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资产：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与发展的新主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线论文,体制改革论文,中国金融论文,资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804(2015)04-0130-10 金融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经过30多年来的金融体制改革实践，中国基本上解决了金融发展中的一些基础性、功能性问题，但从资源配置效率出发，金融市场在空间分布结构、规模结构、功能结构以及治理结构上还存在严重的不平衡，金融体系尚存在诸多问题。为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与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金融改革思路①不同，这次金融改革框架不再是以“机构改革”为核心，而是以“市场建设”为核心，主要强调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金融“市场建设”为什么如此重要以及如何发展，是当前有待进一步厘清的问题。本文将结合中国资产市场中的典型事实，利用国际比较法和资产配置的经济学分析，依据“资产短缺”理论假说，对中国金融资产的供求关系和金融“市场建设”的关键进行剖析。我们认为，金融资产供给是今后一段时间金融体制改革与发展的新主线。 一、资产选择的基本逻辑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82元增长到2014年的46531元，增长了120倍。同时，人均储蓄增长势头更猛，从1978年的22元增长到2014年的35809元，增长了1626倍。②根据国民经济核算恒等式“收入=消费+储蓄”，如果说消费反映的是人们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那么储蓄则对应着人们保值增值的需求。只要一个国家储蓄量增长，就代表人们对具有保值增值功能的资产的需求在放大。按照2008SNA的分类，总资产可划分为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实物资产)，其中金融资产包括货币市场工具、固定收入证券、权益证券和金融衍生品，实物资产主要包括黄金、房地产、收藏品、家庭耐用品等。人们对保值增值的需求自然面临着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之间的选择。 (一)资产结构：国际比较
表1给出了2005-2012年中国家庭资产分布的时序值。从表中可以看到，5类资产总体演进态势呈现出规律性的增长，而且，各资产变量增长速率相当，占总资产的比重也较为稳定，其中金融资产占总资产比重基本处于33%～38%之间，而房地产占比最高，处于58%～64%之间。这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调研结果较为一致，后者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中指出，2011年家庭资产结构中房产占70%，2013年城镇家庭多套房拥有率已达到18.6%，2014年3月多套房拥有率进一步攀升至21.0%。可以看出，房地产已成为中国家庭资产主力。
表2给出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家庭和非营利组织的资产结构分布动态。从表中可以发现，自1980年以来美国各项资产时序值伴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上升呈现上涨趋势，即使各资产增长速度存在高低，但30年来资产结构分布一直处于稳定状态。虽然房地产在实物资产中占比最大，但在总资产中，金融资产规模一直处于绝对优势，其比重达到60%～70%，而实物资产占比只有30%～40%。毋庸置疑，金融资产是美国家庭的主要资产标的，这与中国当前的资产结构形成鲜明差异。 中国和美国处于不同的收入阶段，中国家庭资产以房地产等实物资产为主，而美国这样的高收入国家则以金融资产为主。能否这样认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的资产选择有着从实物资产向金融资产移动的趋势？Arrondel和Lefebvre(2001)关于法国居民资产组合的研究就提出了这一看法，他们分析发现，随着收入的增长，居民投资房产的概率呈倒U型：低收入家庭更喜欢投资房产，而对富有家庭而言，可转让的证券更具有吸引力。③中国学者陈斌开和李涛通过对北京、辽宁、河北等12个省级行政区的41个市(区、县)进行家庭金融状况调查分析后也有同样发现，即收入越高的家庭拥有金融资产的概率越高。④ 从上述分析来看，中国居民储蓄的不断增长，以及中国经济步入中等收入新阶段，实质上孕育了巨大的对金融资产的需求，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发展必须围绕着满足这一需求进行。 (二)房地产资产配置的经济学分析 房地产是实物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以房地产为例，进一步分析居民资产选择有着随收入提高而从实物资产向金融资产转移的趋势。 自1998年福利分房改革以来，中国房价一路上升，国内民众普遍认为房地产是一种好的投资标的。支持这一观点的因素主要有三：第一，从商品稀缺性来看，市场定价的基本准则“物以稀为贵”，是经典的投资哲学。土地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特别是在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大趋势下，城市拓展与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愈发激烈，土地的稀缺性也日益突出。土地作为房地产开发的基本要素，其价格的预期上涨促使开发成本增加，房地产预期价格也会受之推动出现上涨。第二，从投资的现实性来看，目前我国投资渠道相对有限，而从我国历史数据出发，房地产的价格增长趋势促使公众相信其是一个相对稳健的投资品。第三，从基础价格的支撑来看，房地产对居民个人而言，是具有投资属性的消费品，一方面，房地产可以提供长期的居住服务；另一方面，房地产可以产生租金。稳定的服务流或收入流促使房产投资具备了一定的基本面支撑，降低了房产投资的风险。 但作为投资标的，房地产也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投资门槛太高，不适合普通投资者。房地产从实物层面来说不具有可分割性，单件的交易价格较大，对于普通的家庭而言，可能需要投入其一生的收入。 第二，投资的社会成本大。房地产作为投资的标的，相当于投资对应的实物形态的载体，而金融资产，例如股票，主要依托于虚拟载体，这意味着房产和金融资产的制造成本不可相提并论。而且，住房一经竣工，其资产就开始随着不断的折旧而发生贬值，这也构成了房地产投资的一种成本，这种成本显然是社会资源的一种耗散。 第三，虽然不同性质房产的流动性存在差别，但整体上房地产相对于金融资产，不仅存在交易标的不易分割的问题，而且在交易过程中存在手续复杂、上缴税费等种种麻烦，流动性差，变现能力较弱。 第四，将房地产作为最为重要的投资标的，易形成“房价绑架社会稳定”的风险。一般来说，商品市场中，当市场价格高于均衡价格时会出现超额供给，超额供给促使价格向均衡水平回归，价格和产量的波动会逐渐减小，市场均衡过程呈蛛网式收敛。而在投资品市场中，当市场价格高于均衡价格时，投资品的预期价格反而会上升，需求规模也相应扩大。此时，投资品表现出“越涨越买”的吉芬商品特性，市场竞价过程呈蛛网式发散。这就是说，如果把房地产作为居民资产配置的主要标的，房地产主要充当的是投资品属性，其价格的波动就可能是蛛网式发散的。但对大多数中低收入者而言，房地产是他们生活的必需品，价格的大涨大跌必然会影响到这个群体的利益，甚至会引发社会问题，生成“房价绑架社会稳定”的风险。 第五，房产投资容易形成资源的低效配置甚至是浪费。把房产作为投资品，关注的是房地产价格的走势，在价格增长产生的收益预期远远大于租金收益时，房屋的空置就会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种行为显然是一种资源的低效配置甚至是浪费。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13年，城镇住宅整体空置率达到22.4%；房价租金比越高的地区，空置比例越高。房价租金比每上升10个百分点，空置比例上升0.6个百分点。⑤国际上，欧盟2004年住房空置调查显示各国平均空置率为9.5%，日本2008年的空置率为13.1%，美国2000年至今的空置率则一直介于1%至3%，同时，中国香港地区的住房空置率最近几年都低于5%。⑥相较之下，以房产为主要投资品的中国，空置率远超过其他国家或地区。从金融层面看，截至2013年8月，空置住房已占据了4.2万亿的住房贷款余额，空置住房的资产价值在有空置住房家庭总资产中的比重为34.4%，在城镇所有家庭总资产中的比重为11.8%。⑦ 综上所述，将房地产作为满足家庭长期资产需求的最重要投资标的是不适宜的，这不仅是由于房地产市场本身存在周期性波动，而且因为房地产等实物资产作为重要的资产配置时，会产生市场配置低效和失效问题。目前中国以房地产为主的资产结构分布将会发生变化，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金融资产更适合作为资产保值增值需求的主要投资标的。由此，分析中国金融资产市场供求关系，以明晰现有资产分布中潜在的问题是必要的。 二、中国金融资产的短缺 (一)“资产短缺”假说 2006年，卡巴雷罗(Caballero)提出了“资产短缺”假说⑧。该假说基于对金融资产市场供求的宏观视角分析，提出金融资产市场也存在均衡问题：当金融资产需求与资产供应相等时，市场实现了均衡；而当资产供应难以赶上资产需求时，则会出现金融资产的短缺。其中，金融资产供给是由资产的基础价值与资产的泡沫价值构成，其基础价值取决于未来净收益流的累计贴现额；而金融资产需求是由经济体的价值储存需要与抵押需要构成，其价值储存需求取决于一国经济发展程度和居民储蓄水平，抵押需求则取决于经济体内金融业的发达程度。 值得说明的是，在金融资产需求中，筹资人的金融抵押需求类型会因所处的金融业发展阶段差异而出现不同。在经济体内金融业极不发达时，受限于安全性金融资产供给的严重不足，筹资人普遍存在对实物资产的抵押需求；当经济体内金融业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时，出于方便债权人对风险控制的需要，不仅筹资人会产生对金融资产的抵押需求，而且这种需求规模往往也会高于筹资人对资金的需求规模，即筹资人存在净抵押金融资产的需求。只有当经济体内金融业高度发达并且孕育出各种可以用来冲销风险的机会时，金融资产相关的抵押需求才会被降低，即资金需求者有可能成为净抵押金融资产的创造者。 (二)我国金融资产短缺指数的测度 Chen & Imam(2013)继卡巴雷罗提出理论假说之后，较早地构建资产短缺指数，并以此对41个新兴国家1995-2008年间的资产短缺情况进行了测度。⑨其提出的资产短缺指标如下：
