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跃进》：商业化的阶级表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叫论文,阶级论文,刘跃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阶级叙事
大城市中的农民工形象，在电影中出现，并且成为主角，这样的安排，似乎已经预先奠定了一种新鲜的意识形态旨趣。片名中的“我”字，又似乎要建立起给农民工以主体地位的叙事口吻。但是，纵观全片，这种主体的所有意识形态基础并没有坚实地矗立起来。
大量的奔跑与追逐情节，大升降、大推拉运动镜头在反差巨大的空间里的转换，以及对不同空间内人、物的本相描摹和平行剪辑，使影片从一开始就展现了一种“大叙事”的气魄。这些影像用一种熟悉而便利的语法似乎隐藏一个阶级差别的习惯性叙述于其中。
但以阶级来结构主题的传统，在近几十年的中国电影中已经实质性生地遭到摒弃，阶级作为影像现实，仍然处于一种有待重新激活的状态。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阶级叙事在“去阶级化”的电影史中逐渐失去了效力。同时，商业电影所标榜的城市消费主义，已不再能支撑一个传统的电影经验可激发的与阶级有关的大众认同反应。因此，“刘跃进”的形象跃然于银幕之上，在主流观众的视野里，并不必然成为一个与阶级有关的新事物。在票价六七十元的多厅影院，他唤起的至多是一个对草根的梦想和遭遇的认同，而非对阶级社会的批判。在经过几十年的改制之后，中国电影目前的商业体制，已经为“去阶级化”的电影叙事准备了适宜的物质环境基础。商业电影的娱乐主功能已经确立，商业电影体制必然与主流意识形态结成相得益彰的稳定关系。在制作人、创作者和观众之间已经基本达成了商业电影的意识形态协约。
尽管现实主义作为中国电影的传统之一，在面对“阶层化”的社会现实时，可能有某种艺术表达的冲动，但商业电影体制巨大的吞噬和改写能力，必然扭曲许多真正的艺术表达。我们看到电影在借助阶级叙事传统的套路开篇之后，并无意于深入揭示刘跃进作为一个阶级之一员的特性。在大幅度地甩开这个“故技”之后，电影开始了一种更为诱人的、更具商业缘的故事讲述和意义探索。“刘跃进”的形象，便不再具有农民工主体的代表性，也不具备为其伸张的意义。他只是一张大网上的一个交叉点。电影的更大的抱负是描绘这个时代的横剖面。人物繁多，职业、生计形形色色。上至高官、巨贾，下至小偷、流浪者，各色社会个体与组织，令人眼花缭乱的自在众生和“生物多样性”。他们各怀其技，各行其道。
影片似乎实现了恩格斯所谓的“莎士比亚化”，没有囿于固有的观念，展现了丰富的现实信息、扑面而来的现实人物关系。刘跃进是主角，却并未统帅全剧的意义表达。在人物关系的生态中，作者摒弃了阶级框架，代之以“狼与羊”的社会生物链。这种弱肉强食的资本世界的大规则，成为了作者解释现实世界真理的主要工具，也成为了结构整个叙事的框架。
在“狼与羊”的社会生物链中，刘跃进所在的下层与房产大鳄和银行高官所在的上层差别显著。作者对生物链下层不乏同情，但仅止于一般的人道主义同情。在大千世界中，生物链下层世界的丰富与精彩程度，在主流观众的视野里，远逊于生物链上层的生活，虽然刘跃进的苦闷与愁烦与观众心有戚戚焉。电影中所展现的刘跃进的生存状态具有与其贫乏相对应的简单，换句话说，在商业电影体制内，刘跃进的生活景象没有多少“卖点”。但是，作为生物链上层的高官、巨贾，其生活的丰富与复杂程度令人瞠目结舌、目不暇接，他们拥有权力与阴谋，拥有名目繁多的机会与人生享受。借由娱乐精神的掩护，影片突破了近年来中国现实题材电影中的暴露和影射力度。那个细小的U盘所隐藏的生物链上层生活内容，更容易激起影院观众的窥视欲。剧中与官僚勾结的房产大鳄在剧末神秘逃脱，使得影片所展露的权力阴谋只是冰山一角。刘跃进回乡后被权贵集团继续追索，可以勾起观众对权力背后深不可测的腐败和危险的无限的想象。刘跃进的现实命运相对于这股神秘力量而言，几乎微不足道。他束手就擒的无奈和惶惑背后，是神秘力量及其潜规则的不可撼动。
这个有着香车、美女的食物链上层世界，以及这种世界的潜在危险，正符合多数人在影院体制内窥视的欲望。而刘跃进形象尽管能够引起主流观众一般性的同情，却很难激起大众欲望和梦想的投射。他毫不具备成功人士的形象定位，也无缘成为从下层跃入上层的草根明星。纵观全片，作者对生物链上层的用力暴露显然强于对民工阶层生活的描绘。这根源于两种生活形态完全不同的娱乐价值。在现有的影院体制里，导演对观众欲望的揣摩，必然影响到对主题的选择和提炼，娱乐的价值权衡也无疑会影响并改写道德认同的方向。
