家藏书补录》，《文献》，1988年第1、2期。
(76)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62—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