其中，S为国内储蓄，表示国内潜在的资产需求；B为国内市场债券发行额，E为国内市场股票发行额，L为国内市场贷款发行额，ΔD为短期存款变化，NPFA为国内投资者对外国资产净购买，五者共同反映资产供给能力。若指数值AS大于0，表明经济体出现了资产短缺，指数值越大，资产短缺程度越深。指数中NPFA项，兼顾了国内投资者的境外投资和境外投资者的国内投资双重活动的影响，狭义上看，是对本土资产市场供求缺口的一种填补，可能难以真实反映一国国内的财富创造与其价值贮藏工具创造间的不匹配程度。而如果从一个大国开放经济体角度出发，本国资产短缺的判断就需要考虑国际资产市场的净需求因素。由此，我们将分别从不考虑国际资产流动和考虑开放条件两个方面，对中国金融资产短缺发展趋势进行判断。
图1 不考虑国际资产流动时中国1978-2013年金融资产短缺指数趋势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国家统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 图1给出了不考虑国际资产流动时中国1978-2013年金融资产短缺指数趋势，不难发现，1994年是中国资产供求形势变动的一道分水岭。1994年之前，资产短缺指数虽然存在正负波动，但总体处于零值之下。1994年后，资产短缺指数一直位于零值之上，中国进入了资产短缺阶段。1997年指数达到了11.41%，2007年创历史新高，接近17.40%，2009年为8.26%。
图2 开放条件下中国1997-2012年金融资产短缺指数趋势 备注：资产短缺指数中“对国际资产的净购买”项，是由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证券投资”、“其它投资”以及“错误与遗漏”三个项目的借方余额累计额测算而来。数据源自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中国债券信息网以及中国经济信息网。 图2给出了开放条件下中国1997-2012年金融资产短缺指数的趋势，不难发现，除2002年和2009年两个年度内分别存在“资产过剩”外，其他各年度内中国一直存在“资产短缺”，可以说，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之后，即使考虑国际资产市场的影响，中国也进入了资产短缺阶段。 结合两种指数测度结果，可以得出，目前中国金融资产供求关系呈“资产短缺”状态。实际上，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存在着一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经济现象：商品短缺。当时，整个社会物质产品和服务的供应能力远远低于人们对其的需求，甚至消费结构中的生存需求也难以得到保证。改革开放特别是1994年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商品供给能力大为提升，从根本上扭转了商品大范围短缺的格局。但同时因长期财富积累所派生出的大量资产需求，在面临国内资产供求的弱利率弹性、利率管制以及由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所带来的高交易费用等资产市场失灵时，难以得到满足，中国已由过去的商品短缺阶段进入当前的资产短缺阶段。⑩ (三)我国资产短缺的因素分析 为进一步探析引发中国资产短缺的因素，构建如下协整回归模型：
其中，
为开放条件下的中国金融资产短缺指数，
为引发中国资产短缺的因素向量，包括滞后一期资产短缺指数、实际GDP增长率、金融资产供给因素、美国实际利率、金融危机虚拟变量，β为系数向量，α为常数项，
为误差项。利用上述变量对2002-2011年季度数据进行协整分析。 回归结果(11)表明，可以将影响中国资产短缺的因素归结为以下三个层面：(1)需求因素：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引发的资产需求扩张。实际GDP增长率与资产短缺程度在10%显著水平上正相关，实际GDP增长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会引起资产短缺程度相应增加约0.83个百分点。(2)供给因素：国内金融发展严重滞后难以提供充足的资产供给。限于国内数据收集问题，以戈德史密斯指标为代表的金融供给变量系数显著性水平不高，但在疏通储蓄向投资、消费转化方面，金融发展的积极作用早已不容否认。Caballero、Farhi和Gourinchas(2006，2008)的研究也表明，金融发展滞后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经济面临资产短缺困扰的主要因素之一。