众生相观
叙事重心在社会接受层面的偏移必然淡化影像的“两极”暗示。但真正确定影片意义的是一种无“差别心”的众生相观。这部电影拥有对大千世界多样世态的描摹视野，“清明上河图”一般的表现趣味。影片规避了与阶级有关的审美旧径，削低了刘跃进所代表的底层社会在阶级叙事中可能拥有的天然道德高度，而着意展露了这个社会整体性的无稽和无序。影片展现的社会正是一个“去结构化”的社会。作者在对生物链上层高官巨贾的罕见阴谋进行饶有兴味的描绘之后，对生物链下层链环的民工阶层也采取了非道德化的视角。
刘跃进的生存状态，在作者抽去了与阶级有关的故有描述之后，剩余的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存在主义个体。那一首由流行歌星创作并演唱的“呀咿哟”无词之歌，在电影叙事中是重要的结构手段。它既出现在刘跃进无助难耐的生活场景，也出现在高官们因腐败和阴谋败露而被捕的场面。听起来像是“压抑哟”——不像是下层在压抑下的呐喊和号叫，更像是笼罩大都会的后现代的情怀抒发。这首歌在稀释了故事特定的社会性之后，转换成了人生普适的“苦闷的象征”。刘跃进的个人生活信息被充分的“去阶级化”后，也被“去社会化”。剧中几次通过他人之口，调侃刘的生活失败来源于个人没本事，因为“老婆被人抢了”而变成了一个倒霉蛋，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任何社会体制方面的原因对刘跃进个人命运的影响。他拥有大都会中与芸芸众生一样的苦闷与孤独，也像大都会里的人一样被异化。他不信任、不同情，拒绝与任何人为伍；也不被信任、不被同情，不见容于环境。他混迹于大都会中，丧失了类的社会规定性。即便在同阶层人群里，丝毫也看不出联合的情谊，连父子、朋友之间的联系都多以金钱为纽带。相互欺骗、相互倾轧却成为他生活中常规的人际关系。一旦摆脱困境，他甚至会对前来继续追命的上层贵妇大发同情，夸赞那位陷他于灾难中的房产商为好人。作者为他刻意匹配的发廊女老板曼丽，是刘跃进最主要的社会关系之一。但在这“劳工的爱情”里，作者又刻意加入了足量细节，展现了刘跃进的生物本能。影片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所谓“黑色幽默”片断，是鸭棚地痞以剥掉女友上衣来威胁强迫刘说出U盘下落。正当刘痛不欲生时，意外瞥见女友的假胸，他停止挣扎，满脸惊愕，脱口而出一声惊呼：“假的！”刚才为女友可以拼命的义气和为女友即将受辱感到的愤怒与恐惧，顿时变得滑稽。作者用这声惊呼，无非暗示刘跃进在紧急关口，迸发出的道德感仍被他的生物属性压倒。在这一刻，对道德脆弱性的揭示并没有反向地激发道德的力量。貌似嘲弄了社会整体性生的虚伪，其实也无情消解了平民道德的某种底线。幽默固然幽默，但这种“人性”细节强加过甚，它远远避开类的规定性，也使人物失去了他的社会依托。
刘跃进这样的农民工绝少有和生物链上层发生现实关联的可能性，他只能依靠作者编造的偶然性无意间闯入这个社会的政治核心。所以，在叙事策略上，影片用一个寻找的母题来串联各色人等。如果说刘跃进失去的6万元欠条透露出他作为个体在私德方面的萎缩，那么，他在发现载有上层阴谋的U盘并了解其内容之后，其单纯的避祸本能，显示了他作为社会人的公德意识匮乏。而刘跃进的私德与公德被作者有意解除而全面匮乏，以及他社会联系的赤贫状态，正是为了构造一个“孤独个体”。作者还执著地把人物放置在狼与羊的丛林世界，因而，电影中的社会完全是一个“去结构化”的社会。白道、黑道、红道次第出场，各种势力的争斗和博弈，可谓雾里看花，难分真假强弱，尤其在片尾刘跃进在摆脱危险后回到家乡，又重新遭到追杀，更可以看出作者激进而悲观的社会观。在围绕U盘所发生的追杀与逃逸中，在错综复杂的关系链条中，刘跃进与房产商之间真实的社会关系被搁置、遗忘，连欠薪的问题也在追逃中遗落。戏剧的核心仿佛只停留在一次意外所引发的灭顶之灾。
那个作为主旋律遗迹的卧底警察，其亦正亦邪的行为举止，又是一个“去结构化”的画龙点睛之笔。用一个在《疯狂的石头》里成功扮演盗窃团伙头目而被主流观众熟知的演员来扮演一个警察，不仅仅是一个噱头，更有可能是导演潜心筹划的“创意”。房产大鳄的神秘逃脱，以及刘跃进最终继续被追索，解构了这位卧底警察的“最后一分钟营救”，也使得国家机器匡扶正义与公平的主旋律表述濒于险境。他的形迹无异于生物链上的其他链环。