(13)(3)惯性因素：金融资产供求失衡状态自动调节速度较慢。在1%的水平上，滞后一期的资产短缺程度与当前的资产短缺程度显著正相关，且滞后一期的资产短缺程度每上升1%将会引起当前的资产短缺程度相应上升约0.43%。 结合以上三个层面因素，可以得出，从根本上缓解资产短缺压力、消除资产短缺现象，关键就是要大力发展金融体系，提高金融资产供给，尤其是增强优质金融资产的供给能力。也就是说，与商品短缺阶段金融业发展的重点是增加产品的生产能力、丰富商品和服务的供给不同，在资产短缺阶段，金融业发展重点在于增进金融资产的生产能力、改善金融资产供给和价值储藏服务。因此，供给金融资产是下一阶段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新主线。 三、金融资产供给路径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给出了较为权威的资产界定，他们认为资产是一特定主体因为过去的交易或事项而形成的，并为主体拥有或控制的、可能的未来经济利益。类似地，金融资产作为价值形态存在的资产，主要包括信用资产(如贷款合同、债券)、权益资产(如股票、基金)和衍生资产(如期货、期权)等多种形式，具体指一切代表未来收益或资产合法要求权的凭证，体现了索取未来经济利益的权益。由此，金融资产供应量
可表示为经济体内总资产未来产出流现值之和
转化而来的可交易资产规模，即金融资产供给方程式
，其中的δ为
中可被证券化的比例。本文将结合金融资产供给方程式，对如何缓解资产短缺压力、提高资产供给能力进行分析。 (一)GDP导向转为国民财富导向 未来产出流的现值
是金融资产供应的来源，决定于一国拥有的生产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规模。其中，生产资本可称为产品资本或人造资本，是机械设备、建筑物和城市土地(包括基础设施)的总和；社会资本是维系社会存在、运行和发展的制度关系、组织规范和信息结构等无形财富的总和。1995年，世界银行将国民财富核算为生产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加总。由此，从金融资产供应来源来看，提高一国金融资产的供给能力，关键是转变经济运行的导向，即以国民财富作为导向，通过提升一国的国民财富来保障稳定的资产供给来源。 这就是说，一个国家能供给多少金融资产最终取决于未来产出流的现值，即国民财富。为解决资产短缺这一新阶段的新问题，中国经济运行应该从GDP导向转为国民财富导向。为此，我们必须关注国民财富导向与现有的GDP导向所存在的显著区别：第一，国民财富是未来收益的现值，也是未来社会福利实现的基础，考察的是不确定的未来，而GDP是当前生产能力的结果，考量的是现实的现在。不同于GDP的现值测度法无须考虑GDP实现的方式，对财富的测度需要考察财富生产过程能否被公众接受，能否促成公众对未来产生稳定良好的预期收益流。这既要求生产财富过程中的规则是既定的、透明的，也要求其过程是透明的，还要求结果必须有法律保障。第二，财富是存量概念，GDP是流量概念，GDP和财富不一定同步增加。当人们用劳动和现有财富生产GDP时，如果产出价值大于全部耗费成本(包括有市场和无市场)，财富就会增加，否则，财富就会减少。比如，生产化工品时，将污水排入江河，污染河水，杀死鱼类，或者将污水注入地下，毁坏地下水资源，这样尽管GDP上升，但国民财富大大减少。再如，把盖的楼、修的路毁掉，重新盖、重新修，拆楼、挖路创造GDP，新盖楼修新路也创造GDP，但财富未必增长，因为原有的财富被毁掉了。第三，GDP增长与财富积累不一定协同。近年来中国国家净资产的增加额持续小于当年GDP，以2010年为例，净资产增加额较GDP少7.5万亿元(13)。这意味着并不是全部的GDP都形成了真正的财富积累，GDP的增长质量存在问题。除此之外，在国家总资产中，存货占比急剧上升，反映出产能过剩的严峻现实；在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总资产结构中，存货和应收账款占比稳步上升，分别由2007年的15%和6.6%升至目前的20%和8%。(14) (二)金融大发展：实现金融的转型 可证券化比例δ反映了金融资产供给来源的转化效率，其值越大，转化效率越高。如何提高这一转化效率，不仅要求提升金融产品的技术效率，更需要金融的大发展。金融大发展一方面可以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弱化信息不完全对交易行为的影响，直接促成更多融资交易的达成；另一方面可以动员更多储蓄，降低交易费用，进而降低利率水平，通过调整资产价格来激励筹资行为，间接地增加金融资产供应。但是，金融大发展不仅仅是放松金融管制、加大金融的市场化运行，更重要的是要实现金融的转型，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明确金融功能的定位。中国已从过去的“商品短缺”阶段进入了目前的“资产短缺”时期，经济运行和发展方式发生了改变，金融业发展的侧重点也应随之调整，以更有效地提高金融资产供给能力。在商品短缺阶段，金融业发展的重点是筹集资金，组织生产，增加产品供给；在资产短缺时期，金融业发展的重点是供应优质资产，提供价值储藏服务，由此金融资产的流动性、价值保值增值性成为重要的服务内容。 2.推动金融结构转型。与发达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金融结构相对比较落后和失衡。