刘跃进面对又一轮致命的追索时，影片以他茫然失措的面部大特写作结。他在这九死一生的避祸逃生中，竟然没有获得一点关于自我或周遭环境的新知识。他的茫然失措贯穿影片始终，成为这部有着较高商业抱负的电影令人失望的败笔。《疯狂的石头》的男主人公在电影结束时，重新敛起平民道德的尊严，对令国有资产流失的不合理体制进行了象征性生的回击。此后，难言之疾不治自愈，象征良善价值的玉石摆脱商业世界的价值衡量，重新成为普通人的珍贵情感信物—主人公的“俄狄浦斯轨迹”清晰动人。而刘跃进的精神茫然自始至终没有变化，他发现了U盘的问题，却没有发现自己命运的问题。他的精神没有成长。他最终成了一个没有“力量”的人。这也是刘跃进的形象难以引起主流观众认同的原因之一。电影的英文译名“遗失与发现”，也因此成了空洞的提挈。这正是作者“去结构化”社会观的必然后果。
历史本质
整部电影体现出作者对大时代的记录雄心：林林总总的新生人类，鱼龙潜跃的混杂百态。在这个丛林世界里，作者似乎对“猫有猫道、蛇有蛇道”的万类霜天津津乐道。由于作者主动、实质性地放弃了“大叙事”的眼光，而用一种对“盛世人性”的讽喻取代，因而，影片的基调很自然地滑入了对转型中国众生相的把玩甚至猎奇的心态。这样的世界观和社会观，以及这种把玩心态，阻断了作者对大时代历史本质的探究，而仅停留在对万千世态的表层记录，未能试图揭示众生态下面的更深一层的社会脉络，传达转型社会复杂世态的历史本质。
大都市农民工的活动和日常生活实践背后，其实有着重大社会事件作背景。全球化及其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影响，正是与农民工有关的结构性事实背后的一个重大社会事件。影片展露的农民工刘跃进的生活完全被刻意地“私人化”，而与他有关的社会生活也被刻意地“去结构化”。影片选择的“狼与羊”的社会生物链作为主题的结构框架，与当下中国趋附的全球化当代体制倒是十分合拍，而这转型社会内部的变迁逻辑，用社会进化论的腔调来形容和概括，难免失之于简单。刘跃进被描绘成丛林竞争的失败者，他的茫然无助近于乞怜，他的“不愤怒”其实源于作者“不愤怒”。对“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的描述，表面上看来搁置了价值评判，其实只是透露出作者对现有社会秩序几分暧昧的犬儒心态。几位有很高媒体曝光率的业界成功人士的“友情出演”，无疑加重了这种“不问是非”的把玩心态的意识形态效果。
孤独个人面对困境奋力挣扎，似乎成了超越时空的普遍人性，这种美学趣味是好莱坞式的。用这种方法来描写当代的中国农民工，刘跃进的形象就难免“小资化”。这里需要的不仅仅是人道主义的关怀，还需要对于社会结构变迁过程的体察。在当前社会转型期，中国社会经历着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农民进城务工，成为他们为了生存或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做出的一种适应性生反应，并进一步转化为一种主体性生的行为。曾有个导演在记录农民工坐火车外出务工时，冲动地把这条艰辛的求生之路称为“希望之路”。这种判断的潜在前提是对全球化经济体制无保留的认同和无根据的乐观。2008年春节广州火车站的民工潮，拷问了人们对与农民工有关的社会结构的想象和评价。关于底层的影像不在于戏份的多少，重要的是戏份的真实道德力量。这考验着艺术家深入观察和理性判断的能力。套用一句老话，这是一个需要现实主义并产生现实主义的年代。而如果艺术家抱守着时髦的(其实已经过时的)世界观和社会观，正是一种思想上不够独立和敏锐的表现。有人习惯于把某些作品缺乏对现实真实关系的敏感，好心理解为作者为了规避体制下的表达风险而有意采取的叙事策略。照此逻辑，对时代众生相的把玩心态，也可能是一种尖锐社会表达的伪装。这种“善解人意”可能为社会表达的片面和肤浅开脱，对这个时代的现实主义美学成长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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