根据相关数据，高收入发达国家的直接融资比重在20年前就已经达到了60%，近年来一直攀升至70%，其中美国市场化程度最高，达到82%，即使以传统的商业银行为主导的日本、德国，其直接融资比重也超过了70%；发展中国家从20年以前的40%左右逐渐上升为现在的66%，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只有42%，间接融资仍是中国最为重要的融资方式。(15)中国以银行为绝对主导的金融结构，在满足资金需求运行中表现出明显的弊端：一方面，在所动员起来的资金期限上偏短，随着工业化深入发展、城镇化不断推进，难以满足社会对长期资金的需求，容易形成严重的期限错配，进而成为引发中国各类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根源之一；另一方面，在向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时只能以债务的方式展开，这导致中国非金融企业获取股权性资金的渠道相当狭窄，形成权益错配，在推高微观主体负债率的同时，也为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带来了债务率提高和杠杆率飙升的风险。 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的背景下，金融结构转型的方向是构建创新型金融体系。从企业形态出发，经济新常态中预期将会有更多的创新创业、小微企业涌现。但实际上高科技创新、创业型企业经常遭遇抵押物贷款瓶颈，相关项目在收益—风险组合上通常表现为有很大概率出现很低的收益甚至亏损，且只有小的概率出现较高收益，因此在利用债务型融资工具时很有局限性。与债务型融资模式不同，权益型融资模式可形成投资者对剩余利益的索取权，比较适宜那些几乎没有抵押物但增长更快、风险更高、盈利也更丰厚的创新性项目。但当前中国这类融资规模较小，月均融资规模1万多亿中股权类融资不到200亿元，其他都是债务类融资，这显然不利于经济体的创新。由此，有必要进一步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从而促进构建新型金融体系，实现金融转型。 3.促进商业银行的转型。资产短缺阶段，中国特殊金融结构的转型，并不是不要商业银行，而是引导、鼓励其实现转型。目前来看，中国商业银行的转型方向可以有三： 第一，合理增加信贷资产及其相关衍生产品供给。作为商业银行的主要盈利来源，信贷行为并不是简单的放水，而是一个资产创造过程，例如信贷是非标准化产品初级资产的创造，而信贷资产的证券化则是二级资产的创造。那么，合理地发展信贷业务及相关衍生业务，可以有效地增强经济体金融资产供给能力，进而降低我国金融资产短缺程度。 第二，调整银行单一发展战略，提高资本市场业务介入程度。从收入结构看，虽然银行的非利息收入有所增长，但利息收入占比仍很高，例如2014年工商银行与招商银行利息收入占比仍处于67%～75%水平。(16)从利润结构看，虽然商业银行多样化、差异性的盈利模式已初步形成，但金融市场利润占比仍较低。以业务均衡性较好的民生银行为例，2013年其公司、零售、金融市场利润占比分别为49.01%、27.3%和18.4%。(17)鉴于此，转变过于单一的发展战略，提高资产市场盈利能力，对于商业银行形成比较竞争优势、优化金融市场结构有着重要意义。 第三，提升资产管理能力。当前中国银行业主要采用资产组合的分散化投资，但分散化投资组合在面临整体市场下跌的系统性风险时便无能为力。系统性风险的化解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减少引发系统风险的因素，另一方面加强资产管理能力建设，运用对抗系统性风险工具，例如期货、期权和对冲。对于微观个体而言，商业银行在第二方面更有作为，从横向上看，可将业务从传统的股票和债券市场向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延伸；从纵向上看，可根据资产管理收益包括Alpha和Beta收益，培养和组建全方位的资产管理人才，有效形成获得积极收益Alpha的能力和获得市场收益Beta的能力。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居民资产投资组合的重心有从实物资产向金融资产转移的趋势，这意味着伴随着财富的增长，从理论上说，中国居民投资组合中的金融资产比例将逐渐提高。然而，基于资产短缺理论，我们利用中国数据构建资产短缺指数，发现近年来中国已进入资产短缺阶段，即金融资产创造难以满足对金融资产的需求。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中国金融资产短缺的影响因素分析可知，缓解资产短缺问题的根本在于增强金融资产的供给能力。为满足经济高速增长伴生的居民金融资产需求，未来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与发展须围绕资产供给而展开，这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主线。当然，增强金融资产的供给能力不是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要循序渐进。根据金融资产供给方程式的含义，提高金融资产供给的关键是从GDP导向型发展方式转为财富导向型发展方式，并有效促进金融转型，实现金融的大发展。 ①十四届三中全会报告关于金融改革的主要措施是：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建立政策性银行，实行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分离；发展商业性银行，规范与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等等。 ②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 ③Arrondel,L.and Lefebvre,B.,"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Motives in Housing Wealth Accumulation:A French Study",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Vol.50,2001,pp.112～137. ④陈斌开、李涛：《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现状与成因研究》，《经济研究》2011年增1期。 ⑤数据来源：《城镇住房空置率及住房市场发展趋势研究报告》，2014年6月26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网站：http://chfs.swufe.edu.cn/ListPage/Detail?Detailid=309。 ⑥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⑦数据来源：《城镇住房空置率及住房市场发展趋势研究报告》，2014年6月26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网站：http://chfs.swufe.edu.cn/ListPage/Detail?Detailid=309。 ⑧Caballero,R.J.,"On the Macroeconomics of Asset Shortage",The Role of Money-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2006,p.272. ⑨Chen,J.and Imam,P.,"Causes of Asset Shortages in Emerging Markets",Review of Development Finance,Vol.3,2013,pp.22～40. ⑩范从来、刘绍保、刘德溯：《中国资产短缺状况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年第2期。 (11)范从来、刘绍保、刘德溯：《中国资产短缺影响因素研究——理论及经验证据》，《金融研究》2013年第5期。 (12)Caballero,R.J.,Farhi,E.and Gourinchas,P.O.,"An Equilibrium Model of 'Global Imbalances' and Low Interest Rates",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No.w11996,2006; Caballero,R.J.,Farhi,E.and Gourinchas,P.O.,"Financial Crash,Commodity Prices,and Global Imbalances",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No.1,2008. (13)《社科院：我国GDP中有不少是无效的》，2013年12月23日，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n/203/1223/c1001-23923709.html。 (14)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15)数据来源：第九届证券市场年会中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的发言，2013年11月29日，中国证券网：http://news.cnstock.com/news/sns_zxk/201311/2827513.htm。 (16)资料来源：工商银行和招商银行2014年年报。 (17)数据来源：《股份制上市银行形成六大差异化发展格局》，2014年7月14日，中国证券网：http://news.cnstock.com/news/sns_jr/201407/30976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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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资产：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与发展的新主线_金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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